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光，徐媛媛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论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论纲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王文光，徐媛媛

基金项目：教育部“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成果”研究选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阶段性成果；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文光，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徐媛媛，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650091）。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思想，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突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未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指南。因此必须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就是认同问题，各民族的团结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高利益，而认同是团结的前提，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历史过程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43次提到中华民族一词，而且在报告的第六部分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段话是未来研究中华民族历史的指南，必须深入学习和领会，因为这段话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因此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又指出：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其中的民族观指的就是中华民族观，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中华民族是起源于中华大地，以中华文化为主要纽带，具有通用的语言文字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不是狭义上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单纯的民族，而是包括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56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自觉意识逐渐高涨，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渐由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抵御外侮，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昂首挺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有了一个孕育、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

    （一）中国史前文明在中国大地上是多元共生、多样共存的

中国境内猿人、古人、新人化石以及他们活动遗址的大量而广泛的存在，说明了我国是一个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非常多，属于黄河和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属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属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昙石山文化、圆山文化凤鼻文化等；属于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卡若遗址文化、戈登村遗址、忙怀遗址、白羊村遗址、海门口遗址等；东北、北部和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红山文化、富河文化、新乐文化，以及广大草原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等等。上述文化遗址表明，一方面是这些考古学文化具有个性特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他们文化上的一些交往、交流、交融关系。例如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产生于当地的旧石器文化，同时又为后来的青铜文化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和横断山区三个区域的亚文化，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北地区、东南沿海和江汉平原的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借助于西南地区同其他地区和西南各区域间不断进行着的文化交流实现的，它对西南地方性文化的形成和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上述所有的考古学文化表明，在史前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开始孕育，因为这些文化的主人到后来形成了中国众多的民族，他们共享着同一个生存空间和空间内的自然资源，是中国境内绝大部分民族最早的祖先群体。

（二）“华夷”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

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华夷”民族观，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是多民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中国，“华夷”是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共同体，《礼记·王制》记载说：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礼记·王制》对于民族的划分是按照文化特点进行最宽泛的划分，这儿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华”，与“戎夷”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正是“华”和“夷”在历史的过程中，推动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夏朝因为没有文献材料和可靠的考古材料支持，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当时是否有民族观存在，但是可以肯定，在商周时期就有了中国最早的“天下观”和“民族观”。《诗经·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中的“王臣”虽然分为“华”和“夷”，但都是生存于同一个“天下”的民族共同体，所谓的天下就是商周时期“华夷”民族共同体生存的空间，就是最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空间。如果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来看，“天下”就是国家，“王臣”就是人民，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的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之为四海之内。

因此，从一开始中华民族共同体就生活在一个共生的地理环境中，这个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秦始皇建立秦王朝时，开始有了民族共同体意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大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这就是说，所有在秦王朝境内的民族都是一个共同体，都属于秦王朝统辖。司马迁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则在此基础上进了一步，认为多民族汉王朝境内的民族不但是一个共同体，还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出了五帝世系，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阐述了以五帝为中心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和“华夷共祖”思想，反映出司马迁朴素的民族平等意识。《史记》中明确记载了华夏和匈奴、越人都是黄帝后裔，甚至朝鲜、西南夷也与黄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明确体现出“华夷共祖”的思想。司马迁的“华夷共祖”思想，是建设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是“华夷”民族观的一个历史性进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初的思想基础。在大一统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华夷共祖”的思想反映了中华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融合的基本规律和趋势，正是在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使中国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并由此发展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精神推动力，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了众多的政权，有了华夷皆是正统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在“华夷共祖”思想基础上的进步。说明司马迁的“华夷共祖”思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匈奴后裔在实践着。《晋书·刘元海载记》说：“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所以刘元海在建立政权的过程当中，是以恢复“汉”的正统作为政治号召，于是“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匈奴贵族赫连勃勃也认为，他是历史上夏后氏的后代，因此“（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远而兴，复大禹之业”。故赫连勃勃所建的政权才会叫做“夏国”。这些都是“华夷共祖”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一直持续不断。

隋唐时期，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获得了空前的历史发展机遇，民族关系良好，于是在唐代有了“华夷一家”的民族观。“一家”就是共同体，而且还是命运共同体。元朝和清朝虽然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尽管一开始有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但是当他们接受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之后，提出了“蒙汉一体”“满汉一体”的民族观，也都具有“华夷一家”的含义。可以看出，此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十分清晰，呼之欲出。

二、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面对外来侵略，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的民族发展为自觉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名称得以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成为中国各民族的集体意识，这对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意义非凡。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个词语，他说：“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梁启超说的国家观，反映出当时中国已经从历史上的王朝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变，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开始建构，这当中最重要就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国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中国的“国族”，其中就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文中多次出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的表述；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把该文的第一节标题叫做《中华民族》，毛泽东论述道：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在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中，已经完全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但形成而且有所发展。

政治家之外，学者们也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抗日战争初期，著名学者顾颉刚在昆明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虽然学者中有不同见解，但是对于抗日战争而言，具有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也有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一词成为能够凝聚全体国人的一个时代话语。因此有学者指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边疆危机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更多的奉行是一种淡化的族裔观念，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主义。”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推动和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全体中国人拥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

194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即，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把国家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当中应该已经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含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此同时，还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在国歌中多次出现了“中华民族”一词；又确定了五星红旗作为国旗，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歌和国旗都是国家的象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表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在不同文献中、在社会生活中、在国际交往中，都把中国各民族称为中华民族。所有这些政治行为都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在国家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

在具体的民族工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实现民族平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民族识别，这是党和国家旨在贯彻民族平等原则，运用政府行为对中国境内民族个体的辨认甄别。之所以进行这种识别，是因为这些民族个体之间存在着族别不清的现象，有碍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遵循了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和符合科学的客观依据的基本原则，对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族称、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以及历史渊源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去寻求科学的客观依据；同时，把形成的科学依据同党的民族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同待识别的人们共同体的民族意愿紧密结合起来，征求各族人民群众，特别是本民族知识分子、干部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经过充分协商，实事求是地确定各族体的民族属性，确定各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通过将近30年的民族识别工作，确定了今天的56个民族，那些历史上长期深受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甚至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份的许多少数民族，从此得到国家以法律形式确认自己的族称和民族成份，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平等成员，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内容，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89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把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同一体”。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于统一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尽管如此，在民族工作实践中，民族与国家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彼此还有张力，所以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才特别强调“四个认同”，即：中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2015年8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又在“四个认同”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站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伟大复兴的时代高度，把认同问题概括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指南。

四、结 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属性，蕴含着多民族中国的民族观。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经过了民族融合，民族之间存在同源异流、异源同源的民族融合关系，民族之间的血脉是相同的，文化是相连的，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深厚历史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多民族中国发展的产物，与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紧密相联系。所以认同必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前提，强调国家利益至上，让各民族明白，国家统一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和道德情感追求。总体来说，离开多民族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有中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认同问题，而认同是团结的前提，是多民族中国的生命线，所以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