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 | 数位人文视野下的知识分类观察: 两部官修类书的比较分析（下）
作者简介
（原文发表时）
项洁，现任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特聘教授兼数位人文中心主任。
陈丽华，作者现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
杜协昌，作者现任台湾大学资讯工程学系博士后研究。
钟嘉轩，作者系台湾大学资讯工程硕士。
感谢项洁教授授权转发。
汉语世界的数字人文尽管起步略晚，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执牛耳者就有以台湾大学项洁（Jieh Hsiang）团队开展的以数据库带动文本间脉络的大图景研究。团队以唐宋两部官修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和《太平预览》为例建立起的全文资料库及其查询、分析和观察功能为研究者提供了从一个宏观视野观察唐宋士人知识结构中渐进而深刻的变化轨迹。这种研究提供的对历史文献的分类结构、比重和条目内容上的差异的观察和分析，非人力能及，恰恰是通过数据库系统和相关的后台计算功能才得以实现的。
四、两部类书 “目”、 “小目”和条目的比较
除了整体的部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系统，对于类书进行更为精细的目、小目，乃至条目的比较分析。透过这一分析，亦可以进一步厘清二书内文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历代学者亦有不同的观点。南宋时期学者便有人认为《太平御览》曾大量参考原典;有人则认为其不过是 “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尔”。【1】后一说法逐渐占上风，当代学者周生杰虽未完全否认前一可能性，亦举出《太平御览》直接摘抄《艺文类聚》、从而和原书不符的例子，说明二者的确存在转抄关系。【2】但是，人工举例式的比较，毕竟无法取代全局鸟瞰式的对比 观察;资料库的运用使得这一观察成为可能。
（一）两部类书 “目”、 “小目”的比较
“目”设置的多寡，固然与当事人资料搜集多寡、编者兴趣的有无、类书本身的目的所在等主观因素有关，它亦反映了当时人对于某一部类知识认识的程度。从两部类书整体 “目”的比较上，可以明显看出数量的急剧增加。在《艺文类聚》46 个部之下，总共设置了 734目，《太平御览》则已经扩充了 5.6 倍，达 4078 个。
表四:两部类书 “目”、 “小目”与条目数比较
就两部类书中各部中目数多寡的排列而言，在《艺文类聚》中，目数最多的就是 “人”部(60目)，其次为 “帝王”、 “药香草” “职官”、 “木”等。而在《太平御览》中，目数最多的是 “职官”部(290 目)，其次为 “人事”、 “皇亲”、 “皇王”、 “鳞介”、 “兵”等。若较之《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绝大部分部的目数均大大扩充了，其中 “皇亲”部位居第一，其目数足足比《艺文类聚》 “后妃”、 “储宫” 两部合计还多了259 目;其次为 “职官”部，比《艺文类聚》增多247 目; “人事”、 “鳞介”、 “兵”、 “皇王”、 “药”等部又依序次之。
据我们观察，《太平御览》各部中目的数量增加情况有几种类型，其一是增加罗列型，即把属于该部的人物、事物一一罗列出来，例如 “帝王”部，便增加了诸多历代帝王之名; “职官”部，便更细致补充历代官职名称。其二则是将原有的部、目再做细致分目，如《艺文类聚》的 “鳞介”部，包含了龙、蛟、蛇等12 目，鱼亦是其中一目;到了《太平御览》中，除了综述性的 “鱼”目外，更增加了146 种以各类不同鱼的名称为名的目，如鲤鱼、鰋鱼、鲔鱼、鲂鱼等。
若说以上两种方式，还是归纳式的增加，那么第三种方式，增加与主题相关的诸范畴，则具有了拓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意味。例如《艺文类聚》中的 “人”部总计 60 目中，其内容涉及到人的生理特征(包括头、目、耳、口、舌、发等)，然后有体貌特征(美妇人、老等)、人的行为(言语、吟等)、品格(圣、贤等)、社会行为(交友、绝交等)、情绪(怨、愁等)、身分等的分别。《太平御览》 “人事”部的整体架构与之相类，不过却将 “隐逸”上下两目另外独立为 “逸民”部，将其原本置于 “灵异”部下面 “梦”目的相关内容纳入，同时在人的生理特征之上，增加了与人的出世与识别有关的目， 即 “孕”、 “产”、 “姓”、 “名”、 “字”等。其它各部分的内容，亦无不大幅度丰富和扩充了，例如描述人生理特征的部分，《艺文类聚》中有 “头”、 “目”、 “耳”、 “口”等8 目，至《太平御览》中，当时人所认知的全身上下以及内外各器官，均被一一胪列，达76 目之多，显示无论是生理性还是社会性的人，都得到了更深入的讨论。再如 “兵”部，则将《艺文类聚》 “武”部中仅有两目的 “将帅”、 “战伐”，细致化为包括115 目在内的、有关战争主体、战争各阶段战略及准备方式的全书，它亦叙述了70 余种兵器和军中物品，较《艺文类聚》扩充了七倍多。
