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

（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人  。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者，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作者:罗久芳

1919年5月4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它也在无数人的生命中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先父罗家伦(号志希,1897〜1969),1917年考入北大本科时,京都刚刚走出帝制和复辟的阴影;恰巧又在蔡元培校长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政策的初期。校中新旧学人风云际会,学生视野大増,竞相挣脱传统的约束,大胆探索通往新时代的途径。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晴迷环境中孕育,成长,迅速地波及全国。

大学时代是从少年到成年的分水岭.父亲入校时年龄尚不足二十岁在同学中算是比较小的。他生长在一个江南书香家庭,受过扎实的家塾教育。以后到上海复旦中学读高中,吸收到许多新的知识，来到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之后，在校园里接触到的事物和讯息，使他的思想、胆识和自信与日俱増，渐渐形成了积极活跃的个性。

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北大的学生们踊跃参加了这一行列，并进一步对切身有关的家庭制度、社会陋习和传统文化等题目，展开了探讨和批评，父亲对文学久已钟情，在中学时曾为学生季刊写稿，进入北大后主修的又是外国文学，第一学期便向最具前卫性的《新青年》投稿。该刊于1918年元月号刊出了他用文言写的《青年学生》，讨论的是青年普遍早婚、求学缺乏目标、风气颓废的弊病，同年6月又刊出了他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剧《娜拉》，这是他首次使用“白”而“雅”的语体文。

“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

这一时期，校园中学生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父亲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起成立了新潮社，为学生开辟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场所。1919年元月《新潮》杂志创刊，目的是以“批评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来促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诞生，英文名字采用的是“The Renaissance”。父亲在创刊号上的解释是：“Renaissance”一个字的语根，是叫’新产‘New Birth，我把本志的名称译作《新潮》，也是从这个字的语根上着想，也是从这个时代的真精神上着想。”

《新潮》月刊第一卷共五期，第一期便广受读者的欢迎，印了将近一万份。担任总编辑的是毕业班的博斯年。父亲在协助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发表了十三篇文章，内容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响应“文学革命”的号召，用外国学说中的定义和实例，向中国的旧传统和它的卫道者挑战；第二类是一系列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界的批评，结论固然贬多于褒，但也提出了很多善意的建言；另一类的目的是揭露旧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其中一篇《是爱情还是痛苦》，是用对话方式叙述一个知识青年的悲剧。

创刊号上父亲写的社论《今日世界的新潮》，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对中国广大青年的震撼、当时虽然欧洲的变局尘埃未定，但一些西方政治学家已看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辅而行是世界的新潮流，新希望。父亲在社论中介绍了这些学说，并特别指出“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力量，来扶助那班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另外，他在一篇《复易君左函——释今日之世界潮流》文中坦诚地说，“我现在所研究的（说不到主张）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是想根据现状，以民主主义的精神，先行解决社会各问题。”可见此时他的政治理念尚未成熟。但是，这个研究的方法与他终生的信仰是很具连贯性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误解,父亲在《新潮》第一期便说明：“因为我们‘入世未深,’所以还有八分没有与社会同化,而且不知世路艰险,所以还敢放大胆子,以第三者的眼光,说几句局外话,‘世网’如何也都不管....说得不错,就望社会加以采择,说错了就望社会赐以匡正。”有人抨击青年作者破坏传统伦理,大逆不道,父亲的答复是：“我们....对于现状极力攻击,无非想打破非人主义' 而极力唤醒'人的生活”。同时也声明说:“此后我们新潮的社员,自当极力从建设方面,将各问题切实筹画一番,但是也很望全国的人,一同起来研究,才能收良好的结果;若能如此,真是同社傅君所调夜猫子叫醒雄鸡了。”这种雄心大志,的确也收到了相当大的效果,例如商务印书馆主持人从1920年起作出一系列改革,使该馆出版的《东方杂导》、《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逐一星现了新的面目,便是接受了父亲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中提出的意见。

蔡元培支持校中“百花齐放",并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三千元作为《新潮》的印刷等费用,这引起了保守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曾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示意校长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指的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和胡适,《新潮》的编辑傅斯年和罗家伦。然而蔡氏维护言论自由的初衷,从未动摇,并愿担当一切的责任。1919年3月傅增湘致蔡校长的专函说:“自《新潮》出版,辇下昔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要求加以约束。蔡氏的回信是由傅斯年代撰的,并不承认学生有过,仅答应要他们多加留意。学生们身受校长人格和气节的感召,更增强了为正义反抗强权而不计安危的勇气。

