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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母亲与我

2016-09-22 马玉顺 临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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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2010年5月3日(阴历三月二十日)晚上10:35离开这个世界的。

那天下午,我有辅导任务。6点钟下课回到办公室,看到手机上有一个未接电话,是二哥的,不知为什么,心里就咯噔一下,赶紧回拨过去,二哥说母亲住院了,但没有大碍,他与大哥在医院照顾,让我明天过去一趟。我不放心,把情况告知妻子的同时,又打电话给二哥详细询问情况,二哥说正在输液,病情稳定,我才稍微安心。

晚上7点是单位例会,心急火燎参加完会议,就向主任请假,拟定明天去医院陪床;就给在卫生局工作的堂弟打电话,让他联系医院院长,给予必要的照顾。做完这些,我匆匆回家吃晚饭,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9:30,二哥来电,问我能否赶去医院,我一听头都大了,立马揣上二千元钱跑到小区外面的大马路上,拦下一辆出租车,就往十多公里外的辛寨医院赶去。10:30,我来到母亲所在的病房,看到母亲身上插着监护心脏、血压情况的仪器和导尿管,口鼻吸着氧气,泪就下来了,我焦急地询问大哥:“怎么这样严重?”,就见监护仪器上母亲的心跳从90到80到70到60,血压也不稳定,二哥赶紧叫来医生和护士,打强心针,进行紧急抢救,但已经是回天乏力。在我们哥仨的注视下,母亲的心跳和血压都慢慢归零,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我默默地掏出手机,记清了这个时间是10:35。

母亲享年77岁。

后来,听两个哥哥讲,5月3号下午母亲小解时不慎摔倒,因为父亲患过脑血栓,手脚不听使唤,无法拉起母亲。恰好,二哥前去照顾母亲打点滴,目睹了这一场景,就慢慢扶起了母亲,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头脑很清醒,还告诉二哥中午吃了半碗面条。但给母亲穿外套时,发现母亲已经手脚发软,口中喃喃不已,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二哥。他马上电话通知了大哥,两个人赶忙送母亲去了医院。

据父亲和二哥的回忆,大哥背起母亲离家时,母亲两只手忽然非常有力地把住了门框,是父亲和二哥将母亲的手掰开的。我深知,母亲是不愿意离开家的,也许潜意识里她认为这一次自己真的不行了,走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两个哥哥还对我说,母亲住院后,头一直偏向病房门口所在的北方,一动也没有动。我明白这是母亲盼着我——她的小儿子来见她最后一面呢。我走进病房的一举一动,母亲都是知道的,母亲就是在我赶到她身边五分钟后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5月4日零时,我们哥仨陪伴母亲返回故里。

载着母亲遗体的灵车临时停在大街上,大哥守着母亲,二哥去通知三叔,我负责回家安慰父亲。我强忍着泪水,把父亲扶到椅子上坐下,字斟句酌地对父亲说:“我娘这次摔得很重,医院虽然全力救治,但起色并不大。”就见父亲嘴唇哆嗦,手抖个不停,我握住父亲的手,把他安置在沙发上,询问了母亲摔倒前后的一些情况,父亲的情绪一直很激动。大约十多分钟后,三叔来了,我让他陪着父亲去了另一个房间。

大哥将母亲的遗体背回家中,二哥通知邻村的二姐赶来,找出母亲的送老衣,我们哥仨一起给母亲穿戴一新,强忍悲痛布置了灵堂。天色微明,已经心力交瘁的我们将母亲去世的讯息通知了她的另外三个女儿——我的大姐和两个妹妹。她们三个的哀伤是可想而知的,她们抱怨没有及时通知她们,没有让她们与母亲见最后一面。但谁能想到母亲走得这么急呢?

