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辉 | 《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

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黄志辉

作者简介：黄志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1）。

摘要：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是两本兼具文化功能论与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志。费孝通在叙事过程中拒绝功能论的写文化逻辑，也不愿意抱持武断的阶级立场，而是将其社会文化视野与宏观、微观的经济行为分析同时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本土的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它既不是形式主义取向的经济社会学或人类学，也未走向相对主义的文化解释路径，而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追求平等与繁荣的知识目的下，对社会文化实体中的经济生产行动展开探索的实质主义研究范式。费孝通的分析与关怀，试图同时兼顾城市与乡村、资本与劳力、地主与农民，是一种迈向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的先声。

关键词：费孝通；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文化功能论；《江村经济》；《禄村农田》

一、引言

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视为两本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著作，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诧异。自80年前费孝通从事江村调查以来，《江村经济》一书都是被视为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扛鼎之作，而《禄村农田》则因其被置于《云南三村》之中，当作社区功能研究的类型学典型。埃德蒙德·利奇的方法论评价以及之后涌向《江村经济》的各种书评，关注点都是江村调查的实证方法，或者是其社会合作和乡村工业的发展方案；《禄村农田》的真正议题就更是被当代的学术喧嚣所掩盖了，其中关于农业经济的社会文化视野及其与农业经济之间的内在辨证议题，没有得到当代学界的真正重视。不过，熟悉二书的读者应该清楚，无论是对文化功能还是社会关系的分析，除了我们默会的江南、西南乡村背景之外，两本书均没有系统的交代村庄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书中对社会文化要素与经济议题的呈现是交替而行的。即使在禄村研究中，费孝通将农业经济生产、生计消费等行动与世俗生存伦理联系起来讨论了，却也没有完整地呈现功能论所偏好的文化系统。但是，当我们读完两本书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到书的流畅。为什么？在笔者看来，除了存在作者自己表述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变迁分析框架之外，还存在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笔者无意将《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牵强附意为用政治经济学方法促就的社会人类学著作。不过，我们不该忽略两本书各自是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书写其经济主题的。作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前后写作了这两本书。它们均是在国难时刻为寻找现实出路而展开的民族志（我们应该看到《禄村农田》之后，费孝通就再未写作系统的社区民族志）。关键是，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各个章节是怎样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要素展开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马克思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是围绕着土地、劳力、资本以及相应的地租、工资收入、利润等要素的理论分析建构起来的，“经济系统如何运转”以及“劳动者如何得以生存或延续”等问题，是这些理论分析的终极关怀。而《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正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框架下论及以上经济要素的；书中关于农业、贸易、信贷、金融的叙述，也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的而非完全是文化人类学的框架（但文化或文明的视野却构成了对纯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超越）。重要的是，两本著作均是具体的实证研究而非抽象的理论分析，其同时闪现了文化功能论和政治经济学。

诸多学界前辈看到了费孝通两本著作的知识自觉取向及其咨政色彩，抑或从新的人类学分支角度重释两本经典，还有学者试图将费孝通及其后的“江村”调查成果集合为一门社会学意义上的“江村学”，但很少有人以审慎的民族志态度，解释为何两本书中同时交叉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如果否认《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自带的政治经济学脉络，我们很可能会错过开辟新方法论的可能。麻国庆教授认为，费孝通很早就有全球化意识。这种全球化，是在文化视野下同时涵盖政治与经济议题的。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如果对文化视野的过度强调，覆盖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细节，就可能让文化主义替代政治经济方法的素描，反而无助于呈现文化的基本底色。我们有必要在文化功能论或社区类型学之外获得理解二书的其他角度，以及直面当今“江村”“禄村”现代化过程的另一研究切入点。在尊重文本的前提下，笔者希望理清该书中或明或暗的政治经济学线索，交代这一线索所暗含的理论突破力。与此同时，还应该进一步追问书中的文化功能论与政治经济学线索存在怎样的联系与断裂。这对当下中国的民族志研究走向应该具有重要的提醒意义。

