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皓 | 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测算与机制设计

中国非营利评论第二十八卷

- 第三次分配系列笔谈 -

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测算与机制设计

高皓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的重要指导思想。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非常关心如何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第三次分配是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包括：第三次分配应当达到何种规模体量，才能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从资金载体、资金投资和资金运用等多个维度入手，有效提升第三次分配的效率和效能？

本文将首先分析我国三大先富群体的现状，进而通过三组数据匡算第三次分配的资金规模，最后提出三个重点发力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先富群体分析

高净值、超高净值与榜单级财富人群是我国三大先富群体。近几年来，我国三大财富群体的人数和财富总量实现了快速、大幅增长，为第三次分配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一）榜单级群体（500人）

根据2021年《新财富》500富人榜，我国最富有的500人总财富高达17.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0%；百亿富人数量从2019年的239名增长到今年的439名，短短两年间百亿富人人数将近翻了一番；上榜的财富净值门槛为89亿元。

拉长时间尺度来看，榜单级群体的财富总额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呈现了大幅增长。从绝对值来看，2003-2020年18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472元涨到了43834元，涨幅4.2倍；GDP从11.67万亿元到突破100万亿元，涨幅7.7倍；500富人的总财富从5000亿增至17.67万亿元，增长了34倍。而同期，美国福布斯富豪榜总财富的涨幅仅为约4倍。从相对值来看，2003年我国500富人总财富=1个深圳GDP=1/2个上海GDP；而2020年500富人总财富=北上广深+杭州5大一线城市GDP之和。

即使在榜单内部，财富向头部集中的趋势也相当明显。2012年上榜前20%的人拥有1.4万亿元，占比45.6%；2021年上榜前20%的人拥有10.6万亿元，占比60%。中国最富有100人（即榜单前20%）的人均财富首次超过1000亿元，而中国拥有千亿富人的历史还不到5年。

（二）超高净值群体（1-3万人）

超高净值群体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一定阈值以上的人群。国际上对此并无统一标准，通常采用的阈值有3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或1亿美元。根据瑞士信贷《2021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20年底，我国5000万美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士总人数达到28130人，比上年增长54%，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数据，2020年我国金融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士总人数上升了近24%达到7800人，总财富3.6万亿美元（23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6.5%。

（三）高净值群体（约260万人）

私人银行是高净值人士财富管理的重要金融机构。根据招商银行《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21》，我国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个人总人数为262万人，年复合增长率15%，可投资资产达到84万亿元。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2019年我国私人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达14.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客户数达103.14万人，比上年增长17.9%。

（四）小结与评述

总结我国三大先富人群的人数和财富总量的增长率大致可得出以下结论：2020年，我国榜单级人群的财富增速约为70%，超高净值人群的财富增速约为25%，高净值人群的财富增速约为15%；而我国同年GDP的增速只有2.3%，同时仍有6亿人每人每月收入不超过1000元。

以上数据印证了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结论，三大先富群体的资本收益率r（ROE）远远超过了g（GDP增速）。各国货币政策的超常规量化宽松又加剧了这种贫富差距，目前尚无任何市场力量能够实质性地扭转这种日益增加的贫富差距。

财富不仅变得更加集中，而且财富本身的增长速度又快于收入和产出的增长。这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提升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反映财富流量差距的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起就开始呈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20年的0.468。但是，反映财富存量差距的财富净值差距却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根据瑞士信贷数据，我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上升至2020年的0.704。再如，根据皮凯蒂等（2019）测算，我国财富净值前10%的人口财富占全体国民财富的比重从1995年的40.8%增长到2015年的67.4%；前1%的人口财富占全体国民财富的比重从1995年的15.8%增长到2015年的29.6%。

先富群体财富的快速增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这一方面反映出民企活力和营商环境，同时也折射出先富群体资源禀赋分布的不均衡。但毋庸置疑的是，财富差距过大将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行业集中度的过度提高和垄断性企业的无序扩张又会阻滞公平和竞争。一国低净值和低收入群体的规模过大，无疑会抑制消费需求，制约内需扩大，影响经济发展。同时，世界多个国家地区的贫富差距所引发的严重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社会冲突与动荡等，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二、第三次分配规模的测算

