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 | 从符号学解码人机关系与图灵测试

张绍欣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研究领域为科技法理学，法律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

本文发表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5期，发表时因为版面限制做了少部分技术性删减。此处是未删减版。

内容摘要：从生成语言学来看，“语言机器”是世界秩序的一种规律和秩序生成机制，“语言机器”中的“普遍语法”和“生成语法”是人类心智的“逻各斯装置”。人是工具性制作的动物，人类是一种技艺性的存在，人与技艺（技术）紧密耦合并共同进化。图灵测试的提出，被公认为是人工智能研究兴起的标志。它源于人类从自身心智活动中寻求思维法则的努力。通过考察笛卡尔的“思维法则”和“笛卡尔测试”到“图灵机”和“图灵测试”，我们发现：人工智能的发展固然存在人类的“物化”和机械化，但它也是人类制造的技艺性工具逐步“智能化”的过程，是人类与机器工具结合并共同进化的“后种系生成”进程。工具是人类器官的延伸，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的智能工具，是人类智能“器官”的辅助与延伸。

关键词：逻各斯装置；语言机器；后种系生成；人机关系；图灵测试

1

语言机器与逻各斯装置

二十世纪的意大利文学大师卡尔维诺认为，文学写作不过是一种基于有限的基本元素的组合术和组合过程，是一种系统论和控制论意义上用于语言操作的“机械操作系统”。它以文字符号和语音信息的形式来执行两种机器功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从而产生出文学“形式的无限可能性”。[1]人类的“语言机器”创造出了“文字世界”，尚未进入人类“语言机器”的外部世界是“非文字世界”。现代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就认为：“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不清晰的……只是混沌不分的星云。”[2]非文字世界由许多差异、零碎、独特性、例外、不确定、不合逻辑组成，其变化没有规律可循，它从不重复，包罗万象而矛盾断裂，是偶然与机缘的产物，是一道没有谜底的谜之表面。[3]“语言机器”不光是创造性的写作，同时也是人类对世界的阅读和认知。随着“语言机器”的生成，随着人类识字率的提升，现代人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于“文字世界”。

The Written World and the Unwritten World: Essays Paperback

by Italo Calvino; Publisher: Mariner Books

西方文明对语言的看法有两大根本性观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巴比塔论。亚里士多德对人进行了三个定义：“人是逻各斯（logos）的动物”，“人是城邦生活（polis）的动物”，“人是制作（poeisis）的动物”。“人是逻各斯的动物”，意指人是语言、逻辑和理性的动物。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人类语言的结构中存在一种形式理性，即古希腊文明就开始探讨的逻各斯（语言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影响了西方文明两千多年的发展和知识生产，只是一直没有作为一个学说被明确指出。到了十九世纪，规范形式分析的法学方法被应用于语文学研究，索绪尔建立的结构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才把逻各斯中心主义问题凸显出来。

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当代被归结出两个特点，一为“理性中心主义”，一为“语音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遭到现代解构主义的严厉批判，以此而不得不重新重视文字、文本和文本写作。文字最初作为语音信息的记录符号和替代物而存在，后来作为书写系统而成为语言符号系统的内在成分。一般情况下，当我们提到“语言”概念的时候，就连带包括了相应的文字符号；只有当我们说语音的时候，才不包括文字。

巴别塔（Babel Tower）的传说来自《圣经·旧约·创世记》（11:1-9）：大洪水劫后的人类只说同一种语言（希伯来语），不分种族，他们决定建一座高到足以直通天堂的高塔；上帝被触怒而剥夺了人类的共同语言，人类从此分裂为不同的族群，说不同的语言。人类希望建造巴比塔而直通天堂的计划因此失败。[4]巴比塔的象征，一直以来意指人类因为语言和习俗的隔阂而不团结，或人类妄图主宰世界的僭越之心，更意指人类自然语言丛林中完美理想的“元语言”和“元文字”。

自近代理性主义兴起，欧洲语文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完美理想的“元语言”应该是一种全新建构的人工语言，才能担当世界通用语言的角色。欧洲最早的人工语言构建运动是汉字所激发的。大航海时期天主教传教团体东来，将东方文化引介到欧洲，汉字系统也传入欧洲。十七世纪的很多欧洲学者认为汉字是理念的直接表达，他们倾向于把忽必烈视为畏途的汉字当作“元文字”的起点。只不过这一运动并未成功，汉字系统在欧洲文化界的传播也仅仅昙花一现。[5]

