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文化既可以作为国家政权系统实施意识形态宣传的载体，也可以发挥出一种超越制度刚性，以感化人心、教化心性、规范言行为旨向的柔性力量。这种以卓越文化为基础的柔性力量，不仅是现代组织管理的重要手段，而且越来越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作为国家治理有机组成部分的边疆治理，应该根据我国陆地边疆的实际区情，建构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体系，形成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模式，充分发挥文化的戍边、固边功能。

一、边疆文化型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从狭义的角度上讲，文化是人类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得到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同和践行的价值观念、精神品格、行为规范、目标使命、理想愿景等的总和。某个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该共同体的成员产生指导、规范、约束、凝聚、激励等功能。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到一个组织、一个单位，都可以充分开发文化的治理功能，在其成员中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建构和传播所需的文化价值。通过长期的绵绵用力，就可以确立起有利于国家或组织发展的文化样态，并逐渐把其变成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选择、行为习惯等。

当代的企业文化理论就是典型的把文化作为治理企业的手段和工具，从而创造出来的企业治理的理论。“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是一个企业或者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同样我们也可以把文化作为国家治理、区域治理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形成文化型治理。所谓文化型治理，就是借助组织文化的引导力、规范力、约束力、激励力、感召力、协调力等，对组织成员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进行的管理活动。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组织中把其组织文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从而发挥其管理功能的活动。

我国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就是通过建构和传播有利于提高边疆治理效能的文化样态，充分地发挥和释放该文化样态的引导力、规范力、约束力、激励力、感召力、协调力等，对边疆各种复杂的社会主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行引导、疏导、管控等的过程。

我国陆地边疆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其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的多元性、复杂性、封闭性，始终会滋生各种各样的隔阂、矛盾、对立甚至冲突，给国家的边疆治理带来很多影响和挑战，加剧着边疆治理的成本，仅靠规制型治理模式和情感型治理模式的使用，还不足以彻底解决积淀于心理文化层面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引入和创建边疆文化型治理模式，就是根据我国边疆的区情，有目的、有计划地建构一套成熟的价值观体系、行为规范体系等，从而引导、规约、激励边疆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从而消解边疆地区因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出来的各种隔阂、矛盾、对立和冲突，提高边疆治理的效能和水平。

我国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第一，边疆文化型治理的前提条件，是要凝练具有边疆治理功能的卓越文化价值体系。具有边疆治理功能的卓越文化价值体系，首先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既继承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又符合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势，还充满着边疆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样态。这一文化价值体系包括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主权观、安全观、开放观等价值观内容，还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结协作、平等互助、崇尚法治、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等精神追求。

第二，边疆文化型治理必须建构完备的文化传播体系。边疆文化型治理的重要任务是要搭建有效的主流文化传播平台和渠道。所谓有效就是契合边疆实际，符合边疆各族群众的文化审美需求。所谓主流文化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现代文化为内容，以边疆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为特色的大众的、科学的、先进的文化。主流文化的传播体系，既包括边疆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系，又包括传统传媒和新兴传媒体系，还包括党的组织传播体系等。具体而言，就是要进一步推进“西新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两免一补”“国门学校建设工程”“边疆文化长廊”“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边疆党建长廊”等文化、教育、党建基础设施建设，使主流文化有充分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

第三，边疆的文化型治理是一个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过程。对我国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其成效的取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含着主流文化对边疆社会的灌输和浸润，又包含着地方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卓越文化在边疆的播撒，正能量在边疆的弥漫，正气在边疆的扩张，逐渐形成一个政治舆论环境振奋人心、政策导向环境宽松便利、社会服务环境优质高效、人文道德环境和谐有序的边疆社会。如此良好的边疆软环境必然搭建起一个能够广泛吸纳各方英才、拓展各路招商引资渠道的最佳“磁场”，进而可以把人烟稀少、潜力巨大的边疆地区，建设成为全国各族群众创业就业、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总之，边疆文化型治理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内外兼修”的边疆治理工程，它不仅要求在价值理念和思想观念上对边疆治理的整个过程起到导航的作用，而且还需要在边疆治理的具体策略和方式上充分发挥文化手段的独特治理功效。

