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小学时光琐忆

一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74年上小学那一天发生的事情。那天，我手拿一根树枝光着腚在街上奔跑，就听到母亲大声喊我回家的声音，我跑回家，被告知要上学了。母亲胡乱给我套上了一件哥哥们穿旧的衬衫，就把我送到了村里的小学。村办小学似乎有两排房子，五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桌子凳子除了从各家各户自带的，就是用水泥砌成的方块支撑起来的，条件非常简陋，但就是这样，我也很满足了。

教我的老师都是本村的民办教师，有一个周姓，一个孟姓，都学问不大，脾气不小，动辄就体罚学生，让我们很是害怕。小学一年级的课程无非就是汉语拼音和简单的算术，可由于在“文革”背景下，老师不学无术，拼音的正确读法都搞不明白，结果以己昏昏，岂能使人昭昭？我到现在很多字都读音不准，与当初无良的启蒙教育脱不了干系。

但值得自豪的是，我记忆力颇好，也很有些小聪明。老师教授的知识，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一遍或几遍就背诵如流，无论语文还是算术，成绩都是名列前茅，还多次代表学校到公社参加竞赛，都取得了较好的名次，让老师们脸上增光不少。至今我依然记得，在“文革”批林批孔热潮中，我在全公社群众大会上，面对几千人的大场面，声情并茂地讲述孔老二的故事。当时，我很矮小，需要站在一个凳子上才够得着桌子上的麦克风。这次群众大会的实况，通过有线广播在全公社播出，一时间，我名气大震，很多人都知道耿家庄有个小孩在大会上讲故事毫不怵头，说不定是个人才呢。

虽然上了小学，虽然有严厉的老师管着，但我的顽皮本性依然如故。夏天午睡，老师要求必须趴在桌子上，或者把桌子拼在一起躺在上面安安静静睡觉，但我没有一次能够做到。有时候，看到老师远去，就约合几个同样顽皮的小伙伴，到藕湾里捉鱼虾、摘莲蓬，归来后，总受到老师罚站的惩处，但依然不改，老师们也无奈。因为我学习好，老师常常网开一面，只要不是闹出太大的动静，也多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当然，我也不是那种蹬鼻子上脸的人，也多是见好就收，故而相安无事。

二

“文革”后期的小学，文化课学习与农业劳动并重，除了农忙季节，师生要帮助耕作收种外，学校还有自己的田产。耿家庄小学在北岭和西山有两块地，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如此一来，到校田中翻地、拔草、施肥、收获就成了师生的本职工作。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农业劳作中度过的。

我们还饲养了兔子、猪等家畜。那时，养兔、养猪都没有专用的饲料，都是直接喂草料，于是，拔草成了小学生夏秋季节每天都要做的活儿，课余每个学生都挎着一个篮子，见草就拔，然后上交学校。我记得，小学毕业那天，学校将我们饲养的一头很瘦的猪杀掉，在校园里支起大锅，煮肉熬汤犒劳我们这些毕业生。我们从家里带来饭盆，集体饕餮一顿，算是对小学生活的一个永不磨灭的纪念。

那时候，生产队里还有造绿肥的任务，我们小学生拔草也可以算工分。为给集体生产出力，学校号召小学生捡拾鸡屎，上交生产队。每天放学后，我们每人一个小铲子见鸡屎就抢，还闹出静悄悄跟在母鸡身后专等母鸡拉屎的趣闻。

今天回忆起来，不得不佩服那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尽管我们都是小屁孩，但在强大的思想教育攻势面前，公而忘私、以集体为重、为祖国服务等思想牢牢占据我们的头脑。每年3月学雷锋月期间，替五保户、孤寡老人抬水、扫地等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做好事者心安理得，绝对不要表扬和实际的好处，没有能够争取到做好事的学生则羞愧难当，好长时间都低头耷拉脑的。当然，为了做好事，也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比如有的学生将自己的物品上缴老师，谎称是捡拾到的等等。

