“性骚扰”成独立案由一周年，打破沉默更容易了吗？
这是独立案由缺失导致的一个困局。
案由不同，聚焦的问题也会有差异。比如在以名誉权纠纷为案由的案件中，法院的关注点主要是原告的名誉是否被损坏；因而如果性骚扰事件未被散布，受害者原告的名誉可能会被判定为未受损害，即便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存在，受害者仍可能会因为名誉权未被侵害而输掉官司。
刘丽的代理律师之一、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莹认为，独立案由的确立可以让性骚扰议题更为聚焦，也更有助于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有些当事人不知道怎么起诉，你去起诉，法院告知你没有这样的案由。你会发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性骚扰很难去起诉，案件特别少。我想有了案由后，可以起到鼓励当事人站出来的作用。”
举证仍是一道坎
性骚扰纠纷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即便独立案由的确立为受害者扫除了踏入法庭的第一道障碍，在实际诉讼过程中，良好的开端并不意味着收获了一半的成功。
受害者仍需面对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向法官证明自己确实遭到了性骚扰。
从过去的判决结果来看，这一环节的失败率很高。在澎湃新闻检索的109份判决书中，受害者为原告且法院曾对性骚扰事实存在与否展开过讨论的案件，共16起；其中10起被认定为性骚扰不成立，70%由“举证不足”所致。
从下图中不难发现，“口头陈述”是最高频的举证方式。尤其在触碰式的性骚扰中，很少有受害者可以提供“口头陈述”之外的有力证据。
举证难由性骚扰行为的发生条件所致。性骚扰事件大多在两人独处于私密空间时发生，通常事发突然，极易因缺少目击者或受害人无法及时保留现场证据（如录音、录像），而导致证据缺失。
“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很多当事人站出来，但又很难走上法律诉讼的道路，最后反而成为被告的一个原因。”李莹认为这是一件遗憾的事。
但没有现场证据并不意味着证据永远缺失。刘丽的经历，是一个成功示例。
2015年夏天的某日，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猛，前往温江工作站探望刘丽，并在两人独处时拥抱了她。本以为是礼节性的拥抱却变了质，刘猛长时间未松手，还搂住了刘丽的腰部。
现场没有第三人、没有录音、没有录像。不过刘丽挣脱刘猛后给对方发送的警告，事发后她向一天公益领导进行的投诉，公开举报刘猛性骚扰后收到的刘猛道歉电话和微信聊天记录，经过公证，最终都成为了刘丽指认性骚扰行为真实存在的证据。
“你如果没有证据，也是可以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重新获得证据，不一定有当时的录音录像，对方承认、对方认可，你及时地把证据保存、及时公证，最后都会对你提起诉讼有很好的帮助。”李莹告诉澎湃新闻，只要证据是真实的、获取途径是合法的，同时与性骚扰事件存在关联性，即可使用。
2019年12月初，上海财经大学性骚扰事件受害者推动校方有力惩处涉事教师的事例，也印证了李莹的说法。事发现场对话以及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都证实了猥亵行为的存在。
性骚扰的判定标准，仍很模糊
一个仍未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性骚扰？
尽管早在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已写入“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规定，但至今，我国法律对性骚扰仍未给出过明确的定义。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在我们翻阅的判决书中，几乎找不到法官对“性骚扰”的概念界定。
一些地方性法规尝试探讨过这个问题。比如现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的第三十三条显示：“禁止违背妇女意志，以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违背妇女意志”也是刘猛案中法官界定性骚扰事实的依据之一。法官认为刘猛的拥抱“超出了一般性、礼节性交往的范畴，带有明显的性暗示，违背了原告刘丽的意志，并对原告造成了精神伤害”，因而构成了对刘丽的性骚扰。
但并非所有法官都会考虑受害人的意志。比如，在我们翻阅的受害者为原告、判决结果为性骚扰不成立的3个案件中，法官给出“不构成性骚扰”的理由是被告行为的严重程度未达到性骚扰级别。
惩戒性骚扰者，公开道歉就够了吗？
刘丽虽在一审中获胜，但法院驳回了其精神赔偿诉求。
这一点出乎刘丽和两位代理律师的预料。尽管道歉也是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之一，但李莹认为，对于性骚扰事件对刘丽人生的影响而言，“光道歉是不够的”。
性骚扰事件发生前，刘丽是一名社工，并已成功申请社工方向研究生，且决定在公益界施展抱负。如今，她虽完成了研究生学业，但已放弃公益梦，改行进入了咨询行业。
性骚扰带给受害者的人生伤害，在法庭上，是难以被完整呈现及精准量化的。
李莹关注性骚扰案件已有十余年。2005年，“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后，她是当时“京城第一性骚扰案”中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在厦门大学吴春明案中，她也是受害人的代理律师。
“做了那么多的性骚扰案件，我发现，基本上所有案件的受害人都没有好的结果。你会发现他们的身心都出了问题。”李莹告诉澎湃新闻。
根据她的观察，那些勇敢站上法庭的女性，被分手、被离婚，是常态；情况严重者，已无法继续正常人的生活。她代理的一名女性因性骚扰事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障碍症，一天内，“洗手要洗几十次”，但最终所获的精神赔偿只有两万元。
尽管在独立案由尚未确立的阶段，对于性骚扰事实被认定的案件，法院判定赔偿大多取决于整个案件是否胜诉；但对比受害人的诉求和最终的赔偿金额，不难发现，赔偿金远低于预期是常态。
2019年，反性骚扰的进程似乎有了一些进步。
但细究前文所述问题的进展，你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即便是以胜利者身份为人所知的刘丽，也尚未获得最终的胜利：一审胜诉后，被告刘猛一方决定反诉，案子目前仍在二审中。
一审前后，因备受质疑，刘丽曾表示希望进行实名指认；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向大众和质疑者们证实，性骚扰事件是真实存在的。
但李莹提出了反对。她认为一旦实名，受害人将完全暴露在众口之下，可能迎来的影响是无法想象的。
独立案由的确立或许能为更多的受害人增添勇气、鼓励其走上法庭，但在呼吁这个群体打破沉默之时，司法系统和整个社会都应认真评估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已做足准备，以公正、平等的姿态应对他们的诉求。
澎湃新闻记者 徐雪晴 张婧冉 实习生 王绪静 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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