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鸣 | 基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美国外语规划演进研究

基于国家文化安全的

美国外语规划演进研究

《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郭凤鸣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外语政策变迁中的英语专业教育研究”阶段性成果（SCWYH14-12）

作者简介：郭凤鸣，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610059）。

摘要：美国的外语规划，从“二战”前自以为是的外语孤立主义开始，到《国防教育法》把外语能力的强弱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之后经历双语教育与“英语唯一”的较量。这个较量，无不体现出语言的政治诉求。《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改革报告，则开启了美国联邦政府直接指导全国性教育改革的大幕，强化外语在改善国家安全状况，维系世界霸主的战略地位。在后“9·11事件”时代，美国再次恢复把外语教育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的国家安全意识，直接启动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外语规划——“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外语语言能力被美国赋予了“具有武器杀伤力”的高度重要战略价值。

关键词：国家安全；美国；外语规划

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至今天，世界各语言间呈现激烈的对抗与话语争夺。语言不是直接的国家利益，但却是一个国家文化认同与彰显民族权利的关键工具。美国的外语规划，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逐步凸显外语战略地位，并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的历程。

一、美国社会的外语孤立主义

自欧洲殖民者入侵北美洲以来，殖民者们在贬低北美土著印第安人及其语言与文化方面极尽能事。这些行为的背后，是其赤裸裸的语言征服意图：“将来有谁知道，我们会把祖国的母语，这份最为荣耀的瑰宝，带到哪一个天涯海角？去丰富那些无知民族的头脑，使荒蛮的美洲因此而文明精妙？”所以，即便殖民者中的传教士为传教目的学习了印第安语，把圣经也翻译成了印第安语，形成事实上的双语传教，但这并不表明殖民者就认可或承认了印第安语。尤其在官方看来，双语传教助长了印第安人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不利于维护和强调英语的优越地位，不利于对他们进行同化。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建国，但是，英国殖民者仍然企图扼杀这个新生之国，而美国《独立宣言》所倡导的一些进步原则，由于短期内尚未得到落实，这就潜伏着新生之国被颠覆的种种可能。为此，新生的美国必须立即着手落实并兑现之前《独立宣言》提出的承诺，捍卫国家的独立自主。要兑现这些承诺，教育必须为此担负重责。美国政府把教育同巩固新政权紧密相连，要求教育为适应政治、经济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首任总统华盛顿强调：“要把筹办普遍传播知识的学校当做头等重要的目标。”第三任总统杰婓逊则更直接表露：“我们的自由如不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且在有一定教育的人民的手中，是永远不会有保障的，我看这是一条公理。”也就是说，从建国伊始，美国就把国家的存亡与教育的功能紧密相连。

然而，事实上，美国对其他国家及其语言与语言教育却是不屑一顾的。“唱同一首国歌，说同一种语言”是新兴美国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包括在“一战”之后，美国对他国语言也表现出充分的不信任，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公开表达：“我们只有容纳一种语言的空间，那就是英语。”

“一个国家，一种语言”（One nation，One language）的语言观念，导致美国的外语教育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滞后与功利的状态，加之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母语是英语，这更强化了美国人“没有必要学外语”的狭隘观念。但是，这种状况并未长久持续。1939年“二战”爆发，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珍珠港的军事事件，突然打破了美国自以为是的外语孤立主义状态。美国军队率先对此做出反应，因为大批年轻人将立即被派遣至世界各地参战，迫使他们必须在短期内迅速听懂并会说一些可能之前都没听说过的外语。为此，1943年，美国“军队特别培训项目”（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实施，委托大学开展外语培训，紧急培训战争急需的外语人员。同年，美国的“陆军民政培训学校”创办（The Army’s Civil Affairs Training Schools，CATS），对将派遣至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军官予以语言以及其他培训。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逐渐成为国际主导与霸主。心理上颇感优越与自负的美国人，以美国为中心，对外面的世界不屑一顾，更遑论学习他国的语言了。“二战”带给美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重大变革便是：再次否定外语教育，认为学习敌国的语言就是不爱国的行为。“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美国的高校几乎没有开设有关亚非拉以及中东地区的课程，“除了古典语言文学外，关于拉丁美洲和苏联的课程也很少”。所以，美国的国际交往，便呈现出这样一种失衡的“跷跷板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国际上大展风头，与他国频频交往；另一方面，能登大雅之堂了解国际、精通外语的美国人却少之又少。但是，在军方，但凡参与过“二战”的将领却强烈地意识到：不学外语，这是一种短视目光！绝对会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防安全。现在看来，美国军方将领的国际视野，就比教育界的世界胸怀高远得多。

