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数字人文：观其大较”专栏主持人语

作者简介：

姜文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英国漫长的十八世纪印刷文化及情感研究、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数字人文。

戴安德（Anatoly Detwyl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数字人文。

转载已获得授权，原文刊发于《山东社会科学》

2018年第9期，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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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这个专栏的第四期，在这一期里我们的专题是数字人文研究领域中的社会多元问题。对我们而言，社会多元指涉有关非主流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文化表征。对许多人来说，数字人文的前景在于使用计算机生产一些漂亮的图表，以加深我们文化史或者文学表征方面的知识，偶尔也会产生一些挑战传统认知的分析。我们觉得远非如此。数字方法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人文学中有关社会表征的两组基本问题。第一组问题：我们分析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人文学者如何才能揭露社会不公、重现劣势群体的个体声音，并从而挑战权力、表现真理？第二组问题：研究者自身的位置和立场是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的预定对象读者是谁？对于一些学术传统中的学者来讲，这些问题并不陌生，比如后殖民研究、性别理论和妇女史、种族族群研究、阶级分析等。现在，在数字人文领域，这些问题也越来越经常地被提出来。

目前，有关数字人文的批评空间问题，正在进行一些高度政治化的讨论。社会多元、表征以及身份问题与这些讨论直接相关。对数字人文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们常认为，量化方法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运行原则，数字人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后人类模式，是反人文主义的。另一方面，对数字人文的支持者们来说，实证研究和大规模分析会带来更广阔的批判空间。而且，对那些关心人文研究社会效应（即“公共人文”）的学者们来说，数字人文社会学式的、以数据为中心的批评方式提供了一个颇富吸引力的研究方法。这是相对于传统文学批评和人文学术来讲的，比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高度理论化的学术研究。后者常常过度理论化、甚或晦涩难懂。也许，双方的论点皆有可取之处。我们组织这期有关社会多元议题的文章，目的并非在于证明大规模计算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可以来拯救人文学研究。我们只是想探索文化分析和数字人文在何种程度上与对于多元性议题的讨论之间形成互相促进、互相转换的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形成批判性的自觉，意识到学术工作的社会性意义。这要求我们不断反思所使用的学术工具、以及期待自己的学术工作会起到什么样的社会介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数据和人文学的结合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因为，正如本期专栏文章作者之一劳伦·克莱因（Lauren Klein）所说，“数字人文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它突出了批评者本人相对于其所研究的档案的位置，并唤起对批评者所选择的方法背后的伦理、情感和认识论意义的注意。”[1]

这种反思是这几篇文章的集中主题。雷切尔·布马和劳拉·赫弗曼在她们合作发表于《〈现代主义/现代性〉期刊之外》上的短篇文章中，针对女性在早期使用计算技术研究文学之中的前驱性角色，提供了一幅修正的历史图景。对这两位作者来说，我们应该承认在数字分析等工作方面许多人所做出的贡献。具体来讲，“远读”的方法也许并不仅仅是斯坦福大学弗兰科·莫雷蒂教授二零零零年一人突然灵光一现的个人独创，而是整个二十世纪（如果不是更早）文学与文化批评中许多人工作的汇流。[2]这其中包括这篇文章所描述的主角约瑟芬·迈尔斯。迈尔斯的例子让我们想到数字人文领域中，学术资本权限及其分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些在历史上为数字化和学术方法试验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常为女性，工作也常是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

在本期第二篇文章《社会网络分析与“<大波>三部曲”的人物功能》中，赵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发现李劼人小说中复杂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发展。这篇文章也符合我们专栏上一期的主题，进一步显示了数字人文在非西方拼音语言语料库中的发展，是中国文学方面数字人文原创性研究的典范之作，相信之后会启发更多中文学界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这会推动目前在国际人文学语境中还占据边缘位置的非欧美拼音语言的数字人文研究，为数字人文跨语际研究做出贡献。

劳伦·克莱因的文章《缺席的图像》一文通过批判性地使用托马斯·杰斐逊文件的数字版，研究杰斐逊总统与其奴隶詹姆斯·赫明斯之间的关系。通常会认为，数据越多就越能弥补研究中的缺陷。克莱因考察的则是研究材料中的限制、空白和失真如何能表明历史档案中的张力。材料的缺失被赋予了意义，具备社会和文化政治层面的价值。这篇文章引导我们批判性地反思庶民与文档（即数据库）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

在这三篇研究文章之外，本期还包括了一篇对苏真教授的访谈。苏真是芝加哥大学文本实验室（Text Lab）的创建人之一，是研究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方面最前沿的数字人文学者之一。我们专栏的第一期（2016年第11期）就包括了一篇他的文章。苏真的学术背景是后殖民理论和东方主义批判，他积极倡导使用文化分析方法来研究美国文化中的种族和阶级问题。这篇访谈展现了他这方面的思考。

这些文章讨论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数字人文中的技术工具或数据化，而是数字人文的研究起因问题。这突出了文学批评中的伦理责任问题，提出了平衡“数字”与“人文”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即“数字”方法为“人文”问题服务。

注释

[1]见劳伦·克莱因，《缺席的图像：档案沉默、数据视觉化和詹姆斯·赫明斯》，本期文章.

[2]同时可参见Ted Underwood, “A Genealogy of Distant Reading,” in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Volume 11 Number 2, 2017, http://www.digitalhumanities.org/dhq/vol/11/2/000317/000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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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陈静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