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城里人下乡”及其叙述形态
摘要
“城里人下乡”是与“乡下人进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下乡，以新的身份领导或参与农村劳动和建设。进城与下乡的问题始终与中国现代文明、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语境中，小说中人物形象所承载的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文化的意义可能不同，但却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城里人下乡”往往与中国当代重大历史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如农业合作化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世纪以来的城乡关系变化及新农村建设。当代文学创作在这几个重要的历史纬度上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以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为时代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人类文明史上，农村与城市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概念，没有绝对的乡，也没有绝对的城。在每一历史时期，两者都在相互冲突与融合中推动着文明的进程，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发展，深刻地联系着“乡下人进城”和“城里人下乡”这一“城乡关系”问题。在现代作家的创作中，有从未庄走向城市的阿Q、从河北农村进城的骆驼祥子，还有从家庭走向自由和革命的高觉慧、祁瑞全、蒋纯祖，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在出走与进城的自觉与不自觉状态中，完成了中国文学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审美阐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对农民进城问题的态度是复杂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进城”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国家要求人们扎根农村、建设社会主义，“进城”则被视为“非正确”的人生选择。新时期后，路遥《人生》中进城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人物形象，体现出对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向往。城市与社会发展、现代文明、人生追求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与文学叙事中的“进城”相联系的“下乡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乡下人进城”的问题已经得到普遍关注和研究，但“城里人下乡”在当代社会、文化、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研究还是不够的。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铁凝笔下的乔叶叶、刘震云笔下的陈明亮、莫言笔下的“我”，赵德发笔下的吴小蒿等等，以不同的方式回乡、下乡，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回乡与下乡叙事，形成了与进城相互映衬、相互说明、相互存在的叙事传统。梳理这个叙事传统的发展线索，讨论乡村与城市对立与融合态势下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发掘回乡与下乡叙事的当下意义，是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仅就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小说的相关叙事作品进行梳理与讨论，在城乡文明的相互联系中,说明“城里人下(回)乡”的文学性表达特点和内涵。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下乡叙事包含下乡与回乡两种不同形态。所谓下乡是从城市出发的以领导(如干部下乡)或参与(如知青下乡)农村生产、文化建设的组织活动，是一种由国家主导或要求的行动。所谓回乡则是从农村出发再回到农村的个人性或组织性活动，既有主动性回乡也有被动性回乡，其性质也是一种下乡形态。下乡者的领导管理经验、对上级指示精神的接受与理解以及下乡者的城市经验、文化知识、生活方式等，都构成了对乡村文明生活的强烈冲击。
进城与下乡的问题始终与中国现代文明、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语境中，小说中人物形象所承载的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文化的意义可能不同，但却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政权建立和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政府部门有计划地从农村招收农村劳动力进城，形成了新中国初期大批农民进城的热潮。与此同时，号召青年毕业生返乡务农也成为一项重要政策。