二、美国《国防教育法》

对外语教育的扶持

1957年，美国的竞争对手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被美国认为是其空间战略受到了严重的军事威胁和挑战，让美国朝野甚为震惊，大受刺激。美国学者莫非（Murphy）尖锐指出：“这个小球带给美国人的信息……是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没有任何事物比得上经过训练和教育的人才重要。二十世纪的未来掌握在那些把教育和科学研究置于优先位置的人们手中。”广大民众指责学校教育是美国防御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认为是其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拖累了高等教育，严重影响了高科技人才的质量。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改变，美国开始意识到与他国交往和合作的必要性，对自身外语教育就提出了新要求。但如果仅仅依靠各州政府的力量，显然无法达到改革教育的预期目标，所以，联邦政府担起重任，下决心改变美国教育，尤其是科技教育现状，他们试图将外语教育置于与数学、科学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并紧紧与国家防御相连。

“国际大国家，国内小格局”的现状，逼迫美国开始认真思考和研究外语教育。为此，一项“紧要的措施”——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应声出炉，“要通过这个法案大大地加强美国的教育系统，使之能满足国家基本安全所提出的要求”。其目的就是“要形成政府与高等教育在科学、数学、外语和区域研究方面共同开发高质量研究生教学计划的伙伴关系，增加美国在外语、地区研究和国防事务问题方面的专家”。《国防教育法案》“发展语言”一章的内容就专门规定了发展外国语教育，培养联邦政府、工商业和教育事业上迫切需要的外语人才任务。此后，这一条文多次被补充与延伸，成为美国后来发展外语项目的法律依据和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认为其国人的外语能力低下，已经影响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国际地位。时任美国教育工会主席甚至认为，正是由于美国人外语能力的不足，才招致了伊朗政变与驻阿富汗美国大使被杀事件，最终导致了美国国家危机。”这个观点在当时极具超前意识，美国人已经开始把外语能力的强弱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外国语言的力量，已经从传统价值意义上的促进文化交流与对话，演进为以反恐及防御、世界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和世界经济的全球竞争为核心。为此，美国还成立了“外语和国际研究专门委员会”。其主要宗旨是：“就如何引导公众重视外语和国际研究提出建议；就美国对外语和区域专家的需要以及职业市场对这两种专家的需要作出估计；就不同学术水平应开设何种合适的外语和国际教育课程提出建议。”

1年后，该委员会“刻不容缓”地向总统呈递了名为“智慧出实力：美国外语能力的鉴定” 的报告，报告严肃地、沉重忧虑地、毫不留情地、语重心长地指出了令人“大为震惊”的美国外语教育“日益严重的缺陷”，以及“语言水平和研究能力严重地退化了”，“这些弱点对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活力构成威胁……问题涉及面广，从我国小学的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化教学名存实亡起，直到几个世界主要的外国地区高级训练和研究中心濒临垮台……争执不下的问题，首推国家的安全。”这份报告立足于委员会成员1年内在芝加哥、旧金山等近10个城市的实地调研与公众意见听取会，本着认真负责、严谨务实的认知，以鲜见的诚恳，言之凿凿，从严重的、危险的、而非危言耸听的事实出发，提出了包括外语、K-12、高等院校的训练和研究计划、国际教育交流、公民的国际事务教育、商业和劳工在国外的需要、改进政府内外的组织等七个方面系统具体的建议，构成了一个周密详细的计划体系，试图通过发现系列问题，一一找出解决美国面临外语教育危机的出路。

   尽管“外语与国际研究专门委员会”把美国在语言上与其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不相匹配的现象称为“耻辱”，但那时美国各级学校或社会，对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以及其他现代语言仍然缺乏学习的热情和动力。众议员西蒙呼吁联邦政府应该给予语言训练强大有力的支持。他对美国的外语教育现状心怀忧虑：“在帮助人们流利地使用诸如阿拉伯语、汉语、日语、波斯语、斯瓦希里语、乌尔都语和波兰语等日益显得重要的语言方面，我们几乎是无所事事。”西蒙议员目光远大，早在那时就已经看到了阿拉伯语、汉语、斯瓦希里语以及乌尔都语深远的战略价值和国际意义。

