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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徐书民：难忘童年那次“审查”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同学的一支钢笔丢了，报告给了班主任刘老师。按照一般要求，小学三年级写作业要用钢笔，但是，我们班只有一部分或者说仅几个人用钢笔，因为大多数同学买不起，一只普通的钢笔也要花几毛甚至成块的钱，而且还要花钱买墨水，一只铅笔几分钱，还省墨水。我就属于“铅笔族”，因为我家比较穷，我上学缴五毛钱的书本费还是母亲借的，用钢笔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那位丢钢笔的同学是我们村大队会计的孩子，叫阿贵，平时的穿戴衣服和使用的文具都明显与我们大多数孩子不一样，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名牌”。你看看我穿的鞋子，是母亲缝制的土布鞋，常年累月地穿，也没有可换洗的，鞋子顶破个洞洞或底子磨漏是经常的事情，我们开玩笑地说那是“脚趾头闷得慌，要出来透透风”。还有个小伙伴总是捡哥哥或姐姐“二破”，不但鞋子破烂，还不可脚，走路老是掉，更不用说跑步了。阿贵就不同了，他穿的是从商店里卖的“回力鞋”（六七十年代的帆布鞋，和现代的运动鞋差不多），而且每天都很整洁。这不，他说他丢的那只钢笔是父亲出差从外地买来的，很贵，在当地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这个我信，因为他刚拿到学校向小伙伴炫耀的时候，同学围了一圈，如同“众星拱月”，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目光。
阿贵又给刘老师说，他的钢笔应该是被人偷去了，因为钢笔一直装在书包里，自己去了一趟茅房（厕所），回来就不见了。大家一听到“偷”这个字眼，既兴奋又紧张，这可是公认的最可耻的行为，在那个以“公”为主的时代，在那个学习雷锋的时代，大家都以“不拿公社的一草一木”“不拿别人的一针一线”为荣，一旦背上了“小偷”的包袱，自己和家人出门都抬不起头。
刘老师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教师，总给人一种老练成熟的感觉，因为烟不离手的缘故，牙齿有些发黄。刘老师面色沉重，问：“你确定把钢笔带来啦？”“我真的带来啦，刚才我出去的时候摸了一下书包，硬硬的还在！”阿勇把书包的书都拿出来，翻出书包的里子让大家看，一副着急的样子，“可这时候不见了！”
“不会自己长腿了吧？”
“你忘记放什么地方了吧？”
“再找找看，我们班咋会有小偷呢？！”
……大家七嘴八舌，还有的把自己的书包也翻过来，以示清白。
可能是这一举动启发了刘老师，他狠狠抽了一口浓烟说：“那这样吧，大家都在，钢笔应该不会出这个教室。都不要动了，我和班长挨个翻一下同学们的书洞、书包和口袋，不就找到了吗？”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我们那时候大队太穷，买不起木头书桌，就组织一批社员用泥坯和青砖砌成课桌和凳子，我们的衣袖和裤子往往用不了多久就磨出洞来。桌洞小而粗糙，放不了什么东西。班长听到让自己执行搜查任务，得到老师的信任，显得很兴奋和得意，首先面对大家把自己的书和书包翻过来展示给全班，然后在教室后面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你，二狗，站起来！”捏口袋，翻书包，摸书洞。刘老师也从讲台前向后逐个搜查。其实查找很容易，有的同学根本就没有书包，衣服上连衣兜也没有，就那么两三本翻卷了书页的书和破破烂烂本子。大家似乎都很配合，有的夸张地举起双手，有的还主动要求“看仔细了哈”，有的把书和本子也翻开。我总觉得老师和班长在我们这些“铅笔族”的身上用功特别多。
刘老师翻我破烂书包时，不知怎的，我有些紧张——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很很腼腆和自卑，平时上课不敢举手，不敢主动读课文，遇见陌生人就脸红。老师一摸我的衣兜，就好像我真是小偷似的，心里就敲起了小鼓，脸色也不自然。我又觉得老师检查我时特别细致，越是这样我越是紧张。不过，我确实无需害怕，因为我确实不是小偷，我连见都没有见过阿贵的钢笔，“众星拱月”时，我甚至认为自己连看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不知道他的钢笔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样子。
二十几个人很快搜查了一遍，结果是一无所获。
大家好像如释重负。
班长好像很失望。
阿贵“腾”地站起来，一副复杂的表情——不满、怨恨而又不乏自信：“不可能，肯定是他藏到了某个地方，转移到教室外面也有可能！老师，你得给我做主，要是找不到，我不敢回家，大人会揍我的……”
