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最为显著的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精心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修订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以及指导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恩格斯晚年还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发展、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等方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内涵。

【关键词】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贡献

一、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发展及其特征的研究

恩格斯晚年一直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1890年10月，恩格斯提到，40年代伦敦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和发展是“绝对无用的”，而“金融市场的危机”对于经济危机也“多半只是一种症候而已”；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不仅金融市场“有自己的危机”，而且“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金融市场的变化反倒“只起从属的作用”了，“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金融市场“危机”的作用“的的确确”成为“事实”。恩格斯认为，在政治经济学上，“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1]。恩格斯对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问题作出的新探索，集中于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垄断及其本质关系的研究。恩格斯对垄断问题的研究，是从托拉斯的新的“生产形式”的发展切入的。1891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中，专门提到“关于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 ^[2] 问题。他以1890年英国的最新情况为例，对英国制碱业中出现的托拉斯的“新的生产形式”作出考察，提到“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这种“生产形式”出现及其作用的结果就在于：“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会被废除。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 ^[3] 恩格斯通过对托拉斯在资本生产集中过程作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加速对生产、分配和销售过程的控制及垄断的趋势，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变化的新特征作出初步判断。

恩格斯还对股份公司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新的组织形式的特征作了探讨。股份公司使得信用制度的“无限膨胀”，使得“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 ^[4]；同时，股份公司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交易所这一“资本生存的直接载体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 ^[5] 生产组织形式的社会化必然推进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而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进一步推进生产形式的社会化，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性质的发展。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中，恩格斯在对英、美两国的托拉斯生产形式发展所呈现的垄断趋向阐释时提出，这一趋势的实质就是“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 ^[6]。在编辑第三卷第五篇第27章时，恩格斯专门对垄断资本的扩张、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关系，以及垄断资本的剥削等问题作出探索。恩格斯认为，“历来被人称赞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而“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新的发展趋势。 ^[7]

第二，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问题的探索。在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生产力最大限度地从属于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需要，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力。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致的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先进性和先导性，使得少数采用先进技术的大企业能在更大程度地挤压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加剧了资本的竞争，促进了资本的集中，而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产生垄断以及相应的垄断组织。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又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生产力向资本生产力的转化。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这种趋势不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而且也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或非资本主义的经济体中得到扩张，更多的弱小的经济体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形成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市场。恩格斯认为：“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 ^[8]。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垄断组织由一国向国际范围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一国内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将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甚至是国家垄断占有之间的矛盾。

第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新探索。19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如此明显的对立” ^[9]，但同时也要高度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其中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和本质的新变化问题。1891年，恩格斯认为像“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的说法“需要大加改进”。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 ^[10] 股份资本伴随垄断的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前提，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11]。但是，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斗争的空间，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还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恩格斯认为：“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由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来解放，也不可能由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解放，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正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压倒，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 ^[12]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终还是要有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来实现。

二、捍卫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三次理论批判斗争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还体现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的秉持和弘扬上。恩格斯晚年坚持和捍卫马克思经济学说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批判精神，集中体现在同欧洲主流经济学家的三次理论批判斗争中。

第一次是对所谓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谬论的理论批判斗争。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洛贝尔图斯就狂妄地提出马克思“剽窃”了他的观点。马克思逝世后，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是借助洛贝尔图斯的亡灵，使所谓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的说法在更大范围内蔓延开来。马克思逝世后不久，1884年2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出，在《哲学的贫困》法文版再版时，要“揭穿关于洛贝尔图斯的神话” ^[13]。恩格斯认为，洛贝尔图斯这些人“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有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武断说法是多么无知的人才会干得出来” ^[14]。1884年9月，恩格斯对批判洛贝尔图斯理论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他提到：“一切资产阶级分子现在都聚集在洛贝尔图斯的周围，这实在是好极了。我们不能指望比这再好的了。” ^[15] 恩格斯晚年对洛贝尔图斯的批判，实际上成为对洛贝尔图斯“周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批判斗争。