三、美国双语教育与“英语唯一”的较量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1965年美国移民法实施后，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移民子女接受学校教育的语言便成了大问题。移民子女面临LEP问题（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英语能力有限）或LESA问题（Limited English Speaking Ability，英语口语能力有限），所以在全英语学校教育中，移民子女没法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同学平等竞争，移民子女开始辍学，英语文盲数量加剧，进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美国政府出于政治需要，为维护国内的稳定，于1968年通过了《双语教育法案》，鼓励“建立和实施采用双语教育实践、方法、技巧的教育项目……使这些英语口语能力有限的儿童在使用自己母语的同时，获得英语运用能力”。尽管《双语教育法案》以及1974年的《双语教学法修正案》最初主要是为解决大量西班牙裔子女教育问题而立，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族群移民子女的学校教育。关于此法案，立场不同，理解和态度就各异。对移民而言，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为保护他们的母语与传统文化提供了法律保护。因为修正案中规定了每个学生，甚至包括母语为英语的学生，都必须在接受英语教育前接受“双语”和“双文化”教育。而对立法者而言，其初衷是为少数族裔及其后代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英语及其文化，获得与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一致的学业成就与发展机会，使他们能顺利地融入美国社会提供帮助。然而，事实上，这一法案一开始就遭到部分学者和上层人士的极力反对和质疑，认为双语教育只能提升少数族裔的民族语言自信和民族文化自信，一旦成为事实，这将是很危险的行为。他们甚至相信，这个法案会成为少数族裔抵制融入美国社会的关键武器，担心西班牙裔或其他少数族裔一旦成势，将会与自己争夺生存空间，甚至争夺政治权力，他们呼吁学校教育应当回归英语化。

   事实证明，美国上层人士的这种想法和行为的确引发了不良的后果。“外语和国际研究专门委员会”就明显发现由此带来的严重不足：“诋毁移民保持他们讲本族语的技能的那种熔化异族政策的传统还在作祟，而且不幸的是，这种传统使得国内有自己语言的少数民族没有被看做一种潜在的财富。”严峻的事实证明，上层人士抵制移民的双语教育，试图放弃移民自带的外语，对美国外语语种的丰富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是一种引发削弱其国际竞争力的损伤和损害。

1998年加州率先通过“227号提案”（Proposition 227），宣布取消双语教育，恢复英语教育。该提案以移民家长的诉求为幌子，认为移民家长迫切希望子女通过学校教育来获得良好的英语能力，以增强社会竞争力，有效地参与到美国社会中，从而最终实现美国梦。但双语教育却明显地削弱了移民子女的英语能力，阻碍了他们美国梦的实现。该提案恰当地迎合了大量移民家长的心理需要，得以容易地获得支持并通过。

其实，呼吁英语的核心地位，强调“英语唯一”（English Only），是美国语言史上绕不开的一道命题。美国多语、双语或“英语唯一”运动，无不体现出语言的政治诉求。对于美国的上层人士而言，语言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他们坚持认为，只有“英语”能担当和胜任这个重任。首先，坚持英语——这项标准化的语言的单语教育，能够有效控制和剥削外来移民等有色人种，维护白人的优势和权威。其次，外来移民要有效融入美国社会，就必须全面理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要理解美国社会的国际优势，而这一切要成为可能，就需要全面掌握“英语”——这门美国民众的关键语言。诚然，对统治者而言，约定英语为美国的标准语，是试图帮助本土居民或移民构建民族身份或美国国家身份，消除移民由语言差异带来的不安全感，以确保社会的稳定。但是，从上层人士的所作所为看来，英语，其实被政治化了。美国担心移民语言与英语有冲突，其背后的实质是担心移民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宗教身份与“美国主义”的“美国化”同化政策起冲突。所以，2001年联邦政府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态度明确地以《英语习得法》取代了《双语教育法》，使得英语在美国学校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得以回归。

但是，“英语唯一”势必会导致在美国本土由移民带来的外语资源的流失或逐渐消失，到最后，真正掌握外语的移民二代或三代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不会听与说祖辈带来的语言了。这其实就造成美国本土内外语资源、外语人才、外语能力与外语文化的巨大损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与移民母国在语言与文化上的断裂。这种断裂，就为社会的稳定埋下了隐形的不安全因素。在这点上，欧洲就比美国走得远，其显著标志就是《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的发布。该“共同参考框架”将欧洲语言政策的目的锁定为“实现成员国间更加紧密的团结”，其遵守的原则有：