我国陆地边疆文化型治理有以下特征：

第一，治理过程的约束性和激励性。边疆文化型治理过程，实际上是边疆治理主体利用卓越边疆文化，对边疆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社会风尚等进行的持续正向塑造过程，这个塑造过程一方面是消解不符合边疆治理目标与使命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是塑造对边疆治理目标与使命能够起积极促进作用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这一治理过程体现的是对消极行为的约束和对积极行为的激励。

第二，治理方式的辅助性和互补性。边疆文化型治理只是众多边疆治理方式中的一种类型。总结我国陆地边疆治理实践经验，至少有规制型治理、情感型治理、合作型治理文化型治理等。这几种治理方式并不是孤立的，单独起作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规制型治理是边疆治理的基础性方式，包括文化型治理在内的其他几种治理方式是规制型治理的补充和辅助方式，是为弥补规制型治理的缺陷和不足而创造出来的治理方式。另外，边疆的文化型治理方式要充分发挥功效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以情感型治理相互配合使用。古今中外的实践证明，从思想和灵魂深处去改造人、塑造人是一项最艰巨的人类活动，其遵循着“先以情感人，才能以德化人，也才能以理服人”的规律性。文化型治理的实质就是要以一套新的思想观念去取代一套旧的思想观念，要以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取代旧的行为模式，是以德化人和以理服人的过程。这个过程要能够有显著成效，必须坚持情感型治理，做到先以情感人，再以德化人和以理服人。

第三，治理效果的缓慢性和持久性。不同于规制型治理效果的即刻性特征，文化型治理所依赖的治理机制是治理客体从内心深处自愿接受治理主体的价值理念，并自觉遵从和维护在这种文化价值理念导向下的行为规范。显而易见，运用文化的软约束力量促使人们形成一种道德内化和文明自觉的行为模式，必然是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缓慢过程。虽然边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实施成效不如规制型治理来得那么迅速和直接，但是，一旦文化型治理举措有的放矢并实施得当，将会产生一种深入持久的治理效果。而且这种治理效能在边疆规制型、情感型和合作型治理方式的综合作用下，将会呈几何级数地成倍累加，同时也会极大地降低其他治理方式的成本，而放大其他治理方式的实施成效。

第四，治理收益的多重性和高效性。边疆文化型治理模式能够产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收益。边疆文化型治理所产生的政治收益表现在：提高边疆政治社会化的水平，强化边疆各族群众的政治认同，促进边疆政治文明建设；边疆文化型治理所产生的经济收益表现在：改造、整合、创新边疆地区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为边疆文化的产业化创造了条件；边疆文化型治理所产生的社会收益表现在：疏导边疆失衡的社会心理，规范边疆失范的社会行为，有利于促进边疆和谐社会建设；边疆文化型治理所产生的文化收益表现在：满足了边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夯实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促进边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文化型治理是我国边疆治理的重要方式

总结我国边疆治理的实践，至少有规制型、情感型、合作型和文化型等几种治理方式，这几种治理方式各有特定功能，也各有优势，它们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其中文化型治理是开发文化戍边和固边功能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段。文化型治理方式在边疆治理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有以下方面：

文化型治理是建构边疆发展愿景的主要途径。边疆治理实践中善于建构和传播令人怦然心动的未来，始终是治理者最基本的职责。边疆治理必须建构一个既有未来前瞻性，又有现实可能性的宏大愿景，这可以令各族群众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期待，感受得到未来有前途、有奔头，这样才能把各族群众参与边疆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所以，边疆发展的美好愿景既是各族群众前进的方向，又是奋进的动力。有效开发边疆发展愿景的导向功能和激励功能，始终是边疆治理的首要任务。边疆文化型治理方式的要义在于，借助卓越的卓越边疆文化的凝练、塑造和传播，把先进而正确的理想愿景、目标价值、行为规范、精神品格等内化于群众之心、外化于群众之行，成为边疆各族群众普遍的行为自觉。那么，符合边疆治理目标要求的组织化行为将会大大增加，而有损边疆治理目标要求的个性化行为将大大减少。由此，边疆治理的很多阻滞因素将得到消除，治理成本将得到下降，治理效能将得到提高。