1885年初，恩格斯为《哲学的贫因》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就题为《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集中对洛贝尔图斯《关于我国国民经济状况的认识》中的理论谬误作了批判。之后，《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详细驳斥了所谓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这一诽谤本身的荒谬性。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和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思想史上一系列“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对所谓马克思“剽窃”的诽谤作了深刻地批判。

第二次是对布伦坦诺攻击《资本论》科学性的错误观点的理论批判斗争。1890年12月，年届古稀的恩格斯作出了“布伦坦诺将受到比他所预料的更为严厉的斥责”的决定，“刻不容缓地要同布伦坦诺进行论战” ^[16]。路约·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恩格斯同布伦坦诺的论战，发生在1890年间，但引起这场论战的原因由来已久，它是1872年间马克思同布伦坦诺的论战、1883年爱琳娜·马克思同塞德莱·泰勒论战的继续。1872年3月，布伦坦诺就在柏林《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了《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一文，指责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引证的英国财政大臣威·尤·格莱斯顿关于“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的。1872午6月，马克思对此指责作了“答辩”，指出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过与他引文完全相同的格莱斯顿讲的那句话。在马克思作了如上说明后，布伦坦诺并不善罢甘休，还一再地纠缠下去。

1890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序言中指出：“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为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 ^[17] 恩格斯说这些话，根本不打算重新挑起这一无须再作争论的争论，而布伦坦诺却很快写了《我和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的小册子，再度诋毁马克思经济学说。这就迫使恩格斯同布伦坦诺进行正面论战。恩格斯在1891年初出版的《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一文，不仅确凿地指出布伦坦诺所提供的所有的证据的虚假性，而且还深刻地揭露了布伦坦诺及其他一些“批判”马克思的人所用手段的卑劣性。恩格斯的结论就是：“第一，马克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第二，他没有‘删掉’任何东西，是以使格莱斯顿先生有权报怨。第三，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也就是说，他引证的是正确的。” ^[18]

第三次是对阿基尔·洛里亚诋毁《资本论》中价值和生产价格理论谬误的理论批判斗争。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个月，意大利的阿基尔·洛里亚就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一文，不仅对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进行了攻击，而且还对马克思的人格进行了诽谤。这年4月底，恩格斯在给洛里亚的信中作了严厉抨击，“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19]。洛里亚十分卑劣地“设想”：马克思经常拿《资本论》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第二卷或第三卷；这两卷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科学论据的一个“狡猾诡计”。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对洛里亚的谬论实际上已经作出了最有力的批判。《资本论》第三卷对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的论述，从根本上击溃了洛里亚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种种责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不久，洛里亚在1895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遗著》一文还坚持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对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的论述是“十足的谬论”、是“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而且是一种“科学上的自杀行为”。

恩格斯在读了这篇文章后，即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提到，“洛里亚对序言作了回答，而我将只是在绝对必要时写几句加以反驳，如此而已。” ^[20] 恩格斯在他一生最后时刻写下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的第一节《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中，对洛里亚的文章作了“反驳”。恩格斯认为，洛里亚（也包括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里并不清楚，价值转化为生产价值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21]。洛里亚既不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历史发展中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过程，也不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中具有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转化过程。

通过这三次理论批判斗争，恩格斯从多方面证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独创性及其科学性、真理性，也深刻地阐明马克思经济学说体系的完备性及其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充分展现了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精髓和思想风范。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精神和学术品质的探讨

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科学的理论、以科学的精神发展科学的理论，这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一直坚持的精神与品质。

维护《共产党宣言》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是恩格斯晚年科学对待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根本立场。1893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试图把1884年英国社会主义同盟的纲领作为附录收入意大利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对这一建议断然否定，在恩格斯看来，“《宣言》是一部有其独特之处的历史性文献，如果您把四十年以后的文件附加上去，那您就赋予后者以特殊的性质了”；而且《宣言》“同社会主义同盟的纲领和其他文告毫无关系”，况且这一同盟结束自己历史时，被看成是“一个无政府组织”。因此，“如果把它初期的纲领同1848年的《宣言》一起重印，鱼目混珠的情况将会多么严重” ^[22]。恩格斯晚年一直反对给《共产党宣言》附加任何背离马克思思想本意的成分，坚决维护马克思学说的思想精髓和历史地位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遵循。

