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静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华北日报·俗文学》研究
摘 要
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华北日报·俗文学》(“平字号”《俗文学》周刊)，是以郑振铎为旗帜的北方俗文学研究重地。围绕“平字号”《俗文学》周刊的创刊过程、发文作者的考索、所发文章的汇编整理、所发文章的学术价值，展开全面的综合研究，注重文献整理、历史描述与理论构建，进而揭示傅芸子先生在俗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为俗文学研究者及俗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为现今相关学科研究的旁推互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范例，也将丰富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民间文学史及其学术史的研究。
关键词
《华北日报·俗文学》；“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傅芸子；戏曲研究；民歌研究
“平字号”的《俗文学》周刊是《华北日报》创设的一个副刊，1947年7月4日在北平创刊，1948年11月26日停刊，共刊出74 期，由傅芸子、傅惜华主编。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是现代报刊的繁荣期，在北平、上海和香港以报纸副刊形式发布的“俗文学”或“通俗文学”周刊争相出现，各版《俗文学》副刊之文为俗文学这一年轻的学科积累了丰富翔实的资料，由于彼时国家内忧外患，恒常陷于存亡莫测之境，报纸是当天不立刻收存，次日便无处觅寻。直至 21 世纪初，有学者利用私藏文献，辅之多方查索，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出版了关家铮先生编著的《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总目》(齐鲁书社2007年版)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汇编》(齐鲁书社 2020 年版)等著作，向学术界介绍了几种《俗文学》周刊的情况以及当时在周刊上发文的作者情况，为《俗文学》周刊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一、俗文学研究与“俗文学”周刊
论及中国俗文学研究迭起、发展，直至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过程，无法绕开其时代传媒所提供的阵地与推波助澜，即便是独立不羁的文人学者，也无不与报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言以蔽之，中国俗文学研究发展的沿革与学术历程，可通过对“俗文学周刊”的研究呈现出来。任何一个名词的概念就是这个名词的定义与定位，“俗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更不能语焉不详，需周延缜密的学术范畴设定。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大批唐五代俗文学资料震撼了学界，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前所未有的撼动。藏经洞里的俗文学材料是一千多年前的文学文本，其中最令中国文学界瞩目的则首推敦煌变文，其次则是敦煌曲子词与通俗白话诗。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正是受此启发，自觉从事扩大中国文学资料的工作，他在《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首次提出“俗文学”一词，正所谓是“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遂使这一文学传统的源流脉络清晰可见，进而开掘出一个全新的俗文学考古地层。具体到我国俗文学研究领域，1920年王国维撰写《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概括敦煌文献中的“通俗的”“民间的”“大众的”文学作品。在王氏的影响下，早期敦煌文学指的即是变文、曲子词等，而变文、曲子词等也自然成为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课题。