古往今来，高明的治理从来不是对人们外在行为的强制和约束，而是对人们心灵的疏解和引导。通过对人们心灵的治理达到对行为的治理。文化型治理就是担当这样的职责，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文化型治理方式往往以价值引导、态度涵育、思想熏陶、习惯养成，在润物细无声中塑造了正确的心灵方向、鲜明的情感倾向、先进的思想航向、坚定的行为走向，治理的成效就在无声与无形中自然地实现了。

文化型治理是强化边疆各族群众“五个认同”的主要方法。2015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阐释的这“五个认同”意义重大、功能强大。在政治学上，政治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在社会学上，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凝聚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和谐运转、有效运行的基础。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保障边疆的稳定和发展、捍卫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如果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存在着不足或瑕疵，那么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都将出现危机。所以强化这“五个认同”，就是夯实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就是巩固边疆平安、和谐和繁荣的基石。“五个认同”何以得到实现？文化型治理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文化型治理通过凝练、塑造和传播正确的国家观、文化观、国族观、民族观、历史观等，在潜移默化中培育边疆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意识，培养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

文化型治理是整合边疆复杂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边疆地区历来是我国政治关系比较复杂的区域，内地所具有的政治关系，在边疆都具有，内地所没有的政治关系，在边疆却具有。边疆地区复杂的政治关系主要有：民族关系、宗教关系、跨境地缘关系、阶层关系、政党关系、干群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相互交织，又渗透进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国际因素，使本来就很复杂的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解决复杂的政治关系一是靠政治整合机制，即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公平分配社会价值，化解利益矛盾；二是靠经济整合机制，即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消解利益矛盾；三是靠文化整合机制，即推行核心价值观，以求同存异、求同化异的方式，突出共同性价值观，弱化差异性价值观，从而缩小认识差距，避免政治关系失衡。文化型治理就是边疆政治关系的文化整合机制。文化型治理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边疆社会的内化，确立起一个衡量是非对错的权威性价值尺度，其他价值尺度将逐渐受到弱化和边缘化，边疆各种政治力量所坚守的价值观将越来越趋近甚至趋同，由于价值观差异导致的矛盾关系将慢慢减少，政治关系将慢慢改善。

文化型治理是保障边疆安全的重要手段。边疆安全是边疆国家安全的简称。边疆是国家安全最脆弱的地区，尤其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隐患最为突出。治理和保障边疆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组织保障体系、法治保障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术保障体系等等硬治理途径，也必须有文化型治理的软治理途径。边疆安全的文化型治理途径是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实现的：一是通过国家安全观的传播推广，将会提高边疆社会的安全防范意识；二是通过国家安全常识的宣传普及，将会提高边疆社会的安全应对能力；三是通过国 家安全知识的教育培训，将会提高边疆社会安全防控与处置的专业化水平。总之，在保障边疆安全方面，文化型治理能够发挥其他手段和措施所不具备的特殊功效。

文化型治理是促进边疆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促进边疆的文明进步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使命。边疆文明的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生的文明危机。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持续发酵。边疆社会急剧转型使旧的道德体系失灵，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迷惘之中；二是外部输入的文明危机。边疆社会是西方大国对我渗透的重点地区。西方大国以先进文明、普世价值为思想文化武器，其中内置“特洛伊木马”，以边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等为切入点，持续进行文化渗透，在公众中煽动起“怀疑一些、否定一切、打到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导致错误的道德观、价值观在边疆社会蔓延，引发边疆社会的文明危机。解决边疆社会的文明危机，最主要的还是靠文化型治理。一是汲取和凝练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价值理念，为处于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正经历转型阵痛的边疆社会确立起崇高的理想信念、公正的价值尺度、高尚的道德标杆、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边疆社会的文明危机必将逐步消解，一个高度文明的边疆社会将展露出耀眼曙光；二是现代科学知识的普及，将推进边疆社会思想文化的世俗化、理性化进程，边疆各族群众的科学素养也将随之提高，迷信与蒙昧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桶， 一个跨上现代文明列车的边疆社会将徐徐驶出历史的车站。

