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民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维度与理论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维度与理论内涵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侯为民
作者简介：侯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100732）。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历史新阶段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系统化学说。在历史维度上，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拓展，是从中国经济新的事实材料中总结的科学结论，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理论内涵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协同发挥市场和政府两者作用、重视民生建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这些科学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新境界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历史维度；理论内涵
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会开辟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回顾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所以能不断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党在每一个重大关口，对历史的要求、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要求都做出了正确的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了时代化、系统化、理论化的全面阐述，指出我国已经“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新的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经验提炼，是从当前实际出发对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做出的科学判断，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理解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需要从历史维度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科学把握其理论特质和丰富内涵。
一、新的事实材料是新经济思想的基础
从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思维来把握现实经济生活的内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学科的性质，表明了新的经济思想与新的事实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一）历史视野是新经济思想的立足点
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坚持历史性观点，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当前的现实，从变化的现实材料出发来对待其研究对象。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和阶段性调整，都应当被纳入这一视野，才能科学地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本质。
就生产关系而言，中国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变革。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建设和发展好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摸索。邓小平理论是这种摸索的历史结晶，其问题导向是：在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其所针对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活力不足、经济效率低下、体制僵化等弊端。显然，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而没有改革开放前的长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可能产生。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新的理论的产生，总是建立在对新的现实材料的科学总结和提炼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例外。邓小平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本质上并非主观设计的产物，而是实践的产物。改革开放后的近40年与前30年不仅需要在历史层面，而且需要在逻辑层面被理解为一个整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并寻找深藏在经济事实中的逻辑，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需要的必然产物。而这一新的经济思想，显然也要实现历史的脉络和中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新的事实材料之间的有机结合，才能得到科学和全面的说明。
“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从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就是要着眼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三个没有变”的论断。这是针对当时的现实和历史情境做出的科学判断。但随着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入探索，这一判断也在发生演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然而，在关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上我国有了新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的基础就在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事实材料。
就国内来说，首先是传统的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已经消失。诸如公有制经济比例过大、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已不存在，市场机制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作用，“经过三十五年改革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经济稳定器作用”。其次，平均主义盛行、人民群众积极性受到挫伤、效益低下等问题已经随着改革而发生了巨大扭转。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差距已经处于历史高位，部分民众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养懒人的社会环境已经消失，效益问题因资本积累、增殖动力及市场竞争淘汰机制也得到了初步解决。再次，企业和职工的自主性已经得到了解放，企业经营决策权和职工的自由择业权已经落实，市场灵活性和效率具有了现实基础。最后，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小康社会的基本建成，我国社会生产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4.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超越投资的贡献。不仅如此，人民群众对更好商品的需要和对精神文化及教育的需要的提高，已经成为必然的要求。可以说，将中国当前的困难再推给历史遗留因素，显然已经是落后的历史思维，而不是现实和理性的思维，更不是向前看的思维。
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完成了从“个性中国”到“世界性中国”的历史性转身。首先，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上升，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6年全球GDP总量74万亿美元，美国占24.32%；中国占比14.84%，稳居世界排名第二。其次，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201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占约1/3。中国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第一次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而取代发达国家，成为推动全球发展最大动力源。再次，中国不仅成长为“世界工厂”，而且也化身“世界消费者”。最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实质上是重新定义了“全球化”，使之与“西方中心论”相分离。“二十年甚至十五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最大旗手。”实际上，经过长期的发展，当前中国的生产力国际对比已经从绝对的、全面的，转化为相对的和结构性的。显然，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已经完全异于开放初期，这必然要求中国对外开放的重新定位。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质
对时代的判断是正确制定政策和战略的前提。历史视野中的“时代”范畴，是以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和规律为基础，对一国范围或世界范围内，不同发展时期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加以区分的综合性、总称性概念。新时代的条件总是从旧时代中脱颖而出，新时代的任务也总是从过去的历程中自然地产生。正确地判断历史发展趋势和自身使命，既需要深刻研究和分析实际，也需要前瞻性地把握历史演变方向和时代的新要求。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时代”界定，是建立在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种发展因素的深刻洞察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没有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这个新时代就不可能产生。同时，敏锐地把握新时代的脉搏并明确新的历史任务，又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新时代既在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中实现，也在同一社会形态不同阶段的转换中现身。马克思主义对时代的划分具有多重维度，既有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划分，又有从社会主体形态的划分，如人的依赖性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既有立足于社会交往形态的划分，如封闭、半封闭和开放；又有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划分。在社会形态的更替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力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而在同一社会形态不同阶段，马克思同样重视划分不同的发展时代。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指出了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过程中，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特点。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科学地指出：“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正是通过洞察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得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劳动的时代”取代“资本的时代”，这是人类社会形态的时代巨变，但也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历史过程。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有关思想，在方法论上始终是立足于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来分析时代，才能认识时代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并明确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同样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是第一个时代，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则是第二个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探索出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备了足够的理论素材。依赖于这些条件，中国目前正开启第三个时代，这是同一社会形态内部不同阶段体现出的时代转换。这不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虚构，而是现实的要求。正如梅林所指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伟大的天才虚构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概念，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又力图实现并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的历史发展时期，是为走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准备条件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征程。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色
