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丽、张涛甫：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与实务、政治传播。

王智丽，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新闻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形象构建，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名称的确立、价值理念的站位以及完备的组织传播体系在国内迅速赢得民心，在国际上实现了以少胜多的对外传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改变了革命斗争形象，转而在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过程中在国内树立起清廉自律的人民政党形象，在国际上建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形象；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形象建构的新局面，从战略高度进行形象设计，树立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党形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事关党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的形象问题，通过强化思想建设建构党的执政为民形象，通过全面从严治党重塑强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依靠强大信念、价值观驱动的政党组织，是对其自身的道义和作为有甚高要求的意识形态型政党。其追求至高的政治正义和伦理价值，同时注重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主义”和“问题”紧密互动，形成符合中国实践的理论、道路和制度。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价值自觉和行动自觉，对其自身形象的要求甚高，对其自身形象的定位和构建并非流于短期、表面、局部，而是带有战略性的，富有远见，且具有系统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对其自身形象具有极高的自省、自律要求，她不满足于他人、外人眼里的观感和评价，不满足于自身形象的外部性“他塑”，更主动寻求组织形象的“自塑”。“党的形象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外在的、整体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形象既是历史形象和现实形象的统一，也是理论表述、意识形态宣示与实践作为的统一。习近平指出：“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去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我们从百年长周期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构建，并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形象战略与策略安排，从历史的纵贯线和时代横切面的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的历史脉络和行动机制。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以惊人的意志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不断壮大，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能力和牺牲精神赢得民心，进而成功构建良好形象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是与革命事业的成功推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持续增长密不可分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有682个，其中政治类团体312个，仅上海一地就有99个之多。在众多政治力量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看上去是如此势单力薄。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生存环境极度恶劣、共产国际并不看好的情势下逆境求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粉碎了国民党反革命力量的暴力“围剿”和舆论打压。究竟是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得这个新生政党在与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是什么推动这个百年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是什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成功构建？

（一）政治名称与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初步生成　

第一，政党名称由来以及形象标识的确立。一个政党其形象建构的第一步就是确定一个名称，这个名称要简单、好记，便于传播，这样才能高效地发挥它的识别功能和传播功能，尽快为社会公众所记住。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名称有多种表述，如上海早期组织为“社会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产党”的确定，与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有关。据张申府回忆：“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即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而最早使用“中国共产党”一词的是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他在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信件中就已经指出：我们应该“明目张胆地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真正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是在党的一大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标志着一个区别于其他政治流派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针、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先进政党的正式诞生。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中首次提到，“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地提出党的形象这一概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对维护党的形象的重视程度。

张涛甫 著：《转型与在场》
复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符号体系是组织结构的最明显的表示——它们反映了使得组织能顺利发挥功能的无意识的、被当然接受的规则体系”。一个崭新的政治力量出现于现代中国政治舞台，需要借助多种传播手段向世人宣示自身的理念和主张，因此需要用简洁、有冲击力的标识昭示其存在感。名称、党徽、旗帜、服装等，都是标识党组织形象的载体。建党初期，受俄共影响，中国共产党常用俄共（布）苏维埃旗帜或用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甚至用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中国共产党真正亮出自己的第一面旗帜，是在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意识到，须打出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随后便启动了制定旗帜的工作。据何长工回忆：“第一师成立后，我和杨立三同志负责筹办部队的印章、旗帜。这样，我们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这面旗帜由一块鲜红色的布制作而成，在旗帜面的中央位置，分别用黄色线缝成一个大五角星，大五角星的中心是象征工农的镰刀和斧头，旗杆套用白色的布制成，上面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眼。这种红布为底，以斧、镰为标志的红旗，大体框定了党旗及党徽的基本范式。此后至1942年间，党徽有过镰刀、斧头图案，也有过镰刀、锤头图案。1945年党的七大上，把党旗的基本框架改为红色旗面、黄色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图案。此后，中共中央曾对党徽的构图进行了多次微调。1996年9月21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对党旗党徽的性质、规格、式样、制作和使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党旗党徽由此有了统一的规范。其中，党徽是由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党旗则是旗面绣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
第二，价值理念的站位。中国共产党是有鲜明意识形态特质、具有强烈价值观关怀，且有乌托邦精神气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其长期奋斗中，使其价值契合广大人民的期盼，得到人民的认同，获得政治合法性。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为《政治周报》创刊号撰写的发刊理由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在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在1942年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第一次公开使用“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1944年，他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的讲演中，进一步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七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后来在党的七大党章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向国统区的人们宣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推向全国。及至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种价值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认知。

（二）成功的组织传播　

中国共产党通过完善组织传播体制，创新组织传播渠道，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政党形象传播体系。党的一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局明确李达负责宣传工作。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党中央设有“中央宣传部”，主任为李达，负责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传递党的“政治信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传播方式主要包括四种方式。

一是组织会议传播。组织会议传播是统一全党思想、形成全党共识的及时、有效方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每在关键时刻，总是通过召开政治会议或纠正错误政治路线，或强化政治共识。例如，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央领导集体。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

