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喜欢娃娃

文/陈慧芝

01

我和关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只有半年多一点，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星期日回到我大女儿家，其余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她身边，她平时生活比较有规律，由保姆做饭，天气好时由保姆推着轮椅到院子里拄着拐杖走走或在躺椅上晒晒太阳。每天上下午都在室内走动走动，有时坐在床上和我们聊天说笑话。

伙食方面我来以后邻居反应是比较差的，我想一定要改善伙食，因病人吃不好、营养不良对身体不利，因而增加肉食蔬菜及高蛋白，每天鸡蛋、奶粉、瘦肉、西红柿等等，她喜欢吃菜、鸭和排骨，我们经常吃。大夫对她提出三条，一条是生活制度，一条是饮食，另一条也是最主要的一条即锻炼。

除了在室内外活动，经常提醒她起来坐坐、靠靠，听听音乐、京戏，晚上看看电视，有时她能坚持，但还是躺着的时间多。她有时和朋友们说：“你们不知道我以前是右边疼，现在左边也疼了，全身都疼，像刀子割肉一样的疼，我的病不会好了，我只希望我的病厉害时你们不要救我，你们救我那就太残酷了。”我们劝她说:“大夫说只要你坚持锻炼、按摩，配合吃中药，慢慢会好起来，自己要有信心，你的病不是致命的病，你要听大夫的。”有时她按时到医院祭数去治疗，有时大夫到家里来治疗。

她喜欢娃娃，我们买了一个娃娃放在她床里边，盖上一层布，保姆还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条短裤使她很高兴，替娃娃盖盖被单，有时抱起来看看。她的亲戚、老朋友老同学来看她，她都很高兴。丁玲夫妇也来看过她，她让关露把自己的生平写出来，关露本来也有这个打算，她对我说：你把我的回忆录写完以后再写我的生平。我当时很激动，向她保证，虽然我写得不好，但我一定要完成你的愿望。

每天她精神好时，一边说我一边记录，她常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些往事，还断断续续讲了一些她在秦城监狱那段生活以及她在地下工作时的情景，和她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为新四军做了一点李士群的工作的情况。写完一段我念给她听，看哪些还需要修改。因为只有一间不大的房子铺了三张床(她、保姆和我)，中间就没有什么空间了，所以我写回忆录是靠在床上写的，她每次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都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间房，我帮她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

她逝世已有好几年了，每想起她一生的遭遇和对党的忠诚，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情操。虽然她重病在身，但她常说：在她有生之年要为党多做些工作，我们听了都深受感动，我要永远记住她这句话。

02

关露是我一生最好的女朋友和同志，这一点从你过去和我谈话中一定很清楚，就不必说了。我只想说，她临终前两天，她曾写信给我，要我去看她。我去了，她从床上挣扎起来，从她的书柜，拿出了她所译的英文本尚未完稿的《邓肯在苏联》交给我，要我为她补译，我将这篇书稿带回家。次日，我去看她，她还是躺在床上，不能起床，只是不断喊全身筋骨疼痛。我曾多次去看她，她都是喊疼痛，所以我并不在意。

谁知1982年12月5日，接到关于关露同志的讣告，才知道她已去世了。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关露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一间不满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既没有挽联，也没有花圈。室内只有几个文化部的领导人和关露同志的远亲数人。室中央挂了一幅关露年轻时的遗像。见此情景，欲哭无泪，几乎晕倒。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关露的死因，仍然怀疑。为此，我第二天又到关露的宿舍，见到为她写回忆录的陈女士。我问她关露究竟是怎样死的。经她告诉我说，她死的那天，刚好是星期天，她自己照例要回家休息。

第二天她回来看见门被反锁上了。门上贴了一张条子，说关露有事出去一下就回来。她看到这张条子，感到非常奇怪，急忙去间居委会，关露到什么地方去了。居委会的负责人回答说，她也不知道，只知道关露的小保姆出去玩了。于是陈女士急忙找来了那个小保姆，由她从室外窗口钻了进去，才把反锁的门打开。我和陈女士进门一看，关露床边有两个玻璃杯，旁边还有两个小药瓷瓶。这些迹象表明她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死去的。

陈女士告诉我前天星期六，关露忽然接到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给她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由梅益同志带给关露的。关露看了这封信，就交给了梅益同志送给周巍峙，于是就发生了关露服安眠药而死的悲剧。这幕悲剧的导演当然是周巍峙；然而梅益同志在你的书序言中却声言“不晓得关露同志要下决心悄悄离开人间”。岂不是在这出悲剧中至少充当了副导演?

——摘自陈慧芝写给丁言昭的其中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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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一的西楼

爱写人物小传的伪文艺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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