相对于元语言和元文字，西方和中东世界更有传承基础、更加擅长的是形式语法。语法的发现，源于古希腊学者的语文教学实践，倘若没有教学实践语法，古希腊语不会成为希腊化世界的通用语言，拉丁语不会成为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阿拉伯语不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通用语言。在西方和中东，语法形式承担起通用语言的帝国功能，逻各斯层面的形式语法因而成为政治性的“帝国语法”。[6]在现代语言学中，从文明世界意义的“帝国语法”问题演变出哲学人类学意义的“普遍语法”之逻辑公设。在当代的生成语言学中，诺姆·乔姆斯基预设人类心智具备一种深层的语法结构、一种先天内在的“普遍语法”。自然语言的多样性及其表层结构，来自人类心智的深层语法结构的转型和外化，由此构成形式语言的层级结构。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是人类心智的本质属性，它先于任何种类的自然语言，构成了人脑中的语言习得机制。这种心智深层的设定，构成逻各斯装置（语言机器）的基础。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后来被证明更适合于人工的机器语言（计算机程序语言）。现代语言学的工作，奠定了信息技术的科学基础和互联网革命的基础。[7]

形式分析和形式论是许多现代学科——语文学、语言学、符号学、数学、法学、传播学以及西方音乐研究、图像研究——的基本功。人文现象的形式分析构成上述学科共有的技艺性基础。卡尔维诺“语言机器”中的基本元素与组合术，是文本写作过程的“形式本质”，它是世界秩序的一种语言秩序和规律形式（法则）的生成机制。先于“语言机器”的“非文字世界”，没有规律（法则）和理论可言。一旦对“非文字世界”中的某些事态命名，就意味着对未定型的事实进行了区分，区分的锋面构成语言和法、秩序的起点。因此，“语言机器”中的“普遍语法”和“生成语法”是人类心智的“逻各斯装置”。

2

人机关系之源——人类的后种系生成

西方技术观念的特性，在于它有一套深具人类学关切的技艺思想。法国技术哲学家、哲学人类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重新阐释了柏拉图《普罗塔戈拉篇》中的人类起源神话，认为人类起源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在柏拉图版本的神话中，爱比米修斯的任务是给万物分配各自的本质属性，使万物可以依照其本性来生存，但是爱比米修斯忘记了给人类分配一种本质属性。为了弥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普罗米修斯盗取了技艺传给人类。技艺是人类为弥补自身的先天缺陷而获得的性能，人类依赖技艺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技术工具，人类因为技艺能力而成为一个特殊物种。[8]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1. La Faute d Épiméthée. 2. La Désorientation 3. 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Essais) (French Edition)

by Bernard Stiegler; Publisher : FAYARD

人类本身是一种技艺性的存在，人是一种工具性制作（poeisis）的动物。上文提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第三个定义——“人是制作的动物”，它与前两个定义——人是逻各斯的动物和城邦生活的动物——一起构成一种本质属性的人类学样态。以往学者们认为逻各斯（logos）和城邦生活（polis）就构成了人性本质，到了贝尔纳·斯蒂格勒这里，他根据人类的现代性处境而着重于人的工具性制作定义。古代技艺处于具体的生态情境，附着于别具个性的手艺人身上。现代技术从近代力学（机械学）开始就严格数学化，脱离了具体的生态情境和承载者，成为可无限复制的抽象事物。从工具性制作来看，人没有固定的本质，所以也就没有宿命。人必须不断地制作、发明、实现和创造自己的本性。[9]现代科学依赖于技术进步，而且随着科学进展，这种依赖性日益深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处于技艺制作的漩涡中而无法自拔。