文化型治理是消除边疆不良文化的基本方法。由于受历史惯性作用和现实瓶颈制约，边疆地区的传统文化积淀较深。当前，由于文明理性的现代文化尚未完全在边疆地区建立起来，以至于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等传统文化形式仍旧占据着边疆社会的很大比例的文化空间，对边疆各族群众发挥着不容忽视的软规范作用。传统的宗教文化对广大边疆社会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宗教活动在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很大。边疆地区的传统民族习惯和民间风俗的社会约束力也不容忽视。边疆传统文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具有凝聚人心、道德激励与规约、精神慰籍等积极性；另一方面，其有封闭僵化、保守落后的文化基因，排斥或抵制现代先进文化在边疆社会的传播，严重制约着边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三、凝练卓越边疆文化是实施文化型治理的前提

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凝练和培育世俗化、开放化和现代化的边疆文化，是实施边疆文化型治理的前提条件。同时边疆文化在保持现代化的前进方向的同时，必须要具有本地区、本民族的特色，要以本地方各族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表现形式、气质特征来体现富有时代性、民族性、地方性的文化样态，只有这种样态的边疆文化才能具有最大的亲和力、感召力、改造力和管理力，即发挥强大的边疆治理功能。

卓越的边疆文化是以提高边疆治理效能为目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革命红色文化、现代先进文化为基本内容，以地域特色文化和民族特色文化为重要体现形式的新型组织管理文化。卓越的边疆文化内在地包含着若干与边疆治理有直接相关性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以文化为载体，通过文化传播渠道在边疆社会深入人心，成为边疆社会突出而鲜明的意识和常识，进而转化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边疆观。就是人们对边疆的看法和评价。正确的边疆观是国家权力有效管控边疆和治理边疆的认知基础和理论前提。正确的边疆观包括：边疆是国家体系的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对象，处于国家体系的边缘性区域，该区域存在着特殊的社群、文化、政治关系等，造成其和国家中心区有着程度不同的异质性，由此，国家治理该区域时不得不采用特殊的制度、政策和方法；边疆是国家治理者们为了取得好的治理效果而人为地建构的，它是政治原因创造出的概念，而非地理或文化原因创造的概念。理解边疆须从政治入手，而不能从地理或文化入手，否则会造成对边疆的片面认知；边疆是国家权力实施管控活动中存在较多困难，且管控风险及成本较大的区域。为 实现国家疆域的安全、稳定与发展，需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实施管控活动，通常把管控对象相对简单，管控过程相对容易，管控效果相对较高的区域称为中心区，相反，则称为边疆区。边疆往往存在比中心区更为特殊、更为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公共问题，国家权力在协调政治关系、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过程中面临更艰巨的挑战；为了方便国家对边疆的管控及治理，边疆范围的界定必须明确而清晰，这通常指我国有陆地边境线的省级行政区，由于这一区域处于远离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属于国家权力管控效度不佳，且存在较多管控风险的区域，我们把这些省级行政区称为陆地边疆，简称边疆。

国家观。国家观是人们对国家的评价和看法。国家观决定着人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决定着人们对国家与地方，国家与民族等关系的处理方式。要提高边疆治理效能，边疆社会必须确立以下国家观：国家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为了应对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而建构起来的，保护社会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组织性、制度性工具；边疆是国家的边疆，是国家疆域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部分，有国家才有边疆；国家既是边疆的载体，又是边疆治理的主体，其拥有对边疆的最高治理权力和权威；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的前提条件。

