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公众环境行为

本文作者：胡荣

［作者简介］胡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陈诗颖，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29-35页

摘要

根据CGSS2013数据，本文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考察了社会资本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的社会资本、媒介的使用情况对公众的环境行为均施加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公众环境行为具有深刻持久的正向影响，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与公众的环境行为密切相关，但传统媒介对于公众环境行为起到动员作用大于新型媒介。

自十九大报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之后，“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被提上议程。环境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众社会生活的共同背景，具有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公共性。其爱护与治理除了依靠国家相关制度性因素之外，还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努力。公民环境行为不仅是个人能力和道德体现，也是社会良性运行的象征。因此研究公众环境行为更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对个体行为或集体决策等社会议题强有力的解释表明，其对环境公共治理以及公民的环境保护行为亦能产生重要影响。而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直接参与了开放社会结构[1]，使其在重新缔结人们社会关系的同时，更能润物细无声地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基于此，本文试图了解社会资本、大众传媒对公众环境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广义的环境行为，是指能够影响生态环境品质或者环境保护的行为。它可以是正面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如资源回收等；也可以是负面的行为，如浪费资源等[2]。Hines从个人角度，将环境行为界定为“一种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的有意识行为，目的在于能够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题”[3]。Kollmuss等认为环境行为是指人们通过自身活动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尽量降低的行为[4]。虽不同学者对环境行为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大多强调个人主动参与、付诸相关行动来解决或防范生态环境问题。本文将“环境行为”界定为积极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向行为。

（一）社会资本与环境行为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在不同领域受到了不同学者的青睐。从宏观角度看，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相同的形式，它产生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物质与情感交换。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网络和规范）它们能够通过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公共资源。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5]。从中观角度看，科尔曼将宏观和微观连结作为切入点，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方法，能够解决集体行动所来带的问题[6]。从微观角度看，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表明，关系网络资源对个人寻找工作发挥关键作用，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然是弱关系。本文打算运用帕特南“公民共同体”取向的社会资本概念，探讨社会资本是否对公民环境行为产生作用，以及哪些因素作用更明显。

Pretty和Ward认为人们在保护环境时会采取集体行动，为了避免“集体行动困境”，可通过社会资本中的规范来诱使公民环境态度发生改变，增加公民环境合作意愿[7]。Adger结合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集体行动案例研究，认为基于信任、声誉和互惠行动的社会资本作为公共因素，对资源管理和环境公共机构建立起的重要性能够在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时提高地区的抵御能力[8]。Carmel和Jacki通过案例研究分析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生命周期表明，社会网络所具有的持久性可以促进公民投入到低碳环保设施建设之中。Petzold和Ratter基于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和互惠规范与社会行动对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有显著影响[9]。

周志家通过定量研究从微观层次分析，厦门环境运动参与者的社会网络是影响和支持其参与环境运动原因之一，居民面临环境运动群体压力与其社会网络密不可分[10]。朱清海、雷云基于湖北省L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秸秆处置的相关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嵌于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农户所作出的环境行为并不单是经济决策过程[11]。韩洪云等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于提高公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2]。李秋成、周玲强以杭州西溪湿地为例，依据抽样调查数据验证了社会资本可增加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13]。

（二）媒介使用与环境行为

甘姆森认为媒介是一个社会上各种组织、个人和意识形态争夺对社会现实定义和建构权的关键领地，舆论的价值倾向一般是由媒介来进行调控的。所以探究公众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离不开对大众传媒的考察。环境行为与个人认知密不可分，媒体使用差异所造成的个人认知差异会影响环境行为[14]。大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公众环境行为产生积极影响，Rootes强调相比传统大众动员，面对向“全球化”和“后现代化”转变的环境运动，大众媒介在其中处于中间地位，环境行动必须适应大众媒介时代，作出相应的改变才更有助于其目标的实现。周志家认为新媒体（以互联网为代表）作为居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群体话语得以形成的关键平台[15]。覃哲将改革开放后环境运动中的变化作为考察对象，表明大众媒介有助于突破旧有框架，能够承担“边缘突破”的任务，推动相关措施完善和创新[16]。互联网作为新兴大众传播媒介，日常使用具有能够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公民参与的特性[17]。卜玉梅以反对垃圾站选址的社区集体抗争行为为例，发现对于互联网这样一种本身就因其技术特性而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凸显的因素，塑造了行动群体和个体行动逻辑和策略[18]。Wachinger等人提出大众媒介所具有的传播快捷高效和低成本的特点，使得其在环境（尤其是环境风险）信息的传播中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促使公众对环境（风险）信息作出反应[19]。但也有学者认为大众媒介传播所具有的主动性，也只是在政府允许下所获得的主动性。陈阳认为“大众媒体的表意功能欠缺”，当公众所关注的环境问题得到解决或环境行动得到控制，媒体就会偃旗息鼓，直到具有新闻意义和关注热点的事件发生，媒体才会再次跟进[20]。周全、汤书昆通过定量研究表明媒介的使用与公众环境行为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应该基于不同文化背景、调查样本与社会特征进行具体分析[21]。所以运用在中国开展的科学抽样的调查数据来验证媒介对公众环境参与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简略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对我们研究公民环境行为是有帮助的。当前关于公民环境行为的研究中，部分研究关注了公民道德责任感对其自身环境行为影响；部分研究从定性角度采取个案研究，聚焦某个地区公民环境参与态度差异；部分研究从定量角度建构模型（例如负责任环境行为模型、全面行为决定模型和亲环境行为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聚焦公众环境行为预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但现有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对公众的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社会人口学和心理学方面。因此，本文将社会资本和大众传媒作为主要预测变量，探讨它们与公众环境行为的关系。