某一新兴行业或领域的发展战略，首先要考虑当前时点（A点）的规模，并测算未来某一时点（B点）的行业规模，再考虑实现由A点到B点的战略路径。本文将通过三组数据从不同角度来测算第三次分配的资金规模，进而提出有效实现第三次分配的发展路径与政策建议。

（一）第一组数据：通过测算财富三次分配总量看第三次分配的数量级

第一次分配的数量级是百万亿元：2020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达到101.6万亿元，这是我们进行第一次分配的基础。第二次分配的数量级是十万亿元：2020年我国财政收入约为18万亿元，税收收入13.7万亿，占财政收入3/4。第三次分配的数量级目前只有千亿元：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9年我国接收内地捐赠为1509亿元，仅占该年GDP 99万亿元的0.15%。

从数量级上来看，当前第一次分配是百万亿级，第二次分配是十万亿级，如果要实现有效的第三次分配，至少要达到万亿级。换言之，如果不能实现全口径社会年度捐赠总额超过1万亿元，我们就很难说能够有效地实现了第三次分配。从目前1500亿元年度捐赠总额要增长到万亿元以上，意味着要实现10倍增长。

（二）第二组数据：从财富总量数据看实现万亿级第三次分配的可行性

根据《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我国国民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为241万亿元。根据《中国住房市值报告》，2018年我国住房市值为321万亿元。由于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构成了我国国民财富的主体，因此两者相加可大体估算出我国国民财富净值约为562万亿元。这与《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测算的我国居民部门净资产的512.6万亿元基本一致。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数据，富裕群体在代际传承中上一代通常会将至少10%自身财富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按照我国未来20年间（2021-2040年）基本完成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代际传承来测算，平均每年国民传承的财富总量大约为25.5-28万亿元，按10%测算我国每年的捐赠总额平均可达2.55-2.8万亿元。即使实际有一半的折损，每年的社会全口径捐赠总额也应该能达到1.25-1.4万亿元。

（三）第三组数据：通过国际比较来看实现万亿级第三次分配的可行性

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19年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公司的慈善捐赠达4496亿美元（2.88万亿元人民币）。除去捐赠给宗教的1282亿美元，可比中国的其他用途捐赠总额（包括教育、艺术、文化、国际事务、人文组织、公益组织、环境和动物保护组织等）达3215亿美元（2.05万亿元人民币，大数是2万亿元人民币）。这部分占到美国同年GDP 21.43万亿美元的1.5%。

如果参照美国慈善捐赠占GDP 1.5%的比例，我国年度捐赠应达到101.6万亿元GDP的1.5%即1.5万亿元，恰好是当前我国捐赠总额1500亿元的10倍。因此，不考虑两国GDP增长仅以静态视角来看，如果我国第三次分配要达到美国水平，年度捐赠总额至少应达1.5万亿元。

综合以上三组数据，我国第三次分配的数量级如能达到每年全口径社会捐赠总额达到1.5万亿元，既与第三次分配在经济社会中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匹配，又具有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比较的现实可行性。

三、第三次分配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我们可喜地看到，最近几年我国十亿级别的单笔捐赠层出不穷，百亿级别单笔捐赠时有出现，显示出我国先富群体的社会担当，例如万向鲁伟鼎、福耀曹德旺、美的何享健、碧桂园杨国强、宝丰党彦宝等都是民营企业家大额公益慈善捐赠的杰出代表。但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全口径社会捐赠总额与第三次分配的测算规模相比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为了达到万亿级全口径社会捐赠总额规模，我们就要仔细研究：我国目前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是否能承载如此体量的资金增量？我国公益慈善组织的效率和效能是否能够获得先富人群的认可和信任？资金投向是否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重点方向的发展？笔者试图从资金载体、资金管理、资金投向等三个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一）从资金载体角度来看，建议进一步完善慈善信托制度，作为实现万亿级年度捐赠重要的工具抓手