至于小目，见于《太平御览》的目之下。根据统计，该书总计在 “地”、 “四夷”、 “州郡”、 “职官”等 11 部下的部分目中，设置了 1581 个小目。这些小目有两种情况，一种实际上是对该目事物的再划分，例如 “地”部之下的 “河南宋郑齐鲁诸山”目下，有砥柱山、邙山、 熊耳山等51 个小目; “州郡”部下的九个道，每个道下面再列出所管辖的各州。另一种则是将较纷繁复杂或无法归类的诸项，归入一些统合性的范畴，例如 “职官”部下，有 “杂号将军”、 “杂中郎将”、 “诸校尉”等目; “兽”部下有 “杂兽”; “乐”部下有 “杂乐”; “羽族” 下有 “异鸟”等，反映了当时知识阶层在全力对知识细致分类的同时，总有一些范畴是旁逸斜出、需要另设范畴规范的。
（二）两部类书 “条目”的比较
在分析系统的帮助之下，我们亦对《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引文条目进行了整体的比较，结果发现，《太平御览》条目中有7955 条与《艺文类聚》共引，占全书的12.1% 。换句话说，《艺文类聚》约有一半的内容，与《太平御览》中的条目有相似之处。考虑到前者条目中还包含大量的诗文，可以推测后者对于前者记事部分的利用就更加充分了。
上述统计结果，似乎是因应了《太平御览》直接转抄前代类书的观点。但是，假设《太平御览》果真完全照抄《艺文类聚》，则两 条目的内文应当一致(或者子句一致)。然而具体检视二书共引的条目，会发现内容完全一致的条目数只有1393 条，只占全部共引条目的12.6% ;而其余共引条目，则或多或少存在个别字词上略有差异，或者句子长短、详略程度不一的情况。【3】其原因可能有几个:一是在唐代雕版印刷术出现之前，所谓 “书籍”的历史并不稳定，在辗转重印传抄过程中，可能便产生不少变动;二是类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类书并不要求严格照抄原文，浓缩摘抄亦可以接受，加之为众人辑录而成，不同部类之下的不同编者，便将原书辑录出了不同的面貌。此外，还有几十条文句完全一致，其标注来源书籍却不相同的例子，这很有可能是不同作者抄录自不同书籍的关系。
进一步检视这些完全相同的条目，来源于上百个不同的书籍及少量文章。一致率最高的书籍中，以《诗经》达196条居冠，其次为《论语》、《礼记》、《周易》、《尚书》、《左传》、《淮南子》、《楚辞》等书为多，显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不过不要忘记，同书中可能有更多不同的引文存在，因为这些经典被引用的次数，远远超过共引条目数，如《诗经》在《艺文类聚》中总计有350 条，而《太平御览》更多达1352条，显示大部分还是不同的条目。此外，就条目的编排结构而言，假若《太平御览》是有系统地参考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而来，其某一部目下的条目分布，或许亦可能呈现出来其书的条目呈现有规律的分布规则(例如集中在中段等特定区间)。如王三庆便透过敦煌文书残卷中据说来自《修文殿御览》的数十条文，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的分布结构进行对比，认为《太平御览》在分别参考和抄录前代类书时，可能采用的是分别先抄录后增补的两节式编排。【4】 但是在资讯工具的帮助下，我们发现其间似乎并无明显规律可循，这一假设便亦无法得到有效的支持。
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则是《太平御览》虽曰参考《艺文类聚》，但可能只是部类结构上的参考，在具体内容摘抄上，实际上是根据当时所搜集到的书籍原本，重新辑录编排而成的，而并非从《艺文类聚》中翻抄回来的。这也就是在两部类书当中，尽管共引条目不少，但真正雷同者比例并不高的原因。
五、 “新”知识及其来源:引用书籍的比较