小学期间，印象深刻的还有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为防震在村西树林中上课的情景。村西那片杨树林，是孩子们的乐园，尤其是夏天，大量的“结溜追儿”（蝉的幼虫）会在夜幕中爬出地面，爬上树干，等待蜕变。于是，每天傍晚，我们这帮调皮孩儿就会打着灯笼来照“结溜追儿”，一个晚上捉拿几十个是不成问题的。那些逃脱被捉拿命运的“结溜追儿”就变成了蝉（知了），白天鸣叫不已，成了乡村一景。可想而知，将课堂搬到这片杨树林中，耐不住寂寞的小学生还能学得进去吗？那段日子，我们头脑中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捉知了，如何掏鸟蛋，何尝真正静心学习呢！

三

在小学学习期间，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还有下列几件：

一是我们村整修大寨田，全村劳力齐上阵，其它村劳力来没来帮忙，我记不起来了。当时的场面很宏大，南岭上树立起专栏，横挂着“农业学大寨”的大幅标语；还安装了喇叭，高声播放红歌；各个生产队开展劳动竞赛，那热火朝天的场景，不由得不让人热血沸腾。记得在挖地过程中曾经挖出过不知什么年代的坟墓，挖出过成团的小蛇，我们小孩子见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夜晚还做噩梦。有一次，大队管饭，劳力们开展吃饭比赛，看谁吃得最多，一个王姓的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一口气吃了12个馒头，令我这样的小孩子目瞪口呆。这个人的父亲属于四类分子，年纪过了三十才娶上媳妇，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喝农药自杀了。

二是当年不时有台湾飞机到大陆散发传单，花花绿绿的包括“反攻大陆”等政治口号的宣传品会飘落到山间地头。每到这种时候，最兴奋的就是我们这些小学生了，我们会漫山遍野地展开地毯式搜索，一旦捡拾到传单，就像捡了金银财宝一样高兴。那时候，除了年画外，还很少见到如此精美的印刷品，上面的内容如台湾的高楼、超市等景象、台湾人鲜亮的穿着打扮等，都给我们新奇感。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国民党反动派被人民解放军赶到了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国民党特务到大陆散发传单是企图颠覆我们的政权，拾到传单要上交大队和公社。但我清楚地记得，对那些花红柳绿而且不怕水浸的传单，我并没有上交，而是夹在一本书里保存了起来。

三是我们村里后街有个夏姓老人，只生育了两个女儿，很眼馋儿子，多次动员我当他的干儿子，至于他找没找过我父亲谈过继的事情，我不得而知。但确乎他每次遇到我，都很和善地摸摸我的头，想尽法子讨好我。有一件事情，我对他有着很深的记忆。我们村南岭有很多古桑树，因其树龄长，枝干多枯死，产桑少，又占耕地，生产队长就决定砍伐了这些桑树，枝干堆积在村南的场院里，夏姓老人负责将这些古桑树进行破解，他一镐头劈下去，竟然震出了一群小黄鼠狼，有的钻进了他的裤裆里，他惊吓得尖叫不已，费了好大劲才将这些黄鼠狼赶跑。在农村，黄鼠狼是“大仙”，惹不得。夏姓老人老实本分，但他老婆很强悍，很霸道，老人后来上吊自杀，与他强势的老婆是有一定关系的。

四是1976年我们家从村西南角的老宅搬到了北岭上的新居。当时，大队进行宅基地重新规划，拟定全村集体搬迁到北岭上，原村址恢复为耕地。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我们家是第一批迁居北岭的，为了盖房子，舅舅家的表哥们都来帮忙打墼，打墼是个很累的活，是将泥土铲进一个墼模子里，用很重的石锤反复碾砸，形成比较坚固的墼块，一个身强体壮的男子汉一天可以打出五百块墼。我们的新房包括四间北屋，三间西屋，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后来又加盖了两间北屋。我们的西邻是四木匠一家（夏姓），东邻是与四木匠近亲的一户。可惜，后来集体搬迁北岭的计划没有得到真正实施，除了我们寥寥几家外，多数人家并没有响应号召。多年以后，我们的左邻右舍都搬回了原村址，独留我们一家还在北岭上居住。2010年母亲病故，2015年父亲也走了，北岭上的家由大哥、二哥均分。

马玉顺，临朐一中正高级教师，临朐县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