父亲首次参加学生救国运动是在1918年5月。当时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父亲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大家莫不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最后我跑上讲台对若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是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琦取消成约,若是他们用军警来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随后便发生了5月21日北京各校二千多学生的游行和新华门请愿事件。这次学生很快自动返校,是因为大总统接见了学生代表,对条约加以解释。北大蔡校长与各科学长(即院长)却因此前劝阻学生无效,全体向教育部辞职,经学生代表陈情后才获得解决。这个为时三天的风波,曾一度使北大陷入危机,也为一年后大规模的五四运动开了先河,此后北大国民社,《国民》杂志平民教育演讲团应运而生,都受到蔡校长的支持,新潮社和国民社的宗旨、志趣虽然有异但是父亲与国民社的计多社员都是朋友也同是演讲团初期的成员。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三天后蔡元培主持了北京学生庆祝大会在天安门集会游行的有三万余人,井有中外人上演说。以后两天在天安门又举行了对民众演讲的大会,蔡校长和教授们(包括陈独秀和胡适)都分别发言。蔡氏深信世界前途有了新希望,特别又在11月28日宣布北大放假三天,举办“庆祝协约战胜提灯会”，目的要使学生“获得较深之印象,得以放开世界眼光,促进国家观念”.身受校长言行启发。对国事格外警觉的北大学生,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二年游行、示威和罢课的主导力量。

“莫迟疑,也莫徘徊,前进罢,情愿做轨间的肉泥....却不愿死在比你我更可怜,你我还不如者的手里。”

1919年3、4月间,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受到日本压迫,处境危急时,北大学生曾集会捐款,打电报要求本国代表不可让步。5月初,外交消息一天比一天恶劣,蔡校长每日召见学生代表,向他们讲述情况。父亲和新潮社、国民社主要成员准备俟机行动,只因不愿给北大和校长造成冲击,乃商定在“五七”国耻日联合市民游行抗议。但5月3日蔡校长听到北洋政府同意和约中山东条款的消息,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康白情等人。当天深夜,北京各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第二天走上街头。父亲的任务包括连夜购买写标语的白布,联络各校学生,起草宣言,向各国驻华使馆交备忘录,以及事后向各报馆解释事件的原委等。可惜那天拍下的照片不多,只有一张可以确切认出父亲的面貌,拿着白布旗子走在北大行列的前排。

“五四”当天散发的几万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注1)是父亲起草的。二十多年后,他在《黑云屦雨到明霞》一文中谈到撰写宣言的经过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上午十点钟,我方从城外高等师范学校回到汉花园北京大学新潮社,同学狄福鼎(碧武)推门进来,说是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命我执笔.我见时间迫促,不容推辞,乃站若靠在一张长桌旁边,写成此文,交君武立送李辛白先生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五万张；结果到下午一时,只印成二万张分散。此文虽然由我执笔,但是写时所凝结的却是大家的愿望和热情。这是五四那天惟一的印刷品。“宣言只有一百多字,用的是极简洁的白话文,不仅反映了文学革命的功效,也被公认为代表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

五四以后,父亲一方面努力营救被捕的同学,一方面又想补救蔡校长呈辞离京所带给北大的冲击。同学们组织代表团到天津身找校长下落,父亲也是团员之一随后教育界的风波日渐扩大,5月中傅增湘因支持蔡元培而辞职,接着北哀学生再度罢课,并公开向政府提出外及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5月底各地学生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学生联合会策划另一次全国性的抗争。6月3日,北京学生开始在街头宣传抗日)披军警拘捕的人数逐日增多,6月4日,父亲冒着危险把消息拍电投到上海，导致了全国大城市商人大罢市。不久学生便被释放,段内阁改组井罢兔了亲日官员曹汝霖、陆征祥和章宗祥，拒签巴黎和约。到此为止，学生虽已达到了目的，但安福系政府仍然施出名种手段，阻挠蔡元培返校。9月初,北大学生文通电全国,要求校长回任。开学前,蔡校长终于毅然北返。到杭州迎接他的学生代表便是罗家伦。父亲首次描述这一年中一连串事件的前因后果,是1931年的一次口述,由他的学生马星野笔记,1989年“五四”七十周年时才公开发表(即前引(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这是一篇未经润色,朴实而详委的回忆。学生们的热情,奋勇和忘我精神,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这些初出茅庐的活动分子,当时处于险恶的境地,心中究竟是什么滋味?这在1920年父亲写的一首白话诗《往前门车站送楚僧(即许德珩)赴法》中有真切的描述:

