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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红色财团

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经历帝国主义阶段。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中国极力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妄图改变社会主义体制。结果,中国企业家们也搞起了“帝国主义”:安邦系、海航系、中植系、复星系、明天系、民生系、平安系、万达系、阿里系。

这么多中国的东印度公司要打遍全球,哪儿还有美国华尔街共济会和骷髅会的地盘?他们一定要阻击和干掉这些正在崛起的中华财团帝国,先从舆论上抹黑,再煽动民众对立。最好的策略:让这些财团帝国的政治力量互斗纷争,从而浑水摸鱼,获得丰厚的利益输送。


【财团商道】家族企业传承绕不过去的弯——职业经理

 

作者:白益民 出处:财团帝国大讲堂


目   录
  • 内部晋升?还是外部引入?

  • 领家集权?还是充分放权?

  • 如何平衡家族与外部经理间的权力?

  • 家族企业文化需汲取职业经理的商业精神

  • 当代的家族企业可以借鉴些什么?


简   述

当前国内大部分企业领导层都或多或少面临着嫡系与旁系、本土派与海归派等多种矛盾及对抗。对于一个综合型跨国企业来说,完全靠内部晋升实现管理层的更新换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借助外部人才已成必然。因此,如何在企业发展扩张中平衡各方力量,成为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本文通过介绍日本三井从一个地方家族企业成长为国际性财团的过程,窥视其对职业经理人介入的平衡及运作方式。

现实中大多数企业都面临着难以有效吸纳职业经理,或者即使能够引进职业经理也难以使其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两难困境。而有近400年历史的日本三井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职业经理人介入的成功案例。但是,三井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职业经理选聘、职业经理代理问题以及职业经理角色定位这三个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问题。

不过,三井通过制度上的不断创新,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基于信任的充分授权,另一方面是作为嫡系成员与职业经理之间“调节器”的“大元方”的设立及创新发展。三井的成长得益于其在适当的时机引入了一批能够引领三井走向成功的职业经理。

代表人物如中西宗助、三野村利左卫门、中上川彦次郎、益田孝、团琢磨和池田成彬等。职业经理进入三井大都是在企业经营困难时期,为三井做过贡献的这些职业经理们既有外部的“空降兵”,也有三井内部长期培育的人才。他们通过各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以及对继任者的潜在培养,奠定了三井的百年基业。三井家族正是在这些职业经理的交接班过程中,顺利完成代际传承的。

三井的职业经理不仅对三井的成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通过对三井族内事物的介入,对三井经营哲学的产生奠定了根基。而三井也以统合的经营哲学不断融会吸纳着这些专业经理人的商业精神,实现交互成长。

通过对企业成长中职业经理难题的有效解决,使三井具备了两方面的能力:其一是适应动态环境变化的能力,即根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适时地调整诸如组织结构、战略构想的方向等,使之与外部环境相匹配;其二是构筑良好环境界面的能力,在处理好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同时,注重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调。


正   文

一、内部晋升?还是外部引入? 

在三井的成长历程中,每一次大的波动都会出现一个职业经理来力挽狂澜。这些给三井“图有色彩”的经理人员,其代表主要有:中西宗助三野村利左卫门中上川彦次郎益田孝团琢磨池田成彬

其中,中西宗助是地道的从三井内部员工中晋升的职业经理。他到了领导岗位后,引领了三井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设计了“大元方”。为三井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也为以后三井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中西宗助不同。三野村利左卫门则是在三井陷入危难时,从外部引进的人才。在解决了“御用金”事件后,三野村利左卫门以三井被认命为“江户财政所贷放金御用商人”为契机,成为三井的正式雇员。此后,一直到去世始终掌握着三井的大权。

三野村利左卫门之后,三井陷入了重大的财务困境,在这一背景下,1891年,由井上馨荐举,中上川彦次郎走上了三井的领导岗位,是典型的外部引入人才。进入三井之后,中上川彦次郎开始了以“银行整顿”为突破口,通过采用毕业生、为雇员增薪等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理清了三井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建立了个人在三井的地位。