二、土地经济的文化维度与政治经济学

书写框架：双重视野下的微观经济

指导费孝通展开“江村”“禄村”调查研究的思想渊源，除了马林诺夫斯基，还有两位同样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一位是研究经济人类学的雷蒙德·弗斯，另一位就是研究农业经济史的托尼。如果说弗斯和马林诺夫斯基启发了费孝通如何从文化视野出发去解决经济问题，那么托尼直接给了费孝通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托尼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一书中提出的农民生存出路问题和“不在地主”问题，成为了费孝通在“江村”“禄村”研究中最为关注的核心议题。托尼认为，一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大转变，导致中国城市涌入了大量工商业资本。这些资本通过投资城郊土地，生成了一大批“不在地主”。中国的城乡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金融时代。这个判断直接影响了此后费孝通的民族志写作进路。此外，托尼关于中国农村人地比例失衡、农业组织涣散以及工业变革的出路问题的讨论，也悉数被费孝通收入两本民族志的书写范畴中。费孝通展开的思路与托尼看到的中国城乡大转变直接关联，他毫不讳言他的两部作品就是为了回应托尼。

结合托尼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变迁分析框架，费孝通看到了资本运转的趋向：一旦资本变成了轴心，以往的城乡关系与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动。“江村”的调查数据表明，该村的地主有三分之二在苏州、上海，形成了都市中的“不在地主”集团。以往社区内稳定的租佃关系，被城乡间更为抽象的金融关系所替代。云南禄村虽然也临近城市，却几乎没有“不在地主”，但是这并不影响城市工业即将侵入农村的现实，乡村内部对传统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将被现代工业品所替代。由此，费孝通在托尼城乡之间的金融关系命题里，引入了工业变革与消费需求两个解释路径：乡村内部对现代工业制造品的文化需求程度以及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性，将是造成中国乡村“竭蹶”的关键因素。

小农的文化韧性、“不在地主”的金融渴望、土地租佃关系与经济形态，此外还有关于乡村合作组织、复原乡贤的功能以及工业变革出路的探讨，均成为两本民族志的基本关怀。关键在于，费孝通没有像当今的三农问题研究专家那样，立足预设的立场展开理论上的交锋，或基于农业统计的数据和个体农户的孤立案例去陈述所谓的事实。他的调查仍是在具体的城乡关系和系统的社区研究之中展开，尤其对土地经济的要素分析，同时展现了文化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关怀。我们可以分别从两本书的叙事框架和分析逻辑中，尤其是他对微观经济要素的深描中，来看看费孝通怎样从事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江村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叙述框架与实践方案

为了回应政治环境与世界资本对“江村”人民的劳动与生存的影响，费孝通不仅关注政治经济体系的价格调控方式，而且在微观层面对“江村”的土地经济要素展开了细致分析。在《江村经济》前七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功能学派所关注的文化要素，但自第八章以后，分析的主要对象便滑向土地、劳力、工业与资本了。