胡适在1928年6月《白话文学史》“自序”中，已运用了“俗文学”这一语汇，如“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等。1932年，“平字号”俗文学周刊的主编傅芸子先生接受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狩野直喜博士邀请，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在日本约十年间，受狩野博士研究敦煌俗文学的深刻影响，傅芸子对敦煌俗文学研究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他于1941年在《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一文中指出：“敦煌俗文学，据今所知者，约可分三类，变文(关于佛教故事的、关于非佛教故事的)、诗歌(民间杂曲及佛曲、叙事长歌、白话诗、杂曲子、民间之赋)、小说等……”“本篇旨在将敦煌俗文学之分类目录作一总记录，以为研究俗文学者作一参考。至于敦煌俗文学之开展，亦并及之。盖其所予中国文学之影响者极巨焉。”在俗文学研究的内容方面，他说：“近世宝卷、弹词、鼓词、南词，作品极多，而流行区域亦广，在近世俗文学上占有重要位置，至今已成为文学史之中心……”由此可见，对敦煌俗文学研究有这样的认识、理解，反映出傅芸子的俗文学观，即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体现了傅芸子对俗文学文学史定位的无比推崇。
“俗文学”真正成为我国文学研究界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方向，则是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郑振铎先生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振铎先生利用早期敦煌文学的辑佚与研究成果，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1929年3月)上发表的《敦煌的俗文学》一文，引用了“敦煌俗文学”这个名称。之后，他试着写一部反映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面目的中国文学史，“据作者自称，原想编一部能显示出真实面目的中国文学史，年出二册，于五、六年后完成，因故仅出了一册而终止，一二八事变时，本书版子毁于炮火。”计划写作的“大文学史”遭日本侵略军焚毁后，他转而以“急就章”的方式，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于 1932年12月出版。在这部书里，他首次把历来不为文人雅士们所重视的弹词、宝卷、小说、戏曲等，那些被“正统文学”视为不能登入文学殿堂的所谓“俗文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进去，以其独到的科学见解，为“俗文学”正了名，不仅填补了我国文学史的空白，也为“俗文学”争得了在文学殿堂中的应有席位。至1938年，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书中开篇明义地提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从而在理论上论述了俗文学的范围、性质、内容、发展、分类，开创了俗文学专门史的研究，遂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学科得以正式确立。
由此，文学艺术工作者们对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几家主要报刊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出现了六种俗文学副刊，由行内专家任主编，专门刊载研究俗文学的学院派文章，发刊频率稠密而固定。“俗文学以定期刊物的姿态出现，最早恐怕要算魏如晦(阿英)所主编的‘通俗文学’，约民国二十五年在《大晚报》，每周出版。”正是在阿英主编的《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1936年上海)这一阵地上，围绕着“通俗文学”的见解，人们重又申张各自的主张。
刘晓静 著：《 三百年遗响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1月出版
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之《俗文学》周刊(“港字号”俗文学周刊)创刊于1941年1月4日，开创了俗文学周刊的办刊方式，正如该刊第一期《编者致语》中提出的办刊宗旨及取稿原则所言，“一、本刊每周出版一次，以中国前代戏曲小说为研究主要对象，承静安先生遗志，继鲁迅先生余业，意在整理文学遗产，阐明民族形式。二、本刊登载诸家对于戏曲小说研究最近之心得，以及重要文献，陈说泛论，概不列入，除函约诸专家执笔外，并欢迎各界寄稿。”当时的香港集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容肇祖、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吴晓铃、冯沅君等，“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成为诸多学者发表文章的阵地。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赵景深在上海复旦大学执教的同时，先后主编了三种报刊的“俗文学”周刊——《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和上海《中央日报·俗文学》周刊，历时两年半。这三种“俗文学”周刊后来被学术界统称为“沪字号”俗文学周刊，国内俗文研究一时蔚然称盛。