上述的论述主要围绕着两部类书结构和条文的统计和分析，除此之外，对于各部类引用书籍文献的情况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亦是我们观察两个时代知识架构演变的一个途径。因为要考察《太平御览》新增的知识及其来源，一个简单的比较方法，便是看其引用的书籍当中，有多少是《艺文类聚》纂修之后编修的，而旧的文献资源又如何被纳入新的知识框架。在这方面，资料库的诠释资料与自动化比对工具，同样可以发挥辅助作用。
（一）引用书籍文献数量的比较
《艺文类聚》编修的时代，我们现在观念中的书尚未稳定，因此可能以篇、章、卷等不同形式存在，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姑且把经过辑录的文献称之为 “书”。就时间而论，其引用范围上至周朝，下至初唐，原书未附书目。至于《太平御览》，书籍的形式已经较为常见，而其引用范围则扩展是五代至宋初，宋代的刻本附有书目，据统计总共有 1689 种书籍。
有关两部类书的引用书籍文献的数量，已有不少前辈学者做过统计，不过从目前结果来看，尚没有统一的答案。就《艺文类聚》而言，早在1920 年代，马念祖(生卒年不详)曾在 “宁失之复，不失之缺”的原则下，统计出《艺文类聚》总共引用了1431 种书;【5】1970 年代中津滨涉亦按同样的原则，按日文五十音编出了该书的引书索引，文中并未给出引书总数的统计，根据我们的计算，该书列出书目有1025 种，诗文推算则超过4600 种。【6】而韩建立则统计出《艺文类聚》 “事”的部分总共引用了 850 种左右书籍，有 640 位作者，然后 按每位作者均有别集计，推测出总计引用 1490 种书。【7】
至于《太平御览》，虽然书中附有书目，但错误甚多，而且学者们普遍相信数字不止于此，1920 年代马念祖统计出《太平御览》 2579 种，1930 年代初范希曾(1899-1930 )编著的《书目答问补正》 一书，统计出书中引书达2800 多种，并称道: “御览存古佚书最富， 故为类书之冠”。【8】而随后 1934 年聂崇岐(1903-1962)等人编成的《太平御览引得》，按照其师洪业(1893-1980)所创的 “中国字庋撷法”，制作出全部引书的索引，索引并未区分书籍与诗文，异名书、讹误书亦分别全部列出，书中同样没有计算数量，不过据笔者计算，统计有 5005 种。【9】
造成这一情形的背后，二书体制过于庞大是主要原因，而学者们观察与统计的标准亦存在差异。如周生杰的两书部类比较，虽然部分部类名称上存在承继关系，但实际上检验其内容，却可能大相径庭。导致这一比较有不够细致，个别甚至流于猜测的问题。至于引书数量的不同，近代学者往往将将诗赋铭箴等亦当作书籍列入，这一做法并不妥当，加上缺乏精确统计的工具，数字上便出现歧义，至于引书的比较研究更鲜有人涉足。
借助两个类书资料库及其它资讯工具的帮助，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精确的答案:在将不同名称的同一本书合并、别传暂作为书籍处理后，我们发现《艺文类聚》总共引用了5742 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其中 “书籍”有787 种，其它(4955 种)则为文章诗词等。《太平御览》引用的来源数与《艺文类聚》相差不多，总计为5621 种，但其引用文章诗词数量减少很多，而书籍的引用数则是前者的3 倍多，达2327 种(其他非书资料3295 种)。两本书共同引用的书籍数为 621 本，《太平御览》新增的引书数量为 1627 种。【10】
将问题更推进一步的，是两部类书引用的相同及不同书籍的编修时间分布如何。其中，大部分书籍的编修时间并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太平御览》新增的引书中，有514 种是唐代以前编修的，也就是本来《艺文类聚》本应能够参考的书籍;而确定为《艺文类聚》编修之后才写作的书大约只有110 余本，其余的近千种年代不详的书，从其中引出的条目总数不到2500 条(最多的是《梁冀别传》，被用了14条，但大多数的书都仅被引了一次)。事实上，依据我们的统计，《太平御览》中的条目出于隋代以后成书或年代无法确定的书籍总数只有 6699 条。换句话说，在《太平御览》的 65633 个条目里，萃取自隋以前的书籍的有 58933 条，占总条目数的 89.8% 。也就是说，《太平御览》在编修过程中实际上参考前代书籍大为增加，隋或唐初至宋初编修者反而比例不高。较《艺文类聚》迟修 350 年的《太平御览》， 实际上和前者共享之前历代的文化累积，同时加上了 350 年新累积的资源。
那么，在二者的知识结构大致相似的情况下，二者配置这些资源的方式有何不同?唐代以后修成的书籍资源，在《太平御览》中的引用率如何，又主要流向哪些领域呢?