费孝通在开篇即交代了研究对象的地理范围以及“江村”的自然特性。这相当于提供了政治经济学三大分析要素之自然力的基本背景（第一、二章）。他强调家庭而非抽象的个体劳动力是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劳动力的抽象分析化约为个体的角度有所不同，从而留下了社会文化分析的更大空间。家庭这一基本单位不仅是物质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力自身与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载体。如实现香火延续或社会文化的连接（第三、四章）。由家庭组建的社会文化体系还是制约消费的基本框架：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得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的要求。它承认在一定范围的要求是适当的和必要的，超出这个范围的要求是浪费和奢侈。由此便建立起来一个标准，对消费的数量和类型进行控制（第七章）。围绕家庭这一基本单位建立起来的姻亲议题、扩展式的亲属关系结构以及村政府，又是限定各种物权的基本社会框架（第五、六章）。从该书的前半部分来看，江村的亲属关系体系本身就是一种产权结构，这是文化功能论的体现；但在该书的后半部分，费孝通指出由于政治经济体系宏观情境以及具体生产方式的转变，反过来对亲属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村庄分工体系方面，费孝通虽然没有对不同劳动或职业、商品的相对价值展开叙述，却提供了一个村庄社会文化分工体系的范例（第八章），从民族志角度回应了政治经济学的议题。对劳作日程（第九章）和农业（第十章）的分析，是一个文化视野下的经典劳动过程研究框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农业社区中的劳动力如何安排其自身的劳动过程；对农业劳动内容的描述，能够向读者传达农业劳动的价值如何分配的逻辑。该书自第十一章之后展开了对土地、劳动、资本、贸易的描述以及价值分配理论的深度分析，这是民族志政治经济学的重点。费孝通关于田底权、田面权以及“不在地主”的分析，具象地呈现了土地及地租理论的社会复杂性。他加入的文化与情感维度，使得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分析框架具有了立体感。例如，费孝通描述了田面权如何在“江村”流转，其中存在的二次转租现象，甚至可以修正政治经济学极差地租理论的解释框架——使用权与所有权不是简单的二元结构，单独一个产权概念（如使用权）所指向的，也是几个群体而非单独一个阶层。“所有这些人都对土地的产品有一定的权利……无论土地的实际收成如何，‘不在地主’、出租者以及雇工分别取得固定的地租和工钱。”

文化功能论、社会制度分析视角以及文化价值理论，被费孝通一同收纳进民族志书写中。在展开传统文化分配法则和社会制度分析之后，费孝通指出，现代城市金融资本的抽象运作规则将替换以往的分配制度。在大转变潮流中，土地价值的来源已经发生变化。土地价值并不仅由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以及自然因素决定，城市“不在地主”的资本以及金融体系也进入农村的土地经济系统。政治经济学的三要素：劳动力、自然力、资金力一同呈现在费孝通的地权分析框架中。

在土地经济分析部分，费孝通有意识地展开文化功能式的讨论。他强调现实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土地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只是不断强调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何影响土地价值）：“尽管土地的生产率只能部分地受人控制，但这部分控制作用提供了衡量人们手艺高低的实际标准。名誉、抱负、热忱、社会上的赞扬，就这样全部和土地联系了起来。”在特定社会中，土地具有人格。这种土地人格也将成为判断土地相对价值的标准。土地与人的安全感程度联系起来，“占有土地的动机与这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安全感程度越高，土地价值越大。这种理论显然是被马克思与李嘉图所忽视的（他们认为劳动或资本才是价值的来源）。此外，费孝通还指出，村庄伦理是指导地主收租行动或佃户缴租行动的重要价值参考。因此斯科特所说的“农民道义经济学”，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早就论述了，但结论显然不同（费孝通对文化惯性的强调不会轻易被现代农业革命所冲垮）。费孝通从人类学的文化维度展开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中国民族志道路的一种开创。

在第十二章中，费孝通对蚕丝工业的描述在其社会变革分析框架下展开。在这个框架中，生丝原料及价格、劳动力及工资、改革者及利润分配、技术与工厂、政府角色、内部分工以及外部贸易等要素均被考虑进来，以证明办理合作社工厂的复杂性与可能性。通过“江村”的价值分配案例，费孝通借鉴性地总结了合作社办工厂的初步方案：第一，由农民组成合作社，所有权属于这个合作社的社员，明晰社员的权责义务。第二，设立规章，工厂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全体大会。第三，原料由社员供应、劳力来自社员，但是技师、司库、资金则由实业家、银行、学校提供。因此，除了劳动力与原料，其他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并不在社员手中。不过，费孝通并没有引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这对分析范畴，读者也无法看到进一步的民族志价值分析。

