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科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王朝科
作者简介：王朝科，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201620）。
摘要：逻辑起点抑或元范畴是建构一门学科最基础的理论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好这个基础理论问题，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终将沦落为没有经济范畴（经济范畴是构成经济理论最基本的语言单位）、没有理论（原理）和理论体系的拼盘，随时可以推倒重来。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需要从以下三个问题出发：（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内容到底是什么。由此，“剩余产品”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剩余产品才是真正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经济范畴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但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科学、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许多基础理论问题等待理论工作者做出科学的问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可以称为起始范畴或元范畴）就是这些众多基础理论问题中最基础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不牢固，谁都可以推倒重来。尽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由此造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既不充分，也难以形成共识性结论。
一、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起始范畴或元范畴）：
是什么？为什么重要？
“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或者说一门科学的开端”是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第一部第一编率先提出来的命题，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家知道，黑格尔是一个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尽管如此，也不能抹杀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贡献，以及黑格尔逻辑学蕴含的“合理内核”。这里不妨引用一段马克思的话作为证据。马克思曾经说他的辩证法“不仅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但是,这毫不影响马克思对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肯定。他说：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却把他当成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但是他关于“科学的开端”的思想应该属于“合理内核”加以吸收借鉴，只不过，需要避免陷入黑格尔式纯粹概念范畴推演的泥淖。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下黑格尔关于逻辑的开端的核心思想。
第一，在黑格尔那里，逻辑的开端（逻辑起点）就是思维过程的开端，是思维过程“首要的东西”也应当是“最初的东西”，是方法论意义的。
第二，作为逻辑的开端必须是“绝对的，或者说，是抽象的开端；它于是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必须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全部科学的依据”。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黑格尔认为，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得到最后的东西。”
第三，开端的东西是科学体系的基础。“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作为科学的开端的东西不能任意假定。黑格尔认为：“开端不是什么任意的和暂时承认的东西，也不是随便出现和姑且假定的东西，而是后来它本身表明了它作为开端是做的对的。”也就是说，作为一门科学的开端的东西本身应该是科学的。
第四，作为科学的开端的东西具有具体性和抽象性的规定性。“开端的规定性，是一般直接的和抽象的东西，它的这种片面性，由于前进而失去了。开端将成为有中介的东西，于是科学向前运动的路线，更因此而成了一个圆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政治经济学方法时提出过两条道路，一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错误的。黑格尔的“开端是有，而不是其他什么，这是开端本身的本性”。“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提出的第二条道路，用他的原话讲就是：“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入口，但是这回入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我们熟知的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逻辑进路，这条逻辑进路不仅回答了对一国进行政治经济学观察的科学方法，也回答了一门学科其理论体系展开的逻辑路径。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首先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既具有具体的规定性，也具有抽象的规定性。这个范畴是这门学科理论演进或者思维行程的根据和原则，从这个范畴出发，能够衍生出构成这门学科基本元素的范畴体系，通过这套范畴体系建构一个一个的理论，这一系列理论共同构成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
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说起始范畴（元范畴）之所以重要，盖因逻辑起点决定了一门学科是否具有整体性和逻辑严密性。马克思在1865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对自己的工作（《资本论》的写作）有过这样的评价：“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资本论》之所以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与马克思确定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起始范畴是密不可分的。试想，如果马克思不是选择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资本论》会成为艺术的整体吗？由此，逻辑起点（起始范畴或元范畴）作为建构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几种流行观点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顾名思义，理论体系应该是由若干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构成的、能够对其研究对象做出科学解释的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就某一具体理论而言，就是以逻辑为经，以历史事实为纬，以范畴为基本元素，能够对某种特定现象做出科学解释并经实践反复验证的规范表达。所以，逻辑起点、范畴、历史事实是构成理论的三个基本要件。逻辑起点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元范畴（起始范畴），蕴含着一门学科整个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的矛盾，是一门学科后续范畴体系展开的根据，这就决定了逻辑起点在一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近两年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井喷式的涌现，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纵观既有文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这个最基础、最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却少有人涉猎，研究非常不充分，难以形成共识。系统梳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变形的商品”论。颜鹏飞教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的理论，认为“应该以大量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形态条件下的‘变形的商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或元范畴”。他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为：（1）起点范畴应该同时满足抽象性、现实性和孕育一切矛盾胚芽的始基性；（2）迄今为止，商品经历了从一般的简单商品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从资本主义商品转变为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商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条件下二元并存的“变形的商品”；（3）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产生的条件具有二元性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并存；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变形的商品”具有二元并存性质——“变形的商品”来自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变形的商品”市场是以利润为中心的市场机制和力图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政府调节机制的二元并存机制、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力形态具有商品和非商品的二元属性、劳动者的分配关系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相结合二元并存、商品和投资品与公共品二元并存。用社会主义“变形的商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契合，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但是在逻辑展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二元并存性质的“变形的商品”带来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自洽问题。
“基本经济制度”论。张宇教授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特点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基本经济制度”。他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断探索的结果，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前提或者说是制度规定。用“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难以实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国家”论。邱海平教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现代社会以国家形成为起点，并且在整个中国现代社会中起支配作用，那么在理论上，当然就应该以“国家”作为逻辑上的“起点范畴”；二是把“国家”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三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或“起点范畴”这个问题上，虽然学界曾经用“劳动”“分工”等范畴进行过多种尝试，但并不成功。按照作为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应具备的三个条件，将“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范畴似乎非常难以把握，因为国家这个范畴的外延和内涵都过于宽泛，可以是空间意义的，也可以是人口学意义的，还可以是上层建筑意义上的，以及别的丰富的含义，不具有唯一性。
