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数字人文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兴起 ——以北美文学研究学科史为中心的文献学考察（中）
姜文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校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博士，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漫长的18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印刷文化与情感研究，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数字人文。联系方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310058。电子邮件：wjiang0425@zju.edu.cn。
数字人文，及其组织机构和简单起源：人文计算，校勘学
数字人文范围之广、变化之快、涉及内容之多，使得数字人文难以被简单地界定。斯坦福大学英语系弗兰克•莫雷蒂教授（Franco Moretti）针对文学研究中居于统治地位数十年的“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在2000年提出了一个叫作“远读（distant reading）”的方法[1]。这被认为是“数字人文”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发生发展一个转折点。莫雷蒂也由此被认为是数字人文的代表人物。他在《洛杉矶书评》（LARB）“数字人文”栏目的访谈中认为，这个名字本身已经概括不了目前的实际情势，“‘数字人文’这个短语没有任何内涵。” [2]事实确乎如此。马里兰大学英文系的马修•克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教授在他发表于2010年的《什么是数字人文，及其在英文系的任务》一文中认为，“什么是数字人文”这个题目已经成了一种写作文类，评论者们针对该问题有很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同一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有不同的观点。[3]
数字人文的起源问题也很复杂。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是“人文学计算应用（Humanities Computing）。”[4]如果说“数字人文”这个术语及相关学术组织机构的诞生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那么，人文研究中对于计算机的使用，则要久远得多。许多谈数字人文历史的学者都会提到耶稣会罗伯特•布萨（Roberto Busa，1913-2011）神父。他从1949年开始，在IBM公司的帮助之下，为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的著作编制索引，持续了三十多年。1980年代，计算的方法开始成为词典编纂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这对柯林斯（Collins）公司的词典产品及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20卷本的编纂都发挥了很大作用。[5]之后，人文学计算的方法由图书馆及其他附属人员来完成。这些工作人员并非是学校的研究人员，主要是为了帮助教授们使用计算机开展研究，与正式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相比，是二等的工作。[6]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得到改变，以2005年“数字人文研究组织联盟”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的成立为标识。
在这个脉络下，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兼大学图书馆主任约翰•安斯沃斯（John Unsworth）被认为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始作俑者之一。安斯沃斯从名字起源的角度回忆说，这个术语（digital humanities）真正起源于和安德鲁•麦克内利（Andrew McNeillie）的谈话中。麦克内利是最初为布莱克韦尔（Blackwell）出版社出版《数字人文指南》（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的征稿编辑。在讨论书的名称的时候，雷蒙德•西门斯（Ray［mond Siemens］）想用当时比较普遍使用的术语，《人文学计算指南》（A Companion to Humanities Computing）作为书名；而布莱克韦尔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和销售人员想使用《数字化的人文研究指南》（Companion to Digitized Humanities）作为书名。安斯沃斯就建议使用《数字人文指南》，这样就使得重点不再是简单的数字化。[7]
数字人文文学研究兴起的另外一个背景是文学文化和历史研究中的“校勘学”（textual studies）。“校勘学”指研究文本物质史的“书籍史”研究，比如书籍的流传、阅读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个人审美；也指文本评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版本目录校勘学，即文本的整理、校订和出版。从学术传统上来讲，校勘学属于语文学（philology）的一部分。查德•威尔蒙的研究认为“人文主义者关于阅读和书籍的怀疑与假设在18世纪晚期的德国古典语文学中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顶峰。”[8]这与当时文本可以在技术上较为容易地印刷生产关系密切。印刷和流传的文本增多了，就产生了“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必要性。事实上，威尔蒙教授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谈到如今数字时代大量的数据信息会产生新的研究方法以及知识论意义上的改变，这与德国19世纪晚期历史学家、时任普鲁士科学院院长的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所施行的“大人文（big humanities）”有许多相似之处。