继“沪字号”《俗文学》周刊之后，“北平的俗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从七月四日开始，产生了‘平字号’的《俗文学》周刊，由傅芸子兄负责编辑。”1947年7月1日，《华北日报》在刊出一条启事“自七月一日，本报增加‘国际’及‘俗文学’两种周刊，嗣后各周刊之排列如下：星期一科学、星期二国际、星期三边疆、星期四国语、星期五俗文学、星期六体育、星期日新家庭。原有每星期二、五出版之‘社会服务’则移于第四版，每日出刊，以便读者，特此公告。”该刊栏目为“俗文学 胡适题”字样，每星期五出版，刊载在《华北日报》第六版或第八版，每期五栏，三至五篇文章，约六千字。
遗憾的是，尽管“平字号”《俗文学》周刊诞生于俗文学研究的高潮时期，以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俗文学研究的深入，是20 世纪俗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篇章，然而由于“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存世较少，加之学术界对两位主编傅芸子和傅惜华重视不够，所以该周刊一直未能引起学界关注，只有《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总目》提供了文章目录，对其的专门研究则付之阙如。笔者从基本文献的整理入手，对“平字号”《俗文学》周刊进行全面综合研究，以期填补一段学术史研究的空白，为二十世纪俗文学研究史提供丰富的素材，为俗文学学科的继续发展寻找多样的可能性。
二、《华北日报·俗文学》作家群考略
“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创刊之初没有刊出缘起或编辑说明。在周刊创刊前一年，傅芸子、傅惜华还计划组织北方俗文学研究会，这样俗文学研究在北方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研究高潮，与上海俗文学研究群体相呼应，形成南北俗文学研究争相发展的态势。从撰稿者名单中，可以发现主编者邀请了许多著名学者加入俗文学研究的行列，按刊载文章前后排列，有孙楷第、吴晓铃、傅惜华、二西(郑振铎)、石堉壬、王重民、叶德均、赵万里、俞平伯、郑骞、绿依(杜颖陶)、李啸仓、关德栋、阎万章、傅芸子、贾天慈、奉宽、刘修业、赵景深、刘保绵、朱自清、沈宝基、韩斋、五石(蔡五石)、秣陵生、埙、休休、李辰冬、隋树森、清商等，这些作者大多是研究小说、戏曲、曲艺等方面的专家，对推动、发展、鼓舞中国的俗文学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所载文章论述深入浅出，长短皆精悍，不发空论，其中可以看出主编者的俗文学观以及求实的学风、朴实的文风，和在其指导下的编辑方针、编辑思想。
孙楷第(1898-1986)的《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序》(第18期)、《释“上下” ——〈水浒传〉中之一称谓》(第47期)、《释录鬼簿所谓“次本”》(上下，第1、2期)，《宋朝的傀儡戏和影戏》(第12、13期)论述宋朝的傀儡戏影戏与中国近代戏曲的关系。
吴晓铃(1914-1995)的文章涉猎很广，涵盖《关于俗讲考也说几句话——就正于向觉明先生》(上下，第1、11期)、《跋〈竹林寺杂剧〉》(第15期)、《〈今乐考证〉与〈今乐府选〉撰集年代初考》(第21、22期)、《说“三十六髻”——古剧杂考之一》(第29、30期)、《青楼集作者姓氏考辨——元剧杂考之一》(第35期)、《〈六十种曲纂刻人质疑〉质疑》(第41、42、43期)、《王和卿及其幽默作品》(第56期)、《新刻今古传奇——念瞿室所藏珍本剧曲小说题记》(第58期)、《跋胡适之先生所藏抄本〈救母记〉曲本》(第64期)、《现存〈六十种曲〉初印本小记》(第70、71期)，其中讨论的皆是传统正统文学以外的文学体裁，即俗文学体裁，如戏曲、小说、变文等，做的几乎都是辑佚、结集、校勘、注疏等工作，严谨扎实。
《跋〈竹林寺杂剧〉》中提出，《竹林寺》并非杂剧名目，而是南曲戏文的名目。《王和卿及其幽默作品》提出王氏作曲的特点有四个：第一个是专为小令，第二个是善于咏物，第三个是炼词幽默，第四个是题材新颖。《现存〈六十种曲〉初印本小记》认为，六十种曲的初印本现在保存下来的是51种，148部，所缺的仅是：寻亲记，焚香记，琵琶记，南西厢，幽兰记，玉簪记，红拂记，青衫记和义侠记九种。这九种虽然均属名著，但还都有其他版本见存，在校勘方面是十分幸运的。吴晓铃还作有大量书评，例如《书评：〈全元曲〉》(第59期)、《书评：〈云南民间传说〉》(第69期)、《评〈小说与戏剧〉》(第69期)、《书评：〈曲学入门〉》(第73期)。