经济思想是对现实经济生活内在规律的科学反映。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及其历史性任务进行总结和提炼。这是因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当前中国转向新时代的客观条件，蕴藏于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之中，呈现出一个量变到质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状态。这是由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点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恰恰体现出了这种阶段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对这一历史阶段性所蕴含内在规律的最新的、科学的理论阐释。
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为前提。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使中华民族“站起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作为中国革命成果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又为中国实现最广泛的历史变革奠定了基础。现在有种提法，叫做“告别革命”，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也是割裂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观点。如果对比印度等其他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看出，没有中国革命带来的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内在优势就不可能具备。而改革开放道路的开辟，使中国摆脱了普遍贫穷的落后面貌，使解决人民温饱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中国“富起来”的经济条件和发展目标已经达到，这又为催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新阶段的历史任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其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上，固然需要遵从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法则。但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作为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运用，本身就决定了其创造性的一面。换言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并且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正是由于这种理论自信，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设想，到21世纪初“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不过，他也有预见性地指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邓小平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思路，进一步提出了“三步走”战略。
可见，就历史任务而言，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从历史过程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依据的物质文化落后状况，并不构成初级阶段的经济特点，而是作为初级阶段要消除落后贫困状态的任务论述的”。从实践来看，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最终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梦”的目标，需要经历百年时间。从当前中国的现实看，20世纪末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这就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提上了日程。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为了两个阶段，即先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15年时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的“强起来”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导向的，这种对新时代历史任务的明确，体现了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诉求。
其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对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积极回应。回顾世界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生力量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新的经济思想、新理念和新方案对传统思想体系的替代。英国对欧洲大陆的超越、美国对英国地位的取代，莫不如此。长期以来，西方模式成为主导性的现代化模式，它的理论假定是：“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最终将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及现代社会照单全收。”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领先于一时，但其发展过程是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逻辑下取得的。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视野看，西方模式并不能成为世界各国走向文明富强的唯一选择。事实上，“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本真’的现代性模式，虽然它享有历史的优先性，并继续成为其他现代性的参照物”。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自然要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通过自己的发展，重新定义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定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能够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诠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站起来”“富起来”时代的继承，它是在实现上述两个阶段历史使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站起来”和“富起来”时代的历史因素，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新时代“强起来”的客观条件。但后者又会具有一些新的不同于前者的新要素。这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取向。
（一）辩证地理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突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实际上，现代社会中的很多国家职能，如财税体系、社会保障、收入调节、市场监管、货币政策、环保、教育、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都具有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属性，也具有政治性与经济性相融合的一面。“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马克思反对将经济和政治作为彼此独立的领域来对待，认为两者间互不相干。相反，他认为，经济与政治既有区别又存在密切联系。从社会实践来看，任何一个新的经济制度从建立到发展乃至于有效运转，都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特别是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功能如果契合经济基础的要求，则可以大大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反之，则损害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总体福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呈现形式，它不会脱离、而只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础。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不同，这一分界线是历史决定的，也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尔库塞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唯物主义的宣言而出现。在这一点上，这个唯物主义的原则，是揭露使人受物质生产盲目结构奴役的社会批判工具。”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中，劳动者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根本经济制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区别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体现“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特征的当代体现。
公有制是共产党人的旗帜，是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由于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才能够保证从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和管理国家，才能够正确地对待私有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仅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企业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一科学阐释，为中国的强国目标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奠定了理论依据，也为当代中国实现按劳分配制度、共享发展成果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