第三次分配的资金载体主要有两种：基金会与慈善信托。我国基于实际国情对基金会实行严格的准入监管，在可预见的未来，基金会数量较难实现大幅度的增长。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我国截至2020年6月30日有8162家基金会，比上年增长7.15%。而十年十倍的捐赠资金的年复合增长率要达到26%，因此，在我国基金会数量较难在10年内增长到8万多家（即增长10倍）的前提下，基金会作为慈善资金载体的容量不足以承接如此巨量的增量资金，而作为另一种第三次分配工具载体的慈善信托就显得极为重要。

民政部与银保监会在2018年出台了慈善信托管理办法，为该项制度的应用奠定了可喜的基础，但慈善信托制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发现，由于存在《信托法》立法缺陷、产权登记缺失、税负过高等难点问题，导致上市公司股票、非上市公司股权及房产等资产类别仍然难以成为信托财产，这极大地限制了信托功能的发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9年调查结果显示：住房资产占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而对于超高净值人群而言，上市公司股票和非上市公司股权是其资产的主要构成形式。因此，我们亟需在财产登记和税收激励等方面建立制度，畅通房产、股权等非现金资产作为慈善信托财产的重要资产类别。

建议全国人大财经委加快进行《信托法》修法，同时建议民政部、银保监会，会同财政部、住建部、国税总局、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等相关部委，进一步修订完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明确第三次分配的税收激励机制，同时建立房产、股权、股票、知识产权等非现金资产捐赠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以激活先富人群的捐赠热情，扩大有效的捐赠资产类别。

（二）从资金投资角度来看，建议借鉴全国社保基金的成功实践，在确保本金安全前提下实现较高投资回报率

先富人群考虑捐赠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效果，二是效率。如果能解决这两大痛点，就能极大地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公益慈善行业的投资效益很低，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企业家对资金运用效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根据中国基金会投资指数课题组测算，2010-2016年我国基金会全行业的资产收益率仅为1.2%，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这意味着我国公益慈善资金事实上面临着较大的缩水风险。

是否能在保证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较高的投资收益？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以全国社保基金为例进行说明。社保基金2000年8月设立，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运营。社保基金理事会要履行好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主体责任。从社保基金的性质来看，应当保证本金的绝对安全。这一点与公益慈善资金具有较强的相似性。2019年度，社保基金权益投资收益率达到14.06%。20年间的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8.14%，累计实现投资收益约1.2万亿元。

建议相关部门借鉴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成功实践，设立类似的权威性、专业性、全国性专门管理捐赠资金的投资管理机构，提升第三次分配资金的管理水平。这样，一方面能够提升资金的投资效率，做大善款规模；另一方面也能增强对先富人群大额捐赠的吸引力。

（三）从资金投向角度来看，建议以大学基金会为试点进行改革创新，大力发展教育基金会作为吸纳万亿级年度捐赠的重要类别

教育是最受先富人群青睐的捐赠类别。美国2019年捐赠总额中，教育捐赠达到641.1亿美元（4100亿元人民币），是仅次于宗教的第二大捐赠投向。《中国超高净值家族捐赠动机与行为研究报告》显示，家族基金会的最大捐赠投向是教育，而企业基金会的最大捐赠投向是扶贫。

在大国竞争视角下，大学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主要阵地。大学基金会尽管已成为我国基金会中资金规模较大的类别，但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依据全美大学经营管理者协会（NACUBO）与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2020年联合发布的报告，美国774家大学2019财年的捐赠基金总资产达到6300亿美元（合4.03万亿元人民币）。

哈佛捐赠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大学捐赠基金，2020年净资产达到419亿美元（2680亿元人民币）。耶鲁捐赠基金过去30年平均年化投资回报率高达12.4%，2020年净资产达到312亿美元（1995亿元人民币）。大学捐赠基金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基础。试想如果我国数所顶尖大学可以拥有平均2000亿元规模的留本基金，将会培养引进多少领军人才、创造多少原创性重大成果？

大学基金会不但是最受中国先富人群最为青睐的捐赠投向载体，也是人员素质最高、最有条件获得改革成果的基金会类别之一。建议民政部会同教育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以大学基金会作为试点，进一步改革创新筹款、投资、项目等环节，以大学基金会带动公益慈善资金投向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在整体上提升我国第三次分配的水平。

参考文献和注释详见原刊

编辑排版：顾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