二是组织文件传播。这里的组织文件既包括党的重大会议形成的会议文件，也包括在重大事件、重要活动或重要时刻中出台的文件。党的每次重大会议都会形成决议，将党的政策主张、路线方针制度化。每次重大活动或重要时刻，都会发布通告、决议等，阐明政治主张，传播政治理念，形塑政党形象，引发广大群众的关注，进而赢得群众的政治认同。

张涛甫 著：《表达与引导》
漓江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三是政治媒体传播。建党初期，在上海创办了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土地革命时期，创办了《解放》《共产党人》等刊物，进而创办《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陆续建立新华通讯社、创建党的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传播资源极度有限的条件下，能将有限的传播资源极致化使用，实现政治传播的有效、精准落地。
四是政治教育传播。政治社会化离不开教育的同步加持，充分利用学校这种组织化机制，将政治理念、知识精准传播给目标受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把受制于中国落后政治条件和教育禀赋的群众基础，利用组织化的教育机制，完成政治社会化过程，将政治理念、知识播种到民众心中，从而赢取民众的支持和拥护。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立了党的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1924—1926年间，彭湃、毛泽东先后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后来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均大力兴办人民教育和干部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广泛传播了党的政策主张和政治方略。通过组织传播这一有效传播方式，中国共产党不断争取广大群众对自身政治立场的支持和拥护，政党形象逐步概念化和固化，并且深入民心。

（三）以少胜多的对外传播　

中国共产党早年形象的建构是在极其严峻的传播环境下展开的。当初，虽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但在整个国际舆论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长期遭到误解乃至污名化。据埃德加·斯诺所言：“多年来关于共产党的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作为访问毛泽东的第一位外国新闻记者，当年斯诺访问中国的时候，报上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的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常能抓住极为难得的对外传播机会，突破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的包围，向国际社会发出真实声音。延安时期的对外传播即是成功的例证。走进中国共产党的真实世界，斯诺所看到的一切与他在国际舆论所获知的情况大相径庭，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的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斯诺的系列报道在英美世界激起强烈反响，有力改变了西方主流舆论中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形象。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身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战争年代的革命形象、斗争形象，转而在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过程中在国内外树立起一种崭新的政党形象。

（一）新国家，新政党：展示崭新的执政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旧政权丢下的烂摊子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全新的挑战，更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赶考”之路。新环境，新使命，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

张涛甫 著：《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路线，不惟本本，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和制度建设中的轴心作用。亨廷顿认为，适应性与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程度相关，“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要面对不停变动的外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以及内部组织和思想的不断变动，且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振”现象。为有效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动，政党需要保持和提升其适应性。通过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树立执政党的新形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领导力量。林尚立在讨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曾提出，“共产党主导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政党主导”，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政治逻辑”。郭定平认为，“政党不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可以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主导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杨光斌提出国家建设与制度变迁的“政党中心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面对国家危机都走上了政党主导制度变迁的道路，党要直接管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制度变迁历程的真实写照”。

（二）刀刃向内，塑造清廉自律的人民政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家政权后，时刻秉持执政为民的初心，发扬党内民主，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刀刃向内，塑造清正廉洁的执政形象。195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必须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严惩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件，在全国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廉洁形象。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新国家，在国际社会也面临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国共产党采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方针，取消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要求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同各国各党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明确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侵犯和干涉他国他党内政。因受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围剿和冷战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被西方国家严重污名化。面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全方位的封锁和制裁，中国共产党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坚定走自己的道路，向国际社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赢得国际社会中正义力量的支持，不断打开外交“朋友圈”，特别是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从1956年到1966年，中国共产党先后与美国霸权主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展开斗争，积极应对中印边界冲突。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反霸权主义斗争的重心逐步转向援越抗美，中国有力支援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直到取得完全胜利。援越抗美和抗美援朝一样，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决支持民族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一反霸扶弱的形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 

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经历了曲折之后的低位困境下起步的。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做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进行转移和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正确地解决了党和国家该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形象始终被视为一项关乎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工程，开创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新局面。

（一）以改革开放重建政治合法性

改革开放是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面向上互动前行的。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意识渐渐得以松动。这种松动的社会意识一边解构原先板结的社会认同，一边孕育着新的社会认同。原先“大一统”的社会认同被渐渐蚕食、解构。这种“大一统”的社会认同是权威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封闭性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这种自上而下、封闭的社会认同，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社会意识。主流意识形态变化的速度滞后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野蛮生长”。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极大的惯性，并以惯有的方式和常规运转，但其合法性效度业已式微。在开放的社会空间里，社会意识形态鸠占鹊巢，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处于“空转”状态。究其原因在于：面对外部性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弹性不足，未能及时应对社会的深刻变化，不能主导社会认同的议程设置，致使社会认同离心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媒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铁板一块的媒体结构渐渐被多样化的媒体结构所替代，媒体不能全方位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了，多种声音进入媒体空间，媒体制造共识的功能弱化。尤其是互联网的全面普及，深广地解构了由传统媒体主宰的社会认同空间，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度。