一、多样的语言和文化是欧洲丰富的历史遗产，是欧洲人珍贵的共有资源，必须加以保护和发展，必须下大力气发展教育，让人民认识到，欧洲多样的语言和文化特性非但不是交流的障碍，而是相互理解和互为补充的源泉。第二，讲不同母语的欧洲人唯有更好地学习现代欧洲语言，才能方便他们之间的交流与交往，才能消除彼此的偏见和歧视，进而实现自由流动，相互理解和团结合作。

很显然，相比美国对外语持“堵”与“截”的态度，欧洲理事会的语言政策和态度就尤其显得开放和包容，既要保护和发展，又要相互走进，相互理解，这才是对待外语应有的姿态。“外语和国际研究专门委员会”就大声呼吁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开发美国移民和少数民族中尚未开发的智力资源，给予他们在外语和国际问题上充分的机会，他们就能为美国“卓越而有效地处理国境外的世界大事，迅速作出宝贵的新贡献”。

四、国家安全的呼唤，外语规划强势而出

（一）五个教育文件——联邦政府直接指导全国性教育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历时1年半对美国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进行深度调查后，再一次“危言耸听”。基于美国教育质量每况愈下的现实，发表了《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教育改革报告（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1983）。报告以“教育危机必将导致国家危机”的忧患意识，惊呼“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中。我们一度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不受挑战的领先地位，现在正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美国声处盛世，却“危言耸听”，警觉这样的危机不是源于军事，也不是源于经济，而是源于教育。正是这“杞人忧天”的情绪，带动了美国积极制定教育战略，以确保世界领先的霸主地位。

美国的军界（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政界、商界已经意识到，国家的国防安全和经济的繁荣离不开国民的多语言能力和国际意识，他们急需具有充分外语技能的人才，以应对政府机关、商业交往和教育教学的紧急和长远的需要。到了1985年，美国出现一股外语学习热，据统计，“与1980年相比，学习日语的大学生增长40.2%，俄语增26.7%、汉语增15.9%、意大利语增11.2%、法语增8.8%”。这是美国放眼看世界，走进世界的开始。

   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在“二战”后的4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迫于此，美国思考并讨论国家安全从之前的政治、军事安全范畴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从常规安全领域转到非常规安全领域，将争取在国际经济、科技领域，把领先与优势发展列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1989年，美国宣布了一项耗时4年完成的庞大计划——《2061计划——全体美国人的科学》。该计划旨在重新设计学校教育，以大幅提升学生在科学、技术和数学方面的能力。“这项被美国舆论界称为‘最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一旦成功，不仅将使美国的基础教育发生根本变化，而且将给国民素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带来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2061计划”是美国力图挽救和振兴多年一直较为落后的基础教育做出的一项全面计划，为后来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的加速提升，提供了制度保障。

两年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教育的纲领性的文件——《美国2000年的教育战略》。这个文件一出，美国各大媒体宣称这是一场“教育复兴”运动，这是一场“教育革命”。美国的这3个教育文件，反映了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参与指导全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活动。“教育革命”的其中一项目标，是为保证其竞争能力，指导成年人摆脱和超越目前的狭隘与散漫，树立全球观念与相互合作的理念。学习外语，以增长国际性的见识，开阔全球性的视野。“到2000年，每个美国成年人将有文化，并具有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以及行使各种公民权利和责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从这个目标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但这个村里的美国人，在了解本国的文化遗产和世界知识方面，仍然十分不足。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了题为《2000年教育目标：美国教育法案》。该法案沿袭了布什政府的“6大国家教育目标”，增补了另外两大目标。尤其在“学生成就和公民权”这个目标下，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除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和地理学科之外的“外语、公民和政府、经济”等，一共8门学科，把外语列为核心学科。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强调“新三艺”（数学、自然科学和英语），而布什政府在新三艺基础上，补充突出了历史和地理，确立了五大核心学科，到克林顿政府在五大核心学科之上再添补外语、公民和政府以及艺术为核心的学科。这表明，外语的重要价值日益被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的政府所认识和重视，为此试图采取措施保证外语教育的课程设计、学业评估和外语教师职前职后培训。