面对19世纪末欧洲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恩格斯历来主张要作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反对用“贴标签式”简单地否定了事的做法。拉法格曾经在没有搞清楚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埃尔·保尔·勒卢阿-博利约的理论观点就对其进行批判，恩格斯发现后，语重心长地告诫拉法格：“不要忘记，这些先生（博利约和其他人）对一般经济文献比您熟悉得多，在这方面您不是他们的对手。熟悉所有这些东西是他们的本行，不是您的本行。在这一方面可不要太冒失。” ^[23]

恩格斯晚年也着力纠正党内理论研究者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理解上的偏误，特别是对其中损害马克思学说科学性与革命性的谬误多次作出严肃批评。1891年3月，恩格斯告诫拉法格，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恩格斯在读到拉法格《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文时，就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其中的两个偏误：

一是对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关系问题上的偏误。恩格斯认为：“德国的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指责过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同斯密、李嘉图的理论毫无关联；恰恰相反，他们却指责斯密和李嘉图派生了马克思，似乎马克思只是从这些先辈关于价值、利润和地租的理论中，总之，从先辈关于劳动产品分配的理论中引申出结论。因此，他们就成了轻视古典学家的庸俗经济学家。” ^[24] 拉法格对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缺乏深入的理解，在没有搞懂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根本原因时，就对斯密、李嘉图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影响作出片面的理解，因而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解也完全是错误的。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恩格斯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威廉·斯·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尔也作了简略的、但却是严厉的批判。在恩格斯看来，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整个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在“轻视”乃至攻击古典经济学家时，使自己成了“庸俗经济学家”。

二是在引证斯密和李嘉图论述上的偏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相应章节之后，都“附有本章所阐述理论的历史概况”的内容，拉法格忽略了马克思所作过的“理论的历史概况”的阐释。恩格斯提到的“理论的历史概况”，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体系中特有的理论原理阐释到思想历史阐释的逻辑过程，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恩格斯指出，拉法格在《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对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论述和引述都是马克思已经“论述和引用过的”。恩格斯直言不讳地告诉拉法格：“我还想指出，您引证斯密的那一处并不是最好的，他另有一些地方比这更为接近真理。” ^[25] 如何“更为接近真理”，既是恩格斯晚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依循，又是恩格斯晚年对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学风的基本要求。

恩格斯晚年十分注意纠正党内存在的对马克思经济思想也包括马克思学说的“绝对化”理解的倾向。在恩格斯看来，只有抛弃理论研究上的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理解和掌握，进而真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晚年在对马克思经济学说探索中得出的这些方法论的结论，对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研究和运用，绝不是为了把马克思思想作为固化的“教义”或“现成的教条”来对待，而是要从“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上加以理解和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研究，绝不是要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盖上“终极真理”的印记，或者贴上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标签”；而是要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已经作出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逻辑中间环节”论述的基础上，“对这个过程作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地进行研究，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将是对《资本论》的十分宝贵的补充”^[26]。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敌视和轻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倾向愈加盛行。恩格斯对这种倾向极为关注，认为这种倾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剧烈动荡的理论表现。受这种倾向驱使，欧洲经济学界“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进而散发着“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形成了“使人萎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恩格斯深为担忧的问题是，这种倾向“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流行”^[27]。恩格斯一再告诫，要坚决杜绝这种庸俗化倾向对党的理论和思想建设的侵蚀；更要高度警惕这种庸俗化倾向侵蚀到党内，成为党内“培养钻营之徒”的“培养基”。

注释

[1][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5页；第510、51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第558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第283页。

[5][7][8][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8页；第496、497页；第496页；第1005、1013页。

[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3页注释（77b）；第37页。

[10][1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第407页；第421页。

[13][14][15][19][23][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0页；第180页；第211页；第17页；第199页；第20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4页。

[20][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2页；第20~21页。

[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页；第4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2页。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陈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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