上述具有合作理想的村庄社会主义方案，带有浓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色彩。此外，费孝通不仅分析了蚕丝工业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还特地辟出一节来分析工业变革“对亲属关系的影响”。他系统分析了工业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将显著改变婚姻亲属关系结构。费孝通的这一微观关照，显然是政治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双重结合导致的。马林诺夫斯基赞扬说：

我个人认为或许有关蚕丝业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它证明，社会学研究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

（二）《禄村农田》：地方性知识中的文化价值与消遣经济

费孝通在1938年上半年刚写完《江村经济》，下半年就辗转到了云南“禄村”展开民族志调查。不过，如果说在“江村”研究中费孝通还特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村庄的社会文化系统，然后才展开土地经济研究；那么，在《禄村农田》里，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单刀直入土地问题。在分析了农田经营方式之后，费孝通就切入了地权流动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劳力充斥与资本分散的内地农村，加上分家制度与文化消费规则，导致地权不易集结，农业资本难以积累。在这条分析进路中，我们要重点关注费孝通在分析微观经济时的双重叙事逻辑。

费孝通对经济行动的剖析，不仅考虑经济行动本身所承载的纯粹物质生产、消费功能及其在社区中的文化意义，还要考虑文化赋予了经济生产以怎样的行动惯性。如果单单剥离劳力、成本、消费的分析，不仅在具体的行动描述上不完整，而且对该行动的前因后果的分析亦不完整。不同于李嘉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卜凯的农业统计学，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重点考虑了社会文化要素。

在《禄村农田》中，系统的微观经济分析被细微分化至每个章节中。不同阶层、性别、宗教等社会集团的生产、消费情况，在全书的每个章节中几乎都有无微不至的展现；对经济行动的考察完全嵌入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中。例如第八章对5个家庭的生活支出列出了一个长达4页的清单表格，详细记载了数十项消费内容。全书共有几十张复杂的数据表格，其中的数据分类立体而系统，兼顾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政治等多个维度。篇幅所限，我们仅引用其中一个总括的小型表格，简要看一下费孝通如何展开他的消费经济分析。（此表省略）

表1的每一个大类支出，在书中还有数项甚至数十项亚类型支出的具体明细。如果没有系统的民族志支撑，是无法展示如此丰富数据的。费孝通不仅论证了各项支出的相互关系，关键在于这种细致的经济分析背后还有系统的制度研究、社会分层和传统文化分析视野。立足于对经济行为的民族志考察，费孝通将微观经济学与社会组织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宏观政治经济体系联系起来。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卜凯的农业经济学大行其道。他基于大量的问卷调查而展开的数据分析受到全世界的追捧，但是费孝通对这种经济学并不买账。费孝通认为，这种纯粹的数据经济学并没有考虑社会文化背景。费孝通在分析“禄村”的土地经济时，使用了一个十分本土化的单位：“工”。费孝通用这个概念跟卜凯的数据做了对话。“工”是中国农村地区普遍出现的用以计量劳力乃至农田面积的单位。在费孝通调查时期的“禄村”，人们用“工”来丈量农田。

禄村的单位是“工”。当地人给我的解释是“一工田，一个人工”。可是，我们已知道各节农作活动中所需劳力不同，各人的工作效率又不同，所谓一个人工是什么意思呢……每丘农田的工数是传统定下的，农民们可以指着一丘田说这里有几工田。他们并不是因人因地，随时规定，好像一个工作效率高的人可以少说几工，一个工作效率低的人可以多说几工。

同样，劳动力的单位也是“工”。

禄村人民若向你说，哪种工作中，哪块农田上要费多少人工，他的意思不是指需要几个人在一天内尽力工作，而常是指要雇多少人来工作而已。一个人工并不是指一个人在一天内可以供给的劳力，而是指一天内普遍认为应该供给的劳力。