烁亮的电灯底下,

  映着几道闪闪的刀光;

颤巍巍的重门,

  对若一片阴凄凄的团场;

楚僧!这是什么地方?

五四以后的一夜,

  你在门里,我在场中;

六三以前的一夜,

  我进门去,你在场中;

  这都是昏黑的晚上。

可怕的矮树,供我们意身;

  可怜的带刀人,做我们的侍卫,

  那是什么景况?

楚僧!我们今俊相别!

车站的汽灯,

  夺去了地上一园园滕胧的月影;

可恨的汽笛儿,声声催人离别。

你握着我的手,

  我握若你的手,

  却没有半句话说……

1919年10月父亲接任《新潮》主编,重新为撰稿和出版忙碌。年底又加入了校长和教授们联名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1920年2月4日起,北京学生为了支援天津学生反对直接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的行动,又连日举行演讲、游行，遭到军警逮捕。父亲住的学生公寓受到警察搜素,并点名抓人。幸好他一时机智得以潜逃,连夜与张国素南下,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大会,多年后他在一箱《有关张国焘的两件回忆》文中,叙及了二人清晨溜出永定门,沿铁轨走到丰台才搭上火车的经历。

1924年父亲在德国留学时,听到张国焘入狱的消息后,曾作了另一首满怀深情的新诗《追忆出亡的一夜》

狱门也不过是这样:

  漆黑的深洞,

  瞰着奇鬼似的古树。

城楼挂若残月,

  疏星阴凄凄的失了光亮。

风尘的本色那怕人看，

  只为什把黑整围着；

  分明有话,却呆呆嶝着不响,

许久同从戍所露出灯火,

  再移时听得开门的锁钥,

  哑笨地带点铿锵。

***

就刑也不过是这样:

  拂晓的浓雾不许辨人，

  只听得喇喇的鞭音,

  带出马嘶人响。

嘘嘘的赶着路,

  想不到在车上一霎眼就渡过的铁桥,

  现在偏有这长!

伴侣!莫迟疑,也莫徘徊,

  前进罢,

情愿做轮轨间的肉泥,

  或葬入浮若悬冰的深水;

却不愿死在比你我更可怜，

  你我还不如者的手里。

父亲在这个时期那充沛的精力,炽热的感情,蓬松的头发,沙哑的藻音,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更使中国现代化。更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

在当时那种心神紊乱、生活不定的情况下，“当事者迷”应该算是常情。可是五四刚过去三个星期,父亲便在上海《星明评论》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篇《五四运动的精神》总结了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三种特质，这就是：(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族自觉的精神。这也是多年后胡适在《纪念五四》一文中认为“很公道的估计”，“五四事件”也从此伸展成为“五四选动”。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寓言性的名词(allegory),仍然处于中国知识界争议的中心。

“五四”一周年时,父亲为《晨报》编辑“五四纪念增刊”,征集了蔡元培、胡适等人的专文。蔡氏虽赞许学生的努力、奋斗和牺牲,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采用罢课的手段,“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父亲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发表的长文《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和反思。他重申了一年前对五四精神所下的定义,并认为那三种精神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是:(一)思想改革的促进;(二)社会组织的增加;(三)民众势力的发展。但他也承认学生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产生了万能的观念,导致了学术的停顿,行为落于形式的窠臼。不断的通电、游行、罢课,效果也就愈来愈小。他与蔡校长一样,主张在中国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以前,学生所能贡献社会的,是专心去研究真的学问;翻译国外有价值的著作,以期建立思想改革的基础。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这是他毕业前的自白,也说明了他获得"穆氏基金”资助后决心出国深造的动机。