母亲在夜间去世,是我决定要等到天明才通知大姐和两个妹妹的,大姐家的小儿子去年刚刚意外丧生、两个妹妹都抚养着小孩,半夜打去电话肯定让她们心惊肉跳的。母亲已经故去,早一点通知,晚一点通知,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还是让哀痛来得晚一点吧。再说,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半夜惊扰她的女儿,因此,我就擅自做了这个决定。

5月5日,按照乡村的殡葬习俗,我们安葬了母亲。

我与母亲最后一次谈话,是在2010年的5月2日。

那天,我携妻女一起回家看望父母。因为要搬新居,我就将一套旧沙发、一个茶几、一张电脑桌一块运回老家。这些东西,是母亲知道我购买新房后就多次说过想要的。

把这些家具搬回家,母亲对我说父亲一直持反对态度,我对父亲解释说:“这些家具,我的新房子用不着,总是要拉回老家的。”父亲说:“人老了,拉回沙发来,还能坐多少天?”我无话可说了。把沙发归整好,我扶母亲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谁承想,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坐沙发。

这次回家,一进屋,就见母亲在床上躺着,很憔悴。原来,母亲早上起来感觉肚子不舒服,早饭后呕吐了,做乡村医生的侄子拿来一些药,母亲刚刚服下。我担心母亲吃了变质的食物,就和二哥一起检查了家中存着的多箱牛奶等食品,有几箱过期的牛奶,我都扔掉了。午饭时,母亲仍干呕,不想吃油腻的东西,妻子做了玉米糊糊,母亲喝了一碗。

这天,母亲情绪有些反常,二哥在收拾父母房间时,偏巧把母亲早就置办的死后插在头上的簪子找了出来,母亲说:“我死后,别忘了给我戴上。”二哥说:“忘不了。”我笑着说:“胡说什么呢,你会长寿的,再活二十年没有问题。”

下午回县城前,我嘱咐父母和二哥,要给母亲打打点滴,补充点能量。父母和二哥都答应了。

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43岁。

在我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的降生只是给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增加了一张嘴、加重了生活负担。坦率地说,我没有享受到父爱母爱的光辉。为了养活这个家,小脚的母亲也要到生产队做活。童年印象中,没有父母的多少影子,祖母远比父母更亲切,因为我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祖母对我的关心多于父母。

有一年夏天,母亲在生产队的场院里轧麦子,就是用特制的大木梳将麦秸梳理顺溜,将麦穗剪下,将麦秸捆扎好。这样的活,需要一个大垫板。忘了是什么原因,我在场院里大喊着一个伯伯的乳名跑来跑去,气愤的母亲用垫板砸向我的腿弯,顿时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好长时间,我都是一瘸一拐地走路。

成年后,遇到不顺心事情,我就想若是早些年就推行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只有两个孩子,就不会有我,该多好。有一次,我把这个想法,说给母亲,母亲面无表情,不知道她做何感想?

童年在老家,经常受到人家的欺负,有个王姓的大队干部和一个王姓的乡村教师竟然口出狂言:有他们一口气,姓马的就别想上高中。整个马姓家族,我是勇敢的反抗者。也许是这样的缘故,我对老家的印象特别差。加之,上初中后就住校,大学时更是将户口都迁移出来,半年才回家一次,对老家就更淡漠了。

工作后,我每个月都回老家,为的是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些年,无论境遇多么不堪,每次回家,我都会不吝钱财,给父母买各种物品,特别是母亲晚年爱喝牛奶,每次回家的礼物里总有一箱新鲜的牛奶。2004年我的生活出现了较大的变故,经济上相当窘迫。但给父母的礼物决不能少,2006年五一节期间,我给父母更换了新彩电。做这些,求得心安的因素大于情感因素,我与父母是有心理隔阂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对我——她的这个小儿子越来越亲近。母亲年轻时遭受暴雨淋身,落下了夏天会浑身发痒的毛病,多年治不好。前几年,我打听了一个偏方,便将母亲接来县城居住了二十多天,天天喝草药,终于治愈。在那些天里,妻子陪母亲聊天,给母亲洗澡,让母亲感受到了晚辈的孝敬。

2009年,我购买了新的期房,元旦交了钥匙,母亲唠叨着我搬家后她要来住一段时间,我慨然应允。这个愿望,因为母亲的突然去世,永不能实现了,这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母亲没有文化,一字不识,在一些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小农意识和固有的愚昧。

