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豪丨情事互文：汉魏辞赋与小说的参体同构

✪ 王思豪 | 澳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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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豪，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第5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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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魏赋家与小说家皆长于观采“情事”，在文本创作层面形成互文。假托问答有助于“凭虚构象”和叙事的展开，而“曲终奏雅”有功于劝世道情，这是汉魏赋体与小说共通的结构方式。赋作在经典主题和故事安排，以及志人志怪的情节设置上，开启魏晋小说的法门。又，赋文本保存小说事典、小说文本保存赋文和赋学本事，二者“参体同构”，以虚构、夸饰繁荣中国早期的文学文本，对中国叙事文学“情事”的建构具有范式意义。

      赋家与小说家皆长于观采“情事”，康熙《历代赋汇序》云：“赋者，六义之一也……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1]赋从“六义”之一而独立成体，“蔚为大观”，其优势就在于其观采与敷陈“情事”的卓越能力，诚如刘熙载《艺概》所谓“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2]。驾驭“情事”是汉赋的特长之一，汉杜笃《首阳山赋》有谓：

忽吾睹兮二老，时采薇以从容。于是乎乃讯其所求，问其所修……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遗民也。厥胤孤竹，作蕃北湄，少名叔齐，长曰伯夷。闻西伯昌之善救，育年艾于胡耇，遂相携而随之，冀寄命乎余寿，而天命之不常。伊事变而无方，昌伏事而毕命，子忽遘其不祥。乃兴师于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弃之而来游，担不步于其乡。余闭口而不食，并卒命于山傍。”[3]

赋借“鬼语”叙事，钱钟书先生谓“按观‘卒命’句，则所睹乃伯夷、叔齐之鬼也。……情事亦堪入《搜神记》《异苑》等书……玩索斯篇，可想像汉人小说之仿佛焉”，据此提出“汉赋似小说”的观点[4]。郭绍虞先生也指出：“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而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5]以现代文体学观念来审视“赋”与“小说”，这两种文体似乎关涉无多，但经过钱锺书、郭绍虞诸位先生的悉心考索，汉魏辞赋与小说在文本层面存在的互渗现象得以揭示，并值得进一步加以考索。

.王思豪：《方苞传》，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

▍一、文本结构：主客问答与曲终奏雅的法度

　　《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所载“小说”虽均已亡佚，但从题名和《汉志》自注来看，当多是“依托”之作，如：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6]

这些小说在文本结构上多以假托为主，情节发展大概也会有对话体的形式。从现存的先秦汉魏时期的小说如《穆天子传》《燕丹子》《神异经》《海内十洲记》《西京杂志》《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内传》[7]以及《列仙传》[8]《蜀王本纪》[9]等来看，均是在不同程度上假设主客问答，如《穆天子传》天子与河伯、《海内十洲记》始皇与鬼谷先生、《汉武帝内传》武帝与西王母的对话等，均以假托之辞来凭虚构象，从而营造出多彩的小说世界。