作为中上川彦次郎接班人的益田孝,也可以算是三井外部的经理人员,1876年,以创设三井物产为契机正式成为三井一员。在益田孝的经营下,三井物产日益壮大,并发展成为三井三大直系公司之一。与此同时,益田孝在三井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在中上川彦次郎过世后,开始负责三井事业的运营。

团琢磨与益田孝的经历颇为相似,不过他是以三池矿山被收购为契机进入三井的,当时,在益田孝的坚持下,三井继续留任了团琢磨,并任命为三池矿山的经理。就在三井财阀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一直握有实权的益田孝也退任为顾问,并于19148月成为三井“咨议”,由此。正式进入了被称为三池矿山之父的技术型经理人员团琢磨掌管三井事业的时代。

团琢磨被暗杀后,长期负责三井银行的总经理池田成彬临危受命,成为三井的掌舵人。针对所面临的形势采取了“财阀转型”的政策使三井渡过了危机。

  综上所述,职业经理进入三井大都是在企业经营困难时期,为三井做过贡献的这些职业经理们既有外部的“空降兵”,也有三井内部长期培育的人才。他们在三井发展的关键时期开始进入领导岗位,通过各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以及对继任者的潜在培养,奠定了三井的百年基业。

二、领家集权?还是充分放权?

从幕府末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三井经历了4个较为关键的时期,并且,在每个时期都有职业经理在其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三野村利左卫门——三井“政治立场”的选择

在德川幕府末年,三井面临着是继续支持德川政府,还是支持京都新政权的两难选择。此时,作为解决“三井与幕府之间高额御用金问题”时所引进的外部人才——三野村利左卫门,透过德川幕府的一系列行为,意识到其气数已尽,因此,建议支持新政府。

这一建议及之后三野村利左卫门所提出的为京都新政府募集“会计基金”和承办发行纸币“太政官扎”等建议,都得到了当时总领家三井八郎右卫门高福的支持,并且委托其“全权负责”。

最终,在三野村利左卫门的带领下。三井踏上了“中兴”之路。理论界与实务界鉴于三野村利左卫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将其称为“三井中兴之祖”。

2、中上川彦次郎——如何走“政商之路”

1882年成立的日本银行的影响,三井经办的公款业务减少了,并且政府高官私人贷款的长期拖欠。造成了三井银行呆账日益增多,然而由于三井政商经营的保守性,改革迟迟没有进行,使三井遭遇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最大困境。

1887年春,在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的关注下,三井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中上川彦次郎正是这场革新的最终执行者。

事实上,自井上馨推荐中上川彦次郎开始进入三井,三井族人就表现出了一定的抵制行为。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中上川彦次郎上任伊始,按理说应由公司的董事或者监事去车站进行迎接,但是去的人只他的校友——高桥义雄。中上川彦次郎上任之初,就以欧美的合理主义为基调,从“三井银行”着手,开始了史称“中上川改革”的革新运动。

在当时,三井银行的内部“几乎都是中上川彦次郎的敌人”,改革举步维艰。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得到了新任总裁三井高保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顺利完成。

 

3、益田孝——三井“组织机构转型”

中日甲午战争后,三井以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3个合伙公司为依托,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向财阀转变。但是,三井又面临着如何基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来规避由于非经营风险可能给三井带来的灭顶之灾等重要课题。

基于此,19076月,益田孝与三井总领家三井三郎助等一同开始了欧美视察之旅。回国后,益田孝在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提出了《欧美出差复命书》和《三井营业组织改革意见书》两份报告。在这两份报告书中,益田孝强调三井旗下的三大事业应改组为有限责任的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在三大事业之上通过设置合伙公司,来持有其股票,以求统辖管理三大事业。

益田孝的这一组织革新理念,得到了三井三郎助的支持,并得以在1909年实现。这一组织形式使三井家族成为了当时最大的财阀,并为日本的其他财阀所援用。

 