（二）新增知识的分布
若将《太平御览》各部唐代以后才编修的书籍出现的条目数，与同书总条目数作一比较的话，会发现没有一个部类唐代以后新知的比率超过一半，刚刚超过四成的部也仅有一个，即 “四夷”部;其他依序为 “释”、 “州郡”、 “文”、 “职官”、 “药”、 “工艺”、 “乐”及 “方术”等部。这多少也反映出从唐帝国向宋代转变过程中，知识分子世界观、知识范畴的变化，尤其在帝国想像和国家治理层面，对于域外世界、地方治理和官僚体系都有更为精细的认知，实用知识层面亦有所提升。
图十一:《太平御览》各部引自唐至宋新修书籍条目数比例
从新增知识的资料来源分析，唐前期编修的八部史书，包括《隋书》、《南史》、《北史》等，以及五代时期编修的《旧唐书》，唐代的地理书、人物传记等，是这些部中最主要的材料来源。【11】其中《隋书》和《旧唐书》最主要出现于 “职官”、 “兵”和 “人事”部中;《北史》和《南史》以及《旧唐书》则为 “四夷”部新增知识的主要来源，【12】反映了南北朝至盛唐时期，中国和境内及域外不同群体的密切交往历史。又因各部性质不同，倚重唐代新撰的材料类型亦有所不同，如 “职官”部大量引用了中唐时期编修的行政法典《唐六典》(117 条); “药”部则主要征引了初唐李积(594-669)等编著的药典《本草经》(171条)等。
而唐代编修的地理志书，初唐梁载言(生卒年不详)所著《十道志》及中唐时期李吉甫(758-814)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则是 “州郡”部的主要来源。【13】《图经》是另外一类值得注意的书籍类型，即以图描绘地方、物产等，同时以文字进行说明的文体，学者通常认为它起源于东汉，兴盛于唐五代，至南宋则演变为地方志。在《艺文类聚》中，只有引用成书于南朝时期的《荆州图经》一种，条目数只有1 条，而至《太平御览》时，其图经数量已经骤升至40 种，条目数亦超过200条。根据学者的考证，其中在唐之前编修的，只有《荆州图经》、《常山图经》、《隋图经集记》(或简称《隋图经》)等几种，其它绝大部分都是在唐代及五代时期编修完成的。按照学者的研究，其编修地点又以长江以南地区为主，显示了南方文化日益发达的态势。【14】
至于 “释”部和 “道”部，除了大量的正史及史书材料外，和其自身发展相关的经典文献亦是重要来源，并且几乎都是《太平御览》新增的。如 “释”部大量引用的僧人传记，包括辑录成书的《高僧传》、《续高僧传》等，亦有僧人的独立或单篇传记，如《法显记》、《道安传》、《佛图澄传》等，占了总条目数的约四分之一;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由僧人释慧皎(497-554)编修的《高僧传》，是该部之下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书籍(50条);二是佛教经书，计有《四十二章经》、《涅槃经》、《本相经》、《普曜经》、《无为经》、《长阿含经》6 部;三是与佛教有关的论、记等文本等。条目数虽然并不多，但更直接展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的原典。 《太平御览》的 “道”部与之相似，同样大量引用了道教的经典，如《上清经》、《大洞真经》、《太平经》等，数量达300 种左右，这些书绝大部分未详成书年代，猜测以魏晋时期居多，这些经书均未见于《艺文类聚》。而由唐代人李遵(生卒年不详)编修的《茅君内传》，与王悬河(生卒年不详)纂修的 《三洞珠囊》，亦是《太平御览》两部重要的材料来源。
那么，旧的知识资源又如何在新的时代被重新运用?在《太平御览》当中，到底有多少是《艺文类聚》修成之前即已存在，如今利用或再利用的文献类型?
