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 | 空间人文视野下的景观史研究

本文梳理了“空间人文”的发展历程，强调了GIS应用所带来的新思路与技术发展，已经可以通过以空间化和数量化的手段对史前与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与人之间的互动这类“非定量”的时空现象进行有效的分析与表述，进而从新的角度讨论“景观”和“场所”。从多个基于GIS技术的景观史研究案例出发，就“文本与档案的标注与再现”、“景观与空间的认知描述”、“景观中所表达的社会与权力的分析”等几个层面，讨论“空间人文”带来的景观史研究的新途径。并呼应学界新近提出的“深度制图”概念，对超越GIS传统方法对景观史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从“数字人文”到“空间人文”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作为进入21世纪后才正式发端的一种研究取向[1]，很多本领域的学者仍旧倾向于暂时不必刻意地清晰界定其内涵与外延[2]，但一般认为对于“数字文化”本体这一新命题在人文领域的考量、以及应用“数字技术”及其新的方法论对于传统人文问题的研究，是“数字人文”学术内容的两个主要方面[3]。Susan Hockey教授将数字人文溯源于20世纪中叶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4]，对于文本与档案的研究始终占“数字人文”领域极大的比重。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个人电脑的普及与网络的出现，世界各地均开始致力于文物、档案的数字化，并建置各式资料库。“人文计算”的对象也从电子文本逐步扩展到超文本、图像、视频、音频、数字地图、网页、虚拟现实、三维模型等多种媒介，涉足的内容也从文学扩展到历史、音乐、艺术等多个领域[1]。目前在欧美以及东亚各地，众多高校、研究团队亦或是企业数十载致力于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数字人文的研究，已获得颇多的成果。大陆地区虽起步较晚，却有丰富且不可比拟的数据资源，亟待丰富发展案例学习和理论的探讨。近几年来随着内地若干高校组建的数字人文研究机构和一系列学术会议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加之与台湾地区以及海外汉学界的密切互动，中国大陆的“数字人文”研究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较之“数字人文”，“空间人文（spatial humanities）”的发展线索远没有如此清晰。“空间人文”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学者之一David Bodenhamer教授给了“空间人文”如下的定义——“空间人文是对地理以及构筑的空间与文化、社会间交互影响的明确认识。融合了传统上对声音、经验、文本、图像等差异的关注、以及系统化的模型分析和虚拟现实等方式的分析与传达，动态地连接了时间、空间和文化”[5]p22。字面上看“空间人文”似乎可以认为是“数字人文”在“空间化”方向的发展，或者是以“数字人文”方法解决空间问题，但实际上，“空间人文”拥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语境，在史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中也有各自的发展脉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数字人文”平行的一种学术取向。

二十世纪中后叶在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风潮，对于人文研究中空间问题的拓展作用是很多学者的共识[6-7]。在“空间转向”中，社会科学对城市、景观（landscapes）、场所（place）等研究对象的重新认识和解读[7-8]，既是这一风潮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其影响产生的结果。空间的概念不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地域空间，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是赋予了人类社会及文化意义的自然与人文综合景观和场所[9]。空间人文以地图为空间语言，使用地理学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来探索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并依托新兴的计算方法，使用空间分析与空间可视化为手段展示时空与人文的静态格局和动态变迁，进而揭示景观在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表达（social expression）的媒介”意义[10]。

“空间人文”、HGIS与景观史学研究

对于社会史的关注和“新史学”范式下的新问题，是在欧美历史学领域中实现前述“空间转向”过程中的重要动力[11]。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学是整个社会理论的多个维度上和不同领域的基础[12]。近年来，地理信息系统（GIS）作为新的技术发展，为从地理学——或者说从“空间”——的角度研究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由于GIS的一方面在计算能力上满足了空间研究的要求，同时在另一方面其强大的分析能力更能够协助研究者发现新的问题[7, 12]，GIS的引入使得向“空间转向”下多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位权威空间人文学者Ian Gregory教授对“空间人文”的定义也强调了这一地理学技术的应用，认为GIS“拓展了对于过去与当下人类文化地理的新知识”[13]pxv。

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或曰“历史地理信息科学”）简称HGIS（Historical GIS），是于1990年代中期出现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研究历史问题的新领域。近十年来，HGIS在史学研究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类型是遵循量化的社会科学与社会史范式，以GIS的计算能力发展对新问题的讨论和新的历史叙事方法；另一中是是拓展HGIS应对新的学术资源和知识，特别是在传统意义上的定性资源、或者是在不适合定量分析的情形下，以全新的角度解答研究问题和发现新的研究问题[12]。前者一般被认为狭义上的HGIS，并可能将来会为“空间史学（spatial history）”这一说法所取代[13]。而后者则较之前者来说更具有普适性，在学术分野中实际上打破了社会史的领域，向其他人文科学领域拓展成为“人文GIS（humanities GIS）”，并进一步奠定了“空间人文”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基础[13]。