“大人文”涉及组织上百名学者对古希腊拉丁铭文等的收集、整理和校订。蒙森的同时代人称这样大规模的、类似于工厂形式的学术活动为“工业化”的学术模式。这种模式促成了现代化学者形象的产生，也产生了现代的知识伦理。在这种普鲁士国家及科学院资金资助的大型校勘学学术项目中，个体学者的重要性减弱了，他并不再能把握具体的历史事实与知识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学术项目需要参与的学者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知识和情感欲望，学者需要规范自我的主观意志，投入到历史纪实材料的收集整理之中。学者不再是牧师一样的意义的掌握者和解释者，更多是单调乏味的机械性收集整理工作。学术项目规模越大，个体参与学者的辛勤和才智也会更不重要，就越需要学术机构的稳定性，这样才能保障项目的最后完成。它所培养的学术品质和技能更多与组织管理相关，项目组织者替换了阐释和批判的大师。[9]
校勘目录学和数字人文学术研究之间的确存在着可比性。具体到文学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的研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罗米•麦根（Jerome McGann）教授。他认为文学研究要吸收目录校勘学有关作者意图观念的讨论，并提出不仅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就连文本本身的物质性存在也是不确定的。1990年，麦根教授开始建立一个有关英国19世纪诗人和画家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的网上数据库，将罗塞蒂所有的手稿、素描、绘画等整理出来，并放置在互联网络上。为了解决罗塞蒂学术计划中的许多技术问题，本来是属于辅助性工作的“人文计算”在弗吉尼亚大学学院内部的地位得到了提升。[10]弗吉尼亚大学分别于1999年和2002-2002年举办了“人文学计算是大学学科吗？”（“Is Humanities Computing an Academic Discipline”）和“数字人文课程研讨班”（“Digital Humanities Curriculum Seminar”）两个重要的学术研讨会，正式地将人文计算塑造为数字人文，并将目录校勘等有关文本的学术工作定义为它主要的内容。这些研讨会主要由三位学者组织，包括英文系的麦根教授，人文计算的先驱性人物约翰•安斯沃斯（John Unsworth）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系的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教授。参加这些研讨会的人员中，有许多后来成为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史蒂文•拉姆塞（Steven Ramsay）、马修•克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本特尼•诺维斯基（Benthany Nowviskie）。这些研讨会认同了科学与技术中历史、社会、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技术和管理也属于人文知识的范畴。这就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人文知识的定义。[11]在21世纪，这一在数字媒体深入日常社会生活并成为研究型大学学术研究必要部分的历史时刻，弗吉尼亚大学的这些学术会议及其所推动的人文知识生产的方向性转型，在今天看起依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就人文学科生产内部以及广义上的社会文化政治而言，“数字人文”研究的背景也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的传统密切相关。在1960年代，理论批评在美国各个大学英语系的教学和研究中很流行，“新批评”学派的“作者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观念深入人心。“新批评”阵营的威廉姆•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和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在1946年提出，阐释文学作品的时候，作者本来的意图不相关，文学文本才是重要的，文本之外的一切（包括作者）都只会对阐释活动造成干扰。[12]作者对于所创造的文本意义没有唯一的解释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这与当时民权运动中所普遍主张的平等、颠覆权威等社会文化主张不谋而合。在这样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弗吉尼亚大学邀请了著名的阐释学家E.D.赫施（E. D. Hirsch, 1928-）教授来校任教。赫施教授坚持传统的阐释学研究路向，坚持强调作者原意的权威，有意批评当时文本阐释的随意性和相对性，从而抵制文学和当代社会问题的关联性研究。赫施教授的观点当时流行的新批评观念和理论文本批评格格不入，更与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政治化方向截然相反。赫施教授所主张的传统阐释学使得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成为抵抗抽象的法国文学理论的重镇。这些与下文所要谈到的文化研究之后数字人文的兴起有关系。
数字人文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赫施所坚持的较为传统的校勘学路径和文学文化研究方向是从文化政治的理论角度对美国人文及社会学科中文化研究转向的一种批评。事实上，文学研究内部也对泛文化研究倾向有一些反思和批评。纽约大学英文系研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克里夫•希斯金（Clifford Siskin）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文系研究英国18世纪小说的威廉姆•沃纳（ William B. Warner）教授在美国现代语文协会会刊（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职业》（Profession）杂志上合作发表了《停止文化研究》（“Stopping Cultural Studies”）一文。[13]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代表性，在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广泛。