在“禄村”调查时，费孝通充分考虑了“工”这一经济学单位的技术、文化与社会限制，以及年龄、性别、工具效率的差异。虽然“工”的计量具有伸缩性，但是在社区内计算人力与土地时是拥有通识的。在雇佣劳力或转让农田时，人们都是围绕地方性共识来展开估算，只要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振动，都没有太多问题，充其量接受一些道德的赞美或指责。有关“工”的知识，是每一个禄村人在成为农业主力后必须掌握的。通过尽可能的充分计算，“总结来说，在禄村，1工种豆并种稻的两熟田上，一年在农作活动中，一共需要女工103个人工，女或男工15个人工，男工85个人工，一共是203个人工”。

在这种富含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分析过程中，费孝通不忘指出他对卜凯数据的怀疑。“我的估计和L.Buck的估计相比较，有相当的差异。”卜凯的劳力单位，是指每一普通工人在每天10小时内所能成就的工作量。卜凯将农民设置成了理性经纪人，完全剔除了一个农业劳动力在日常劳作中闲聊、休息以及对“工”的弹性工作机制。

以地方性文化知识为参照，费孝通发现自己的文化经济学与卜凯的统计经济学得出的结论背道而驰。很显然，费孝通认为，用卜凯式纯量化的数据来做研究，无法概括具体的经济文化类型，因为这样的研究是基于普世主义的研究框架来展开的，很难具备文化人类学的相对主义视野。

相反，基于自己文化民族志的视野，结合微观的经济学分析，费孝通得出了“消遣经济”的理论概念。这是费孝通基于对农民日常生活过日子的观察得来的一种文化经济类型。在“禄村”调查期间，费孝通发现，禄村人普遍具有“宁愿少得，不愿劳动”的心态。很显然，这与韦伯笔下入世新教徒的节欲观念截然相反。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农民的过日子观念不是节欲主义的，而是具备选择动机的。为了让自己尽可能地减少劳动，可以选择某种消遣的生活方式。西方经济观是非人本主义的，其目的是奔向利润而非享受。而禄村人则会说，那种只会劳动而不会享受的人，是“憨包”的体现。

费孝通认为，农民削减欲望以减少生活重担的想法，是“用较少的痛苦避免较大的痛苦”。但是，这并不代表农民会无限地减少劳动，从而退至寺庙道观中去。对于“消遣经济”，费孝通的态度是较为辩证的。农民有其劳动与不劳动的基本底线。这一底线在减少劳动减少消费的同时也发生了闲暇，产生了中国农民的闲暇社会。至于底线是什么，这很可能就需要文化、政治与社会结构的结合才能发现。但这实际上是个悖论。“有闲而抽烟，抽烟而更不想劳动，不劳动而更有闲——这是一个起讫相衔的循环。这循环给那辈雇工自营的地主以一个典型的生活方式”。悖论如何解决？费孝通认为，应该改良农民的组织形态、倡导分散的乡土工业。通过展开积极的乡土重建方案，重新组织农民建设合作工业，从而以一种合作式的社会文化经济来替代“消遣经济”。

《禄村农田》一书，完全可以视为民族志的经济学的范本。难能可贵的是，费孝通在写作时完全抛掉了写作《江村经济》一书时的套路，但在直抒胸臆之时又没有忘记他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学来的功能论精髓。他对文化视野下经济行动的呈现是双维度的，既在社区内外文化系统中观察土地经济，又完全兼顾到了诸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微观行动的具体描述。作者并没有落入对“理性人”批判的窠臼，似乎这都不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对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理性”行动进行民族志的深描，这才是实证研究者所要真正关心的内容。