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社论立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用新的技术和新的经营管理方法”，这就需要大批的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为配合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发表社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要求广大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要明确学习的目的，“使自己变成有政治觉悟和文化教养的人，更好地从事生产劳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人民日报》两次发表社论，强调知识青年回乡劳动，这里既有时代的科技需求，也有对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精神品格的时代性思考。当代作家的政治敏感性与现实思考，促使他们关注城里人下乡或回乡问题，敏感地把握到时代变化对当代青年提出的新的要求。马烽是较早关注青年回乡的作家之一。他在1951年就曾思考并写作过高小学生毕业后回乡劳动的故事，故事虽然带有对高小学生的回乡抱有惋惜之情，但仍然表现出了回乡是青年一代的现实选择。随后，当他学习过《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对青年回乡的深刻认识，在创作中有意改变了回乡者的思想情感特征。
一般来说，下(回)乡叙事往往与中国当代重大历史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最为突出的当属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知青下乡和新世纪以来城乡关系的变化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代文学创作在这几个重要的历史纬度上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以极具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为时代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与回乡相比较，下乡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因素和组织性行为。1954年发表的马烽的短篇小说《韩梅梅》，写农村青年韩梅梅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劳动，成长为新一代农民。她在写给老师吕萍的信中引用老师的话说，“考不上中学就参加生产”。她不但排除了父亲、奶奶等亲人对她的不满，而且也拒绝了再回城里工作、甚至拒绝了生产队安排给她的“保管”工作的机会，选择了养猪这一又脏又累又苦的工作，从行动上、情感上真正成为一个农民。她的行为是那个时代一种人生态度的写照。在这方面，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更具有时代的政治敏感性。作为曾创作过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作家，周立波对农村变革怀有特别的感情，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来之时，他准确地把握了时代对一个作家提出的新的要求，在一系列的下乡生活体验和社会调查中，看到了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因此，作家在作品中所设计的邓秀梅这个下到清溪乡的人物，就具有特别的叙事意义。一位参加了九天三级干部会议，深刻领会了上级指示精神的县团委副书记，一位政治素养、业务水平高，同时又有温情、细心等女性特征的人物，特别适合于化解农村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又能够将上级理论、政策深入地贯彻下去。因此，邓秀梅作为新型领导干部的下乡，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展开的重要力量。
在新时期文学中，文学创作对“城里人下乡”的叙述首先是从如下两方面开始的：一是知青小说。围绕知青小说所表现的农村面貌以及下乡青年与农村的依存关系，形成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美学风格：一方面是一些作家所表现的对农村生活现实强烈质疑，在重新审视知识青年与农村关系的过程中，对于作为一场运动的青年下乡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与农村不同的依存关系，表现出对农村一种温情而依恋的状态，农村成为青年知识者的精神寄托。在王安忆、梁晓声、史铁生等许多作家的作品中，这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既有对下乡生活的反思，也有对农村生活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二是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被下放到农村后，在1980年代回到城里的一批作家所创作的与他们下乡经历相关的一批作品。如王蒙的“在伊犁系列”，张贤亮的《灵与肉》等。这些小说站在不同的角度回望同一段生活，会有不同的叙事方法和故事，无论出于不堪回首的反思，还是血脉相随的依恋，其中的辛酸与欢乐、反思与庆幸，都在话语深处蕴含着不同的人生。