   此后，美国联邦教育部再次就外语教育下猛药，立志要改革其外语教育，增强国际竞争力。1996年公布《外语学习标准：为21世纪作准备》，拟把小学—中学—大学的外语教育教学一体化，统一到培养适应国际形势大变化的国际化人才整体观念上来。统一全国的课程标准为5C（communication交际， culture 文化，connection联系， comparison比较， community社区），从语言和文化上武装学生，确保和提升外语教育的水准，以利于这些人能在21世纪多元的国际社会顺畅地开展跨文化交流。教育的发展必须紧跟和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美国《2061计划》是在《国家处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的催生下出炉的；此后的《美国2000教育战略》（1991）与《2000年教育目标：美国教育法案》（1994）也都是站在美国全球竞争和美国国家安全的视角来规划的。

（二）后“9·11事件”时代——外语教育战略的国家安全取向

2001年的“9·11事件”，给予美国朝野精神以重创，其震撼程度远超珍珠港事件，远超苏联卫星上天，因为这是美国史上在其本土的首次堪比战争袭击的恐怖事件，美国人原有的高高在上的安全感顿失，美国人原有的高傲的自信心遭受蹂躏。“9·11事件”深刻把美国人原有的“美国性世界观”改变为了“全球性世界观”。而在外语能力与外语人才方面的捉襟见肘，则突出表现为阿拉伯语人才的罕缺。血淋淋的生命教训，再次唤醒美国人把外语教育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的国家安全意识。

   美国联邦教育部长罗德·佩奇认为：“而今，我们了解了教育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对我们的民主力量本身的重要性……教育是国家需优先发展的紧要任务之一，而且比从前更为紧要。”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教育为国家安全服务”的大国思想以及教育战略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取向。美国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2002~2007年战略规划》，就是这种思想的最好佐证。《2002~2007年战略规划》把国家安全的危机“夸张”为“两种国家公民”的思想：“我们国家正逐渐地被分为两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阅读能力，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不具备这种能力；一个‘国家’的公民心怀理想，而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则胸无大志。”《2002~2007年战略规划》是“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而做出的相应的教育战略调整，这个战略计划取代并终止了之前且属于同一届政府的《2001-2005年战略规划》，主旨思想就是教育战略必须与美国的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紧密相连，教育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9·11事件”点燃了美国人心中的爱国主义情结和团队精神，他们更希望教育能在其中担负起为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保驾护航的国家使命，那就是提升年轻一代的公民意识和国际竞争意识。即在国内，要确保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统一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在国际，要确保美国的霸主地位，强化国际竞争力。

2003年初，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的报告《理解他者，教育自我：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主要观点有三：

一、二战以来美国几次主要的教育改革的直接动因均来自国外某些事件的冲击；二、然而领导美国教改的政策制定者对外国教育不甚了解，仅停留在“美国中小学生数理成绩不如外国这个层次”；三、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多年来仅重视美国学生和学者与国外同行的交流，而对外国教育状况和经验则很少兼顾，从而决策者在制定美国教育政策时没有充分的外国经验作依据和借鉴。

这个报告，其实就是指责美国教育当局忽视甚至蔑视了他国的教育，忽视了国际教育交流，自我封闭和自我膨胀，导致其教育质量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这也是美国脱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 20年带来的巨大不良后果。美国于1984年12月19日正式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UNESCO管理不善，政治色彩浓厚，改革不彻底，办公费用太高，且向巴勒斯坦组织提供经费等。迫于此，小布什总统于2002年郑重宣布，美国将于2003年重新加入UNESCO，这是美国走出孤立与自大，重新融入国际科教轨道、转而关注甚至借鉴他国教育经验的姿态。但是，2017年10月12日，美国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存在针对以色列的偏见为由，再次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于这次退出，对美国未来的国际教育有何种程度的影响，目前还只待静观。

（三）“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以国家安全为直接目标的外语规划

把外语教育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紧密相连，这是美国继“9·11事件”之后教育战略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2003年8月，美国国会议员拉什向议会正式提交“国家安全语言法案”时呼吁：“如果不致力于学习世界重要地区的语言与文化，我们将无法再保持国家安全。我们在海外的军队和国内人民的安全要求我们迅速行动起来，以解决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人才短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危险的。”

2005年，美国召开全国语言政策峰会，之后，美国参众两院宣布2005年为“外语学习年”，以再次提升外语的地位，推广外语学习和教育。美国国防部则于同年颁布了《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后“9·11事件”的军事行动强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国防部急需在新兴语言和方言中提升有机能力，一个在这些外语和方言方面更强的、并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展的语言竞争能力和区域技能。鉴于此，为改进美国国防部的外语能力，路线图规划了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外语能力发展路径。