吴先生不但为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成果，更是以他精微透彻的俗文学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当时的俗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在《故事的巧合与转变——俗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第24、25期)一文中，他赞成胡适提出的“科学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的口号，并加以发展他论述。《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第64期)一文中，对朱自清在本刊第27期刊出的《歌谣里的重叠》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认为此文扩大了此前俗文学界的研究范围，即“今天我们整整出到了六十期，前后三十期的分水岭就是朱先生。”更为重要的是，吴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所谓职业的俗文学者，毛病都犯在搞得太窄，专门诚然不假，结果却未能在大处着眼，这也就是我们直到现在还写不出有系统的东西的原因，写出来的东西还只能给有数的学者专家阅读，而不能让一般读者去接收的原因。因之，我们希望像朱先生样的又擅长创作，又做专门研究，又注意到了普及和启蒙运动的人能够多多帮忙和支援。”
刘晓静 著：《音乐精品选释》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吴先生还直言，“我要写的许多文章的头两篇《俗文学者的供状》和《我们应再检讨》就是在这种鼓励之下写成的。”其中，《俗文学者的供状》(第49期)一文指出，俗文学“我们希望它有血，有肉，能哭，敢骂，真实而自然”。而“求得‘自然’的标准，达到自然的目的，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这里最低限度的两个条件，一个是要通‘俗’(Popular)，一个是要利用‘俗’语(Vernacular)”应当说，这不仅是俗文学的最低标准，也是其自身最鲜明的两大特点。《我们应再检讨》(第51期)一文指出俗文学应该为文学史的源泉，研究俗文学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严密的理论体系。时至今日，吴晓铃这些独到的观点仍具有启发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値。
傅惜华(1907-1970)也在“平字号”《俗文学》周刊上发文甚多，研究子弟书的《明代戏曲与子弟书》(第1、2、3、4期)、《〈聊斋志异〉与子弟书》(第48、49期)；研究民间歌曲的《“莲花落”概说》(第54、55期)、《“坠子”概说》(第44期)；研究北方俗曲的《明清两代北方之俗曲总集》(第6、7、8、9、10、11、12、13、14、15、16、17、19、20、21、23、24、25、26期)、《“梨花大鼓”概说》(第35期)、《“梅花大鼓”》(第45、46期)、《“西河大鼓”概说》(第38期)、《〈番合钏〉鼓词之集唱本名目》(第39、40期)、《“乐亭大鼓”概说》(第61期)、《“京音大鼓”概说》(第70期)、《〈捧腹编〉——古笑话与俳谐文总集之一》(第33期)、《端阳节之小曲》(第50期)。
王重民(1903-1975)研究敦煌文本，先后刊出《敦煌本〈董永变文〉跋》(第3期)、《敦煌本〈王陵变文〉跋》(第8、9期)、《干将的故事》(第55期)、《许由的故事》(第57期)、《荆轲刺秦的故事》(第59期)、《孔子与釆桑娘的故事》(第65期)、《汉光武帝的故事》(第69期))、《“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第71期)、《“鸿门宴”的故事》(第72期)，作者博稽详考，资料详细，深入全面地考证了这些故事缘起，弥补了有关研究人员对这些故事考证的不足。
叶德均(1911-1956)关于小说研究的《凌蒙初事迹系年》(第4、5、6、7、9期)，《金仁杰〈东窗事犯〉非小说》(第19期)，后者论述金仁杰的《东窗事犯》就录鬼簿看来，可以十分肯定是杂剧，绝非小说。《释“常卖”》(第19期)。研究戏曲的《黄丸儿——院本旁证》，黄丸儿杂剧即黄丸儿院本，这是宋之杂剧与金元之院本为同实异名之物的有力证明。此外还有关于话本研究的《灰骨匣——〈醉翁谈录〉话本名目小考》(第48期)、《李达道——〈醉翁谈录〉话本名目小考》(第67期)。
杜颖陶(1908-1963)的主要文章见于民国时期各种报刊(查检到文章150余篇，另有文章论述), 尤以《华北日报》为主要阵地之一，具体如下：《别具风格的〈药性巧合记〉戏文》 (第28期，署名“绿依”)、《〈滚楼〉考》(第34期，署名“绿依”)、《三乡题》(第43期，署名“绿依”)、《〈玲珑塔〉与〈百山图〉》(第53、54期，署名“绿依”)、《双龙珠》(第61期，署名“清商”)、《北宋元宵景事与戏曲调名之关系》 (第34期)、《“踏摇娘”究竟是什么(上下)》(第36、37期)、《说“倒剌”》(第40期)、《说“破子”》(第45期)、《庄周的故事——〈蝴蝶梦〉〈劈棺〉〈叹骷髅〉(上下)》(第46、47期)、《〈薛家将〉故事的演变(上中下) 