进入新世纪后，城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量农民进城的历史背景下,也必然出现众多的下(回)乡的人群。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作品中，下乡的文学叙事较为复杂和多样化，有的是农民进城后在城里生活艰难不得不回乡，如贾平凹《高兴》中的刘高兴。有的是城里的有钱人或农民进城挣钱后回到农村投资创业。有的是在城里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回乡探亲，如孙惠芬的《致无尽关系》。有的是国家干部到乡下挂职、推动乡村建设，如赵德发的《经山海》。王安忆的《匿名》则以城里人由于偶然的原因到了山野乡下为叙述线索，展开对城乡文明的思考。另外大量的作品在城乡关系的流动交织中，涉及到了城里人下乡的问题，如关仁山的《日头》、王蒙的《猴儿与少年》、贾平凹的《秦腔》《带灯》等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涉及到了“城里人下乡”，并对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城里人下乡”的原因、方式是复杂多样的，文学作品由此表达的思想、情感以及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和对“人”的理解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如果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概括，主要有三种叙事形态：第一，以城里人主动下(回)乡为叙述线索展开生活叙述；第二，以城里人被动下乡为叙述内容展开生活叙述；第三，新世纪以来的小说除了如上两种叙述形态之外，还有一些小说中的“城里人下乡”很难与上述两种叙事形态联系起来一起论述，这些作品在复杂的城乡关系中，展开城里人下乡的内容叙事时，很难明晰地说明是“主动”或“被动”，对于这些作品作为单独的一种叙述形态进行论述。这样的概括可能简化了文学史的复杂性，但这三种叙述形态是主要的文学史叙述形态也是事实，下面我们就这三种“城里人下乡”的叙述形态分别进行论述。
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干部下乡”是从1949年至当下的创作始终关注的问题。写“干部下乡”的作品有许多，我们重点分析“十七年时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近年赵德发创作的《经山海》。从《山乡巨变》到《经山海》，创作时间上相隔60年，世事沧桑，中国社会经历了时代的巨变，这两部作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笔墨，书写了时代变迁中的乡村振兴，从湘水山区的清溪乡到黄海之滨的楷坡镇，空间上的距离隔不断两代青年管理者对乡村建设的热情，邓秀梅与吴小蒿这两个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具有一定官职和领导能力的女性，也都是在个人感情上处于敏感杂乱的时期。她们两人也都处于时代变化的关键节点，邓秀梅处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面对的是时代巨变中的中国农民的复杂形态与心理，而吴小蒿则处在新时代中国乡村新振兴的历史时刻。这两部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写出了不同时期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而且表现了邓秀梅、吴小蒿的下乡，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发展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山乡巨变》中，周立波将邓秀梅放在农业合作化时代，在透视湖南山区清溪乡的历史巨变中，表现邓秀梅个人的命运史，也就是说，在《山乡巨变》中，民族命运与个人命运是一体化的，邓秀梅下乡到清溪乡，主要工作是为了推进这里的农业合作化工作，而她的工作又联系着清溪乡的各个方面，也联系着她的个人情感。因此，所谓“山乡巨变”，既是山区清溪乡的时代巨变，也是邓秀梅个人情感与生活的巨变。小说开头部分的叙述是有意味的：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作品叙述的正是众多男女带着这个已经结束的会议的新指示、新精神，“有的往北，有的奔南”下乡开展工作的故事。邓秀梅正是这些“往北”“奔南”中下乡的一位，具有时代的特征和现实意义，是“成千的男女”中的一位。在《山乡巨变》中，农业合作化不仅仅是一场运动，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运动中转化农民的思想，从行动上入社到思想上入社，实现社会和人在本质上改变。作为第一次“入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邓秀梅，不仅要透彻了解这场运动的实质，在工作中积极贯彻上级指示精神，而且还要通过动员农民入社，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个工作过程中，邓秀梅要处理各种矛盾缠绕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合作社的关系，她既要面对刘雨生、李月辉这些村领导，更要面对“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等思想、行为更为复杂的人物。也就是说，邓秀梅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同时，更要改变农村干部与群众的精神面貌的问题，所谓“山乡巨变”是人的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同时也是乡村文明生活——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王光东 主编：《东南亚汉学中的上海文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时过半个多世纪，齐鲁大地沿海乡镇楷坡也开始了新的进程，新农村建设与另一位下乡者吴小蒿发生了密切关联。与《山乡巨变》邓秀梅的“入乡”不同，《经山海》开篇写的是吴小蒿到楷坡的前一天晚上做的梦：