张涛甫著：《“中国梦”的文化解析》

重庆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面对外部性巨变，主流意识形态没有放弃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失时机地释放意识形态的活性，使其顺应社会变革的要求。郑永年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必须具有保守和改革现实的功能。如果只有防守的功能，意识形态就会渐渐失去其论证现实合理性的有效性，因为现实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社会的要求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意识形态如果要随现实的变化而不失去其有效性，它就要有通过解释现实的不合理性而去改变现实的功能。执政党一直努力对意识形态进行一些“增量改革”。通过改革，让主流意识形态不至于滞后。诸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话语表述，均表现出主流意识形态顺势而为的积极姿态，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及时跟进，加固执政合法性，凝聚最广大社会认同，为改革提供思想支撑和社会意识基础。二是努力在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包围中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遭遇来自社会意识形态的大面积稀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放弃制造社会认同的努力；恰恰相反，面对异质意识形态的强劲冲击，主流意识形态逆水行舟，负重前行，努力掌控主流话语权。凭借优越的执政资源和媒介话语资源，主流意识形态坚守宣传主战场，为社会认同“护盘”。

（二）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战略设计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反复强调树立改革开放形象的重要性。他在与当时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只有树立改革开放形象，才能符合人民期盼改革的诉求，消除党和人民之间的隔阂，增强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如何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概括来说在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因为“人民是看实际的。”一个政党形象的好与坏在更多时候不取决于政党说了什么，而是在现实中具体做了什么。新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只有“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比如，制定未来发展战略规划，采取有力措施，争取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保证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经济发展不滑坡。除了要做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外，也要注意避免不利于党的形象的事情的发生。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坚决反对腐败，加强反腐力度。对于腐败、贪污、受贿等违法乱纪案件，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不管是谁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且及时向人民公布案件处理情况。二是要有宽阔的胸襟，更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所谓宽阔的胸襟就是眼光不狭隘、思想不局促。

（三）开放的对外形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际环境甚为不利。一是因为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舆论环境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孤立和封锁的政策；二是源于中国共产党长期自我封闭，影响了自身国际形象的正向构建。加之，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出现曲折和坎坷，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为了争取国际舆论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审时度势，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重塑国际形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几次与外国政要和友人的会谈中，都反复地指出“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是当时国际上两大主题。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谈到：“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在党的十三大的报告中正式将这一判断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张涛甫 著：《大时代的旁白》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在与西方国家和政党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强调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在与周边邻国和政党的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抛开历史的恩怨，与多国达成睦邻友好关系，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在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政党交往过程中，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不称霸、不扛旗、不当头，通过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共同摆脱贫困。此外，还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外交，在各领域的国际性事务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了自我设限、自我封闭的外交局面，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了一个良好的政党形象。

四、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从“事关党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党的形象问题，指出“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将党的形象建设的破题之举定位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并以此推动党的形象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建构自身良好形象的认识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强化思想建设，建构党的执政为民形象　

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形态型政党，对组织的思想、信念和德性要求甚高。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传统。十八大之后，执政党从新的时代要求高度，重申党的精神、信仰问题。2012年11月7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为解决党员缺少精神之“钙”、思想滑坡的问题，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的信仰淬炼和“补钙”行动。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组织化思想建设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从严治党，重塑强党形象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管党、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力气抓紧抓好”。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党内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严重侵蚀了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思想、作风和实践中落实自我革命精神、整顿领导干部队伍，以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信心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查处大量的贪污腐败、违法违纪案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逐渐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建立廉洁型政府。在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将此前的“三个全面”上升到“四个全面”，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将全面从严治党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强调。

（三）扩大世界政党“朋友圈”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聚焦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作出一系列关于党的对外工作的重大论断，不断深化党际交往，在交流中做好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大文章，面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国家发展战略，传播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加强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主张；同时，超越意识形态界限和制度壁垒，通过高层论坛对话、政党培训等渠道，深化同各国政党和政党组织之间的交流往来。通过这一系列的党际交往实践，让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组织能够接触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增加互信，消除误解，在全球建构并维护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201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办，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主动搭建与全球各国政党高层对话的高端平台。据统计，120个国家2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积极报名参加，共商共议、平等交流，旨在推动世界各国政党一道携手并肩担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责任。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形象构建，是一个自觉的组织化努力过程，是现代意义的“内圣外王”政治，有其独特的价值理念支撑，也有明确的战略构想，更有扎实的实践作为，把中国共产党高远的价值理念和道义追求，内化于心，外显于行，久久为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党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每个时代的形象构建都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关联变量均甚复杂，因时代语境不同，目标、资源、条件以及目标受众期待各有分殊，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战略、内涵以及操作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其既有绵延一贯的理念和策略，也有与时俱进、移步换景的章法和变奏。百年大党在理念上不变的是：天下为公，一切为民。无论是作为革命党，还是作为执政党，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人民。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求大同。

排版：靳品侠

责编：公   羽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略有删节，参考文献省略。

202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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