第四，“人民主体”论。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人民主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其理由是：（1）历史唯物主义是“人民主体”论的哲学基础；（2）“人民主体”论明确了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3）“人民主体”论进一步揭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性；（4）“人民主体”论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5）“人民主体”论夯实了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基础。将“人民主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这种主张值得商榷，因为，作为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必须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具有抽象性、具体性，以及构成这门学科理论演进或者思维行程的根据和原则的特质，“人民主体”论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说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不是一个范畴。
“劳动生产力”论。荣兆梓教授认为，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应当首先以确定其核心范畴为前提、为基础。在核心范畴确定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首先讨论起点范畴有点本末倒置。基于此，他主张把“平等劳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将“劳动生产力”设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叙述体系的逻辑起点。持这种主张的理由总结起来有两个：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二是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一方面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技术积累，意味着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劳动组织形式等生产要素表现为一个方向不变的数量增加，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演化的基础。“劳动生产力”是政治经济学中最简单、最一般、最普遍的范畴，因而用“劳动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并不能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个性和特殊性。
虽然这里我们还没有穷尽所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全部观点和主张，但不难发现，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这个最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并没有获得一致性共识，客观上严重影响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进程。当然，分歧和争论本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寄望获得完全共识再着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可行的选择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持不同观点的学者独立探索、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与典型特征事实
要确立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事实。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最熟悉不过的是邓小平那段著名的话：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出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坚持科学发展，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为实现其特定目的的手段，本身并不构成人类社会的目的，但是为什么发展生产力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则决定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体、政体、执政党的性质，以及社会制度性质，共同决定了我们发展生产力的唯一目的是实现国家富强、各民族共同繁荣、富裕，以及全体人民有机会、有权利、有条件、有保障地平等分享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概括为如下命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命题的理论内涵是：（1）中国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奋斗目标必须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这就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当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宣布建立的国家制度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而不是别的国家制度。邓小平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2）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据其伟大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对未来社会所作的科学推断和理论建构，揭示的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性目标，而不是试图给出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和建设路径、建设的具体内容，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一定是探索性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模式一定是多样性的，过程一定是复杂而波动的，不可能呈现一种线性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形态社会主义多样性的一种表达式，必然是一个曲折性、复杂性和波动性的过程，因而也必然具有自我修复、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特质。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30年、后30年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都可以视为实践形态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复杂性、波动性的具体表现。（3）人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这一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完全契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等，不过是实现终极目标和充分体现价值追求的手段，本身并不能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不能为增长而增长，唯生产力论，甚至牺牲社会公平正义换取所谓的经济效益，这样终究是不能持续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是以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作为典型例证，但是又不囿于仅仅研究英国，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诚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既然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例证，那么在马克思的脑海里必然有一幅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准画像——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事实，就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经济成果为所有者所控制、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所有者最大化地攫取剩余价值、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生产和分配采取普遍的商品形式（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几乎都被商品化）、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些典型特征事实，既可以视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描述，也可以视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假设前提。从静态上讲，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讨论都是建立在单一私有制这一假设基础上的；从动态上看，马克思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命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向马克思学习，比照马克思的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描绘一幅精准的画像，抽象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典型特征事实，这些典型特征事实大致包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范畴虽然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来的，但是他所指的应该涵盖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不像有学者主张的那样仅仅指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如果我们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起来进行辩证分析，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然表现为这样一种演化路径——一元→二元→一元，即由单一公有制（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虽然还存在少量的非公经济但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一元结构，向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演化，并最终演化为一元化的单一公有制（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所构想的公有制）。二元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非常典型的特征，也是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大难点，我们不妨将其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假设前提。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领导。大家或许会质疑，将政党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事实是不是合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本阶级的先进成员组成，领导本阶级的政治斗争，掌握政权，改变以私有制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那样：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掌握领导权的重要前提，丧失了先进性就会失去执政资格。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西方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比如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麦金龙等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或者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中国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为此，他们把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经济实践的背离称之为“中国之谜”。其实并不是有什么“中国之谜”，而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存在致命缺陷。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最独特的运行体制。