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娇：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
【引用本文】贾玉娇：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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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化，一场社会秩序不断变革与重塑的过程，其内含外部力量如何动员与构建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乡村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蕴含如何将其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议题。由社会动员是以能够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社会发展目标与社会秩序为预设，以将这一社会发展目标与社会秩序内植于社会，从而改变社会成员思维、行动与存在方式为主旨的理论可知，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即为乡村社会动员的过程。社会动员是一个包含多种维度的概念范畴，聚焦与回应社会动员机制问题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丰富图景。为此，以基层社会组织为观察中心，审视国家、基层社会组织与社会等社会动员结构的特征、功能及相互关系，提出乡村社会动员的四种类型。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现代化；社会动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由现代化所具有的与传统相异的特征可知，现代化即为社会秩序不断变革与重塑的过程。因此，现代化内含外部力量如何动员与构建社会的重大理论问题。具体到中国，这一问题演绎为国家如何动员与构建社会。结合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可知，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人类社会发生的规模空前的社会动员历程。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家与社会持续发生相互作用，逐渐积淀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聚焦与阐释宏观国家战略如何转化为社会行动，亦即国家力量如何将社会持续卷入现代化进程，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内涵的基本着眼点，成为生动讲述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经典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做出的中国回应。
一、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问题的提出
（一）乡村建设中的经典议题
自民国初期起，中国乡村社会被持续卷入现代性的延展，以及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范畴之中。20 世纪20、30 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发起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吴景超、李景汉等人从城乡联动发展视域下开展的乡村建设探讨，开启了现代化制度如何进入乡村社会制度场域，构建乡村社会行动的现代化“使动”结构，从而开启了现代化社会建设目标转化为乡村社会行动的研究大幕。然而，现代化制度在转化为乡村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存在因“外来者”难以有效嵌入地方性情境而转化失灵的问题，亦即梁漱溟所提出的“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实践悖论，其内充满着现代化制度（外来）与乡村社会制度（内在）的张力。其中，现代化制度与乡村社会制度的应然关系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而二者的实然关系往往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
从这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可以反映出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为“我们”（梁漱溟所指的现代乡村运动实施者）和“他们”（农民）之间的分野，即在农民遵循的“内外有别”的行动伦理框架中，现代乡村建设推动者作为“外来者”，往往提供的是具有“外部性”的改造路径，难以激活农民转变为现代乡村社会建设者的主体自觉。另一方面为乡村建设所具有的社会自为性与国家形塑性的辩证统一。乡村不仅是经济空间与生活空间，还是社会性与国家性相交融的政治社会空间。乡村建设并非是“国家建构力”由外及内“一马平川”的作用过程，而是“国家建构力”不断破除其与乡村既有制度之间的隔阂，在实现地方性嵌入的前提下，逐步转化为乡村社会发展“使动力”的过程。因此，一个政党与国家实现现代化战略转化为乡村社会成员自觉行动的能力成为解密超大型国家现代化何以可能的关键。
（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