（三）新发展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发挥社会生产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发展的新常态，在经济发展理念上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从社会生产发展动力、社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可持续性和协调性、生产成果的分配等各方面，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和具体要求。这些都是经济发展新理念体现于生产关系层面的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发展、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在理论层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体系的体现，是立足于运用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理论总结。在五大发展理念之中，创新是发展的动力，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和生产要素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体现这一导向，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同时也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生产的统一。因此，提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力”，实质就是要使社会生产在物质形态上保持自我补偿的需要，在物质属性上维护好使用价值层面的规定性，从根本上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市场经济是一个交换经济，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经济交换规模会扩大，社会交往形式和范围会拓展。因此，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才能为发展提供好的外部环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现阶段下，推进发展成果为社会成员共享，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要求，也是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合力、调动最大积极性的前提。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观，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保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是相一致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治国理政的价值引领，从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人民的诉求为标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落脚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可以说，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立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既强调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强调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提出要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也提出要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强调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也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级人大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既突出“把人民利益始终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强调“人民群众反对、痛恨什么，我们党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既提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也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些科学阐述，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引领作用，为进一步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五）科学判断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板，突出强调加强民生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一论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价值诉求，为新时代的民生事业建设确立了新的判断标准，也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工作确立了新的衡量依据。在获得感方面，要立足经济增长确保人民群众广泛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不仅要在发展中提升民生建设整体水平，而且要重视补齐民生短板；不仅要解决好人民的基本需要，也要满足好人民的发展需要。在幸福感方面，不仅要重视生存和发展需求，也要重视享受需求，平衡好三者的关系；不仅要重视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要重视其对社区环境、自然环境的需求。在安全感方面，不仅要重视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也要保障其人格发展环境的安全和心理安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民生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是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摆在首位，突出了教育强国作为基础工程的重要性。其次，在民生建设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相统一，体现了用发展的思维解决就业问题的观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以收入水平的增长为标志，而后者则要以劳动生产率增长为基础。只有更高质量的就业，才能使人民收入增长有可靠的保证，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也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其三，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亮点，是关于新时代我国民生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方法论。尽力而为，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局部的和短期的层面上的集中体现；量力而行，同样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体现，但更多注重是则是整体的、长期的、根本的人民中心地位，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六）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科学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老问题，由于中国经济的独特历史背景和巨大体量，经济体制的转型显得更加复杂，政府和关系的处理也更加艰巨。詹姆斯·麦格雷戈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起步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向者’。”“中国在同时经历美国历史上的好几个发展阶段。”尽管他对中国引入市场机制的历史进程有着错误的解读，但也恰当地指出了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不过，上述问题的解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当前已经得出了科学而又明确的回答。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挥，遵从市场经济规律就成为必然的要求。“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由于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我国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政府职能，有别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办法，不仅注重社会保障，更重视增强发展后劲和发展的灵活性。习近平指出：“我们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力度，将工作重点转向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创新等，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其一，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主要靠科技创新，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还必须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需要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其二，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如果没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经济发展的活力是难以激发的。
（七）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突出发展实体经济
建设现代化经济与五大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由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高速增长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只有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才能实现好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因此，将“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我国“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以质量和效益作为导向来引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发展转折期的难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形态上具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相适应的特点，这就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显然，建立新的经济基础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特征和条件。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建立在科技创新之上，而没有教育的支撑也难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进教育现代化作为重要任务，与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相对应，体现了问题意识和任务导向。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金融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发挥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但要指出的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一思想指导下，由于财产的社会占有，实体经济承担着提高人民现实生活水平的使命，必然要成为主要的发展领域。金融创新必须要在实体经济的需要时进行，而非盲目创新。因此，虚拟经济只能处于从属性的地位，成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部门。比重过大的虚拟经济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扭曲消费行为、加大银行风险、动摇实体经济正常运营的信用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是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的理性回归，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必然抉择。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