近代科学革命背景下自然哲学的兴起，将“人是制作的动物”转化成了“工匠人”（homo faber）观念，进而出现“工人”和“劳动者”概念。对马克思而言，制作性技艺从抽象的潜能而现实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人是制作的动物”转化为“人是会劳动的动物”。[10]所以马克思在其实践性世界观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创立了劳动自由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恩格斯也在《自然辩证法》里讨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马克思保留了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但是贝尔纳·斯蒂格勒只关心人的历史主义存在。斯蒂格勒指出，技艺的诞生和人类的起源是一体两面的历史现象，所以人类拥有两个起源。人类的“第一起源”是生物学意义的起源，即人类通过自然史的漫长演化而逐渐进化出智人身体的确定形态，智人物种的遗传基因稳定下来。[11]智人物种的生物学进化过程被称为“种系生成”（phylogénétique）。人类的“第二起源”是技艺起源，即大脑进化到目前形态的“人化的过程”，它与技艺现象的漫长演变过程一致。生物学进化是一个外在影响内在的过程，通过自然选择确定出适应生存的生物性状，然后沉淀到人类基因中形成稳定的遗传。而人类由技艺起源所展开的进化则是内在影响外在的过程，是一种超越自然遗传的能动化和外在化（exteriorization）的人类独有现象。技艺（技术）在文明史上是人性外延不断扩张和人性差异化的要素，人类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正是在这个复杂的技艺（技术）演变进程中被逐渐发明出来，从而“技术史就是人类史”。这个人与技艺（技术）相互塑造、共同演化的过程，被称为“后种系生成 ”(épiphylogénétique)。[12]

人类的技艺性存在意味着人没有本质属性，所以人类必须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使命，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自我塑造的历史。人类文明史的演化，最终把自然史转化纳入人类自身的历史性生存。“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技术既是发明者，也是被发明者。”[13]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通过技艺制造各种各样用来弥补人类先天缺陷的技术工具，叫做义肢（prothèse）。人类通过技艺（技术）制造义肢，而义肢作为人体外在化的器官逐渐地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此过程中，人与技艺（技术）紧密耦合并共同进化。人与技艺（技术）的耦合和共同进化，也就是人与义肢的耦合和共同进化。

现代社会中，人与义肢的共同进化加速，模糊了近代以来人们看待世界和事物的主/客、心智/身体等二元论界线。数字化生存和智能人工化进程，消弭着“人类的/人工的”之界线，出现了人类肉身与数字化工具融合而成的耦合体，即赛博格（cyborg）。以往的人与义肢耦合而成的“身体”，用今天的观念来说，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赛博格。

3

解码图灵测试

（一）从笛卡尔“思维法则”到“图灵机” 

人工智能从模拟人类思维开始。人工智能概念得以成为现实，有赖于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对思维方法的程序化和数学化来作为理论起点。[14]在近代欧洲，笛卡尔首先尝试用数学形式（思维法则）来构建科学方法论，适用于探求所有学科的一般真理。思维法则问题的提出，源于笛卡尔的第一部著作《思维的指导法则》，其第二部著作《方法论》进而尝试提出了用于解决万千问题的“万能方法”——普遍代数方法：第一，把任何问题化约为一个数学思维问题。第二，把任何数学问题化约为一个代数学问题。笛卡尔作为分析几何（解析几何）之父，就把传统几何学问题转化为代数学问题来处理。第三，把任何代数学问题化约为求解一个方程式，也就是化约为一个代数学意义上的算法问题。[15]

Algebra. Source: Google

1936年，艾伦·图灵运用算术公理化方法构想出一种抽象计算模型。1937年，图灵在《伦敦数学会文集》第42期发表成名之作——论文“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在论文附录里他模拟出一种机械自动化的抽象计算模型，后来被称为“图灵机”（Turing Machine）。图灵机第一次在计算概念的纯数学定义和哲学思辨的自动机之间建立了实在联系，后来的基于半导体原理的“冯·诺依曼结构机”和人工智能都基于这个构想。

图灵机将人进行数学纸笔运算的过程抽象成一个抽象“自动机”，一个可计算函数理想型。图灵全面分析了生活世界中人进行数学纸笔运算的过程，视之为两种简单动作——在纸上写上或擦除某个符号，和把注意力从纸的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这样就把计算概念归结为最简单、最基本、最确定的人类操作动作，而任何机械行为和机械程序都可以归约为这两种动作，从而基本计算程序可以描述为一种理想函数——“图灵机”。图灵机的突破之处，是把传统的机械论模型的范围放大了，把人的纸笔计算这一事态（fact）也纳入了模型，把纸笔运算也纳入分布区间。[16]通过上述突破，图灵机模型把近代以来有关自动机的哲学思辨发展成为一种应用数学，这种“自动机”是一个“人-机”构型的可计算函数模型。