（三） “旧”知识的新运用
我们注意到，《太平御览》中的部类，承袭了大量与《艺文类聚》 共同拥有的中国古代知识资源，而各部之下类目的扩展，亦带动了将旧的知识注入新认识范畴的趋势。
从古代的地理书籍在二书中引用情况的变化，可以一窥端倪。如《太平御览》中的 “州郡”部，总计1845 条，比起《艺文类聚》中 “州”、 “郡”二部的总和扩充了近20 倍(后者共93 条)，亦是唐代以降新知增加颇多的部。不过，该部总共引用的地理书达五六十种，大 部分均是唐代以前编修的，确定来自唐五代时期的仅有 5 种。《艺文类聚》中便已经被引用的地理书，如晋代编修的《太康地记》、《交广二州记》，南北朝时期的《十三州志》等，亦为其所大量引用。即使是新增知识的主要来源《十道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亦不约而同 地运用旧的框架合理化新的认识。二书中反覆提及成文于上古时代的 地理名著〈禹贡〉(出自《尚书》)，导致《太平御览》中有超过 200 多条和〈禹贡〉相关的条目。换句话说，在唐代地理观念、帝国疆域范围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禹贡〉便成为利用旧的知识框架，表达新的知识的方式。
另外一种文体类型，便是 “异物志”。所谓异物志，也是在东汉以降形成一类特殊的文本书写方式，往往是反映边疆及域外地区地理特性、人群分布、风俗习惯、草木鸟兽等状况的文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繁盛一时，唐代之后则逐渐衰变，部分由知识杂记演化为志怪小说，宋以后消亡。【15】在《艺文类聚》中引用了4 种异物志，总计35 条，即东汉时期杨孚(生卒年不详)所著《交州异物志》，三国时期吴国的万震(生卒年不详)所著《南州异物志》，同国沉莹(生卒年不详)所著《临海异物志》，还有作者时代不详的《南中八郡异物志》，记载了中国华南一带至海外的状况。至《太平御览》中，则出 现了至少 13 种，总计 274 条。除了上述四种外，新增《荆扬以南异物志》、《岭南异物志》、《凉州异物志》、《广州异物志》等。这些书大部分确切编修时间已不存，不过据学者考证，其成书实际上均是汉唐之间的事;【16】换句话说，也就是大部分在《艺文类聚》编修之前即已存在。从其部类分布来看，如同《艺文类聚》，异物志绝大部分出现 在各类有关 “物”的描写中，如花鸟鱼兽等部类中。不过在《太平御览》中，部分条目亦进入到新设的 “四夷”部中，如《南州异物志》被《太平御览》引用了47 条，其中15 条都和 “南蛮”有关，显示出该类书籍亦成为宋初知识阶层新关注知识范畴的资源之一。由此，这些由个别具有特殊经历文士写成的古老书籍，便透过类书的传播，演化成为后世国家知识阶层的共享知识，也使得面向域外的奇风异俗搜集，成为后世帝国知识想像的版图的镜像。
对于历史上周边不同群体的叙述，更是一种将新旧知识杂糅为一的知识创造。如 “四夷”部中的南蛮部分总计记录了181 个政权或群体，对于东南亚及中国西南的一些政权或群体，如位于今越南的越裳国、印度的黄支国，西南地区的夜郎、板楯蛮、俚、哀牢等，早在汉代便已经有所认识，而唐以后认识大增的国家和地区，则包括了位于今越南中部的林邑、柬埔寨境内的真腊，同样位于东南亚地区的赤土、顿逊，以及中国西南地区的南诏等。西戎部分总计提到的政权或群体有160 个，有些只出现在唐代以前的材料中的，如鄯善和大秦， 有些则是唐以前和以后记录中均有，如于阗和天竺，有些则是唐代以后的资料中才大增的，如西域绿洲国家龟兹以及吐蕃等。北狄部分总 计有 8 个群体，近八成都来自于唐以前的书籍，唐代大量也是初唐编 写的，为南北朝时期的新知识。内部情况相当复杂，唐代以前资料中提到的群体有拓跋氏、轲比能、慕容氏等;唐代以后资料中新出现者都是初唐时候编修的史书，实际上也是之前南北朝时候知识观念的展现。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文体，则是 “纬书”。纬书往往依托儒家正 统的经书而作，盛于西汉时期，其内容颇为丰富，亦含有大量灾异、 祥瑞、受命之符、改朝换代的征兆等内容，对于汉代思想文化有巨大影响。【17】按照周生杰的统计，《太平御览》中总共引用了多达 52 部纬书;【18】其中 29 部也可以在《艺文类聚》中找到踪迹。以依托《春秋》而作的纬书为例，两部类书均引用了16 部，其中高达15 部相同，如《春秋元命苞》、《春秋演孔图》、《春秋运斗枢》等;尤以东汉纬书《春秋元命苞》引用最为广泛，《太平御览》25 个部中均援引了该书。周生杰亦认为，《太平御览》纬书数量远远超过了《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13 部及《旧唐书》中的9 部，同时引用了南宋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1179 -1262)的说法，认为宋代的时候除了《易纬》之外，大部分纬书已经散佚无存。那么，《太平御览》为何有大量的纬书出现呢?我们认为，除了抄录前书的可能性外，亦有可能在宋初的时候，其实仍有大量纬书存世，只是正史的经籍志并不会记录这些书。
虽然大量纬书在宋初仍然出现，不过其在类书中的分类方式，却或多或少出现了变化。再以《春秋》相关的 16 部纬书为例，在《艺文类聚》中总计127 个条目当中，最多乃是出现在 “祥瑞”部，其次则为 “州”、 “鸟”、 “天”、 “帝王”、 “灾异”、 “符命”等部;而在《太平御览》总计488 个条目当中，出现最多的是在 “天”部，其次则为