主权观。主权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独立处理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我国边疆社会由于受封建社会遗留的落后政治价值观影响太深，普遍缺乏正确而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如边疆社会普遍存在的地方主义思想、“诸侯经济与诸侯政治”意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治行为等，都是缺乏统一的现代国家主权观念的表现。缺乏正确的主权观，不仅使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受到破坏，而且使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系统性和有效贯彻执行受到损害。为提高边疆治理效能，必须确立以下主权观：人民主权观，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单一制的国家结构观，即中央政权享有最高权力，地方政权在中央政权统一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其职权；权力配置与运行的系统观，即全部国家机关的权力配置与运行纳入一体化轨道，强调权力配置和运行的整体效能，特别是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权力配置与运行上，既要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又要充分尊重边疆地方的权益，建构中央与边疆地方关系的新格局；中央权威观，即全国各级政权机关在统一的国家法制下，自觉地肯定、服从和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与监督；法制与政令的一体观，即各级地方政府要自觉维护国家法制与政令的统一性，本地方制定的法规、政策、政令等不得与上级国家机关的相抵触。

国族观。就是人们对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族的根本看法和观点。国族观决定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为了保障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平稳性、有序性和有效性，我国社会，特别是边疆社会必须确立正确的国族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族。中华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国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交融形成的共同体，其呈现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为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我国国家建设中对“多元”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一体”建设相对滞后和缓慢。在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应该把“多元”和“一体”有机统一起来，更加重视“一体”建设，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为高度凝聚、高度融合的命运共同体。

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我国边疆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比内地核心区更为复杂，更为艰巨。边疆社会应确立的国家安全观包括：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努力建构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民族观。有什么样的民族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族政策，相应地就会影响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关系的调整。正确的民族观带来正确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也能得到妥善解决，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就能得到促进和发展；错误的民族观可能会激化民族矛盾，使民族问题复杂化，使民族关系发生倒退。我国边疆社会应该确立的民族观应该是：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自身形成、发展到消亡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只有在社会总 问题解决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一律平等。每个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历史、文明的创造者，各民族应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宗教观。宗教观是人们对不同宗教及宗教信仰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正确的宗教观能够带来宗教关系、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而错误的宗教观不仅会激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挑起教派斗争，而且还会恶化民族矛盾，导致族群冲突。我国边疆社会应确立的宗教观是：宗教是人们不能消除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时必然要产生的一种现象。社会主义时期，由于还不能完全消除自然和社会的异己力量，所以宗教具有长期存在的客观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个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仰而现在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仰而现在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各宗教在我国一律平等，没有也不允许有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提倡各宗教和同一宗教中各个教派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法治观。法治观是人们对法治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法治观的正确与否决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能否建成，能否为社会提供公平正义，能否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边疆社会应确立的现代法治观包括：产生于民主政治基础上的体现社会公意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任何组织都须无条件地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绝对不允许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行为；法治的核心是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的运行，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为和职务行为必须坚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准则；法治的使命是维护和保障社会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对公民来说可以遵循“法无禁止皆自由”的行为准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开放观。是人们对开放的评价和看法。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其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对内和对外的双向开放是实现国家或地区发展繁荣的主要动力。我国边疆地理区位的边缘性，基础设施的落后性，文化的异质性等，造成了边疆社会长期以来的封闭和僵化。提高边疆治理效能，必须确立强烈的开放观：开放既是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活力源，也是实现边疆有效治理的主要手段；必须跳出边疆看边疆，以全国眼光，全球视野来审视边疆、定位边疆、发展边疆、治理边疆；建立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格局，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全国化、全球化；封闭是落后的根源，是极端思想产生的土壤，开放才能带来社会和谐、文化繁荣；要善于以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交往、促进文化交流、促进情感和心理交融。

发展观。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评价和看法。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是我国边疆地区的首要任务。实现边疆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树立以下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发展是边疆治理的第一要务；创新发展是实现边疆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动能；把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改革与和对外开放等进行有效统筹的协调发展，是边疆发展的基本方式；绝不允许为发展而损害自然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是边疆发展的底线；坚持开放发展，把边疆的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来实现；坚持共享发展，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分享，保障成果分享的公平公正。