我们进一步看，这个“人-机”构型的可计算函数模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与“自动机”之间存在函数替代关系，意味着人与计算装置（计算机器）相等价。根据可计算函数模型，所有计算装置（计算机器）之间互相模拟并最终互相等价，所有计算装置（计算机器）的计算功能都在理想型上等价于图灵机。这样，不可能存在比作为理想型的图灵机更强的计算装置（计算机器）。因此，人就是最理想情态的“图灵机”。

上文我们从人类与技术（技艺）的缠绕关系而知道，人是一种技艺性存在，人没有本质属性，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运用技术塑造自我的历史，所以人的定义不是预先给定的。在这个预定论意义上，人的智能不可计算。但另一方面，人类与技术（技艺）之间的缠绕关系决定了，人类与技术（技艺）之间存在比较，比较在理想型上是一种几何比例。欧几里得几何是西方数学独特性的一大源头，而欧几里得几何的根本是比例理论。图灵正是抓住了比例理论，抓住了人机之间、人类与技术（技艺）之间的比例缠绕关系，才构造出作为几何理想型的图灵机。在预定论意义上，人的智能不可计算；但在人机关系的比较中，人的智能又可以进行几何比例意义上的计算。

（二）从“图灵机”到“图灵测试” 

1949年，艾伦·图灵担任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实验室副主任，负责电子计算机软件工作。1950年，图灵发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用于判别“机器智能”是否可能。图灵测试的意义，首先在于给出了一个操作程序，根据一系列语言行为来判别一个对象是否智能，这就为判断智能提供了一个行为主义的标准，避免了有关智能本质的无谓争论。[17]其二，这项实验通过唯名论方法将计算机的内部运行以及机器是否具备自我意识等问题黑箱化处理，使我们不再被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所牵制。其三，由于询问者只关注问答的内容，并且将人类身体属性作为问答内容，从而悬置了人类身体属性对问答程序的影响。

Alan Turing and Turing Machine, source: Google

根据图灵机构型，人工智能意味着机器计算中的智能思维法则。在构造图灵测试时，图灵只采用“机器能否思考”（Can machines think）的表述，而未涉及“机器像人那样思考”的智能概念。对图灵而言，机器智能在于机器能够思考，而不在于“像人那样思考”，智能机器有它自己的“思考”形态———编程的算法运作方式。[18]进而，图灵把问题“机器能否思考”替换为问题“是否存在想象的数字计算机将在模仿游戏中表现良好”，他认为两个问题等价。这样“图灵测试”就转换为“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如果一个人与另一方在两个相互隔离的房间通过机打字条进行一次足够长时间的对话，(另一方可能是机器，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依据文本对话无法辨别另一方到底是机器还是人，那么可以判定机器具有智能。[19]

图灵测试所设想的人机关系是博弈性质的“测试”（Test），而非规范性质的“定义”（Defination）。这种“测试”是对人和人造机器两者所做的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比较，以形成一种认知判断关系。图灵测试的启示是，我们对智能无法进行数学定义，但可以进行数学比较。[20]而“模仿游戏”概念意味着，图灵测试是一个博弈论（Game Theory）性质的认知实验——有关身体与性别的博弈性判断。因而，图灵测试中的智能比较是交互认知的博弈。

图灵认为性别是人类的身体感知，与心智理解无关。智能机器由硅基材料构成其“身体”，其“身体”感知显然不同于碳基材料的人类肉身的感知。“模仿游戏”中的对谈只通过电传打字机进行，其目的是为了检测，在只有文本对话的情形下，身体性别的独特性是否还会显现。图灵测试的通过意味着，在涉及身体特征的时候，人的肉身与机器可以相互替代。[21]就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准而言，人不是一个可计算的物理系统,但其交互理解过程却可迁移至可计算的机器。[22]这种迁移是“模仿游戏”的博弈结果——认知博弈和理解迁移是图灵测试所测试出的“机器智能”的存在方式。

图灵测试具有深层的解构取向。从图灵机到图灵测试，是人工智能的思想从建构存在到解构存在的进程。图灵机是运用比例理论，把人机关系的比较与缠绕型构为一个可计算函数模型，这是一种智能的建构。而图灵测试是把智能机器的理想型与模拟型用博弈理论解开，解开为认知识别的“模仿游戏”，这是一种智能的解构。