“人事”、 “皇王”、 “咎征”、 “时序”、 “休征”等部。显然，历史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亦没有抹杀曾在东汉历史上风光一时的纬书，只是 在用法上，与前代已或多或少存在差异。
六、结语:类书所反映的唐宋时期知识架构的变化
类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往往从古往今来的书籍文献中寻找资源，本身便具有将不同时代知识扁平化的特性。它常被誉为是 “中国的百科全书”，虽然在性质上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百科全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背后却同样需要一套知识分类架构，以便将包罗万象的 知识囊括其中。在这一过程中，编纂者势必要对不同来源的文本进行 “去脉络化”的工作，而整部类书则构成一个 “再脉络化”的文本。由于类书的这一特性，透过不同时代类书整体的比较，便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知识分类演变和文本再脉络化过程的轨迹。
如果我们将类书想像成是一张当时代的知识地图的话，会发现上面分布着诸多不同时代的人工建筑物，无论它们之间时代的差距有多远，现在都被扁平化压缩在同一张地图上，被分门别类地归类入不同的区域之内。假若我们将两张不同时代的知识地图进行套叠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在更为晚近的地图上，不但涌现出了许多旧地图问世以来新的建筑物，也出现了更多旧地图绘制之前便已经存在的遗迹。那么我们好奇的是，在这张新的地图上，新增的遗迹分布在哪里?与旧地图的差异之处，反映了当时人知识架构怎样细微的变化?新增的遗迹是两个时代之间新增知识的累积，还是对于更遥远过去的考古挖掘?只有透过不同时代类书的整体比较，上述问题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本文可以视作是一种新的尝试，即将中国古代大型类书视作是当时代具有整体性的素材，从其转变中揣测不同时代知识架构变化的轨迹。这一问题固然亦曾为前代历史学家所注意，但是在缺乏资讯科技帮助的年代，运用人工办法及学者本身博闻强记的功夫，实际上仍有 相当大的困难。数位人文工具和方法的发展，为这一研究工作提供了契机。本文介绍了 “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全文资料库及 “类书对应查询系统”，并运用两个系统的分析和呈现功能，来比较中古时期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官修类书——初唐时期的《艺文类聚》，以及宋初的《太平御览》。两部类书相隔 350 余年，背后均有来自新建王朝的扶持，成为两次当时知识架构总整理的时代。经由系统的分析和视觉化辅助，使得这两部类书单凭人力所无法进行的、整体框架的比较，以及知识架构演变轨迹的追踪，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任务。
透过对两部类书部、目、条目及内文等的比较分析，笔者发现，一向被视为存在很大的承继关系的两部类书，承继的毋宁说是整体的部类结构，其下则有很多创造性的发挥及重新辑录。首先就部的设置而言，《太平御览》的部数较《艺文类聚》增加了 9 部，其中去除了 “符命”等部，增设了 “偏霸”、 “四夷”、 “宗亲”、 “道”等部，彻底重新整理了 “释”部，另外将其编者认为重要的类别，由原先的目升格为部，如 “逸民”、 “奉使”、 “疾病”、 “竹”、 “菜茹”等。而比较各部下的目，会发现《太平御览》总目数扩充了5.6 倍，个别目之下还增加了大量的小目，目类最多的 “人事”、 “兵”、 “职官”等部在当时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和认识的细致程度，亦得到凸显。而从条目的分布及变化上，我们则推测，《太平御览》的大部分内容并非照抄前代类书，而是在撮抄群书基础上重新辑录而成的。
我们亦发现较晚编修的《太平御览》，其实运用的文献资源其实绝大部分仍是《艺文类聚》编修之前便存在的文献典籍。《艺文类聚》是公元 7 世纪编修的，是以前知识世界的一次总结，而其中约一半的内容，均为《太平御览》所吸收。但在后者大量新增的内容当中，只 有少量来自于两部书编修中间的时代，也就是唐五代至宋初时期，大部分书籍还是来自上古至南北朝时期。而来自唐代以降书籍中的引文，主要分布在 “四夷”、 “释”、 “文”、 “州郡”、 “职官”、 “工艺”、 “药”、 “乐”等部中。就书籍类型而言，新增资料除了儒家典籍和大量正史外，图经和异物志等与地理知识相关的书籍，引用数量亦有极大增加;而佛道教典籍的增加则是因应二者相关部类的整理。纬书在宋代仍被大量引用，只是其被分类和引用的方式已与前代大异其趣。
我们深知人文学者比较类书的面向，可以较本文更为宽广和多元。若与同时期其它类书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书所反映出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实态存在着不少差距。这期间的距离，亦成为我们蠡测横向的社会上不同知识架构体系，以及纵向的知识架构演变历史的丰富资源。至于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与当时编纂者的观念、帝王的兴趣及读者的口味等，均存在关系，尚有待唐宋思想史家的进一步探讨。知识架构的变化与思想史转变之间细微而隐晦的关系，或许亦可以由此获得更为实证性的推敲的空间。另一方面，人文学者在运用类书时，往往带有特定的问题意识和观察对象，若能够对细部进行具体而微的观察和比较，或许亦可以找到人文学者有兴趣的、具体领域知识分类观念的演化。