梦中，她成了一条体型庞大的鲸鱼，女儿点点成了一条小鲸鱼，母女俩在深蓝色的海洋中遨游。天空晴朗，天阳高挂悬，阳光经过海浪的折射，让她们身上晃动着一道道闪电，美轮美奂。她们悠然前行，唱着只有母女间才能听懂的鲸歌，向着遥远的目的地奔去。点点对母亲十分依恋，忽而上，忽而下，忽而左，忽而右，还不时磨磨蹭蹭，与母亲做身体上的亲密接触。那种感觉十分奇妙，让吴小蒿觉得，整个海洋都变得温馨无比。后来女儿忽然不见了，她以为女儿是在和她捉迷藏，躲到了她的肚子下面。然而，她翻了个身，发现身下空空，四处空空，“点点！点点！”她喊过两声遽然惊醒。丈夫由浩亮迷迷瞪瞪，发起了脾气：“干吗呢？打臆症啦？”
王光东 著：《民间》
商务印书馆，2021年08月出版
科教下乡与现代文明变革中的农村密切相关，从中国当代小说史发展的角度看，在不同历史阶段，小说对于这一问题的表现和理解是有差异的。1950年代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初中生或者高中生面临未来发展的新的选择，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既是组织号召，也是时代使然，他们所带来的文化知识与农村发展变革必然产生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一定学历的青年回乡参加劳动，在改造自我思想观念的同时为农村建设作出贡献，成为部分小说探索并回答的重要问题。于是我们读到了一批青年回乡劳动的小说，如康濯的《春种秋收》、王汶石的《沙滩上》等。康濯的《春种秋收》写的是农民恋爱故事，恋爱的主角是接受过较多教育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刘玉萃和周昌林。初中毕业生刘玉萃回乡劳动，却自认为文化水平高，懂得多，因而总是把自己看得高于其他农民。但她偶然认识了虽然上学不多却有很高文化修养、远近闻名的劳动能手周昌林后，对农民产了新的认识，被周昌林爱学习、肯钻研的精神打动，尤其周昌林学习了很多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书，了解许多农业发展的知识，对农村前景抱有很高的期望。从作品所叙述的人物与故事来看，青年农民的爱情与劳动学习结合在一起，青年的理想追求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也可以说，恋爱结婚是农村青年劳动的动力，而追求科学文化则是其通向幸福的途径。
新时期的铁凝创作的《秀色》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回乡或下乡的叙事，但这篇小说又从某种意义表现了上级组织与科学技术对乡村生活环境的改变，体现了当代作家对农村问题的深刻思考。《秀色》讲述了一个与郑义的《老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打井的故事。秀色缺水，不仅仅是地理环境的问题，也不仅仅打井队的问题，而更是一种生活观念和科技意识的问题。作为地名的秀色如此美丽，但与秀色不相映衬的是严重缺水的现实。于是，为了解决秀色村民吃水的生存大事，秀色的历代村民开始了他们寻找水位、打井吃水的历史。《秀色》的意义在于，当我们意识到乡村的落后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时，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让秀美的山村成为适宜生存的环境，如何将现代文明引入农村，让偏僻、封闭的山区农村享受到现代文明之光的普照，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刘醒龙的《凤凰琴》从高中毕业生张英才回乡到偏远的山村学校当代课老师，反思中国农村的教育问题，他的回乡有主动的因素，但也有无奈和被动。小说开端那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画面，写出了高中生张英才的理想与现实。傍晚坐在大樟树下看县文化馆干部创作的小说《小城里的年轻人》。这部小说给予张英才一个启发，“死在城里也比活在农村好”。作品叙述了张英才的一种阅读感想，并没有具体再现县城干部的小说是如何表现县城生活的。正是这种表现空白，给予读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的空间，这个想象的空间在现实中的界岭与想象中的县城完成，又由垸里的张英才的小朋友们进行了更加形象的描述：“我们这块地盘和界岭比，就像城里和我们这里比一样。”这个既具体又抽象的比喻，说出的不是城里如何好，而是让张英才知道界岭如何贫穷落后。但张英才却因为某种机缘与命运来到了界岭，来到这个“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的山村小学。这里有他的不情愿，也有他的新的认识。尤其那把无人敢拨动琴弦的凤凰琴所蕴藏着的悲惨故事，让张英才认识到生活的不易，也认识到象界岭这种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山村小学，需要有人为此付出所有代价，而且已经有前辈将自己所的一切奉献给了山村教育。在这里，走出大山，是一代一代人的意愿，而走出大山需要首先回到大山的“城里人”去传播知识，教育那些孩子们。
《秀色》和《凤凰琴》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城里人主动下乡”叙事，之所以放在这部分来讨论这两部作品，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反映了“科学和教育”进入乡村生活世界的重要性，乡村文明的进步需要城里人“主动”来到乡下参与乡村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文明的现代性转变仍然是当下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被动下乡主要是指“知青下乡”和由于各种政治原因被“下放”到农村去的人，以被动的方式参与了农村生活，有关这类题材的作品主要出现在1980年代以后，随着“知青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而成为重要的文学叙事。