《欧洲景观公约（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将景观定义为“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是被人类所认知的，其特质的产生是因采取的行动与自然和人为因素相互影响所导致的结果”[14]p4，并将城市也视为景观的一部分[14]。景观是有人类活动出现的、有边界的空间的本质，其关键因素是人类活动和周围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在时间语境内，较之“环境史”等说法，“景观史”一词更能体现其富含旧大陆人文主义传统的本意。景观史与城市史研究本身多是从空间视角进行，也是近年来HGIS强调关注地理与环境的历史研究范式的重要体现[15]。通过以空间化和数量化的手段对史前与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与人（包括居住者、旅行者、以及想象者等）之间的互动这类“非定量”的时空现象进行有效的分析与表述，从中发现仅籍传统手段难以了解的现象，是“空间人文”作为历史人文新技艺、针对“景观”这一空间属性和地理属性明显的研究对象的独特优势

空间人文方法的景观史研究

如何应用GIS的空间、计算和可视化能力，解释景观的时空变化问题，目前已经有了很多优秀的案例。从科学问题到技术应用，大致归类可以分为“文本与档案的标注与再现”、“景观与空间的认知描述”、“景观中所表达的社会与权力的分析”等深度上循序渐进的几个相互关联方向。

3.1 文本与档案的标注与再现

文本的标注、挖掘与分析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起点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随着分析方法的多元化，文本信息的时空属性随着可视化能力的增强和GIS技术的普及，逐渐成为历史文本语义表达中的热点。将收集的档案、数据、文本进行数字化记录与表现，并建立为结构化的数据库，是从HGIS产生以来的最常见做法，其中不乏使用对地表覆盖、用地、生态环境等景观物理变迁的文字描述和地图等客观记录进行空间映射的案例。近年来随着对人文与社会关注的增强，档案中所记录的人物个体与群体在景观空间中的行为成为另一重要主题。利用历史文本中记录的人物及其活动的时间、地点信息，比如游历、任职、轨迹记录以及相关时空点上的事件、作品等等，提取位置描述词语赋予空间定位来可视化历史行为。这类数据库与可视化结果往往用网络互动地图来表示，例如近来引起广泛公众关注的由王兆鹏教授主持、依托“搜韵”古诗词数据体系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16]。这一互动地图记录了151位唐宋著名诗人的一生行迹与创作诗文的时间地点，不仅直观可视在某一历史地点多位诗人所创作的诗词佳句，也可视某一诗人一生的迁徙轨迹例如诗人柳宗元（图1）。这一平台整合时间、地点与事件（诗词），更立体地展现历史文化的时空关系。

图1 柳宗元一生行迹的可视化（图片来源：改绘自参考文献[16]）

另一类研究则具备“数字人文”研究的传统脉络，从单一的作品中进行人工化时空标记或从自动文本分析中提取空间信息，呈现历史文本中所体现出的时空节点与脉络。这类研究既有例如HESTIA项目中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真实世界记录的展现与分析[17]，也有针对在文学作品中被映射世界的例子——如叙述但丁的《神曲》中三个篇章中所描绘的世界的“但丁地图（Mapping Dante）”[18]（图2）。该项目将《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堂篇》分别所提及的地点映射于历史地图上，频率热力图体现了某一地点被描绘的次数和文本叙事的内容与空间的关系[18]。

图2 但丁《神曲》中三个篇章——《地狱篇（Inferno）》（INF）、《炼狱篇（Purgatorio）》（PUR）、和《天堂篇（Paradiso）》（PAR）所述及的地点标记及频率热力图（图片来源：改绘自参考文献[18]）

3.2 景观与空间的认知描述

严格来说，3.1中所述及的空间人文记录与可视化并不是真正的景观史研究，但作数据基础的确为景观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撑与新的理解视角。例如在大陆地区相对较少为人知的台湾罗凤珠教授的唐代诗词文学地理GIS研究问题中，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历史景观对诗人成长与作品的影响[19]；而“搜韵——诗词地理”[20]系列仍停留在数据库与可视化的初期阶段——虽然王兆鹏教授提及了“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支撑这类研究与讨论的可能[21]，但并未得见相关学术表述。遵循“数字人文”的线索，文学地理无疑是空间人文中重要一个分支。基于文本计算与文本分析的数字化文学地图制图是文学地理学的新兴研究领域，旨在清晰的呈现这类复杂的真实与虚构交织的空间。文学地图制图不单单是将历史文本或文学文本中提及的地理位置映射在地理空间中，还提取文本中对场所的记录、描述、感知与认知的内容。对于文学作品中的事件、环境意向与地理空间的相互映射、以及事件维度上的变化是近年来文本——空间研究的重要话题。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ürich）从2006年开始的“欧洲文学地图集（A Literary Atlas of Europe）”研究即是一个典型例子，从数字化文本的语义可视化呈现以了解小说中的空间真实与虚构的交互情况[22]。Ian Gregory教授领导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空间人文小组的“英国湖区文学地图（Mapping Lake District Literature）”项目，利用多位作者描绘湖区的80余部作品中的文字与对环境的描绘与互动，在更集中的空间尺度和三个世纪跨度的时间尺度上分析了分析了自17世纪早期到19世纪末的湖区的历史与文化景观[23]（图3）。文学地理讨论人与空间的关系，支持从人的视角自下而上的对城市和景观进行历史叙事，为从新的视角解读景观历史提供了学术基础。