》(第50、51、52期)、《关于薛丁山征西的故事》(第54期)、《〈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高鹗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人》(第56期)、《二黄的起源及其和“宜黄”“四平”的关系》(第57期)、《近代武侠小说的起源》(第58期)、《施世纶与唐三藏——通俗小说卮谈之一》(第60期)、《以黄天霸为中心推测近代武侠小说的背景(上中三四五)》(第61、62、63、64、65期)、《关于“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敬答罗莘田先生》(第67、68期)、《尖团字和上口字——关于“旧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敬答罗莘田先生之二》 (第69期)、《说“看官”》(第73期)、《〈张协状元〉戏文里的“忔戏”与“超烘”》(第36期，署名“休休”)、《关于〈竹林寺〉的一点》(第44期，署名“休休”)、《“京娘怨”本事考》(第55期，署名“休休”)、《英雄槩传奇中的一颗珍珠》(第63期，署名“休休”)、《塞孤》(第64期，署名“休休”)、《子弟书作家鹤侣》(第66期，署名“休休”)、《〈张协状元〉戏文的编作时代》(第72期，署名“休休”)。
此外，李啸仓(1921—1990)关于话本研究的《宋元之灵怪平话——〈醉翁谈录〉所载话本目考证之一》(第37、38、39、40、41、42期)。关德栋(1920—2005)关于满汉语子弟书研究的《“满汉兼”的子弟书》《升官图——记满汉兼子弟书之一》，至今保持着开创性研究地位。贾天慈(生平不详)《子弟书作者鹤侣氏考》(第17期)是较早论及子弟书作者问题的文章。阎万章(1922-1996)关于诸宫调研究的《说“竹林寺杂剧”》《“诸宫调”的说唱》《说“竹林寺杂剧”》《释“诸宫调”》《说“诸宫调”与“俗讲”的关系》。
“平字号”《俗文学》周刊的作者大多在北平地区，始终贯穿着北方人文学者的学术风貌，与上海俗文学研究群体相呼应，形成南北俗文学研究争相发展的态势，促成了全国俗文学研究格局的形成。相较于之前的俗文学周刊，“平字号‘俗文学’的范围比较广泛些，除了作为骨干的戏剧小说之外，我们还顾及到俗曲，故事，变文，谚语，笑话，宝卷，皮簧和乡土戏等等，不单算做俗文学而且是真正俗文学的讨论。”从傅氏兄弟会同相关学者刊出的文章内容来看，平字号“俗文学”除子弟书研究、小说研究、戏曲研究、宝卷研究、故事研究、敦煌研究、民歌研究等领域，还涉及俗文学理论研究，其中论述的问题，经历岁月洗礼， 不但没有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且还形成了新的开端, 留与后人思考与解答。
三、主编傅芸子与《华北日报·俗文学》
主编傅芸子(1902-1948)，满族，正白旗，北京人，老姓富察氏，原名傅宝堃，以字行，又字韫之，号餐英(取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意)，别署餐英子，又别号竹醉生、曼殊。室名餐英庐(有《餐英庐随笔》稿)。傅恒之后裔，隆泰之孙，存祥之子，傅惜华之兄。傅芸子先生博学多闻、涉猎广泛，成就多方。正如傅惜华所说：“先兄一生治学，约分二期，当其于十五年前，专治北平风土掌故之学，著述频繁，散载于各期刊中，容另详记。迨近十五年来，更致力于俗文学之研究，所为文字，亦复不鲜。”尤其在中国俗文学整理与研究上，他成果丰硕，贡献良多，其名字经常出现在一些俗文学研究资料中，他有关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成果与见解，更是经常被述介与援引。但是，对于这位成就卓越的前辈学者，当今学术界却没有全面评价其俗文学研究成果的论文，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傅芸子自幼酷爱国学，对中国戏曲、古典文学有着浓厚志趣，博识旧京名物掌故，早年在“燕京华文学校”图书馆任职。1929年与傅惜华等人发起成立昆曲研究会，1931年他与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等发起成立“北平国剧学会”，先后曾创办主编《戏剧丛刊》《北京画报》《国剧画报》《南金杂志》；担任天津《国闻周报》《益世报》，北平《京报》和北平出版的日文汉学杂志《文字同盟》撰述。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主讲中国语言文学，在此期间，考察日本皇家宝库正仓院，遍访公私各家藏书，撰就代表作《正仓院考古记》和《白川集》，并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七七事变后，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旅居京都十年间数次往返，又为《京报》记者。1942年回国执教北京大学文学院，同时任职北京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协助溥心畲主编北平《新生报·故都文物》副刊，1947年又与其弟傅惜华合作主编《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