4、池田成彬——“买美元”事件后“财阀转型”

第四个关键期是“财阀转型”。进入1930年以后,受“购买美元”事件的影响,三井陷入了诽谤的漩涡之中。虽然三井并不是主要的美元购买者,但整个日本社会却把这一事件与三井划上了等号。不仅如此,三井物产、三池矿山等所发生的经济行为也备受责难,并且最终导致了总经理团琢磨被暗杀的结局。

针对三井所面临的形势,临危受命的池田成彬,断然采取了“财阀转型”政策。这一政策提出伊始,遭到了三井族人的强烈抵制。但在总领家三井高公的支持下最终得以实行。使三井银行以及三井事业的团体,获得了稳健发展。

  综上所述,三井的职业经理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职业经理所处年代的总领家都比较开明,他们对所选择的经理人都比较信任,能够顶住族人的压力,并懂得充分授权。

三、如何平衡家族与外部经理间的权力?

三井家族构建的治理结构,是指用来处理家族成员之间、家族企业之间以及家族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机构,维系其运行的是一套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一种超越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度安排。三井事业能够有效的运行正是得益于其由三井大元方到三井总公司这一适应政治、法律环境变化的家族治理结构。

三井家族治理结构的最初形态是由中西宗助于1710年所设计的大元方。按照中西宗助最初的设想,大元方是一个能够统辖三井同族全部财产和全体事业的中央机构。但是,可能设计者本人亦没有想到,大元方在实现所有权控制的同时,也发挥了一个家族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之间关系的“调节器”作用。这一点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大元方内部人员构成上。

江户时代三井家族的6本家和5连家

大元方的成员由六本家和三连家组成,统一管理京都、江户、大阪的越后屋吴服店和汇兑店以及三井家族的财产,负责各店资金的融通,承担着无限责任的机能。在大元方,三井同族人员和中西宗助、松野治兵卫等管理层干部定期举行会议,来决定干部任用以及三井事业的发展,成为了事实上的经营决策最高机构。

可以说,大元方的设置,不但从组织层面上实现了分家不分业的所有权控制状态,而且,在大元方内部提供了一个家族成员与外部经理人员交锋的场所。

  此后,这一机构虽然在名称或形式上几经变化(如先后更名为三井同族会、三井元方、三井总元方、三井总公司等),但都是为了缩减当时的环境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风险而变革的,其原有机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趋势。大元方所发挥的这一调整家族企业之间、家族成员之间、家族成员与家族外人员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为职业经理的屡次创新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平台。

四、家族企业文化需汲取职业经理的商业精神

三井的职业经理不仅对三井的成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通过对三井族内事物的介入,对三井家族的影响也颇为深远。从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来看,中西宗助不仅通过组织结构设计解央了当时困扰三井的财务关系难以理顺的问题,而且还通过制度创新设计了伴随三井成长的大元方。

就对家族的影响而言,中西宗助通过大元方的设计从组织层面明确了三井家族各家的地位,而在三野村利左卫门掌权时代,通过3次对大元方的改革,不仅对三井家族内各家在大元各方的位置进行了安排(这直接影响到三井族人在三井家族中的地位),而且通过规则的制定将“三井家的财产属于三井的企业而不是属于三井各家”的理念植入三井族人脑海当中。

当益田孝成为三井实际负责人后,他的“重商”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三井族人的价值观。即便是益田孝退休成为“咨议”后,三井族内的诸多事宜依然要向其咨询,可以说,在三井族内,益田孝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另一位对三井家族影响较大的是池田成彬,在其掌管三井事业期间所提出的“家族退出经营的第一线”、“公开出售三井的股票”、“积极参与社会事业”以及“定年退休制”等理念,对三井族人的价值观也有重要影响。

可见,三井的职业经理,不但在企业经营上推陈出新,多次帮助三井度过难关,而且在实践中还扮演着家族价值观的“监护人”和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调节者”的角色。

五、当代的家族企业可以借鉴些什么?