三、土地经济研究的宏观视野

在费孝通之后三四十年，沃勒斯坦才提醒社会科学研究者，任何民族志唯有将自己放在较大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框架中，才能获得被理解的可能与现实意义。按照马库斯与费彻尔的说法，费孝通早就将开玄弓村（即“江村”）设定为一个“大体系里的可知社区”，即在宏观背景下去理解当时的“江村”“禄村”存在何种生存难题。抛却将《江村研究》《禄村农田》视为一个微型社区研究的陈词滥调，我们会明显看到费孝通着重关注了其研究对象与其所在的镇、县、区域、世界体系之间的商贸、金融关系。这种开放性的叙事不仅能够让读者顺利理解世界体系中的乡村经济，而且可以将作为外部力量的世界经济体系环境转化成某种内部视野。例如，《江村经济》第十二章提供了一个社会变迁分析框架，表面上看，其中的“变革力量”来自社区外部，但通过与保守力量的接触、角逐后，就转换出一种可以指导社区变迁方向的内部视野。《禄村农田》对土地、劳力范围的观察，也跳出了一个微型社区，而在广阔的区域范围内进行评估。这样一来，作者不仅可以展开其文化功能理论下的社区民族志实验，而且顺理成章地将其同时代的宏大政治经济关怀纳入到这本两民族志中来。因此，作为这两本民族志所要追索的知识，不是限于研究对象本身，即“江村”“禄村”有何社会文化面貌、土地经济形态，而是扩展到大范围中去，在区域系统中追问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族志应该同时超越那种所谓满足微型社区需求的文化功能研究，以及那种抽象且所谓理性十足的纯粹经济数据分析。在《江村经济》的开篇，费孝通明确说明了其知识追求的真正目的：

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他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

很显然，这里的需求主体不只满足于对两个村庄的理解，而是整个中国；研究者不仅应是知识的呈献者，而且更应该是指导者。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也注意到了开篇的这段话，他在序言中引用了这段话并做了一句注解：“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在机械工程中，只有傻子或疯子才会不顾科学的物理和数学而作出规划、设计或计算，故在政治行动中同样需要充分发挥理智和经验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补注，清楚地呈现一个可能的逻辑：功能主义的方法可以服务于政治或经济行动的实践。不过，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自己只是用功能主义书写了一些民族志，很少参与干预或评价政治经济体系本身。他说：

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我们中间绝大多数向前看的人类学者，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我们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我说过“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与马林诺夫斯基不同，费孝通不是停留在社会文化结构的剖面分析上，而是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案。

费孝通清楚地看到了他在从事研究时的政治经济学情境。他很遗憾那时的中国不存在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善治政府，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脱嵌的。在《江村经济》书末，他勇于评判到：

中国的土地问题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地，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政府重占红色区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对于费孝通对政治行动做出的这种评价，马林诺夫斯基大加褒扬，说这是一种公开批评政府不当行为的社会学工作。

通过将“江村”设定为一个开放性的社区，费孝通轻易地将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批判视野纳入到民族志当中来，并提出一个具有实践性的乡村工业变革方案。因此，两个社区研究为的是追索一种能够应对整个中国问题的实践知识。两本书的高潮部分，费孝通均提出了一个社会变迁分析框架，尤其是对其中的变革力量进行了重点分析。这些变革力量包括城市资本、上层政府改革、工业技术发展等。费孝通对这些变革要素做了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评价：

变革力量的性质如何是重要的，因为它决定变革的计划。它制定应付形势的措施并组织行动。它对形势的理解是行动的前提。但变革力量受其社会环境影响，对形势所作的阐述往往不能代表现实的全貌。再回过头来说这个村庄，生丝价格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结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被压迫国家的政治地位以及摩登女郎新近获得的赤脚审美观等等，这一切都可能直接或间接成为中国农村生产的生丝价格下跌的原因，但变革力量不会把这些都考虑进去。

在《禄村农田》中，费孝通基于实证调查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出宏观层面的经济文化类型。“消遣经济”的概念，并不是为了概括一个社区，而是有其延伸性的意义。费孝通后来一再提出的乡土复原、乡土工业等重建方案，都是建立在消遣经济的总体判断之上。《禄村农田》的微观经济研究，从头至尾都是在费孝通隐而不彰的宏观抱负之下完成的。