傅芸子一生非常短暂，从治学经历加以考察，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他的功绩从所编的《俗文学周刊》可以看出，范围广泛，面面顾到，不但对于研究俗文学的人有用，就是研究别个部门的人也有用，我曾遇到过弄社会史的人想找华北日报《俗文学》的全份。芸子先生不单对于俗文学的研究方面有大的贡献，而对于俗文学书籍的调查亦有很大的劳绩，他写东京观书记，内阁文库读曲记，内阁文库读曲续记都给予俗文学者以最大的帮助。”“芸子先生除了对于俗文学的贡献外，在考古方面也极擅长，正仓书院考古记便是说明。”此外，在《华北日报·俗文学》刊出的悼念文章还有李啸仓的《悼傅芸子先生——在他手创的〈俗文学〉》(上)，俞平伯的《芸子先生挽诗》，吴晓铃的《芸子先生纪念》，以及王重民在痛悼之余撰写《傅芸子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第74期)一文，呼吁应重视傅芸子敦煌俗文学的研究成果，并尽快将之刊印发行。王先生指出，傅氏的《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已经充分认识到敦煌俗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并将敦煌俗文学的分类目录进行介绍，为研究者提供参考。傅氏的《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是在遍阅大量著述的基础上，分“校勘研究”、“影印整理”两方面将三十年来(主要是民国以来)国人的敦煌学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他把三十年来学者们治敦煌俗文学的总成绩在此作了一篇“总记录”，以便针对未研讨过的领域展开专题研究。
傅芸子先生在主编《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的同时，也积极做一些俗文学研究，写了多篇学术论文。笔者就其刊载在《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的相关篇章，一一论要，阐明研究旨趣，以彰显其研究成果。
其一是《燕居笔记里的明人传奇文——读稗新札之一》一文刊载于第16期，文章介绍明万历时代的书坊一时流行的刻书版式，如多喜作两段式的、三段式的戏曲选集《词林一枝》《王谷新簧》《万曲明春》，以及通俗类书《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这几种刊本都是上述版式，可惜传本十分罕见。明人所刻的通俗类书的特点，除了杂采诸体小说外，还选载诗词歌赋，古今尺牍，诗话笑林等文字，意在雅俗共赏，兼俾实用。当时最风行的大概是《燕居笔记》，因为现在传世的竟有三四种版本之多，大型的、小型的都有，可见是一种最流行的通俗类书。孙子书(孙楷第)先生曾见过两种明刊本，第一种是《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十卷，大型的，明季刊本，金陵书林李澄源刻，编撰人是何大抡。第二种是《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十三卷，小型的，明季刊本，附图甚精，冯犹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这两种以巾箱本的《燕居笔记》所收传奇文与话本两体小说，最为丰富。芸子先生还见过一种时代或者较早的《新刻增补全像燕居笔记》若干卷，大型，文中附图，林近鸣增补，书林余泗泉刻的。这三种书都标有“重刻增补”或者“新刻增补”。可惜原本迄今尚未发现，不能知道其最初面目。《燕居笔记》里所收的小说，分为一类传奇文，一类评话。明人所写的流行题材的传奇文，据作者知，大半出于《剪灯新话》《馀话》以及夕川老人的《花影集》三书。
其二是《隐喻的谚语和风人体诗——明代两种谚语辑录珍籍的介绍》一文(上、下)刊载于第52、53期。谚语在我国向来不为人们所注意，搜集和研究的工作就更难得有人致力了，清代乾隆初间的翟灏，却独具卓见已经注意到谚语的价值，并且认为谚语具有风人体诗的遗风。风人体本是杂体诗的一种，六朝的民歌大都予属这类。明代是我国通俗类书刊刻最盛的时期，这种明人常用谚语的价值却早被那时的书贾所注意，而辑录刊刻在流行的戏曲选集或通俗类书里面，只可惜这些书籍多半是传本很少，多为善本珍籍。傅先生认为，谚语所表现的不是失了意义的遗留物，而是述者实际的观念，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哲学或行为原则，某一民族的或国民的特点也常常表现其中。他搜集明代的语言资料多种，其中在《万曲明春》(程万里选)明万历刊本，《博闻胜览》明刊本中，辑录当时社会通行的“江湖方言”“江湖俏语”共1200多条，这是明代谚语辑录最丰富的两本书。所谓“江湖方言”是南北特殊社会隐语，“江湖俏语”是一般社会谚语，这自然是研究明代社会语言的好资料，并按隐语类的两种，择要引文介绍。文章将日常所用的谚语分为两种，一种是语意双关，藉上释下，另一种便是但取音同，不论字异。文章还引清代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风人》载:“六朝乐府子夜、读曲等歌,语多双关借意,唐人谓之风人体,以本风俗之言也。”并列举数例。