母亲对钱财看得很重。我上大学和参加工作后,经常听到母亲说供应我上学多么不容易,花了多少钱等,我听了很不舒服。大学四年,我自己买的衣服只有一件衬衫和一双皮鞋,其余的都是三哥去加拿大留学时留下的旧衣服。但我很知足。参加工作后,我将第一年的工资除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都交给了父亲。以后结婚呀,买房呀,我从来不用父母的钱。

2000年,三哥在美国罹患脑瘤,经过两次手术病情稳定后,归国探亲。我带父亲赴京,一是接多年未回国的三哥和赴美照顾他半年的二哥,二是帮助父亲去美国驻华使馆签证。一趟行程,花了近两千元钱,全是我掏的。母亲知道花这么多钱后,非常不高兴。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母亲去世后,仅从她的床头衣物和一袋子针头线脑中就翻找出了一百多元现金,有的是几元叠在一起,有的是几角放在一处。母亲是小脚,赶集上店的事情,从来不做。她把这些钱藏起来,究竟何为,我不得而知。三哥回国那次,当着我的面,给了母亲700元现金,母亲把其中的500元给了父亲,另200元不知藏在了何处。

这些年,生活条件好了,父母生活无忧。可母亲总是将儿女送来的礼物东藏西掖,不舍得给别人吃。母亲自己置办的送老衣,也是分多个地方存放,她去世当晚,我们哥仨和二姐翻箱倒柜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了出来。

我看不惯母亲的这些习惯,常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来,母亲对我是有些畏惧的。我每次回家,都是将她那些食品、水果之类不容易保存的东西,分给别人吃。她不好说什么,也就随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母亲遭遇过一次大难。

为治疗母亲每到夏天就浑身奇痒的毛病,做赤脚医生的远房二叔给母亲注射一种针剂,可能是药品过期的缘故,在一次打针后,母亲很快陷入了昏迷。手忙脚乱的家人将母亲送到了辛寨医院,途中母亲就休克了多次。

那年,我正好参加完中考,在家等候考试的成绩。送母亲去医院和在医院陪床,我都亲历了。母亲刚到医院时,手脚都挂着吊瓶,昼夜输液,抢救了好几天,母亲才醒过来。那次,情况相当凶险,母亲的娘家人都跑去了医院,甚至做了不治之后的种种准备。我怕母亲会死去,在医院陪床时,总攥着母亲的手,看着母亲的脸,这是我与母亲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

母亲经此大难之后,很少生病,就是普通的感冒也很少犯。70岁后,母亲血压有些高,常年吃药。外公是93岁高龄去世的,我们以为母亲也会长寿,谁知她的生命终止在77岁。

母亲没有让晚辈受苦受累,从住院到去世仅仅几个小时,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我刚使得慌”(很累的意思),是5月3日下午在医院病床上说的。母亲在人世间太累了,到另一个世界,对她或许是一种解脱。

母亲很瘦,腰弯得如一张弓。

每年我生日前后,我都会买上礼物回家看望父母,陪父母吃饭。今年生日那天,依照惯例,偕妻带女回到老家。偏巧,我的舅舅和表哥表姐们来看望父母,我与父母是在二哥家吃的饭。饭后,我背着母亲回父母住的院子,母亲轻飘飘的,有六七十斤的样子,一刹那,我的心疼了起来。

母亲的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弯的,我没有任何记忆,似乎从我记事起,母亲的腰就是弯的。听两位哥哥说,母亲住院后,医生们对她那弯弓一样的身体都感到吃惊。

母亲瘦弱的身体经受不住疾病的侵袭,终因多种脏器衰竭而离世。

三哥2001年在美国去世,我与二哥决定将这个消息隐瞒着两位老人。母亲一直以为她的三儿还活着。

给母亲上“五七”坟的时候,我们才将三哥已经过世的事情,告知母亲的在天之灵,母亲不会抱怨我们吧?

这些年,我保存着三哥的遗像和追思会的照片,每次给祖母上坟,抚摸着墓碑上三哥的名字,我都会黯然神伤。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失去亲人更让人忧伤的。

我自恃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开,但一想到三哥和母亲,泪就从眼眶中涌出。我不善于表达感情,更不会装腔作势,哀痛只能写在心里。此生注定要在思念中走下去。

马玉顺,临朐一中正高级教师,临朐县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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