图3. 英国湖区文集作品中所描述各种类型的景观地点热度图：左：“如画的（picturesque）”；中：“优美的（beautiful）”；右：“崇高的（sublime）”（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4]）

现象学理论作为景观解释的基本方法之一，认为对景观的感知、理解与评价跟与个体的背景、经验更为密切。对历史进程中的景观也是将其置于整体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认为历史景观是人类社会在世（being-in-the-world）经验的复制与重建[25]。这与一般环境史方法更多地从物化的角度解读景观有所不同，必然更多地涉及个体感知或以共性化认知建构而成的景观。Nicholas Bauch团队的“幻化沙漠（Enchanting the Desert）”项目，即使在空间人文研究重镇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空间历史项目（Spatial History Project）”中也显得卓尔不群——它使用商业摄影师Henry G. Peabody在1899至1930年间拍摄的43张大峡谷照片，以多媒体电子书的形式用照片对大峡谷的文化历史进行空间叙述，并基于GIS分析的行走路径与可视域互动地图为核心整合文字、音频、历史文献等资料，还原并再现Peabody旅行中拍摄感知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历史事件[26]（图4）。区别于简单地对描述性的地理信息进行空间与文本映射，该项目还整合了学者对单张影像以及行旅路径整体的空间可视域的计算分析和据此而进行的图片解析和个体活动分析，并将本套旅行影像置于当时的社会文化与地域背景中进行深度解读，这一将原始数据、史实信息可视化、数字技术解析融为一体的多媒体电子书使用创新手段对历史文献进行重现与分析，是通过空间人文方法解读多元历史文本的范例，不仅仅为读者带来对历史景观本身更为全面和富有细节的了解，更揭示了照片背后隐含的历史语境下对景观的感知与认知。

图4. “幻化沙漠”互动电子书（图片来源：参考文献[26]）

3.3 景观中所表达的社会与权力的分析

无论是文本与档案的空间映射还是人对环境的认知和感知，都还只是停留在描述历史现象层面，而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权力的解释则需要进一步的挖掘探索。“空间人文”的核心假设认为时空现象之下，“作为场所或景观的空间，… …显示了过去社会的权力分配”[6]p2-3。一方面空间作为纯粹的环境影响人在其中的行为，另一方面空间作为符号表达思想、礼仪、权力等，此二者均是从空间转化为具有社会与权力意义的场所的途径，可以通过行为研究和体验性的研究方法 (experiential approaches) 、抑或结构主义角度的符号解释来分析[27]。

HGIS巨擘Anne Knowles教授的早期成名作是根据一系列历史档案，在GIS系统中重建了美国南北战争的军事转折点——葛底斯堡（Gettysburg）之役的景观环境，其中重要的研究问题之一是讨论南军统帅罗伯特·李（Robert E. Lee）将军在进行一系列重大战役决策时，能否在当时缺乏对战场环境的前期了解和详细军事地图的条件下、在葛底斯堡十分开阔的郊野环境中以视觉观察洞悉整个战场的空间和局势[28-29]（图5）。该系统通过可视域（viewshed）分析、VR全景影像复原等技术方法[30]获取了大量全新的历史体验信息[6]，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中对历史地图精度数据的特殊要求、和对李将军及其麾下的联盟军重要执行指挥官James Longstreet将军的指挥部与军事行动位置、以及联邦军多个防御工事地点的可视范围的详细计算，无不体现出通过数字技术把握这一历史景观独特细节之后、将对这一战役因果关系进行全新解读的问题导向与史学雄心[29]。

图5. 关于李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的可视性分析

左：李将军在路德神学院穹顶上观察的可视域地图，三处白色圆形及橄榄形图案区域为先前历史学者所认为的李将军在此处观察的可见区域，底图为1874年历史地形图（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1]）；右：基于ESRI Story Maps时空可视化平台所展示的李将军做出令联盟军死伤惨重的“皮克特冲锋（Pickett’s Charge）”决策当时的战场可视域地图，平台并可同步显示计算机模拟的三维全景景观（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2]）