其三是《新书评介：〈文史杂志——俗文学专号〉》(第38期)一文详细介绍了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文史杂志》于1941年在重庆创刊，其第六卷第一期，即为“俗文学专号”，于1947年3月1日刊出。本期收南北俗文学专家文章13篇，其要目计有：钱南扬之《跋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冯沅君之《史弘肇》，傅惜华之《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戏曲》，赵景深之《词统与明曲家词》，严敦易之《名恂斋传奇四种》，凌景埏之《说套曲之成立》。小说方面计有：方诗铭之《三梦记辨伪》，隋树森之《小说西湖三塔与雷峰塔》(青木正儿)，叶德均之《聊斋志异集外遗文考》搜罗最富，尤具价值。俗剧方面有：吴晓铃之《跋〈战东川〉总本》。俗曲方面有：徐家瑞之《明代小曲的面影》，关德栋之《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等，多为精心结构之作。另外，傅芸子还撰写了《新刊评介“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一文，刊载于第66期，较详细介绍“中国文学研究号”专刊。
其四是《王伯良别毛允遂诗》(第39期)一文介绍所见《王伯良曲律》一书。原书系毛允遂为王氏所刻，有天启刊本四卷，极为罕见。另外与现在通行本不同的是，原刻本王诗的后面还有毛允遂的“哭王伯良先生《诗经》十三首”，现在根据这首诗，可以知道王毛人交谊的深切和王氏死前的境况。其五是《几种罕见的明人戏曲》(第43、44期)。文章提出，《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万曲明春》《乐府菁华》《征池雅调》《尧天乐》《赛征歌集》等明刊珍籍的戏曲选集，或自海外，或由沪上，里面所收集的传奇以南戏为最多，还有未经著录的无名氏作品也不少，虽然有的仅存一折，由于罕见也丝毫不减少其重要性，可作为《南词叙录》和《曲品》的一个稽考的旁证。然而，这几种戏曲选集里的剧目需要详考它的正误，如《词林一枝》所收的《奇逢记》，《万曲长春》所收的《天缘记》，实是《幽闺集》的异名。《词林一枝》所收的《妆盒记》，《赛征歌集》所收的《金弹记》，便都是《金丸记》的改写，《玉谷新簧》所收的《续记》即是《玉环记》，《万曲长春》所收的《宝钗记》便是《金印记》。
由上可知，青年时代的傅先生正赶上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浪潮，实可说是躬逢其盛。一方面，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亲炙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几位大师，尤其是受狩野直喜博士影响。另一方面。他在中国俗文学领域内有相当广泛的涉猎，论文的篇数虽然不多，但研究的面向不论是文献的整理、学理的探讨还是宏观的总论或微观考究，成果均相当可观。傅先生的研究论题与见解，既继承中国俗文学的体系、内容而予以深化，又能突破创立新解。我们对傅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考察，不难发现他的特色：既重视文献原典，又关注实地调查；既厚植传统学养，又留意新发现的材料，同时又融汇古今，通摄雅俗；既重个体微观之考论，又能措意于宏观体系之建构。他在中国俗文学学术上的地位应该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结语
傅芸子、傅惜华主编的“平字号”《俗文学》周刊为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过去有关傅芸子、傅惜华在中国俗文学方面的贡献研究得十分不够，对他们在中国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认识不够，还有待于俗文学研究者今后的努力。“平字号”《俗文学》周刊所刊载的俗文学研究文章，可以说是作者们多年从事俗文学研究的心得，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无论从历史，还是史料文献方面来看，文章探究俗文学研究领域的源流、发展与价值，大都内容丰赡，考论周详，并能以实证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成为其后各个独立研究学科发展的重要论述，极大促进了俗文学研究，使中国俗文学研究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原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访问我刊官网，在线阅读全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明清俗曲的传播与嬗变”(项目编号：13BD034)；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重点项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平《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22BWYJ05)之阶段性成果，并由山东省政府“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排版：心 清
审核：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点击“阅读原文”，访问我刊官网，在线阅读全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