致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台湾大学数位人文中心和资讯系自动推论与数位典藏实验室的同仁和同学的帮助，资料库系统及前人研究中引用书籍数的相关统计，得到了陈思文的大力协助;两部类书引用地理志书和图经的情况，则得益于杨筑媛、李沛庭两位同学的提醒;翁稷安博士在实验室类书相关的讨论里提出很多意见，亦在此一并致谢。本文曾在科技部人文司中文学门规画案、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教育部 “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计画、科技部 “观念‧事件‧行动:中国近现代观念形成与演变的数位人文研究”整合型计画共同主办: “从人文到数位人文”国际工作坊宣读，得到评论人林富士、王三庆两位先生的批评建议，此外亦在投稿期间得到两位匿名审查人细致中肯的意见，这些均对于本文修改有极大助益，谨致上深深谢意。
注
【1】洪迈:《容斋随笔五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6 年)(五)卷7，页5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卷14，页404。
【2】周生杰:《太平御览研究》，页 401-411。
【3】钟嘉轩:《类书知识分类变化之自动分析与讨论:以<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为例》，页 30-34。
【4】王三庆:《敦煌类书研究》(高雄: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3 年)，页16-20。
【5】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凡例页 4。
【6】〔日〕中津滨涉:《艺文类聚引书索引》(台北:文光出版社，1974 年)。
【7】韩建立:《艺文类聚纂修考论》(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 年)，页66。
【8】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 188。
【9】聂崇岐等编:《太平御览引得》(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34 年)。 “中国字庋撷法”是一种针对中国文字的特殊的检字方法，由洪业所创，与四角号码法类似，《太平御览引得》书中xc、vii-xc、viii 页中对操作方法有具体说明，现已不用。
【10】由于书名上的歧义，这一统计数字可能存在些微误差。
【11】其中以《旧唐书》的 2130 条为最多。在全本《太平御览》中，超过《旧唐书》的引用数的仅有《汉书》(3193 条)、《晋书》(2387 条)和《后汉书》(2171 条)等三本书。
【12】分别为 106 条、26 条和 118 条。
【13】分别为 319 条和 80 条，其中《十道志》为该部引用书的第一名。
【14】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上)〉，《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 27 期(2007 年 5 月)，页 145-148。
【15】王晶波:《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0年)，页178;王晶波，《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与古小说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 卷第4 期(1997 年7 月)，页60-64。
【16】王晶波:《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页 178-184。
【17】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页 1-2。
周生杰:《太平御览研究》，页 241。
征引书目
一、传统文献
王溥:《唐会要》(七)，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
李昉等敕撰:《太平御览》，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 年。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2007年重印)。
洪迈:《容斋随笔五集》(五)，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年。
徐坚:《初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90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二、近人论著
