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瘫痪：无对立面的社会

玉东观察

作者 / 马尔库塞

如果我们把这些危险的原因同组织社会和社会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直接碰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越是使这种危险永久化，它就变得越丰富、越强大而且越好。防御结构使得大多数的人更容易生活，并且扩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社会的政治需要成了个人的需要和渴望，这些需要的满足推进了商业和公共福利，整体成了理性的根本体现。

然而，这个社会总的说来是不合理的。它的生产力破坏了人类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发展，它的和平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的，它的增长靠的是压制那些平息生存斗争——个人的、民族的和国际的——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压制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阶段之特点的那种压制，它在今天的作用不是出自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性，而是出自实力。当代社会的能力（思想的和物质的）比以前简直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估量。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

考察这些发展的根源和研究它们的历史的替代品，这是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目的。这种理论着眼于用社会使用和未使用的或滥用的改善人类状况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这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肯定，价值判断起了一部分作用。要用那些被认为为缓和人类生存斗争提供更好机会的其它的可能方式来衡量既定的社会组织方式；要用一个特定历史实践自身的历史替代品来衡量这个特定的历史实践。因此，从一开始社会批判理论就面临着历史的客观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两个要点上产生的，而在这两个要点上，分析意味着价值判断：

1. 人生是值得生活的，或毋宁说是能够和应该使之成为值得生活的。这一判断构成一切思想努力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先验性，而且对它的拒斥（这是完全合逻辑的）则拒斥了理论本身；
2. 在一个既定社会里，存在着改善人生的特定可能性和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定方式以及手段。批判的分析应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且这种证明应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既定的社会使得具有确定的数量和性质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成为可利用的。如何能以最小限度的劳力和不幸，为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才能而使用这些资源呢？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则是必然性领域中的机会的领域。因此，在各种组织并使用可利用的资源的可能的和实际的模式中，有哪些模式提供最理想发展的最大机会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一系列基本的抽象。为了鉴别和确定理想发展的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使用中，从这种组织和使用的结果中进行抽象。这种拒不承认既定的事实领域是最终的有效背景的抽象，这种依据其所限止和否定的可能性对事实的“超验”分析，符合社会理论的结构。它凭借这种超验之严格的历史特点来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可能性”应该处在各个社会的范围内，它们应该是可确定的实践目标。由于同样的原因，对既定制度的抽象应该是一种实际趋势的表达——这就是说，这些制度的改造应该是基层人民的真正需要。社会理论关心的是这样一些历史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作为颠覆性的趋势和力量而纠缠着既定的社会。当依附于这些替代品的价值靠历史实践而转化成现实时，它们就成为事实。理论概念的终端是社会变革。

但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使这种批判面临着似乎丧失它的根本依据的处境。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方式，这些方式显得能调和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力量，并借用从苦难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展望的名义，击败或驳倒一切抗争。当代社会看起来能遏制社会变革——那种能确立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生产过程的新方向、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质变。这种对社会变革的遏制，也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独特的成就；普遍赞同国家目标、两党政策，多元论的衰落，在强大的国家内部劳资双方的串通，这一切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既是这种成就的结果，也是它的前提。

简明扼要地比较一下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状况，可以有助于表明这种批判的根据何以起了变化。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时，在它阐发这些替代品的最初概念时，它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要与目标之间的历史中介中达到了具体性。这种历史中介表现在社会的针锋相对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们现在仍然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致使它们不再象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一切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敌对者联合了起来。而且就技术进步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成长和团结而言，质变这一概念在关于非爆发性进化的现实主义观念面前退避三舍。由于缺少可以证明的社会变革的力量和动因，批判便被抛回到高层次的抽象上。不存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相汇合的基础。甚至对历史替代品的最经验性的分析也成了非现实主义的思辨，而委身于这些历史替代品成了个人（或集团）爱好的事情。