历史地看，这一过程贯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现代国家与乡村社会建设的始终。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国家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原理与经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内涵的主要内容。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关注的重点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党中央始终将激活与培育乡村社会主体性、实现乡村社会内生发展作为乡村发展战略有效落实的主抓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发展”与“提低”两手抓的乡村社会建设方略，其中在“提低”方面，党中央开展了以夯牢兜底保障和激发内生动力为要义的脱贫攻坚战略，力图通过脱贫攻坚战略使脱贫人口内生出发展的主动性、能动性与积极性。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9 月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正式全面揭开新发展阶段中以外源性力量介入与内源性力量激活为实践内核的乡村振兴大幕。为进一步突出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行动转化效能，2023年1 月，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印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指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完善农民参与机制，激发农民参与意愿，强化农民参与保障，广泛依靠农民、教育引导农民、组织带动农民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并在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引导农民参与村庄规划、带动农民实施建设、支持农民参与管护、强化农民参与保障等方面提供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行动指南。
（三）当代问题意识的再生产
宏观国家战略如何转化为社会行动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点议题。这一研究领域的显性化得益于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持续积淀及所蕴含的对其进行跨学科理论表征的强烈要求。在此驱动下，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注意到国家建构所具有的社会建设意涵，认为现代国家建构即为国家意志输入乡土社会，使乡土社会重新整合为一体的过程；国家重塑农民性，以使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分散农民能够与现代社会连为一体的过程。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关注到了现代乡村建设所蕴含的国家建构意涵，如强调村庄公共领域与国家规则的关系，以及乡村社会建设中的村民对国家规则的认同等。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不同：政治学者将国家与社会互动置于国家建设和整合的理论框架中，侧重于讨论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国家一体化进程；社会学者则在国家与社会互动框架中聚焦于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及其生成的国家社会化逻辑。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将国家建构对社会的能动性或社会结构对国家战略实施的约束性纳入背景知识，以国家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为研究对象，提出多元联动、关联制造、政策转译、枢纽联动、关系转化等观点。由此形成强国家主导、强社会内生与国家—社会“互嵌”的三种现代化的社会转化进路。二、作为国家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机制的社会动员
（一）现代化、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
在研讨“宏观国家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中，研究者们的共同研究前提是国家战略只有转化为社会行动，而非社会运动，才是有效的；反之亦然。为此，既有研究提供了多元的分析视角，如“复杂政策”“话语转换”“社会认同”“说服行动”“第三领域”“建构关系”等。随着该研究领域的形成与延展，研究者们勾画出国家战略的社会行动转化过程与技术路线图，使得乡村社会动员的解释框架逐渐清晰。这是因为，社会动员即是对现代化发展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过程的理论表征，而上述不同分析视角下凝炼的动员技术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卡梅伦提出的动员过程命题。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社会动员最早由多伊奇提出，用来表征现代化对社会思想和行为产生全面影响的过程。与其相似，亨廷顿也将社会动员视为人的社会、经济与心理信条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由社会动员的学术内涵可知，其得以形成的前提是“外部建构力”生发乡村“内生秩序力”的过程，社会动员以一种能够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与社会秩序为预设，以将这一社会发展目标与社会秩序内植入社会，从而改变社会成员思维、行动与存在方式为主旨。换言之，社会动员即为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其中，国家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的实现载体，往往将现代化发展目标转化为治理目标，通过制定现代化发展方针、政策与战略，并经由国家治理体系向社会传导。按照现代化实践与国家治理相统一的设定，社会动员不仅是现代化作用于社会的过程，还是国家治理的过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与中国不断提升的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这一社会动员议题得到广泛关注。
（二）社会动员的多重分析维度
通过梳理既有研究，笔者将社会动员基本分析维度划分为格局、资源、性质、机制、过程、技术等六个方面。其中，社会动员格局、资源、性质为静态分析维度；社会动员机制、过程、技术为动态分析维度。