在北大的最后一学期,父亲继续记录,整理杜威在北大所作的系列哲学演讲,准备在《新潮》发表。他自己则为该刊第二卷写了二十二篇文字,其中有探讨一世社会问题的,如《妇女解放》和《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有批评学术界不良现象的,如《学术界的骗局》;也有介绍西方新书和新学说的,如《杜威著学校与社会》、《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等。另外,他还为《新潮》坚持批评的态度辩护,指出由于专制社会对思想的桎梏,使中国缺乏批评的观念,“所以我们批评他,他就以为我们骂他,所以他就要记恨,就要真的还骂。”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赞成一件事应当研究,反对一件事更当研究……因为研究固当批评,而批评固当研究。(《批评的研究》)

此时父亲对新文学的兴趣尚未减退,在出国的途中还曾整理出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发表在1920年10月的《新潮》上，他认为新文学面临的危机,是受到旧思想中“轻佻、谩骂、武断、笼统、空泛、不合逻辑”等遗毒的影响。所以赶上世界潮流的途径,惟有研究西方文明的源流,有系统地选择中国所需要的书,介绍给国内,使中国能够适应时代的进化。基于这个信念:他在出国前便经常把国外有价值的文章和整本的专著翻译出来,在《东方杂志》、《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一次或分期刊出。

父亲在北大身为新潮社的主要成员,义不容辞地负起了领导并代表北大学生的任务,进而成为全国学生运动中的一名健将。他的声望是由于行动上的表现,更显因为他以开放的思想和生动的文笔,写出了千万青年的心声。但他对自己所扮的角色，从不夸张。自认只行有“五四”前写的两篇有关文学的长文曾产生过一些影响。至于那些批评性的文字,他承认“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

“五四”的前后三年,对父亲终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此后他在美国和欧洲六年,有良好的学术环境供他学习研究,翻译和著述也坚持不断:对国内的局势虽感到隔膜,无奈,但在祖国面临危难时,他奋起的表现仍与当年无异。1921年他参加了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演说和新闻工作,并为国内报刊写了三篇专题报道。1925年“五卅事件”发生时,父亲在伦敦立即加入了英国在野党人士组成的“中国讯问部”,用新闻稿和演讲等方式,把惨案的真相和国内舆论的反应,供给英国议员及新闻界咨询。

在国外,父亲的兴趣转向哲学和历史,并决定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但回国后不久,他即全力投入了大学教育工作。这仍应归因于蔡元培的影响和鼓励,使他认定大学肩负着建立新文化的特殊使命。他在清华和中央大学校长任内的工作,都体现出蔡校长的作风。他自己经常担任基础课程,保持与学生接近;同时定期对全校学生演讲,分析国际局势,讨论各种文化课题,疏导青年的苦闷等。这些讲词,记录下来的有一百多篇。抗日期间他出版的几本书《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黑云暴雨到明霞》、《新民族观》。内容大半是将这些讲稿修订集成的。

自从1919年父亲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以来,他在“五四”周年时一共作过将近二十篇谈话、演说和专文,在1931年所作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和影响》演讲中,他重申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互动关系并分析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用新标准估量旧文化,用新文学表现新人生,用新态度促进新社会。他深信这个运动必须长期坚持下去,才能真正发生影响。所以他比喻“新文化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启明运动合而为一的运动”。

又过了三十多年,也就在父亲去世前两年,他写了一篇《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再一次说明他的看法:“‘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父亲在1942年写的《从近事看当年》一文中曾说过一句含意深长的话:“凡是一件历史的事迹,时代隔得愈远,其意义和影响,愈看得清楚,五四运动不是例外。”在采访过父亲的美国历史学教授Vera Schwarcg的五四运动专著中,总结她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得到的结论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所留下的最独特的遗风,是他们对启蒙事业的执着和对思想解放的憧憬。这个评估五四运动的观点,可以说与父亲的立场不谋而合。

父亲晚年在一首自寿诗中有一句“但有死亡无凋谢”的祝愿。“五四”一代的元老虽都已作古，但愿他们所体现的精神不凋谢。

注1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白话文版）

罗家伦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文言文版）

许德珩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险，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已有由五国公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黯天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望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公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条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母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独立，母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编辑：量妹

审核：声儒

签发：阿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