　　假托主客双方进行问答，是先秦汉魏赋体的典型结构特征，即如刘勰《诠赋》所谓“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10]。从先秦屈原《渔父》《卜居》、宋玉《高唐赋》《风赋》《钓赋》《登徒子好色赋》开始，至两汉枚乘《七发》、贾谊《服鸟鸟赋》、司马相如《美人赋》《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王褒《僮约》《四子讲德论》、扬雄《长杨赋》《解嘲》、班固《两都赋》《答宾戏》、无名氏《神乌傅（赋）》、班固《东都赋》、傅毅《舞赋》、张衡《二京赋》《应间》《七辩》、曹植《洛神赋》等，皆是以主客问对展开叙事，并且多被采入史籍。刘知幾对此多有不满，他在《史通》中指出：“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虙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11]刘知幾对司马迁、习凿齿将“凭虚”之言进入史籍的批判，恰好证明：赋体的这种主客凭虚问答的结构，深刻影响到汉魏叙事之文的撰写。司马迁称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12]司马相如“伪立客主，假相酬答”的写作方式成为后世“祖构”，顾炎武论“假设之辞”谓：“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此意。”[13]其他如贾谊《服鸟鸟赋》之主人与服鸟鸟交言，尹湾汉墓出土《神乌傅（赋）》之雌乌与雄乌对言，扬雄《逐贫赋》之主人与贫、《长杨赋》之托子墨客卿与翰林主人对答，班固《两都赋》之假西都宾与东都主人，张衡《二京赋》之设凭虚公子与安处先生等等，主客问答成为汉赋的基本范式。这种以对话结构全篇，在赋的开头、结尾处起开启或收束情节，并以不同方式直接介入主体叙事的流程，启示后世叙事文学的创作，日本学者清水茂先生即指出：“问答体的赋，如果两个人分担问的部分和答的部分的话，就可以视作戏剧的雏形。虽然没有问答体辞赋两个人分诵的记录，但有宫廷的戏剧性的对白，由此可以推想辞赋分诵的方法。”[14]尤其是《神乌傅（赋）》，在这篇“故事赋”中，雌乌与雄乌的对言很好地融入到故事叙述之中，推进情节的发展：雌乌与盗鸟的争执搏斗，雄乌与雌乌的生离死别，这些情节的推进都以关键性的对话展开，并且不同于以往赋作主客话语不对称状态，实现“问答平衡”，赋作为一个叙述场域，讲述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完整故事[15]。

　　“曲终奏雅”是汉赋创作的典型架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论》谓：“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16]具体而言，司马迁评价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言，“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乃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17]，又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18]，司马相如的赋作是欲讽反劝、曲终奏雅的结构典型，其后扬雄、班固、张衡等赋家一脉相承。班固《两都赋序》自述作赋缘由曰：“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19]以宾主对话发端，表明其建都洛阳的政治主张，首述形势田里之饶，中言宫室之盛，末言田游之乐，皆从“眩曜”二字铺排开来，诚如何焯所谓“穷泰极侈四字，西都一篇眼目，以下皆发明此句，所以极其眩曜也”[20]。《东都赋》则重在体现“法度”二字，故略于宫室苑囿而详于典礼，句句收摄，归之节俭。张衡的《二京赋》是针对当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21]的现象，“因以讽谏”而作，因此《西京赋》言辞瑰丽夸饰，尤其是天子游猎的敷陈，铺张更甚，而《东京赋》则以礼制为本，以遵俭尚朴为旨归，孙执升指出：“意主于美俭刺奢，故前篇盛举荒靡，专以外凭险阻为苟安之计。后篇胪陈典礼，务以内修政事为立国之基。以彼衡此，自然迥别，其搜词宏富，布采陆离，洵足追班轶左。”[22]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均是以主客对话展开大规模的叙事，前侈后俭，旨归于“曲终奏雅”。

徐成志、王思豪编校：《陈诗诗集》，黄山书社2011年版

　　汉魏小说也精通“劝百讽一”“曲终奏雅”的写法。《穆天子传》写天子豪奢驾游以后，云：“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乐，后世亦追数吾过乎！”郭璞注曰：“穆王游放过度，行辄忘归，故作此言以自警。”[23]《汉武帝内传》详尽铺陈武帝侈靡生活后，西王母告诫道“然女情恣体欲，淫乱过甚，杀伐非法，奢侈其性……若能荡此众乱，拔秽易韵，保神气于绛府，闭淫宫而开悟，静奢侈于寂室，爱众生而不危”，并授之以“要言”[24]，类似于枚乘《七发》之结构。后世戏曲小说也多遵循这种结构模式，如唐代小说中的元无有与成自虚、《红楼梦》中渺渺真人与茫茫大士的对话模式，即是源自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子虚、乌有、亡是公”的设置。话本剧本的结构也取法于汉赋体式，任中敏先生即指出：“盖赋中早有问答体，……大抵首尾是文，中间是赋，实开后来讲唱与戏剧中曲白相生之机局，亦散文与韵文之间，一种极自然之配合也。赋以铺张为靡，以诙诡为丽，渐流为齐梁初唐之俳体。其首尾之文，初以议论为便，迨转入伎艺，乃以叙述情节为便，而话本剧本之雏形备矣！”[25] 至明清的“劝世”小说，如《金瓶梅》在小说架构上即与赋体若合符契，张竹坡在第一百回回评中说：“第一回弟兄哥嫂以‘弟’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夫以‘孝、弟’起结之书，谓之曰淫书，此人真是不孝弟。”[26]开头“发端警策”，末尾“曲终奏雅”，冯梦龙在批评《金瓶梅》时，即谓其“另辟幽蹊，曲终奏雅”[27]。