2006年，美国正式发布“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该计划涉及领域宽泛，包括美国国防、外交、情报与教育等，尤其致力于培养掌握国家所需的“关键语言”的高级人才，“中文”是“关键语言”之一。计划期望通过战略关键语言的学习，一方面巩固美国国家安全，一方面促进21世纪美国的繁荣。这项美国首次正式以国家安全为直接目标的外语政策，呼吁美国公民学习外语，尤其需要学习世界关键外语，提升国家的外语能力和国际外交的有效性，增强对他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促进社会有序流动，进而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这也是美国自《国防安全法》之后最重要的外语政策。

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不仅是美国国内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需要，更是美国国防军事的急切需要。在传统的国家军事安全方面，一是美国驻海外的军队既应该也必须能懂驻军所在地的语言，便于获取有效情报和信息；二是学会当地语言，便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以，外语语言能力被美国赋予了“具有武器杀伤力”的高度重要战略价值。

美国联邦教育部在修订与完善《2002~2007年战略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了《2007~2012年战略规划》。新的战略规划提出了联邦教育部新的使命：“通过加强优质教育和保证教育公平，提升学生学业成就，为全球竞争做好准备。”这项战略规划继续为外语教育保驾护航，使之更能发挥确保国家安全的功能。2010年，奥巴马政府发布了任职后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必须通过增强自身力量和外部影响力来“革新它对世界的领导权”，并提到了两种手段：重新恢复美国价值观，树立美国榜样；在全球传播普世价值观。“实际上，这两种手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应该被视为所谓的‘革新’。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萨缪尔·伯格认为，该战略手段是克林顿时代的回归。如果看得更远些的话，这些手段其实也是杜鲁门和里根时代的历史回归。”既然是回归，那么，很显然，重塑美国价值观，传播其普世价值，掌控世界主导权，这是美国一以贯之彰显其文化霸权的重要目的。

国防部紧跟国家安全战略，随即颁布了《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的战略计划：2011~2016》。因为在美国看来，作为全球领导者，美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际社区长期相连。为此，军队里的所有成员，包括平民军团，务必要从语言学、地理学、文化复杂性等方面作好国际准备，以应对全球任务的需要。鉴于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本质，美国不能单兵作战，所以，建立和促进国际合作伙伴与联盟，是确保任务成功和建立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关键。“战略计划”就是其进一步强化和制度化这些促成因素——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新要求。为此，“战略计划”的愿景提出，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要结合起来，以应对目前和将来的需要。这是美国与时俱进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跳出之前美国以国内为核心的窠臼，转而走向国际，寻求国际大环境中的合作伙伴与联盟，如果这样的目的得以实现，那对世界或许将是一场新的巨大威胁。

五、结 语

美国的外语政策演进，始终立足于服务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独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建立“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民族主义国家，奉行外语孤立主义，独秀英语而排斥其他语言，那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与文化自大。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总在关键时刻能审时度势，展示出其强大的张力和弹力。珍珠港遇袭，立即用“军队特别培训项目”来应对培训战争急需的外语人员。“二战”的胜利，再次冲昏美国头脑，以世界霸主自居而拒他国语言于门外。但历史总与美国开玩笑，苏联成功发射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把此前高傲的美国惊得目瞪口呆，紧急用系列文件来挽救和振兴外语教育。“9·11事件”，再次狠狠给予美国当头一棒，美国原有自信满满的安全感顿失。痛定思痛，“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就此出台，发誓要致力学习世界重要地区的语言与文化，哪怕那种语言是经济文化极其落后之国的语言，也照样“向下看，向下学习”，以确保国家安全。可以看出，美国外语政策中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尽管多数情况下是属于被动的应对之策，但纵观整个过程和内容，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跳出美国圈子和美国中心，转而寻求国际伙伴与联盟。这种变化，对世界，对中国都是一种警醒。

   中国，与美国的差异就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都致力于学习发达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多持一种“向上看，向上学习”的姿态，而对相对落后之国的语言学习一贯被忽视或不重视。但是，根据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经验来看，这样相对狭隘的外语政策与规划，已经不能匹配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带一路”全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多是相对落后之地，而中国要借此走向国际，走进世界，就不得不与沿线几十个甚至将来可能上百个的国家或地区打交道。此时，借鉴美国，“向下看，向下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便不言自明了。为此，中国的语言战略规划应该担负起忠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任，及时建立全局的语言安全应对机制，提升国家外语能力水平，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全面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