二、数据与变量测量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3）居民问卷 A 卷。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最后获得有效样本量 11438 份。根据数据分析所选择的变量，采取个案剔除法，将“不适用”“不知道”“拒绝回答”“无所谓”以及变量值有遗漏样本删去，最终得到有效样本9322份，以下将分别介绍本次研究因变量的公民环境参与因子和作为主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因子和大众传播媒介因子。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公众环境行为”。来自于问卷中“在最近的一年里，您是否从事过下列活动”这一问题，具体由十项活动构成，分别是：“垃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袋”“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报道中报道的环境问题”“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该问题答案由“从不”“偶尔”和“经常”构成，为定序变量，分别赋值1至3。这十个项目具有内在一致，其克伦巴赫apha系数为0.777，因此我们将十个项目相加，构成“公众环境行为”变量。

（二）主要预测变量

 1.社会资本

本研究选择构成社会资本要素之“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主要变量。“社会网络”的测量来自于问卷中“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将7种答案“几乎每天”“一周1到2次”“一个月几次”“大约一个月1次”“一年几次”“一年1次或更少”“从来不”依次赋值为“7”至“1”。社会网络越密集的成员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次数约频繁。测量“社会信任”的问题来自于问卷中“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将5种答案“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赋值为“1”至“5”。

2.媒介使用情况

本研究将媒介使用情况作为测量公众环境参与的核心变量之一。将受访者不同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的使用程度：“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依次赋值为“1”至“5”。这6个项目的克伦巴赫alpha系数为0.658，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后提取“传统媒介因子”和“新型媒介因子”。“新型媒介因子”由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构成，“传统媒介因子”由报纸、广播和电视构成（详见表1）。

表1大众传播媒介因子分析

3.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的一些变量。年龄是定距变量。受教育程度是定序变量，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和“本科及以上”，依次赋值1至5。

性别（男=1）、户口性质（非农村户口=1）、是否党员（党员=1）为虚拟变量。个人（去年）总收入取自然对数。

表2回归分析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三、研究发现

本研究采用使用统计软件STATA14，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在基准模型里首先放入控制变量，目的是要与主要预测变量进入模型后做比较。接着放入大众传播媒介的相关指标，得到模型二，从而得出大众传媒的使用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数据。最后在模型二的基础上放入社会资本的相关变量得到模型三（详见表2）。

首先，控制变量对公众环境参与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农村户口相比，户口性质为城市的公众更多地参与环境行为；与男性相比，女性环境参与程度更高。此情况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环境参与存在性别差异，由于受中国传统父权价值观的影响，相比男性，女性承担更多家务劳动，更加关注周遭环境对以家庭为核心单位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个人年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越倾向于采取环境行为；相比非党员，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公众更多参与环境行为；越年轻的公众越倾向于采取环境行为。但加入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资本等主要预测变量之后，年龄和政治面貌不再呈现显著性。

其次，从媒介使用情况看，从模型二中发现：传统媒介因子和新型媒介因子的使用都会提高公众参与程度。越是经常使用大众媒介接触讯息的公众，采取积极环境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具体表现为公众使用传统媒介的频繁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的环境参与提高0.91个单位。公众使用新型媒介的频繁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的环境参与提高0.469个单位。传统媒介对于公众环境行为起到的作用大于新型媒介。

最后，在模型三中加入了社会资本的相关预测变量，在大众媒介的相关变量同样具有显著性的情况下。测量社会资本的相关变量对公众的环境参与具有一定程度的显著影响：其中社会网络与公众的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具体表现为社会网络每增加一个单位，公众的环境参与提高0.042个单位；社会信任因子的模型结果存在这一趋势：较高的社会信任对公众的环境参与具有正面作用。

表3影响公众环境参与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括号内为标准错误）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CGSS2013年数据，从社会资本、大众传播媒介的视角考察了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大众传播媒介都会对公众环境参与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结论一：构成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和信任能够积极促进公众的环境参与行为。