四、边疆文化传播体系建设是文化型治理的关键

    凝练形成了卓越的边疆文化后，还需要把其从抽象的观念形态、思想形态内化为各族群众的情感认同、内心信念和思维方式，并进一步外化为各族群众的行为自觉和行为习惯，最后化育成为弥漫于整个边疆社会的良好风尚。卓越的边疆文化从内化——外化——固化的复杂形成过程，不能仅靠自发的成长，而应该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的传播过程和培育过程。

发挥边疆地方党委政府的对边疆文化的导向作用。边疆地方党委政府是实施边疆治理的主体，对建构卓越的边疆文化，实施边疆文化型治理，承担着主要责任。首先，边疆地方党委政府要为边疆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其次，要对边疆文化建设进行正确的指导和引导。边疆文化建设过程会出现新旧文化的共存，不同流派的共存，并且可能导致多元文化混乱，这就给文化整合提出了要求。边疆文化整合存在于边疆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所谓边疆文化整合，就是指按照一定的原则，取舍不同文化的各个方面或将各个要素组合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边疆地方党委和政府应该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和自己的奋斗目标来确定整合的原则，为边疆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导向。再次，要为边疆文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建设卓越边疆文化，需要制度创新，边疆地方党委和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建立一种鼓励创新的文化体制和机制。

发挥大众传播媒体对边疆文化的宣传作用。大众传媒历来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宣传效率最高，宣传效果最好的文化传播方式。经过反复凝练而形成的服务于边疆治理效能的边疆文化产品，也必须重视大众传媒的宣传作用。随着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被区分为传统大众传媒和新兴传媒。传统大众传媒如广播、影视、报纸、杂志、书籍等，由于受到传播媒介局限性和时空有限性的制约，其传播效能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而当代新兴媒体如移动互联网媒体，由于其传播终端便携化(主要以手机为终端)，传播介质多样化(文字、图像、语音、视频)，传播内容海量化(海量数据和海量信息)，传播速度快捷化(信息传递速度极快)，传播方式无缝隙化(没有时空限制)等特点，其宣传效果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但并不是说传统媒体的作用已经寿终正寝了，传统媒体仍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魅力和品味，在边疆文化的传播中，必须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高度融合，这样才能获得较理想的传播效果。

发挥边疆故事对边疆文化的承载传扬作用。我国9个陆地边疆省区，在长期的戍边、固边、建边、兴边、强边实践中涌现了很多感人的人物和事迹，由这些真实的人物和事迹所展现出来的故事，其背后蕴涵着卓越边疆文化所固有的价值观、精神品格等，需要后人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大多数戍边、建边、兴边、强边故事，均以真实的人物和事迹为原型，经过艺术化加工、刻画、塑造、渲染，往往生动而形象，对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召力、教育力，不仅能够传播边疆知识，而且能够传播积极进取的边疆精神和边疆情怀，特别是能够把边疆治理所倡导的价值观寓于故事中，潜移默化地内化到边疆各族群众的心灵、思想和情感深处。边疆故事承载着丰富的边疆文化，对推进边疆治理、改善边疆治理意义不可小觑。