　　汉赋的基本结构就是“意者汉赋之为式，大概先之以问答，次之以敷叙，终之以讽谏”[28]，“假托问答”的方式有助于“凭虚构象”，“伪立客主”的对话方便于叙事的展开，而“曲终奏雅”有功于劝世道情，汉魏小说的叙事方式基本上和辞赋一致，甚至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赋体渗透，从而影响到后世戏曲小说的创作。

许结讲述、王思豪记录：《赋学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二、主题情节：互文摹写的对象

　　从枚乘《七发》开始，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铺陈摹写即成为汉魏辞赋的经典主题。以车驾为例，傅毅《洛都赋》云：“于是乘舆鸣和，按节发车刃，列翠盖，方龙辀。备五路之时副，槛三辰之旗斿。傅说作仆，羲和奉时。千乘雷骇，万骑星铺。络绎相属，挥沫扬镳。”这是总写天子车驾，又如写天子骏马风采，傅毅《七激》云：

骥马录之乘，龙骧超摅，腾虚鸟踊，莫能执御。于是乃使王良理辔，操以术教，践路促节，机登飙驱。前不可先，后不可追。逾埃绝影，倏忽若飞。日不转曜，穷远旋归。此盖天下之骏马，子能强起而乘之乎？

骥，即赤骥，马录，即马录马耳，均是良马名，都属于周穆王八骏之中。赋中“天子之骏”的铺陈描写与小说形成互文，如《穆天子传》写天子车驾曰：“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狗：重工、彻止、雚猳、□黄、南□、来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翛，芍及。……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骅骝，而左绿耳，右骖赤蘎，而左白。天子主车，造父为御，泰丙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右盗骊而左山子。柏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其他如田猎主题“癸未，雨雪，天子猎于钘山之西阿……甲辰，天子猎于渗泽……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宴饮主题：“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奏乐主题“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29]等等，《穆天子传》俨然成为一篇《天子游猎赋》。

　　汉赋与小说经常摹写同一个故事情节，以“汉武帝与西王母”故事最为明显。在辞赋方面，《大人赋》可谓得风气之先，《史记》载：“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30]这是《大人赋》写作本事，乃是针对汉武帝嗜好神仙之术而作，写车驾云：“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巾参兮，抴彗星而为髾。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以为绸。红杳渺以眩愍兮，猋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蚴蟉蜿蜒”；写见西王母云：“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登阆风而遥集兮，亢乌腾而一止。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扬雄《甘泉赋》也有写天子驾车向西王母祝寿情节云：“陈众车于东坑兮，肆玉轪而下驰。漂龙渊而还九垠兮，窥地底而上回。风漎漎而扶辖兮，鸾凤纷其衔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蹑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武帝会见西王母，是小说《穆天子传》《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的常见主题，《汉武帝内传》写车驾云：“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身长一丈，同执彩毛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前”，写西王母形象云：“著黄锦袷襡，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分头之剑。头上大华结，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琼凤文之舄。视之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31]赋与小说对西王母车驾的摹写形成互文，而西王母形象却有了霄壤之别，由《大人赋》的“形容枯槁”变成了《汉武帝内传》中“容颜绝世”的美人，但武帝见西王母主题是赋与小说共同关注的对象。