社会动员静态分析维度。就社会动员格局而言，随着基层多元治理主体的形成，乡村社会动员需要发现、培育并依靠多种力量，如社会组织、基层社会组织、基层社会精英（能人、乡贤等）、宗族等，而行政力量只是其中一种力量。可以说，构建合理的社会动员格局是实现社会动员目标的结构性保障。就社会动员资源而言，它能够引起动员客体兴奋或反应，使其认同或服从动员目标，并发出参与行为，主要包括政治资源、公共利益、民生保障、经济资源、人情面子等。就社会动员性质而言，按照社会动员资源对动员客体主观支配强度的不同，可划分为硬动员或刚性动员、软动员或柔性动员，以及软硬兼施或刚柔并济动员。
社会动员动态分析维度。就社会动员机制而言，笔者将其归纳为党政动员机制、党政体制向社会延伸型动员机制、党政体制与社会合作型动员机制三种类型。其中，党政动员机制是指通过压力型体制实现动员目标的层层向下传导，强调将实现动员目标作为“政治任务”，以行政指令或委派形式强制实行动员任务，上级政府根据完成情况对下级政府给予某种激励和惩罚。党政动员机制存在于党政体制内部，对于体制外的主体的动员作用有限；党政体制向社会延伸型动员机制意在通过党政体系链条向社会延伸，将社会组织吸纳进入党政体制之中，从而实现党政动员机制向社会延伸。具体方式为，国家通过基层政权建设、基层党建将村两委、党员吸纳到党政体制之中， 从而构建乡村社会动员“第三领域”。村两委与党员的二重身份可以实现代表社会与表达社会的对立统一。党政体制与社会合作型动员机制是外部动员主体将乡村社会行动结构与利益群体，如积极分子、关键群体、德高望重者、经济能人、返乡知识分子、宗族等，作为潜在的动员主体，通过运用有针对性的动员策略，从而与其形成共同动员格局，形成合作动员机制。就社会动员过程而言，它是社会动员目的及其预设的社会秩序内化为社会行为动机的具体路径，即动员外部主体实现社会动员依托的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嵌合、复合的过程。从既有研究看，此种宏观动员过程分析较多，微观动员过程分析不足。就社会动员技术而言，包括事件团结、情感动员（包括日常生活互动、亲情化帮扶行动、送温暖、忆苦思甜、戏剧表演）、情境动员、激励性动员（如树典型）等。三、以基层社会组织为中心的社会动员分析框架
上述社会动员分析维度既构成社会动员类型划分的基本依据，同时还是对不同类型社会动员展开分析的基本框架。因此，将本研究定位其中可以明确其研究起点、研究范畴与解释边界，进而明晰本研究可能产生的理论贡献。具体说来，本文以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为理论前提，基于社会动员的整体性分析思维，以基层社会组织为观察的中心，审视国家、基层社会组织与社会等社会动员结构及其特征、功能，以及生成的社会动员机制，进而提出乡村社会动员四种类型。
（一）基层社会组织主体性的国家性、社会性与服务性三大维度
之所以以基层社会组织为观察中心，是因为随着我国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不断发育与基于结构性需要的培育，乡村社会动员主体格局呈现多元化特征，其中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村委不断受到关注与重视，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乡村社会行动中起到重要作用。提升村委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成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一项重要议题。而考察基层社会组织能力的基本方面是基层社会组织是否具有主体性及其强弱，这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社会行动转化，亦即乡村振兴社会动员产生重要影响。之所以强调基层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其一源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地方性情境的复杂性与乡村振兴战略地方性社会转化的客观要求的双重驱动。宏观发展战略要实现复杂地方性情境下的有效转译与社会化转化，离不开具有主体性，能够在该情境中生成能动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其二源于对中国宏观战略与政策有效实施的地方性经验的反思与总结。通过比较分析可知，凡是能够将政策意图有效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基层社会组织都具有主体性强的典型特征；其三源于主体性、能动性与积极性关联的理论假设，即主体性为能动性与积极性生成的前提。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基层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国家性、社会性与服务性的三重性，笔者将其主体性划分为国家性、社会性与服务性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决定了基层社会组织主体性的基本立场。然而，从学界既有的讨论可知，既有研究往往对基层社会组织的属性做出国家性与社会性的二元划分。随着服务型政府改革浪潮席卷全球，由基层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国家性延伸出服务属性。同时，社会力量的发育与释放也要求基层社会组织生出服务属性。因此，笔者在基层社会组织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属性的基础上，补充服务属性。基层社会组织同时具备三种属性。在具体工作中，这三种属性往往交织在一起。然而，由于受基层社会组织所处的地方性情境的影响，基层社会组织主体性的显性维度有所不同，如有的呈现出强国家性，有的呈现出强社会性，还有的呈现出强服务性。对基层社会组织主体性进行上述结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阐释强基层社会组织的内涵与地域特色。具体说来，国家性维度突出基层社会组织所承载的国家治理使命与功能；社会性维度是指基层社会组织能够运用、活化和扩展其自身掌握的社会关系资源，发挥能动作用，实现上级任务指令的因地制宜化落实；服务性维度是指基层社会组织主要为激活社会力量、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
（二）乡村社会动员机制的横断面与纵断面解析