然而，这种缺乏状态驳斥这种理论吗？面对着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继续坚持认为，象以前一样迫切需要质变。谁需要质变？回答一如既往：整个社会，社会的每一成员都需要来个质变。增长的生产力和增长的破坏力的结合，毁灭的边缘政策，思想、希望和畏惧屈服于现存权力的决定，在空前的富裕面前保留着贫困，这一切构成了最公正的控诉——即使这些东西不是这个社会的存在目的，只是它的副产品。它的那种促进效率和增长的普遍合理性，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广大人民接受和被迫接受的事实是这个社会并没有使它更合理一些和更不可指责一些。真实意识和虚假意识、真正利益和直接利益之间的区别仍是有意义的。但应该使这一区别本身得到证实。人们应该看到这一区别，并找出他们从虚假意识走向真实意识、从他们的直接利益走向真正利益的途径。只有当他们生活在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定现实的东西并进行拒绝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既成的社会着手压制的，正是这种需要，以便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履行诺言”，并为了对人的科学征服而科学地征服自然。

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这些成就的这一总特点，批判理论处于未能为超越这个社会而提出基本原理的状态之中。真空状态会掏空理论结构本身，因为批判社会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得到发展的，即对拒绝和颠覆的需要就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中。这些范畴本质上是否定性和反对性概念，它们确定着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现实矛盾。“社会”这一范畴本身表达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同国家相对立的社会。同样，“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指那些尚未同既定状况一体化的领域和力量——紧张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一体化的增长，这些范畴正在失去它们批判的涵义，并趋向于成为描述性的、靠不住的或操作的术语。

重新获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意向并弄清楚这种意向如何被社会现实所删除，这种尝试从一开始看象是从那种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复归于抽象的思辨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归于哲学。这种批判的这一意识形态特点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分析不得不从社会中肯定和否定、生产和破坏的趋势“之外”的角度出发。现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体——这就是所说的整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能是一种纯思辨的立场。它应该是一种历史的立场，意思是说，它应该立足于既定社会的能力之上。

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牵涉到一个更根本的模糊状态。《单向度的人》将在两个矛盾着的假设之间不断摇摆：（1）发达的工业社会能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遏制质变；（2）存在着可以破坏这种遏制并炸碎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认为对此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这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甚至一方就在另一方之中。第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而且不论存在什么样的被用来阻止这种趋势的逆转的先决条件，都是如此。也许有一个偶然事件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但除非对正做的事情和正防止的事情的认识改变了人的意识和行动，否则任何灾难也不会引起变革。

这个分析集中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设备（随着自动化部门的增长）在起作用，但不是作为那些可以同其社会政治效果分离开来的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设备的产品以及维修和延伸设备的操作的体系。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设备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艺和态度，也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就此而言，它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因此，它消除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技术有助于组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凝聚的新的更有效和更令人愉快的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似乎在另一种意义上也表现出来——向世界的较不发达的甚至前工业的地区扩张，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创造一些类似的东西。

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

社会组织它的成员生活的方式，牵涉到最初的在历史的替代品中间的选择，这些替代品是由继承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水平决定的。这种选择本身来自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的作用。它预定着改造和利用人和自然的特定方式，并拒绝其它方式。同别的设计相比，它是一个现实化的“设计”。但一旦这个设计在基本制度和关系中起作用，它就倾向于成为排他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技术的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也是一个政治领域，是实现一个特定历史设计——即对作为纯粹统治材料的自然的体验、改造和组织——的最后阶段。

随着这一设计的展开，它便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讨论发达工业文明的为人们熟悉的趋势时，我很少指出特定的资料出处。在关于技术和社会变化、科学管理、合作事业、工业劳动和劳动力特性的变化等方面的众多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中，已搜集并描述了这种资料。出现了许多对这些事实的非意识形态的分析——如贝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协作和私有制》，当代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七十六次大会关于《经济权力集中》的报告集，美国劳联－产联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的出版物，而且还有底特律的《新闻通讯》和《通讯》。我想强调一下C. 赖特·米尔斯的著作和下列研究著作的至关重要性，这些研究著作因为简单化、夸大或新闻业的悠闲而经常不被赞赏，如万斯.帕卡德的《隐蔽的劝说者》、《想往上爬的人》和《浪费的创造者》，威廉·H.怀特的《组织人》，弗雷德·J. 库克的《战时国家》就属于这个范畴。诚然，这些著作由于缺乏理论分析，掩盖并保护了所描述的状况的根源，但任其自由讲话，这些状况就会非常响亮地表达出来。也许连续两天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或听一小时的调幅广播，不关掉广告节目，不要不时地换台，我们就可以获得最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