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术中的妇女叙事
我国女性渴望自由、要求解放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历史一路走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国戏曲艺术，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发展的过程。
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势力达到最高涨的时期，男性霸权占社会意识的绝对地位。元杂剧时代的剧作家们，对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妇女给予了关注。元杂剧作家关汉卿以自己出众的才华创作了多部作品，其中最能打动人的、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成功塑造的窦娥等女性形象，如《拜月亭》中的对幸福生活执着追求，斥责封建家长为“猛虎、狞狼、蝠蝎、顽蛇”的王瑞兰；《调风月》中为摆脱奴隶命运，无情地揭露和回击虚伪、骗局的燕燕；以及《望江亭》中面对“花花太岁”的谭记儿和《救风尘》中面对有钱有势恶棍用智慧勇敢地同恶势力斗争的赵盼儿等。关汉卿以对妇女所处社会环境的深刻了解和对她们命运的无比同情，勾勒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对底层人特别是对妇女的压榨与欺凌。
不仅元杂剧，在明清传奇中，那些描写妇女思想、感情和命运的作品也令人关注。《牡丹亭》所表达的思想意义，既在于对理想爱情的歌颂，又在于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观念与封建思想、道德的冲突。在中国传统戏曲中，通过女性描写反映重大社会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浣纱记》中的西施、《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琵琶记》中的赵五娘，还有一门忠烈的杨门女将、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等。有些艺术形象有真实的原型，有些是戏曲艺术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每个人物身上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历史烙印。她们是中国社会历史的缩影，是妇女历史生活的写照。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妇女在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解放运动中，在推翻压在身上三座大山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民族解放斗争，她们中的优秀分子，不仅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还为中国的历史进步建立了不平凡的业绩。评剧《宋庆龄和共和国》叙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宋庆龄拒绝小妹宋美龄“同去台湾”的恳求和大姐宋蔼龄“飞赴美国”的邀请。解放后，她以“不愁白发两鬓长，但期红蕾向阳开”的情怀投身少年儿童事业；以自己的亲和形象和独特方式向世界宣传新中国。绍剧《秋瑾》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了秋瑾烈士悲壮而又绚丽的人生，艺术地展现了英雄的生命轨迹。刘胡兰也是一位可歌可敬的女英雄，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豫剧《铡刀下的红梅》以一枚铜板、一条辫子、一顶军帽、一个发卡这四个小道具作为刻画人物的着眼点，层层递进地塑造了刘胡兰的“可亲可爱可信可敬”的人物形象。京剧《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战士，京剧《江姐》中的江竹筠，吕剧《苦菜花》中的母亲，京剧《山花》中普通妇女的英雄事迹等，都表现了妇女对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同时，英雄们的事迹为戏曲创作提供了精彩的题材来源和叙事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我国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期间妇女们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确立了自身的价值，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尊重。新时期以来，最早描写女性在改革的浪潮中奋勇搏击的戏曲作品是评剧《风流寡妇》。剧中通过吴秋香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了富裕户，她大胆雇佣离了婚的丈夫，勇敢地为自己张榜征婚。吴秋香的行动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妇女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壮剧《风采壮妹》描写改革开放以后壮乡的乡亲们，从封闭、贫穷的乡村艰难地走出山外，用灵巧的双手织出精美的壮锦，改变窘迫的生存现状。花灯剧《梭罗寨》讲彝族姑娘阿吉姆发展种植业，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之路。这些作品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素材进行创作，将改革的必要性、艰难性和如何发展的问题，通过女人的视角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滑稽戏《顾家姆妈》通过对母亲阿旦的塑造，将草根社会人们的喜怒哀乐、酸辣苦甜置于波澜起伏、雄伟壮阔的当代史下进行叙述。秦腔《大树西迁》也从20世纪60年代写起，作品叙述了女知识分子孟冰茜教授一家三代人西迁长安从事教育事业五十年的奋斗历程和生命轨迹，艺术地再现了那个壮怀激烈的年代，共和国几代知识分子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的人生理念。从孟冰茜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妇女在走过了漫长、艰难而又曲折的生命旅程之后，终于在这个时代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角，成为与男性有着同样担当、同样生命意识的历史主人。
放眼今后的戏曲舞台百花园，就妇女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角色和贡献而言，还应该有更多更好的表现妇女在各个方面建功立业的作品出现，通过戏曲艺术的形式去生动、形象地展现中国妇女在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自身的进一步解放。
摘自 《中国文化报》| 作者: 何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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