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两所名校，受教多位国学大师
1903年2月，方国瑜出生在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大研镇一个纳西族家庭。性格内向的方国瑜自小就认为自己“粗笨”，平时少言寡语，在家里显得很孤独。也许正因如此，上学读书时，他才会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坚韧和勤奋。
1922年，方国瑜中学毕业。第二年，他第一次走出丽江，从大西南来到北京，次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班。可是，一场大病使他不得不休学回到丽江。但他并未放弃自己做学者的理想，在家中一边养病，一边自修课程，从未懈怠。两年后，他返回北京继续深造，因成绩优异，越级升至北京师范大学国文二年级，一年后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
此时，学界盛行“整理国故”，方国瑜选择了考据学，先后跟钱玄同、余嘉锡、马衡等先生学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等学科，又得到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等先生的指教，学到了一些读书的“窍门”。后来他又跟随陈垣、梁启超、杨树之等先生读史地学。
△ 方国瑜在仔细研读古书
方国瑜后来在回忆这段学习经历时，多次表示自己得益于就读两所名校期间受到多位国学大师的指教。“对我一生的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王国维和陈援庵，他们的论著朴质存实，方法严谨，并有创意，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受益匪浅。”一部专著，破解一个民族秘史
在方国瑜即将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时，研究所所长刘半农拿来一本法国学者巴克所著的《麽些研究》给他看。那是一本用纳西东巴象形文字编写成的书，书中收集了巴克在丽江旅游时发现的约370个东巴象形文字。刘半农认为，这种象形文字还在应用，很有研究价值，借此不仅能深入了解纳西族的社会生活，并可以探求人类原始文字。他建议方国瑜赶快回到家乡，研究本民族的文字。正是刘半农的一席话，促成了方国瑜做出影响大半生的重要选择。1933年秋，方国瑜回到家乡，立志要揭开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方国瑜知道，要研究东巴象形文字，必须了解东巴教。原来，东巴教流行于丽江一带，其经书用原始的象形文字书写，多数东巴教徒虽会念诵，却不解字义。方国瑜不畏山高水险，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了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在考察中，他和同乡好友周汝诚、杨品超一起请了祥云的东巴和道宗，仔细了解东巴经典的传说故事，参加了东巴主持的各种大小仪式，虚心向上百名东巴经师求教，潜心研究。
治学育才，著作等身学界典范
1936年夏天，方国瑜从边地考察回到昆明，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清末状元袁嘉谷先生一再挽留，方国瑜便留在云南大学。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方国瑜在云南大学执教47年，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西论丛》、《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等大量传世之作。抗日战争时期，西南成了大后方。方国瑜到云南大学任教后，约了凌沌声、何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研究边疆史地民俗，前后共出18期。抗战胜利后，方国瑜利用到保山的机会，遍访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等滇西抗日战场，收集战报，走访亲历战事的军民人士，写成了震撼人心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六卷，成为国内外关于滇西抗日战争的第一部专著，为研究滇西抗日战争提供了最翔实珍贵的资料。他也因此成为国内外第一位研究考察滇西抗日战争历史的专家。
拓荒边疆，终成一代滇史巨擘
1963年，在云南大学40周年校庆大会上，方国瑜作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报告。这是方国瑜30多年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打破了王朝史代替中国史的传统观点。
晚年的方国瑜的视力因多年眼疾每况愈下，看书时除戴深度“盲人眼镜”外，还外加高倍放大镜，写字时两眼已看不清楚。但是，他凭着自己数十年练就的“指头有眼”的工夫，历时两年，一本自汉至清的云南史料集大成之作——上百万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述》硬是用他那有“眼”的指头写成。这部著作成为我国史学著作中著录和评说最完备的史书，为云南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77岁高龄的方国瑜双目几近失明，但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是雄心勃勃地开始着手主持800多万字、70辑的《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他理想中的这套丛刊为“得此一部，众本成在”，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是“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
△ 位于丽江古城的方国瑜故居
然而，方国瑜并没有如期实现自己的心愿。1983年12月23日深夜，方先生突然病倒，次日清晨去世。根据方先生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故乡丽江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玉泉公园的松树丛林中。
来源：云南政协报 转自：“国家民委”
监制/李建辉 统筹/孙箫韵 编辑/刘娴 制作/盖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