总之，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禄村农田》，其精彩的微观经济分析都与作者立足于宏观政治经济体系的判断有关。我们既不能仅将二书视为结构功能主义的民族志，也不能将其视为一个琐碎的微观研究。费孝通抗拒纯粹的城市大工业道路，召唤有德行的国家政治实践，提倡在宏观政治经济体系中展开微型研究，是一种系统而立体的研究视野。这也应该是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需要继续提倡的研究路径。

四、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文化价值学说的立场与未来的展望

当今中国农村的耕地，已经成为三农研究与农业经济研究的学术格斗焦点。围绕国家角色、外来大型农企资本的操控、农场规模的适宜程度以及农业合作组织还要不要搞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但不论怎样争论，从人类学者的视角来看，很难看到社区的整体图像及其内部行动者与广泛世界之间的内外关系。费孝通在从事江村与禄村的民族志研究时，基本上没有理会太多嘈杂的主义、形形色色的方案，他直接了当地切入社区。不谈社区内外的社会文化格局，就去研究与社区本身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经济和改革道路，在他看来是无法想象的。

在费孝通所著的两本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所设置的以下基本议题基本上都囊括了：其一，关于土地及地租问题；其二，劳动价值及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其三，资本与政治体系的运转造成的社会情境议题。不仅如此，经典政治经济学中人的抽象关系，被费孝通用社会文化民族志的书写，复原为具象的社区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并且完全没有被形式主义或阶级立场所绑架。同时兼顾文化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让费孝通提出的方案显得既有扎根乡土文化的深度，当然也因为这个原因，更偏向“改良”的色彩。

但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书中的政治经济学脉络只是费孝通用以回应其富民志向或中国乡村何处去的一个方法之一。他使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但舍弃了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进一步追问的可能。以下两点需要读者重点关注：

第一，与马克思站在无产劳动者立场上的批判性或李嘉图站在维护市场资本立场上的批判性不同，费孝通似乎希望同时维护地主、小农或雇工的利益以及农工结合的生产方式。第二，费孝通设计的发展方案没有将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视为分析性概念，其内部视野中的社会张力是否会影响其方案的实践？这一问题并没有在书中展现出来。实际上，文化功能论所要求的整体性叙事技巧，使得费孝通一开始就放弃了具体论述“江村”“禄村”社会内部的阶层或阶级关系的论题。但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费孝通将劳方与资方的关系引向两个维度进行转置，一是乡村与城市资本，二是合作工厂的设置。由于与土地产权有关的各阶层之间、劳资之间的总体性社会关系被费孝通模糊化处理之后，使得他提出的乡村工业改造方案也是模糊的。费孝通虽然倡导内部视野，但这种内部视野实际上又是一种没有分化的一体性视野。一旦无法从这种社会内部视野寻找实践知识的突破点，就使得费孝通自己难以窥见、乃至忽视分配过程中的“社会断裂”，这会导致他的方案和民族志仍是整体描述式的，结论没有社会针对性，变成具有跳跃性特征的宣言式归纳。

因此，政治经济学立体的阶级或分层的分析方式并没有在该书中呈现。例如，人地关系的描述只是平面地展开，不论是在地还是不在地地主，他们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都只是做概化的处理。再如，《江村经济》合作工厂中招收的30名社员，费孝通并没有对社员的社会地位关系、选拔原则进行交代，更没有对劳方与资方的社会联结维度进行具体论述。而且我们看到，资本、技术、机器都是来自城市与外来资本。当合作工厂第一年运转时，社员与他们一同获利，但是当合作工厂失败之后，资方雇佣的高级代理人有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却不得而知。在雇工、承租者、租户、“不在地主”或完全所有者等不同阶层中，费孝通做了产权以及地租分析，但他没有明确不同阶层的不同土地态度，而阶层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张力关系。即使他们要一起合作，需要减少哪些社会摩擦系数？这些问题在两本书乃至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中，都有一点语焉不详。