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意味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尽管这个命题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明，但是这个命题首先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理解这一命题的逻辑，应该是中国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实际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正如恩格斯指出：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同样的道理，理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兼容”也应当到中国经济实践中去寻找答案。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毕竟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发展起来的，不是为社会主义量身定制的，市场经济之于社会主义是外生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一个建构过程，而不是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简单粗暴地照搬过来，并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了事。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从而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公有经济为主导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基础结构，也就是国家可以依靠公有经济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二是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从根本上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方向要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公有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压舱石的作用。三是主导国家的创新能力。创新已经成为当今的主旋律，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创新具有高成本和高风险的显著特点，这就决定只有公有经济才能主导国家的创新能力，顺利完成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四是主导协调发展。不协调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不协调、整体与局部不协调、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不协调等等，公有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其成为主导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动员非公经济的力量，使非公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经济超常持续增长。这一点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剩余产品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个最终目的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科学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二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三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因此，马克思选择以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作为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此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也就是以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为核心的规律体系。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必然是剩余产品。因为：
第一，剩余产品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没有剩余就没有发展和进步。首先，剩余产品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基础。恩格斯指出：“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其次，剩余产品的总量和结构，决定着社会和个人的富裕程度。马克思说：“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所谓“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按照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必要劳动抑或必要产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这不会否定剩余产品始终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同社会制度的分野并不在于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存在性，而在于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界限如何确定，在于剩余产品如何生产和如何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么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内容？是什么促进了人民的共同富裕？答案显然是剩余产品，而不是总产品。否则就无法解释社会普遍存在的生产能力增加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客观事实。所以说到底，共同富裕的本质就是全体人民如何分享剩余产品。马克思指出：“剩余劳动一般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应当始终存在。”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仍然存在剩余产品，而且要求剩余产品更高质量的增长，只有剩余产品不断增长，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扩大，化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并为实现马克思构想的未来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广泛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需要借助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还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直接以劳动为尺度来实现。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存在着广泛的商品经济，特别是发达的商品经济，那么，将劳动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就是必然的，将总产品区分为代表必要劳动的必要产品和代表剩余劳动的剩余产品就是必然的。于是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不像马克思创作《资本论》那样，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或者如颜鹏飞教授主张的那样以“变形的商品”作为逻辑起点？道理很简单，因为以“商品”为逻辑起点并不必然推导出“共同富裕”这个逻辑目标，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进行了最完美的理论证明。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不以“劳动”为逻辑起点？因为劳动是劳动力的支付过程，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一般范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存在劳动，所以以“劳动”为逻辑起点同样推导不出“共同富裕”这个逻辑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下，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决定力量不是生产多少商品，而是以商品为载体构成社会发展进步物质条件的剩余产品，以及剩余产品的分配方式。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生产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者只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分的必要劳动，而资本不仅占有劳动成果而且占有全部剩余产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抑或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并不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是不是起决定作用，也不取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应该是也只能是劳动者不仅获得代表必要劳动部分的必要产品，而且有权分享剩余产品。唯有如此，共同富裕从理念转化为现实才有切实的物质基础，才能形成共同富裕的财富形成机制。
第三，以“剩余产品”为逻辑起点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实践上有利于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更高质量一方面意味着经济形态更高级、产业结构更高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有内容更丰富、品质更高的剩余产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有效率的经济，意味着经济发展动能由资源依附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在一定的总产品生产能力的条件下，有更多的剩余产品以促进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提供剩余产品的方式，与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有着本质不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目的，且剩余价值被资本所有者绝对占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剩余产品，仅仅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的的手段和条件，而不是目的本身。更加公平意味着全体人民有权利、有机会、有条件平等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成果，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净成果而不是总成果，是净财富而不是总财富，也就是剩余产品。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并不决定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下对代表必要劳动部分的必要产品的占有，而是决定于是否占有剩余产品，以及占有剩余产品的比率，这是衡量经济发展是否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的标杆。更可持续不仅意味着要用更绿色的生产方式生产剩余产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还意味着建立在平等分享剩余产品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结构更加稳定。
以“剩余产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以“绿色生产方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展开的逻辑路径，以“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目标，三者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的逻辑体系。其中，微观层面以剩余产品的生产、初次分配和交换为核心；宏观层面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再分配贯穿。最终建立起由逻辑起点（起始范畴或元范畴），范畴和范畴体系为基本语言单位的一系列理论和原理构成的体系完整、逻辑自洽、开放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及图表省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