类似于Knowles教授的葛底斯堡研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深受现象学影响的景观考古学（landscape archaeology）也坚持使用GIS可视性分析配合成本表面 (cost-surface)计算，模拟景观行为与体验，解读史前或历史时期居民与景观的交互关系。此二者被称为认知景观和数字化场所（digital places）[33]分析历史与文化景观的实践的“双生工具”[34]——例如 Scott Madry[35-36]和Tyler Bell[35]等学者据此判断行动道路与山上城堡遗址之间的关系，以便研究者能从新的角度更深入总结道路位置的营建逻辑，并进一步对道路空间承载的诸如贸易和居住等社会文化功能及其在城镇、区域生活中的整体地位作出阐释。另一个有趣的结合案例见于Frank Krist的研究，反其道而行之用成本表面复原驯鹿的迁徙路径，随后用古印第安人聚落对这些路径的可视性关系来阐释聚落择地和空间控制造就渔猎生活的社会系统问题[38]。对于历史与考古景观及空间符号礼仪性、宗教性的解释，更是这类计算性方法被引入旧大陆考古学研究的初衷。典型的例子可见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关于秘鲁纳斯卡线（Nasca Lines）的综合研究，其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这些遗迹的传统认识——它们更多是作为礼仪性活动的舞台、而非以独立的景观纪念物[39]（图6）。这两种GIS分析方法都是在阐释人类的空间体验和经验如何决定人类个体或群体在景观中自处和移动，进而确定社会或人文意义上的空间——即“场所”[40]。这类充满后过程主义（post-processualism）考古学意味的景观研究在早年曾被地理学纳入“空间综合社会学”的发展线索[41]，现在看来其现象学的脉络更贴近于“空间人文”的发展语境。

图6 左：对秘鲁帕尔帕（Palpa）地区的纳斯卡线与周边景观点的视觉关系分析，并未显示出图形介入周边景观的特殊规划考虑（图片来源：参考文献[39]p334）；右：于螺旋形纳斯卡线上进行的礼仪仪式示意，人的活动也增强了该设施在景观中的表现力度（图片来源：参考文献[42]p3）

结论

前文讨论了空间人文视角下以问题为导向的景观史研究的若干案例，揭示出以GIS为技术核心、对非量化类的研究带给历史解读的新材料、新视角和新观点的确难以从其他传统方法获取。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学者提出的科学问题不断深化，使得空间人文景观史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都循序渐进，从简单的“文本与档案的标注与再现”到“景观与空间的认知描述”，再进一步进行“景观中所表达的社会与权力的分析”，是研究内容由表及里、从现象记录、描述到分析本质的过程，由单线程的文本到地图（历史空间）的映射发展成为多线程的复杂历史叙事网络。换言之，空间人文相关技术与方法可以开发任一景观史研究原始材料，基于科学问题和科学假设的前提，在对这些原始材料进行数字化与空间化的基础上揭示隐含的景观史现象，并进一步进行解读与阐释，是为依据上述三个层级逐步实现空间人文视野下景观史研究的过程。上文在“社会与权力的分析”中所列举的两个例子，也都具备前期严格的数据采集与历史地图或历史环境复原和数据库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达到深层的现象展示和社会、人文解读。

相对于“空间历史”的取向，“空间人文”关注于人及其背后的社会与空间的互动，这一方法带来的潜力可能推动景观史和城市史等空间研究的新范式的形成。Bodenhamer 教授进一步提出了“深度制图（deep mapping）”的概念[43]，利用数字和空间技术进行“空间叙事（spatial narratives）”，在技术上“超越书面语言和严格论证的线性约束……提供……一个开放的、可视的、体验性的空间，使用者沉浸在虚拟世界中，叙事的不确定性、含糊性和偶然性揭示时间和空间与社会互动是如何相互影响的”[6]p11-12。随着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等相关概念在空间人文学中的相互融合、以及GIS在技术上结合定量与定性数据的进一步成熟，多维度和动态的多图层“深度制图”概念超越了GIS的传统方法，将情感与体验在地理空间中展现以讨论“场所”成为可能。从这一角度出发，诸如景观变迁与个体行为与感知变化的关系、景观环境所承载的集体记忆、景观空间环境对社会人际网络的影响、景观空间形态与社会结构与礼仪活动的建构等人与环境双向互动中的非量化类问题，在空间人文的视野和研究方法下呈现出极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数字化研究材料和技术的的完善，景观史专业学者能够更好地提出研究问题、并依据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拓展新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模型，籍以深化本领域的研究。

何捷   HE Jie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数字化设计研究所副主任

袁梦   YUAN Meng

硕士研究生/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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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徐力恒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张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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