在1950年代赵树理的《互作鉴定》中，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虽然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参加劳动生产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但是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农村，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建立了新的感情联结，寻找到了新的情感寄托后，也与农村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这些矛盾构成青年知识分子对新的生活环境的不满与抗争。这一问题在“知青小说”和所谓的“右派作家”的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这些“被动下乡”的作家，对于乡村生活的苦难体验更为深刻。在这些作品中体现出两种鲜明的写作意向：1.对乡村苦难生活的表达与反思，如竹林的《生活的路》、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叶辛的《蹉跎岁月》等等，2.在苦难经验的表达与反思中，对乡村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如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对淳朴、诗意的乡村追忆、张承志的《黑骏马》在草原牧民身上发现了忍耐、宽容、博大的伟大情感、张贤亮的《灵与肉》则在苦难的生活中找到了情感的归宿和人生选择的目标，等等。他们的这种新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是在城乡关系中，对乡村生活文明的一次再发现，这种发现不仅丰富了作为“作家”的精神世界，而且也蕴含着对于城乡文明的反思。
新世纪以来，有关下乡与回乡的问题，一些作家又进行了新的探索。王蒙的《猴儿与少年》在他本人的《蝴蝶》《海的梦》《布礼》等作品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超越，提出了新的命题。这部作品是王蒙与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的精神对话，主要围绕着青春与回忆、时间与历史展开，在这其中，施炳炎的下乡劳动无疑成为叙事的焦点。63年前，当时还是小施的施炳炎，“摊上事儿以后，于是进了一道道山，一道道水”，开始了他的北青山区镇罗营乡大核桃树峪村的新的生活经历。他把进山的第一天当成他的又一个生日、起点，在这里开始了劳动，实践着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与知识青年下乡的有关叙事相比，王蒙的叙事少了那种感伤痛苦的情调，而代之以乐观的、向上的情调，充满了身体、精神变化的富有力量的快乐。“倒霉蛋儿”施炳炎一路欢歌笑语来到了大核桃树峪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摸到了他长期隐蔽着的自个儿的江湖好汉潜质”。他的内心深处的一个“受”字，“如石如钢，如咒如诀，打开了新的可能”。于是，王蒙以充分的意识流动的笔墨，写出了施炳炎下乡所得到的锻炼及其情感皈依，同时又写出了下乡的施炳炎对大核桃树峪村所带来的新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王蒙在《猴儿与少年》中不是单一性地写施炳炎如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把苦难当作精神动力，而是更深刻地探索大核桃树峪村作为施炳炎精神世界的深厚基础，探索时间如何回忆成小说。施炳炎在如此偏僻、贫穷的山区，寻找到了精神皈依的根基与血脉，为他的新的生活建立了深厚的现实和精神的基础。这个古村落不仅比省城还多一千多年的资格，“春秋战国时已有燕国驻军固守，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还是“著名抗日据点，是革命与救亡的集聚地”。这既是作品叙事的基点，也是施炳炎立足山区的内在精神依靠。施炳炎来到山区才真正明白了“山沟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真正体验到“这个小山沟沟，不仅仅是洞天福地，奇绝无双，神仙世界，修道成仙，更是革命抗日的钢铁据点堡垒”。明白了在经典、教科书或文献原著中“抠哧不明晰的论点，下两个月山乡就都一目了然”。于是，施炳炎劳动了三天“就感到了十根手指头加热、加粗、加力、加速度、加生长”，即便是受了一点在城市里看来极为严重的伤，在大核桃树峪“就不是事儿”，劳动使施炳炎的自愈免疫能力增强。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相同，在现代文明冲击城市社会的同时，偏远的乡村却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根基，坚守着自然平静的生活方式，大核桃树峪虽然不是湘西，现代文明也早已渗透进山区的生活之中，但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成为山区人生活的精神依靠，抗日老英雄侯东平也就是大核桃树峪村的“高度、浓度、凿实度”，施炳炎与这样的老英雄、老朋友相交往，越来越明白了大山沟“具有被熏染美好与获得善良教化的能力”，在这里“越是能够得到劳动盛举的洗礼”。所以，时间愈久，感情愈深愈淳，时间的巨流河能够让施炳炎、王蒙明白一切，获得一切，并淬炼出“古稀”“耄耋”之年或者已逾“鲐背”之年施炳炎一副永不服老永远少年的新人性格。如果说1958年给予施炳的冲击是“巨大与高耸”，那么，1982年再回大核桃树峪村的施炳炎却真正感受到了“古老、小巧、精致与质朴，更是亲切与简明”。下乡，回城，再回乡，劳动，生活，离去，寻找，对于这位时间的胜利者、微笑者，真正体验了时间的意义，为一种新的精神、新的人生进行了最好的注解，“新农村建设应有眉目”，猴儿与猴精神汇合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回乡。
王光东 著：《城乡关系视野中的新世纪小说创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05月出版