希斯金和沃纳教授是北美文学研究方面有影响的学者，他们对于文化研究的批评起自于对何为“文化”的语义学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问题在于这里的“文化”有双重的意思：一是总体意义上的，指的是“所有人类活动和思想的全体”；一指的是这总体性之下的某个类别的人类活动，体现为人文、美术专门性质的题材方面。这使得“文化研究”的实践像是一种蹦极运动，其学科性始终成为一个问题。他们将这个“文化”的双重涵义从语义学方面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西欧。 这两位教授对于文化研究之后的其它各种学术潮流（比如，“理论之后、”“新纯文学、”“新传记”及“文学与其它”等）也充满了批评。对他们来说，“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在18世纪英文中语义上发生的变化与“文化”两重涵义的发生较为相似：一方面是指“学识或知识修养，”另一方面是指近代意义上的某些写作文类之内的、文学研究范围所要包括的书写。他们认为，这种双重语义的历史性出现是一种称为“印刷文化”的近代媒体技术革命引发的。19世纪初期英文系能够成为人文大系就是因为其是书写技术革命和日常社会之间的某种媒介。[14]他们认为21世纪英文系依然应该在技术书写（包括宽泛意义上的涉及各种媒体和感官的阅读）与社会之间发挥媒介的作用。18世纪以来的印刷文化主导的社会时代已经渐进尾声，而今日的社会已经被电子、数字及算法（algorithmic）媒体等再度媒介化了。如果之前英文系以及文学研究注重的是印刷文本及其引发的种种社会机制，那么现在的方向就应该是研究多种媒体之间的关系、数字媒体算法的应用及其带来的相应的社会机制的转变。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所关注的并不是文化研究学派所特意强调的文化生产和流传过程中的政治、阶层或者身份的问题，而是技术及其引起的文化与社会的改变问题，尤其体现在整个近代化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学科、机构等社会机制问题方面。作为近代文学研究者，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与本文开始所提到的麦克卢汉、瓦尔特•翁以及韩秉珠等所关心的是一样的：近代文学及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不仅仅具有人们所赋予的想像性与虚构性属性，而是更多地涉及到近代技术发展下的学科知识生产和流传。[15]
基于这样一种学科制度史的意识，希斯金和沃纳与来自纽约市立图书馆、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及大英博物馆等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及图书馆的多名学者一起合作，自2006年开启一项学术研究项目。他们将其命名为“回启启蒙运动计划（The Re: Enlightenment Project），”其中的“Re：”部分颇富有数字媒体时代的特色，表明他们是以数字媒体时代的问题和框架出发，重新关联启蒙时代和启蒙运动。在这项跨越大西洋两岸的大型学术研究项目中，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包括：历史上发生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与当前时代启蒙思潮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将发生于启蒙运动之后的各类近代学科、职业和机构重新关联起来，如何重新想像当前世界下知识生产的结构和工具等[16]。这项明显带有希斯金和沃纳教授个人风格色彩的学术项目已经持续长达十余年，活力十足，举办了多个学术会议、演讲和学术活动，在北美和欧洲的人文学术界影响深远。[17]希斯金和沃纳在2010年合写的《此即启蒙》（This Is Enlightenment）卷首文章《此即启蒙：引玉之论》（“This Is Enlightenment: An Invitation in the Form of an Argument”）中提出了“媒介启蒙”（Mediating Enlightenment）的概念。他们从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论》的讨论出发，讨论近代以来知识和工具、理论与实践之间“媒介化”的重要性。[18]他们主张将18世纪的“启蒙运动”看作是这种“媒介化”历史（history of mediation）中的一项事件。这本他们主编的文集所收录文章探讨的历史时期从1450年的西欧到20世纪的印度，其作者阵容强大。包括研究早期近代英国的约翰•盖尔利（John Guillory）、18世纪英国文化研究的彼得•波拉（Peter de Bolla）、早期近代西欧书籍史的安•布莱尔（Ann Blair）、早期近代以来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18世纪英国文学文化研究的约翰•本德（John Bender）、19世纪英国文学文化的玛丽•普维（Mary Poovey）、英国小说史研究的麦克尔•麦基翁（Michael McKeon）等这些已经享有很高学术声誉的、较老一代的学者，也包括比如英国浪漫主义和印刷文化研究方面的毛琳•麦克兰（Maureen McLane）、18世纪英国小说与印刷文化研究的保拉•麦克道维尔（Paula McDowell）、美国书籍史及新媒体研究的丽莎•吉特曼（Lisa Gitelman）等较为年轻的学者。参与这项学术项目的还有许多更为年青的学者，他／她们既从事较为传统的英国18世纪或者19世纪文学文化研究，同时也在目前的数字人文文学研究界非常活跃。这些年青学者或者是希斯金教授的学生，或者修过希斯金教授在纽约大学英文系和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所开的博士研讨班课程。毫不夸张地讲，这些学者的职业生涯起自于希斯金教授有关近代技术媒体、社会与文学研究思维的启发。而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除了各自的特色外，也都多多少少体现出是这种思维的延展。这些学者中较为典型的是目前任职于斯坦福大学英文系并指导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Stanford Literary Lab）的马克•阿尔吉-休伊特（Mark Algee-Hewitt）。阿尔吉-休伊特主要的研究是用数字人文的方法来讨论漫长的18世纪中（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一万一千多个文本中所出现的有关崇高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sublime）的话语模式。[19]其他学者还包括麦克吉尔大学英文系的苏真（Richard Jean So）、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霍伊特•朗（Hoyt Long）、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德语文学研究及数字人文学术期刊《文化分析期刊》（The Journal of Cultural Analytics）主编安德鲁•派博（Andrew Piper）等。