〔法〕谢和耐(Jacques Gemet)著，黄建华、黄迅余译:《中国社会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美〕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9 年。
〔荷〕许里和(Erich Zurcher)著，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日〕中津滨涉:《艺文类聚引书索引》，台北:文光出版社，1974年。
王三庆:《敦煌类书研究》，高雄: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3 年。
王晶波:《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与古小说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4 卷第 4 期，页 60-64。
王晶波:《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0 年，页 178-184。
宋家复:《从<册府元龟>论北宋初期类书式历史书写操作的典范意义》，《新史学》第 25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页 43-104。
周生杰:《太平御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 年。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唐光荣:《唐代类书与文学》，成都:巴蜀书社，2008 年。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张涤华:《类书流别》，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 年。
郭伯恭:《宋四大书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年。
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台北:国立编译馆，1991 年。
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
华林甫:〈隋唐『图经』辑考(上)〉，《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7 期，2007 年 12 月，页 141-213。
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
邓嗣禹:《中国类书目录初稿》，台北:古亭书屋，1970 年。
钟嘉轩:《类书知识分类变化之自动分析与讨论:以<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为例》，台湾大学电机资讯学院资讯工程研究所硕士 论文，台北:台湾大学，2013 年。
韩建立:《『艺文类聚』纂修考论》，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 年。
韩 毅:〈唐宋学术思想与文化变迁史研究综述〉，收于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页 448-504。
聂崇岐等编:《太平御览引得》，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34 年。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and Karine Chemla, editors, 2007. Qu’etait- ce qu’ecrire une encyclopedie en Chine? (What Did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Saint-Den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Fu Daiwie,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960-1269).” in What Did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Saint-Den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103-130.
三、网址 “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全文资料库:
http://thdl.csie.org/L303_YiWen_YuLang/RetrieveDocs.php，检索时间:2013 年9 月15 日至2015 年9 月30 日。
“类书对应查询系统”资料库:
http://leishucis.digital.ntu.edu.tw/， 检 索 时 间:2013 年 12 月 10 日 至2015 年9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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