王安忆的《匿名》是新世纪以来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这是一个“被动下乡的叙事”，浓缩了丰富的人间故事，延宕着宽广的历史空间，从人类生存的角度，对城乡文明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匿名》中，城里人“老新”被绑架，被动、偶然地经历了从荒野到山村、小镇等不同的生活方式，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林窟，山野中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山村。哑子把老新领到这个四周荒无人烟的废墟。荒野文明开启了他人类生存的潜能。大自然对他也有丰富的馈赠。老新在荒野中虽然有些艰难，但终究活下来了。第二阶段是柴皮。因为林窟遭遇火灾房屋被毁，老新逃到柴皮这个新的居住点。这个村子里，住着一群不愿意离开大山的老人，这些山里人通过公路、农用车和外界相通。这里的人家有一个年轻男子照顾他们，这男人当过兵，经常驾驶农用车进出大山。这里有着淳朴自然的人性和美德。第三阶段是老新到了山中小镇九丈。九丈老街，几乎什么都有，政府机构、发廊、店铺等。这老街虽然已经有现代文明的生活气息，但浓厚的、善的社会伦理维系着这里的生活方式。养老院靠的是社会的仁慈，似乎是一个生命的组织形式，似乎又是一个家庭。在这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依存的而非对抗的关系。最后一个阶段是福利院。这里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边缘。在这里，更为强调的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这里人们的生存，必须依赖外界的支持。即使是老新，都得到了附近村民的关爱。不幸的是，老新在即将回到上海的前夕，不小心落水而亡。王安忆通过“老新”这个城里人被动下乡的生活叙事，所要表达的是对人类文明生存方式的思考。既有对城市文明中出现的冷漠、自私、人与人相互隔膜的反思与批判，也有对山野乡村中，人与人之间那种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相互体恤、相互依赖的道德伦理关系的肯定；既有对顺应自然天性、自由生活的诗意化向往，又有对都市中那种寻常生活方式的反思。王安忆对“老新”几种生存方式的叙述，显然与当下时代面临的严峻问题有关：当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由于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人们饱受环境污染、自然环境恶化之苦；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由于贫富悬殊巨大，社会矛盾冲突日益剧烈；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利益性”主导力量日益增强。生活在消费时代的人们被物质绑架，工作异常紧张劳累，心身疲惫。这些，都是当代生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王安忆的小说《匿名》显然是在回应中国当前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人们究竟要选择哪一种生存方式，才能够拥有比较好的现代化生活？人类是否可以拥有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是否有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友好的生存方式？人类是否有一种遵循社会伦理的生存方式？人类是否有一种给予人类希望的生存方式？《匿名》在寻找古朴的中国人生存方式与当下生活的联系，希望能够从“城里人老新”的生存经历中找到可资借鉴与利用的资源。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城市常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已接近60%，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表面上看是大量的乡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就业、居住，变成了“城里人”，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近两亿人并没有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已经“进城”的人与乡村生活仍然具有割舍不断的联系，他们不得不穿行于城乡之间,一方面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剧烈改变着乡村文明的生活观念和情感方式。这种城乡人口流动一方面是大量乡下人进程，另一方面必然是大量“城里人下乡、回乡或返乡”。新世纪以来的城里人下乡、回乡或返乡的原因、方式比新中国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复杂和多样化。从文学作品中来看，城里人到乡下去，有的是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到乡下去工作(赵德发的《经山海》)，有的是城里的有钱人到乡村投资赚钱(关仁山的《日头》等作品涉及到这一问题)；也有的作品写由于各种原因被动的、非自愿的到乡下生活。更多的作品是写到城里工作的乡下人在城乡之间穿行所带来的城乡生活的变化以及对城乡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以城里人主动下乡或被动下乡为叙述视角展开小说叙事的叙述形态，在前边已有论述，在这一部分我们重点分析穿行于城乡之间、无法明晰说明是主动或被动到乡下去的小说叙事文本。在这些小说中从城里返乡/回乡的人物形象，总是与已有的乡村生活发生或深或浅的联系,由于作家的小说立意不同，这类作品表达的思想内涵也有很大的不同，孙惠芬的《致无尽关系》是这类作品中很有深度和特点的一篇小说，这部作品不是简单地从回乡/返乡的角度写乡村的颓败和乡村伦理关系的变化，也不是批判乡村生活的粗鲁或丑陋，而是从一个工作在外的城里人回乡过年的角度，呈现了对乡村文明形态的思考。