注释
[1]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in 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0. 有学者认为，关于“远读”的文本阅读实践实际上远远早于莫雷蒂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包括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学文化的长时段历史研究。参见Ted Underwood, “A Genealogy of Distant Reading,” in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Vol. 11, Nov 2 2017,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dhq/vol/11/2/000317/000317.html), 2017年7月26日。
[2]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he-digital-in-the-humanities-an-interview-with-franco-moretti/），2017年5月24日。
[3] “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in ADE Bulletin, No. 150, 2010.
[4] Susan Hockey, “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 in A Companion to Digital Literary Studies, eds., by Schreibman, Raymond Siemens, and John Unsworth, Oxford: Blackwell, 2008.
[5] 戴安德、姜文涛，《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26-33页。
[6]参见Daniel Allington, Sarah Brouillette, David Golumbia, “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7] 引自Matthew Kirschenbaum, “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 in ADE Bulletin, No. 150, 2010. pp.3-7, p. 3.
[8] Chad Wellmon, “Sacred Reading.”
[9] Chad Wellmon, “Loyal Workers and Distinguished Scholars: Big Humanities and the Ethics of Knowledge,” pp. 19-23.
[10]参见Daniel Allington, Sarah Brouillette, David Golumbia, “Neoliberal Tools (and Archive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Digital Humanities.”
[11] 同上。
[12]参见W.K. Wimsatt Jr., and Monroe C. Beardsley, 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 The U of Kentucky P, 1954.
[13] William B. Warner and Clifford Siskin, “Stopping Cultural Studies,” in Profession (2008), pp. 94-107.
[14] 关于西方英文系以及英语文学的学科和制度史，已经有许多的研究了。参见Lionel Gossman,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Harvard UP, 1990; Franklin E. Court, Institutionalizing English Literatur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Literary Study, 1750-1900, Stanford UP, 1992.
[15] 关于英国背景下近代学科的形成，以及学科性（disciplinarity）和专业性（professionalism）之间的历史性关联，参见Clifford Siskin, The Work of Writing: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1700-1830,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8.
[16] http://www.reenlightenment.org/reenlightenment-project. 2017年6月5日。
[17]Clifford Siskin and William Warner, eds., This Is Enlighten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关于针对这本书的具有建设性意见的评论，参见Alan Bewell, Jon Klancher, Christina Lupton and Ted Underwood 2011年发表于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 50, No. 3, Fall 2011, pp. 531-543）上的书评。
[18] Siskin, Warner (2010), p.5, p.7, p.9.
[19] http://www.reenlightenment.org/people/algee-hewitt. 2017年8月14日。
END
主编 / 陈静 徐力恒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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