在两本书中费孝通谈了很多土地、劳力的价值问题，但由于没有系统接受过价值学说，只能从文化角度谈乡村知识体系内部的价值设定方式。在“禄村”的土地研究中，虽然费孝通对“工”有非常本土化的价值叙事，但他没有交代这种本土“工”价将与外来现代“工”的价值体系之间如何对撞、变迁和转化。因此，我们无法看到“江村”“禄村”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分工体系中所花费的劳动力及其获得的商品，与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对的“价值”之间的差额，这样也就无法真正追问导致劳力生存问题的根源。

针对贸易交换与金融资金，费孝通似乎也退回到了社会文化分析的模糊整体论立场，基本舍弃了一切先验立场和判断。正是这种放弃，使读者无法看到某种具有激进性的方案设计，这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是很不一样的。在笔者看来，费孝通的改良立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叙事脉络与文化功能论的理论追求之间存在一个缺口，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具象分析难以完全衔接文化功能论的整体追求。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费孝通的价值来源仍然强烈地依靠内部文化来定义。这就减弱了他之前将政治经济环境转化为内部接触力量时的看法，且使得打通内外之间的转化视野不充分。一个凭借外销手工业来补偿农业不足的社区，土地上生产的商品相对价值是无法凭借内部力量定义的，因为微型社会内部无法树立一种物的绝对价值。这是费孝通的乡村工业方案至今仍无法完全实践的根本原因。换言之，费孝通的内部视野仍然距离文化功能论太近，距离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较远。或者说，他没有彻底地将城乡体系乃至整个世界资本体系视为一个内部问题，所以在边界上出现了解释困境。笔者希望强调的是，规避阶级或阶层的立场，确实让两本民族志的内容更为丰富。但彻底的规避乃至抛弃，又会失却对腐败力量的锐利批判和底层大众的直接关怀。如果不能直陈权力与资本对农业、工业具有全面垄断的风险，费孝通的文化经济很难吸收两种经济制度的长处：“整合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与管理模式，并继承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与社会参与。”

不过，用这种偏左翼的学术立场来要求费孝通实在是过于严苛。我们应该看到，费孝通很早就开辟了中国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他在叙述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时，增添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文化维度，而不是在抽象层面探讨理论模型对应的现实状况——从根本上说，他已经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角度改造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前所述，费孝通扩充了价值来源的文化维度，文化本身限制了生产与消费的方式，商品的价值属性受地方性社会文化制约。在生产、分配、占有物品的方式上，不是按照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社会组织或地方文化制度为基本框架。只有改变相应的组织形态，如重新激活起一种合作式的内部分工方式，才能更加顺利地展开生产与分配行动。他对中国乡村土地与手工作坊中人与物的关怀，仍然是从农民集体的基本生存问题出发，这一点是文化功能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关怀。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视为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展开的微观研究。费孝通开创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志，而是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两本书中对文化功能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使用，是对社会实体的政治形式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嵌套关系进行探索的实质主义研究范式。它既不是形式主义取向的经济社会学或人类学，也不走向相对主义的文化解释范畴，而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追求平等与繁荣的知识目的下，展开的民族志的政治经济研究。

马库斯与费彻尔认为：

政治和经济过程比表面上似乎能够表述事实的主导范式要复杂得多，因而它要求政治经济学去完成一个新任务，即自上而下地重建对宏观体系的理解。其最为激进的形式是，新政治经济学被推向精确的、解释的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并最终被推向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学。

费孝通将其与文化功能论结合起来，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重努力，是追求实践知识过程中导致的民族志必然结果，是倡导学术介入社会的一种体现。未来观察后江村研究的民族志，只要是有明确政治经济学关怀的研究，就会产生这种学术结果，并且尚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及图表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