刘老师显得有些无奈，重新点起一支烟。
教室顿时静下来，甚至听到了老师用力吸烟时烟叶燃烧的嘶嘶声。
“这样吧，我从书上看到过公安局破案，有种方法是心理检测，如果有人偷了东西，他说话时的语气语调和表情都不自然，多少都会有些紧张；没有偷东西的人，动作、语言和表情就很坦然。既然大家都说没有偷，那就就一个一个到我办公室接受审查。”
教室里又热闹起来：赞成的，不满的，不屑的，满不在乎的……
一个又一个从教室走出去，一个又一个地从老师的办公室走回来，大家的表情各异，并且大呼小叫地议论，或显示自己的清白，或表达自己的不满。
我自然是无需害怕的，但我就是天生的不争气，虽然我也试图参与大家的讨论，说些“小偷就应该自己承认”的话，以显自己的清白，但总觉得底气不足。轮到我去老师办公室了，我一看到老师就赶紧低下了头，感觉自己的脸像块红布，老师似乎问了些“你拿阿勇的笔了吗”“那只笔是什么样子的”“你和谁在一起”之类的话，我也似乎都回答了，但就是紧张，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两只手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是怎样离开办公室的，怎样走回教室的都不知道，走路感觉就像踩在棉花上，脸好像发烧一样。一回到教室就赶快低下头，感到大家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这使我更紧张，似乎我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小偷。
刘老师来了，我偷偷看了一眼，一副捉摸不透的表情，他说：“我已经审查了一遍，心中有数了，我在这儿就不点名他的名字了，希望这个同学拿出勇气，有错就改嘛，找个机会把钢笔偷偷地再放回阿贵的书包，或从我的办公室的门缝里塞进去，总之还给人家……”
“是谁？是谁？”
“看脸色，看脸色！”
“快承认吧——”
我感觉大家似乎都在对着我看，尤其是阿贵。教室又开始议论纷纷。刘老师阻止了大家的议论，说耽误了时间，要赶快上课。阿贵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可能在等着有人把钢笔给他送回去吧！那天下午上课的内容我一点儿也没有听进去，我想大家也可能都心不在焉，因为老师问问题时，好几次大家都是答非所问。
阿贵的钢笔究竟是他自己丢了，还是被别人偷了？最后是被送回了，还是再也没有找回？这些我都无从知道，我更没有勇气去问小伙伴，去问阿贵，去问老师，因为我怕被怀疑，更怕被别人误解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我只是无端的害怕，因为那天下午老师审查时我的表现实在太差，肯定会被阿贵、同学和老师怀疑，我甚至担心放学后阿贵会领着大人到我家来索要钢笔，甚至半夜在梦中吓醒——我梦到阿贵的家长找到学校，要再审问我一次……一天，一天，好几天我都是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的。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大家好像都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似的，都没有再提起，最终结果自然也是不了了之。
但，这件事带给我的影响却远没有结束，它像影子如影随形，像一条蛇不时缠绕着我，每逢遇到有人丢了东西，或有小偷偷东西之类的事情，我就会想起那次老师的“审查”，我还心有余悸。长大后，我知道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天生胆小怕事，害羞自卑；但这并不是什么过错，老师应该明白这一点啊。心理测试这种方法似乎应该用在“反特”这种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上面，用来甄别幼小孩童的善恶小事，会不会对孩子带来伤害？我想，那次的“审查”受伤的可能不止我一个吧？
大学毕业后后，我也成了一名教师，每当遇到此类事件，我都会小心谨慎地处理，并以此为鉴：孩子的幼小心灵就像一棵稚嫩的幼芽，需要精心地呵护，怎能武断地粗暴践踏？
2018年1月16日
作者近期作品：
【作者简介】徐书民，山东阳谷县人，中学高级教师，现在阳谷县第二实验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和教研室工作。喜爱文学，业余尝试文学创作，曾在《中学生读写》《中学生》《语文报》等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及教学论文多篇。指导学生在《现代教育导报》（中学生版）《中学生读写》等刊物上发表习作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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