发挥教育培训机构对边疆文化的灌输培育作用。先进的文化不会自发产生和成长，需要靠有效的灌输才能培育起来。所以在边疆文化建设中要特别重视灌输的作用。灌输的基本途径就是教育和培训，即依托各种教育机构和培训渠道，借助各种教育培训方法向边疆社会灌输卓越边疆文化，使卓越边疆文化的因子和内容在各族群众内心深处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最后把外在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要求内化为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行为习惯。灌输作用的有效性关键取决于三个环节：一是能否把卓越边疆文化的要求转化为教育培训的具体内容；二是教育培训渠道是否足够 多；三是教育培训方法是否科学可行。卓越的边疆文化始终表现为精神理念的东西，是比较抽象、不易理解的，如果不采取巧妙的办法把它转化为具体的、易理解、易感受的内容，就不可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所以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培训专家把这些抽象的教育培训内容转化为具体的教育培训内容。教育培训渠道，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都必须是种类多元，要通过有效的开发和拓展，发挥各种教育培训渠道的作用，使各族群众能够随时随地、随人随事受到教育，得到培训，在思想和行为上逐渐树立起卓越边疆文化所倡导的品行。另外，教育培训方法的选择是不能被忽视的，由于边疆各族群众能力、素质和觉悟是参差不齐的，方法不得当就会引起他们的排斥、逆反心理，从而降低边疆文化的灌输效果。因此要重视教育培训方法的开发、选择，注意教育方式和策略，在教育培训实践中摸索科学有效的教育培训方法。

发挥领导干部对边疆文化的表率作用。边疆地方领导干部要积极践行卓越边疆文化，要充分发挥榜样的影响力。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组织氛围；另一方面需要领导干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由于领导干部是社会的政治精英，其言行具有直接示范效应，其榜样的作用较为显著。领导干部身体力行，首先要提高领导干部素质。领导者的素质常常左右其领导方式，决定其领导水平，直接影响领导者发挥作用，素质良好的领导者，能够成为新的边疆文化的推动者和示范者，可以形成凝聚力强的领导核心，影响边疆社会的精神风貌。 其次要更新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是边疆文化的主要内容，领导者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批判陈旧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再次要改进领导作风。领导作风的实质是领导者世界观的反映，代表着一种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领导素质和领导观念都可以通过领导作风反映出来，影响边疆社会的也主要是领导作风。因此，良好的领导作风是形成新的健康的边疆文化的重要内容。

发挥戍边英模对边疆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在长期的戍边、固边实践中所产生出来的戍边英模是卓越边疆文化的生动载体，他们的思想、行为、追求、工作等体现出了卓越边疆文化的要求，他们是边疆社会中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都是身边发生的，都是可以切身感受和观察模仿的，因此这些英雄人物对其他社会成员可以起到标杆作用，发挥示范效应。通过发挥边疆戍边固边英模示范作用的方法来建设边疆文化，首先必须把那些能够真正体现卓越边疆文化的，在戍边、固边实践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群众、军人、警察、公务员等确立为戍边英雄，并且在政治上、待遇上给予他们特别的关照和倾斜；其次要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迹，这些事迹中蕴含着卓越边疆文化所倡导的理念、价值观、精神和作风。当然发挥戍边英模的示范作用必须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些戍边英模只是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体现了卓越边疆文化的要求，他们只是某一个或某些领域的英雄，不能以“完人”“圣人”的标准来看待他们、要求他们和宣传他们。否则。对他们过度的神圣化宣传，会遭致人们对其事迹真实性的质疑，会降低其示范效应。另外，对这些戍边英模本人也会是一种伤害。

发挥选拔录用标准、奖惩标准和晋升标准对边疆文化的塑造作用。边疆公务员及其领导干部的选拔录用标准、奖惩标准和晋升标准中，应该蕴含着卓越边疆文化所要求和倡导的理念、价值观、精神和作风等内容。严格依照这些标准来选拔录用、奖励晋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会在边疆社会中确立起明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范式，经过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实践，会逐渐形成良好的边疆文化。当然通过该途径和方法来传播边疆文化，首先要善于把边疆地方党委政府倡导和要求的理念、价值观、精神、作风等具体化为明确的、规范的选拔录用标准、奖惩标准和晋升标准；其次要在边疆公务员及领导干部的选拔录用、奖惩、晋降实践中，严格依照和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些标准，使那些符合边疆文化要求的人员得以及时地录用、奖励和晋升。相反，要使那些不符合边疆文化要求的人员被淘汰、惩罚和降职。经过长期的正反两方面的引导和强化，这些标准会逐步内化为边疆地方党委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整个边疆社会的行为模式，推动卓越边疆文化的形成。

（注：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方盛举，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文章刊发】《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