　　前揭钱钟书根据东汉初期杜笃的《首阳山赋》借“鬼”叙事的情节设置，指出“汉赋似小说”，钱先生对赋与小说这类“情事”的揭发尤多，如指出张衡《骷髅赋》的故事情节取材于《庄子·至乐》，“记述张衡与骷髅的一次面晤，入志怪小说之林”，称王延寿《梦赋》“于是鸡天曙而奋羽，忽嘈然而自鸣，鬼闻之以迸失，心摄怖而皆惊”一段描写是“后世小说中鬼畏鸡鸣之说，始著于此”[32]。志怪主题情节先于小说而进入赋体创作中。志人主题也同样如此，王褒的《僮约》《责须髯奴辞》是两篇谐赋，共同描写“便了”这样一个仆人，钱先生引述姚旅《露书》卷五称王文“乃规世之作，世人求多，何以异是”之论，谓“姚傍通能参活句，窃有取焉”[33]，重在志人规世。戴良的《失父零丁》是一篇写人的俗赋，钱先生认为：“通篇词气嘲诙，于老人丑态，言之津津，窃疑徘谐之作，侪辈弄笔相戏；与《初学记》卷一九所载《庞郎》《丑妇》等赋之‘卧如骊牛（马展），立如乌牛跱’，‘鹿头猕猴面’，无以异尔。”[34]王重民先生更是直言：“很显然，戴良并不是真有这样丑恶的父亲。他是在做小说。”[35]钱先生称曹植《鹞雀赋》为“游戏之作，不为华缛，而尽致达情，笔意已似《敦煌掇琐》之四《燕子赋》矣”，而赋所描写的鹞雀自夸之词“大类《孟子·离娄》中齐人外来骄其妻妾行迳，启后世小说中调侃法门”[36]。从钱先生的论述来看，志人志怪的故事主题与情节安排，在汉赋中就已经显露雏形，并影响到魏晋志人志怪小说的形成。

　　总之，汉赋不仅在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等经典主题和故事设置上与汉魏小说形成互文，而且在志人志怪的情节安排上也开启了后世小说创作的诸多法门。

徐成志、王思豪主编：《桐城派文集叙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三、典故本事：文本互渗的深层揭示

　　汉魏辞赋与小说的文本互渗现象在文本结构与主题情节设置方面表现非常明显，再更深入一个层次来剖析，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揭示：赋文本保存小说事典、小说文本保存赋文和赋学本事。对这个现象的文献加以爬梳分析，有助于更深层次揭示出汉魏辞赋与小说的互渗内涵。

　　一方面，赋文本中保存小说事典。邹阳《酒赋》有曰“凝醳醇酎，千日一醒”，“千日一醒”出自中山醉客刘玄石典故，《博物志》卷十载：“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37]《搜神记》卷十九也记载有这个故事[38]。可见这个故事作为赋的事典大大早于小说。又扬雄《蜀都赋》有“昔天地降生杜虖阝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一句，颇难解释，据《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卷八百八十八摘引扬雄《蜀王本纪》有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39]赋与小说相互印证。

　　保存小说事典最多的是张衡赋作，其《东京赋》说“鬼”甚众，有言：　

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斃。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池，绝飞梁，捎魑魅，斮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慴，况鬾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

宋人沈作喆谓“此文虽多物鬽，然情状无所寓”，直似一部写鬼的小说[40]。确实，此段描写中的事典多与《山海经》《风俗通义》相印证，如“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山海经》曰：“有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41]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句，……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42]又如“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风俗通义·祀典篇》曰：“《黄帝书》：‘上古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於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43]张衡《思玄赋》有曰“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原注完整地讲述了这个故事：“昔有周犫者，家甚贫，夫妇夜田。天帝见而矜之，问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当贫。有张车子财，可以假之。乃借而与之。期曰：车子生，急还之。田者稍富，致赀巨万。及期，忌司命之言，夫妇辇其贿以逃。与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车下宿，夜生子。问名于夫，夫曰：生车间，名车子也。从是所向失利，遂便贫困。”李善注曰：“见《鬼神志》及《搜神记》。”[44]张衡赋中所记鬼怪可见后世志怪小说的原型。