从图灵机到图灵测试，图灵始终贯彻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原则，将智能唯名论推进到智能行为主义。图灵设计出图灵机模型，目的是模拟一种并不形而上的身体-机械（之模型），不是框定形而上的“智能”。如果要追问人的灵性“智能”（dianoia）是什么，那么图灵机就是一个在逻辑上被框定的智能黑箱，这一黑箱是一种分布于给定的输入空间与输出空间之间的映射关系，是一种确定存在但不一定可以被确切认知的智能唯名论。这一智能唯名论倾向，使得它有可能推进智能行为主义的图灵测试。

（三）从“笛卡尔测试”到“图灵测试” 

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种思想，在技术条件尚不允许实证实验的年代，笛卡尔通过思想实验来研究人。他将人的“我思”与身体进行分离，认为脱离了“我思”之后的人类身体也是精湛的自动机器。所以人的外在身体与动物以及与自动机器等价。在这种情况下，外形像人且像人一样行动的机器，就很容易欺骗我们，让我们误以为是自己的同类。笛卡尔早已经设想到了人造机器与智人的外在混淆问题，所以通过一种可以称作“笛卡尔测试”的途径来区分机器与有“我思”的人。“笛卡尔测试”有两个标准——语言符号的理性对话，和根据知识而理性行动。[23]这两个标准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人类做判断的能力，是人类理解力和自由意志。笛卡尔指出，人类心智的理解力和自由意志——是机器（自动机）无法实现的。

笛卡尔和图灵都是伟大的数学家，所以这一系列问题的展开，有很强的数学哲学的背景。笛卡尔测试与后来的图灵测试的理论方向相反——笛卡尔测试是以“我思”（cogito）为几何学上的定在（Dasein），以“我思”为视线-射线的端点来外向扫描整个“外部世界”；图灵测试则是使用电气工程学中的电路方框图（模拟黑箱）方法，用可见的符号内向捕捉不可见的“思-在”（thinking entities）。无论“我思”（cogito）还是“思-在”（thinking entities），笛卡尔测试与图灵测试所测试的都是与身体无涉的“智能”。

Source: Google

从笛卡尔测试到图灵测试，这是近现代以来智能概念和智能科学从建构到解构的进程。笛卡尔测试建构起来的人与机器的区别标准——智能标准，在图灵测试中被釜底抽薪。其中的关键，在于身体问题（空间存在）为图灵所悬搁。笛卡尔那里，身体（物体）的界定是清楚的，就是欧几里得空间所规定出的广延意义上的移动。笛卡尔测试是把人机比较还原为思维与空间关系来处理，图灵测试中悬搁身体，则是把人机关系作为去空间化的比较关系来处理。

笛卡尔提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核心标志”。图灵测试提出七十年来，根本争论主要集中在语言、思维和模拟三方面：智能是否必须以语言为基础？基于语言的判断和推理是否把握了智能的本质？模拟的智能是否是真正的智能？[24]图灵测试的媒介是语言，是一种信息论-传播学的程序语言。语言的基本特征是对话的交互性，图灵测试判别机器智能的途径是文本形式的人机对话。因此，准确说来，图灵测试的功能机制是行为主义的文本对话，其中的对话和行为只是一种信息论和语用学意义上的交流（交互、交往、传播）。图灵测试所测的智能，是用可见的符号捕捉不可见的“思-在”（thinking entities），是文本对话所拟制出的逻各斯装置，是与身体无涉的“智能”。文本对话行为是判断计算装置（计算机器）是否智能的标准，语言机器的文本对话能力就等价于“机器智能”。

4

人机关系的再认识——赛博位格

从科技人文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就要寻求理解人类智能的形成史、人类技艺的进化、理性概念在工具论中的演变，以及形式分析技术的符号学突破。智人（homo sapiens）被认为是地球上已出现过的所有物种中唯一具备高级智能的物种。人类智能产生与进化的原因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我们目前能够肯定的是，人工智能概念源于智能概念产生后的广义智能进化，也就是源于进化论的谱系。进化谱系学是在物种（species）意义上从类到类的进化。人工智能概念本身意味着一个类概念的拟制，因此它不可能跟智人物种完全一样。