孙惠芬在《致无尽关系》中细腻地描绘了一个“城里工作的人”回乡过年时复杂、细致的感受，既有城乡关系的变化带来的人生的沉重，也有乡下生活带来的烦恼。小说中是这样来形象地描述主人公面对的乡土连带关系：“年，实在不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过是一张网的纲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就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没有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只是很多时候，你努力忽视它忘掉它，你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职称晋级，孩子升学，房子搬迁，或者，你因为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忽视了它忘掉了它。可只要进入腊月，这张网就网进了大鱼似的，立即活跃起来鼓胀起来，一根根网绳在神经里绷紧抻直时，你不知不觉就成了撑网人。你成了撑网人，收获的却不是鱼，你没有鱼收获，自己却变成一条鱼被年收获，因为你必须为年准备巨大的开支。”抛开城里生活的压力与烦乱，从一个城里人对乡村生活的理解来看，这部作品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当代城里人对“乡村文明生活”的深刻反思。
从伦理的角度来说，一个由乡下进城的城里人，在情感精神上与乡村有割舍不断的伦理关系，亲情、乡情、友情一直构成了其生命中的内容，“过年回家”不仅是为了寻找这种情感，而且也是自己完善这种伦理关系的责任，但小说中的主人公回家过年时，却陷于这种伦理关系的“网络中不能自拔”。我们在《新世纪小说城乡流动视野中的“人”及其境遇》一文中曾分析过这一问题，在此作一重述。这个“网”又是有私人情感构筑的，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外部约束性。《致无尽关系》中主人公以“一地鸡毛，如何超拔其上”的疑惑表达出了重返乡土连带关系时的烦乱和无奈，这是一种真实而普遍的无力感：经济上的压力来源于居城之人无法回避的对乡下亲戚的扶助责任；但更根本的“烦”还在于面对乡土生存意义崩解的惶惑——如果离乡者的返乡能够在温情和有意义的文化网络中获得慰藉，那么这种重返就应该是值得的。然而，主人公的失望即在于“无尽的”矛盾化的现实，这隐喻了乡土伦理失序的困境。已经致富的大哥一家和因上楼而陷入匮乏状态的婆家是乡村生活的两个侧面，他们的生活都有一种空洞感，对于他们而言“年”就像个什么易碎的物体，一不小心就会把它弄坏，在小说中围绕“回家过年”组织起来的矛盾包括了个体与家庭、物质欲望与伦理承担等不同层面的错位。相比较家庭温情的期待，小说对“无尽关系”的揭示和承担都是沉重而严肃的命题，其中最基本的关系还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是交叠重合的，完全把亲属关系(私)与社会关系(公)对立起来并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历史构成和真实状况。有学者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身—家—国—天下的“四重域”向个人—国家—社会的“三重域”的结构性变化，民族国家的动员话语要求“去家化”，但是家文化和家秩序的根基尚在。伦理教化本位的社会与法权本位的社会对家庭的要求存在根本的差异，家庭关系在当代社会实际上已经与伦理、法权、国家意识等多重力量纠结在一起。在《致无尽关系》中，大哥的行为方式在刻意模仿国际政治的明争暗斗，他对于贝·布托家族的理解其实是整合了自己对家族权力的迷恋和市场竞争的欲望，所谓的传统和现代资源竟然以奇异的方式叠合在了大哥这样意在复兴家族的人身上。在《致无尽关系》的结尾处，当主人公怀着伤感和失望即将离开家族和故乡的时候，忽然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某种东西的走，另一种东西却势不可挡地来了。它来自喉管，来自食道，来自胸腔的下边，它其实一直就蛇一样蜷伏在年的几天里，只不过我没有时间顾及而已。现在，当终于告别身后沉重的现实，当我们终于静下来，飞一样行驶在寂静的黑暗中，它居然随着身体里看不见的网络轰轰烈烈地来了。”来的是什么？是对乡土的依恋？是对乡土文明的再一次理解和灵魂的回归？不管怎么说，《致无尽关系》带给我们对“乡村文明生活”的思考是沉重也是深刻的。新世纪以来的尤凤伟、刘庆邦、阎连科等许多作家的作品也都表现出对乡村生活文明的深刻思考。
从新中国建立到21世纪的新时代，下乡叙事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一种重要现象。从一个新的叙事向度呈现了农村发展与文化精神的问题。也可以说，从农村走向城市与从城市走向农村，当代作家的不同立意与不同书写，既是时代的命题，也是作家深潜生活的艺术表达。这些作品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以及美学品格是当代文学史仍需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作者简介
王光东，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周海波，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理论整理汇编与研究(1902—1949)”(项目批准号：17DA275)之阶段性研究成果；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二期项目成果。
排版：张鑫瑞
复核：靳品侠
终审：傅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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