　　张衡赋作多存有《汉武故事》事典，《西京赋》云：“列爵十四，竞媚取荣。盛衰无常，惟爱所丁。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卫后兴于鬒发”之事，不见于《汉书·外戚传》，《文选》卷二李善注引《汉武故事》曰：“子夫得幸，头解，上见其美发，悦之。”[45]《西京赋》“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径。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李善注连引《西京杂记》谓：“《西京杂记》曰：东海黄公，立兴云雾。”“《西京杂记》曰：东海黄公，坐成山河。又曰：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画地成河。”“《西京杂记》曰：东海人黄公，少时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饮酒过度，有白虎见於东海，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不行，遂为虎所食。”[46]而“云雾杳冥”“画地成川”等描写又与《汉武故事》中“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相类。《思玄赋》有“尉尨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句，李善注曰“《汉武故事》曰：颜驷，不知何许人。汉文帝时为郎。至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尨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颜驷三世不遇的典故，此典故仅见于《汉武故事》[47]。

　　又《海内十洲记》，亦名《十洲记》，旧题为汉东方朔撰，当是假托之作，一般认为“成于汉末道教炽盛时”的作品[48]。宋玉《风赋》：“耾耾雷声，回穴错迕”，李善注曰：“《十洲记》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风声，响如雷，上对天之西北门也。凡事不能定者回穴，此即风不定貌。”[49]张衡《西京赋》：“似阆风之遐坂，横西洫而绝金墉。”李善注曰：“东方朔《十洲记》：昆仑，其北角曰阆风之巅。”[50]张衡《思玄赋》：“凭归云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李善注曰：“《十洲记》曰：扶桑，叶似桑树。又如椹树，长丈，大二千围，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51]张衡《思玄赋》：“登阆风之层城兮，构不死而为床。”李善注曰：“《十洲记》曰：‘昆仑北角，曰阆风之颠。’《山海经》曰：‘昆仑开明北有不死树，食之长寿。’”[52]曹植《洛神赋》“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李善注曰：“《十洲记》曰：锺山仙家，耕田，种芝草。”[53]《海内十洲记》成为李善解释汉魏赋作的“元库”，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就说《十洲记》：“大抵恍惚支离，不可究诘。……李善注张衡《南都赋》、《风赋》、鲍照《舞鹤赋》、张衡《思元赋》、曹植《洛神赋》 ……并引其文为证，足见其辞条丰蔚，有助文章。”[54]

　　另一方面，小说文本中保存有大量辞赋作品与赋学本事。《汉武故事》载汉武帝幸河东，中流饮宴自作《秋风辞》：“泛楼船兮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吹，发櫂歌，极欢乐兮哀情多。”[55]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就此评论道：“楚声之在汉宫，其见重如此，故后来帝王仓卒言志，概用其声，而武帝词华，实为独绝。当其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与群臣醼饮，自作秋风辞，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56]又《汉武故事》中相如论赋本事有云：“（上）尤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迟，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也。”[57]这是《西京杂记》“文章迟速”赋学本事的又一个记载版本。至于《西京杂记》所载的梁园君臣赋、《文木赋》《美人赋》等赋文与本事，更是文献材料丰富，对此前贤多有论述[58]，此不赘述。