首先,从职业经理进入三井领导岗位的背景来看,三井实际上是遵循着内部培育为主、外部引入为辅的人才策略。

例如,“空降兵”在三井不同时期的出现,一般都是在三井遇到困境或者急需重大变革情况下,家族与企业内成员不能担此重任时进入三井的。三井的这一用人理念,不但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其经营上的连续性,而且还适时地打破了阻碍企业成长的瓶颈。

 

其次,三井在一定的激励约束框架下,家族企业的领导者及其成员应该对职业经理表明充分的信任(事实上,往往信任就是最大的激励),并授予其职责范围内的必要权力,这是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另一个是在协调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关系上,有必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大元方”那样的超越现代企业制度的“家族治理结构”。

从三井大元方的运行来看,“家族治理结构”不但可以协调职业经理和家族所有者的冲突,而且还能够进一步处理家族成员之间、家族企业之间以及家族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通过家族治理结构,在职业经理和家族所有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公开对话的场所,将一些由家族因素所引起的公司治理问题予以提前解决。这不但有利于实现家族规则与企业规则的互相转变,而且有利于调整、避免和处理由家族冲突所引致的企业消亡。

一般而言,家族治理结构的成员构成基本上是家族成员,当然也可以吸收一定的家族外成员。但在实践中,由于家族企业倾向拥有全部由家族成员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如在董事会、监事会中全部是家族成员。像这种家族成员资格和董事会、监事会等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混为一谈,将不利于家族企业的成长。为此,必须要厘清家族治理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权责边界。

 

再次,三井的职业经理,不仅担负着为家族企业遴选、培育人才以及对外处理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职能,而且在实践中常常介入三井族内事务的处理,并且两者都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事实上,从情感的角度来讲,通过职业经理对家族内部事务的适当参与,既有利于家族事务的解决,也有利于表明家族对职业经理的信任,有利于实现情感上的激励。但同时家族的领导者也应注意职业经理介入家族具体事务的内容,明晰哪些事务可以介入,哪些需要斟酌,哪些则不能介入,否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最后,三井在由创业到成长为财阀过程中的”政商路线”也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江户时代,由于日本一直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极其不发达,直接造成了商人资本的短缺,三井通过与德川幕府的合作获得了企业经营上的特权并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

明治维新后打破了旧有的经济、社会秩序,但是长时间内商人们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还是必须要同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相结合。此时,三井在三野村利左卫门的运营下又获得了一系列明治政府的特权,进一步强化了政商路线。

但是,随着明治政府开国路线的逐渐完善,外部环境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开始逐渐缩减,为了厘清与政府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使三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又以“中上川改革”为契机逐渐脱离了政商路线。此后的益田孝、团琢磨、池田成彬等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都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采取了柔性的态度。

三井的政府交往能力变化表明,政府交往能力在一个企业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并且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政府交往能力的表现是有所差异的。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由于许多生产活动和交易的达成不是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主要是依赖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此时的政府交往能力表现为资源的获取。

  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和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减少,政府交往能力也会由资源获取转变为规避风险,当达到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时,政府交往能力又体现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企业此时也必须要打破以往处理与政府关系的样式,而承担此重任的通常就是职业经理。


 

参考文献:

◆《美、日高层经理激励模式的比较》,作者:王洪涛,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2005(15)

◆《职业经理介入与家族企业的成长——日本三井的经验与启示》,作者:王世权、武立东,发表于《现代日本经济》,2009年第5期

◆《家族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关系研究》,作者:文炳洲、王继升,发表于《江苏商论》 ,2013(4)

◆《家族企业成长和职业经理人研究》,作者:吴家舟、邵碧云,发表于《商情》,2010(13)

◆《日本的六大财团及家庭式运营模式的思考》,作者:王博,发表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8(10)

◆《财团就是力量》,作者:白益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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