通过研究发现公民的环境参与会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对公民的环境行为起到积极正向的影响。在一个共同体中，社会网络越密集，公民就越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让环境得到改善便是公众所追求的共同利益之一。但这里所指的社会网络是横向的社会网络（例如邻里组织），这种横向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打破环境保护行动的囚徒困境。如果邻居们从不进行垃圾分类或随地乱扔垃圾时，那随便使用塑料袋或者践踏草坪不会给个体造成任何心理负罪感。但倘若邻里之间都卖力打扫自己院子的卫生，甚至踊跃自愿参与社区卫生宣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当个人想要随手把垃圾丢向地板时会觉得与邻里格格不入。此时即便没有规范或者法律约束，即便当下没有其他人在场，但个体还是会选择将垃圾丢入垃圾桶中。社会网络变量的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越密集的居民更愿意为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和良性发展运作遵循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若周围接触的人群持续采取环境行为，那些社会参与程度高，与社会联系紧密的公民更容易与社会成员保持一致，为环境保护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值得思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加强虽会提高社会整合度使得社会成员向改善环境的共同目标努力，但倘若社交内容毫无涉及“环境”话题，那么人们之间由于密切社会联系产生的环境行为也会大打折扣。

其次，社会资本中另一个维度“社会信任”的增加会促使公众倾向于采取正向环境行为表明：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包涵信任）的共同体内，社会成员自愿为共同目标努力的合作更容易出现。作为诚信现代化社会的集中体现，社会信任的使用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自身供给的资源。其从普遍化互惠中产生，这种互惠在特定时间里是无报酬和不均衡的，但它能够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未来人予己。一旦社会成员积累了社会信任到一定程度，他们就越倾向于采取有助于所在社区、组织发展的行为。

结论二：大众传播媒介是影响公众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传统媒介动员作用更强。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公众获得环境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公众环境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的使用能够显著影响公众的环境参与。传统媒介对于公众环境行为起到动员作用大于新型媒介的研究结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说明即便在手机上网、手机定制消息等新媒介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仍要重视传统媒介传递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的重要性。正如同样也有研究表明，在传统媒介中，报纸上有关于环境问题的报道会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提升其开展相关环境行为的意愿[22]。目前，我国传统媒介关于环境的相关报道能够公之于众，大多仍是由作为看门人的政府牵头进行严格把关。公众通过以报纸、电视和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介所摄取有关环境的信息大多是正向的、具有倡导性质的，蕴含国家关于环境保护各项政策的渗透，并且传统媒介传达的环境保护措施容易被公众所在社区具体得到落实。所以传统媒介都能对公众的环境参与产生正向积极影响。但公众在新型媒介（例如微博、微信公众号）上所获取的消息内容冗杂，环境信息不一定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即便存在相关环境状况的报道，由于缺少了政府这位看门人的把关，呈现内容具有良莠不齐的特点。并且新型媒介具有言论相对自由这一特性，公众情绪容易在例如微博、论坛等公开平台被渲染和带动，传播的讯息和公众的讨论易偏离原本作者所希望发展的方向，所以对公众的环境参与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讨论。但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介传递信息量大、快速且成本低的特性使我们不能忽视其在公众环境参与应扮演的重要角色。虽现在新型媒介的作用不如传统媒介，但营造一个健康理性的新型媒介环境，实际上能够为公众环境参与提供更多讯息和机会。在此基础上，通过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双管齐下，鼓励公众积极践行环境行为，进而更好投入到美丽中国的建设之中。

另外，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研究发现。例如，相比男性，女性采取环境行为的可能性更高，这与西方研究结果相一致[23]。布鲁默认为人们根据自己对事物所赋予的意义采取行动，而事物的意义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实际上正是传统价值观念下的社会互动使得女性不自觉地根据“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要求建立起了一套女性专属的实践范式，这套范式要求女性应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个体化的领域，例如垃圾分类或购物使用环保购物袋等环境行为在传统性别观念看来归属女性家务劳动范围，是刻板性别要求下的社会化使得女性采取环境行为的可能性高于男性。环境维护的确离不开女性群体的参与，但培育男性环境参与意识固同样重要，呼吁男性提高环境参与的积极性，让两性都能为环境改善贡献力量。最后由于文章使用的数据为二手调查数据，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受问卷问题限制，本研究未能纳入以往研究中被证明有效的社会资本构成要素之一的“社会规范”变量，未来研究应该将组成社会资本的网络、信任和规范这几个重要的预测变量进行综合考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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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参见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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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周志家：《环境保护、群体压力还是利益波及 厦门居民PX环境运动参与行为的动机分析》，《社会》，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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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GiselaWachinger、OrtwinRenn、CholeBegg and Christian Kuhlicke,2013,The Risk Perception Paradox-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Natural Hazards, Wiley journal.

[20]陈阳：《大众媒体、集体行动和当代中国的环境议题——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

[21]周全，汤书昆：《媒介使用、信息认知能力与公众的环境科学知识获取——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4期。

[22]Radiah Othman，Rashid Amee,2010,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of palm oil plantation companies in Malaysia: a tool for stakeholder engage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3]Diekmann A and P Preisendifer,2001,Umweltsoziologic, Reinbekbei Hamburg Rowohit.

责编：萧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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