　　鉴于汉魏辞赋与古小说文本互渗的文学现象，王瑶先生曾指出：“中国‘小说’一词的意义本来很广，《汉志》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自然也可包括乌有先生和无是公问答的赋体。而且如《西京杂记》《博物志》《世说新语》等书，传统认为是小说，则赋的内容实际还要比较更接近些。所以当时人的眼中看起来，赋中所托的古人本来即不必实有其事，自然在叙述中也不必力求其与史传相合，这只是一种‘俳优小说’，并不是历史的实录。”[59]汉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俳优小说”，也因此，小说丰富了赋的典事，赋赋予小说以辞章，二者相互渗透，共同以虚构、夸饰繁荣中国早期的文学文本，对中国叙事文学“情事”的建构具有范式意义。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有谓“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60]，论说体文之间存在相互参涉、相互渗透的“参体”现象。笔者曾以辞赋与小说为例，提出“文体同构”的概念，认为古代辞赋与小说这两种文类，在文体源流、题材选择、主旨意趣、组织结构、批评取向等方面存在相互渗透、融通、适应以及改造，甚至因赋予彼此新的结构性力量而发育出新的文本，意图以“史”的演进揭示文类互渗现象及其所形成的文学传统[61]。汉魏辞赋与小说的文体“互参”现象，正是这个“史”的演进的最初环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赋—说”交替互写过程中形成“曲终奏雅”“劝百讽一”“主客问答”等“同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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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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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结：《历代赋汇》（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2]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87页。

[3]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本文所引汉赋作品，如未特别标明，皆引自此书。

[4]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版，第1573页。按：这里所谓“小说”，与现代的小说文体概念既有重合，也有较大的差异，考虑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发生、演变的实际情况，倾向采用较宽泛的标准为宜。

[5]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6]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4—1745页。

[7]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考订：《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学界大致有西周说、战国说、秦汉以后说三种，“斟酌诸说，似以成书于战国时期比较合理”。《燕丹子》的成书年代，有秦汉之间说、东汉说等，“将它看作是一部颇为完整的汉人传记小说，是比较适当的”。《神异经》旧题汉东方朔撰，“作者当在服虔之前……此书作者是汉人”。《海内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成于汉末道教炽盛时的可能性居多”。《西京杂志》旧题汉刘歆撰，“依‘存其旧’的原则，定为刘歆撰，葛洪集”。《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旧题后汉郭宪撰。《汉武帝内传》“明清人有云为汉班固或晋葛洪撰”。《汉武故事》作者有汉班固、晋葛洪、南齐王俭诸说，刘文忠先生推论“当为建安前后人，较为合理（刘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二辑）”。

[8]《隋书·经籍志》著录曰：“《列仙传赞》三卷，刘向撰，鬷续，孙绰赞。《列仙传赞》二卷，刘向撰，晋郭元祖赞。”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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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

[11]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1—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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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页。

[14]［日］清水茂著，蔡毅译：《清水茂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8页。

[15]参见拙文《〈神乌傅（赋）〉引经、子文谫论》（《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相关论述。

[1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页。

[20][22]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第230页。

[21]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97页。

[23]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穆天子传》，第9页。

[24]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汉武帝内传》，第143页。

[25]任中敏：《唐戏弄》（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88页。

[26]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0页。

[27]高洪钧编著：《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28]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十七《文章门诗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穆天子传》，第6—28页。

[30]《史记》，第3056页。

[31]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汉武帝内传》，第141—142页。

[32][33][34][36]钱钟书：《管锥编》，第1610页，第1511页，第1611页，第1678页。

[35]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08页。

[37]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博物志》，第225页。

[38]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搜神记》，第428页。

[39]扬雄撰，明郑朴辑录：《蜀王本纪》卷一，《壁经堂丛书》本。

[40]沈作喆：《寓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41][42]刘向、刘歆编，李择非整理：《山海经》，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54页，第261页。

[43]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7页。

[44][45]⑨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18页，第49页。

[46][49][50][51][52][5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48-49页，第191页，第41页，第216页，第220页，第270页。

[47]参见陈君《张衡〈西京赋〉与〈思玄赋〉中的小说因素》（《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相关论述。

[48]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海内十洲记》，第63页。

[5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06页。

[55]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汉武故事》，第176页。

[56]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57]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汉武故事》，第170页。

[58]［美］康达维：《西京杂记中的赋》，向向译，《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1期。

[59]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

[6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326页。

[61]参见拙文《“赋—说同构”的文学传统》（载《光明日报》2018年5月14日《文学遗产》版）的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