人工智能的发展固然是人类逐步“物化”和机械化的过程，但反过来，它也是人类制造的技艺性工具逐步“智能化”的过程，是人类与工具（义肢）的结合共同进化的进程。在数字网络和智能人工化时代，一切与数字化生存和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都不纯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类的“后种系生成”问题。我们应该以人机耦合体系，而不是机器自身，作为科技人文思考的核心。工具是器官的延伸，以往的技术工具是人类身体器官在四维时空中的延伸。以语言机器和计算机器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从诞生伊始，便是辅助与延伸人的智能的工具。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的智能工具，是人类智能“器官”的辅助与延伸，人工智能技术反而是人类智能范畴内某一部分潜能的外现和实现。从功能模拟来看，工具作为工具，它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关系；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智能之间正是相互依存关系。而人工智能控制人、驾驭人、奴役人这类观点，都是结构模拟的想象，在功能模拟的本意处显得似是而非。

数字信息技术，其最核心的是控制论意义上的数字化认知法与计算法——算法。从信息论来看，数字化网络和算法本身就是人机交互的互动构型。信息的收集、保存和利用，因为数字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的技术进步而大大便利。这导致人类行为活动的数字“痕迹”在算法上具备了身体性意义，以往的“肉身-身体”在日益转向信息论-控制论意义的“身体”，这就是人类肉身与数字化“义肢”（数字化工具）结合而成的赛博格（cyborg）。当前学界业界热议数字网络空间中的人格映射（基于自然人的网络账户而来的人格延伸）或者人格创制（类似智能机器人索菲亚一样的人格拟制），并称之为“电子人”、“赛博人”（cyberman）——其本质是数字技术条件下的“人造人”。

Sophia Robot, source: Google

“图灵测试”的奥义在于，人格的肉身属性走向弱化，传统的肉身区分日益走向赛博格和“赛博人”的身份识别。与赛博格和“赛博人”的技术及身份相关的一切事物的法律定位，就是“赛博位格”（cyber-person）。在信息化和智能人工化时代，自然人的法律人格在数字网络空间中处于不断变异和扩张的状态，“赛博位格”（cyber-person）问题由此凸显。[25]这是人类技术（技艺）持续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后种系生成的结果。

[1] [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控制论与幽灵（关于作为组合式过程的叙事文学的笔记）”，载卡尔维诺《文学机器》一书，魏怡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256-281页。

[2] 转引自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3] 参考周小莉：“卡尔维诺对空间知识型态的反思——解读《看不见的城市》中两种城市观”，《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6-90页。

[4] 参考[法]达尼尔•贝提：“从欧洲比较语言史看语族概念的形成”，萧盈盈译，《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9年（第2卷）第4期，第614-632页。

[5] [荷]任博德：《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

[6] [荷]任博德：《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3页。

[7] [荷]任博德：《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83页。

[8]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27页。

[9]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27页。

[10] 张绍欣：“普罗米修斯精神与人工智能前史——人工智能概念的历史规范主义回顾”，《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7期，第18-25页。

[11] 诞生于十八世纪博物学中的林奈命名法将人类命名为智人（homo sapiens），该命名法以特征器官来命名生物，智能是人类的根本特征，智能器官也就成为林奈定义人时所着眼的器官。

[12]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52-153页，第157-158页。

[13] [法]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14] 张绍欣：“普罗米修斯精神与人工智能前史——人工智能概念的历史规范主义回顾”，《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7期，第18-25页。

[15] [美]乔治·波利亚：《数学的发现》，刘景麟等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16] 张绍欣：“普罗米修斯精神与人工智能前史——人工智能概念的历史规范主义回顾”，《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7期，第18-25页。

[17] 宋勇刚：“图灵测试：哲学争论及历史地位”，《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6期，第44-59页。

[18] 王阳：“图灵测试六十五年——一种批判性的哲学概念分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7-21页。

[19] 王阳：“图灵测试六十五年——一种批判性的哲学概念分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7-21页。

[20] 蔡恒进：“论智能的起源、进化与未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20期，第24-31页。

[21] [美]约翰·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337-338页。

[22] 蔡恒进：“意识的凝聚与扩散——关于机器理解的中文屋论题的解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32-39页。

[23] [美]约翰·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333-335页。

[24] 宋勇刚：“图灵测试：哲学争论及历史地位”，《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6期，第44-59页。

[25] 参见张绍欣：“法律位格、法律主体与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现代法学》，2019年第4期，第5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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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陈静

责编 / 张家伟

美编 / 张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