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强国家为社会动员的结构性前提，根据基层社会组织主体性显现维度的不同，以及乡村社会资本情况，将乡村社会动员机制划分为强国家、强社会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弱社会；强国家、强服务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强社会；强国家、强国家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弱社会四种类型。与既有研究在讨论国家社会关系时采用的政府与社会的强弱四分法不同，本文引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领域”及其主体性维度，形成强国家下基层社会组织与社会的四分法，可能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性社会行动转化更具有理论解释力。之所以做出“强国家”的理论设定，或者说以“强国家”为背景，是因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与治理能力不断提升，遵循人民至上的中国政府加大力度促进社会发展，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发展战略与政策举措，持续推进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因此，与传统的“强国家”所强调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不同，本文中的“强国家”是指具有强大的资源调动、整合能力，运用政治与行政力量保障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国家。
同时，本文引入时间维度，对社会动员的国家、基层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格局进行动态分析，提出每一种社会动员格局形成的动力机制。为此，本文选取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大集镇丁楼村、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马场村、浙江省青田县温溪片区吴坑乡大仁村、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石门乡荣合村等四地。基于上述四地乡村社会动员格局的形成过程，进一步提出国家、基层社会组织与社会三级社会动员主体关系格局形成的动态过程，即由基层社会组织向上下，由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联合向下，由政府和社会向中间，由政府向中间和向下等。四、乡村社会动员的四种类型探析
（一）强国家、强社会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强社会型
在这类乡村社会动员中，政府、基层社会组织与社会均为实体性结构，在乡村振兴的整体框架中分别发挥重要作用，且彼此协同，相互增促。为详细阐释该类型，本文选取了山东省曹县大集镇丁楼村。该村是曹县汉服产业发展的肇始地。从社会动员机制的横切面上看，丁楼村的社会动员格局具有典型的强国家、强社会性基层社会组织、强社会的特点。
从社会动员机制的纵切面，亦即在其时间累积中形成的主体关系变动轨迹上看，丁楼村社会动员机制呈现出鲜明的由村两委向上下延展的发展路径。主体性强的村两委是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发动机，是这一乡村社会动员格局形成的推动者。换言之，丁楼村的社会动员机制是以基层社会组织为中心，随着基层社会组织的上下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之所以说丁楼村两委的主体性强，是因为以村党支部书记为代表的“村两委”主动谋求村经济发展方向与道路。在调研中，笔者发现丁楼村及其所在的大集镇的其他村庄的村两委都能紧密结合国家不同时期中的发展战略，积极寻求自身发展机遇，并根据国家发展趋势不断转变发展思路。这种“村两委”对国家发展战略变化所可能带来的发展机遇的敏感度，根据国家发展战略迅速调整自身发展规划的行动力，在丁楼村和大集镇的其他村庄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大集镇的经济发展历程浓缩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史。
与大集镇的其他村庄不同，丁楼村抓住的是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机遇。2009年丁楼村党支部书记干起了制作影楼服装的生意。不久，随着淘宝网的发展，他开始在网上销售服装，开起了网店。与此同时，村里的其他人也开始做起了电商生意。电商销售试水成功后，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两委发动与支持越来越多的村民从事影楼、演出服的制作与销售工作，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丁楼村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地方和基层政府的高度重视，政策资源不断下沉到丁楼村。不到5年的时间，丁楼村成为全国首批、山东首个“淘宝村”。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丁楼村等淘宝村的支持力度，并与村两委和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共同商讨未来发展规划，形成强政府、强村两委、强社会型的乡村振兴社会动员格局。
（二）强国家、强社会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弱社会型
在此类乡村社会动员机制中，地方政府发挥扶持作用，基层社会组织主动作为，乡村社会因自然、社会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或后天缺陷而处于被带动、被组织、被激活的状态。该社会动员机制类型提炼于以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马场村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动员实践。
此类社会动员机制的横切面结构为强地方政府、强社会性的村两委、弱社会。强地方政府源于国家全面推行乡村振兴战略而给地方政府提出的实现乡村发展的任务要求。在此工作导向与行政体制激励下，地方政府将推动乡村发展作为主要工作内容；强社会性的村两委源于“能人”治村。村党支部书记具有较强的治村的主观能动性，围绕村庄发展的基本和主要的民生问题，密切关注国家促进乡村发展政策，充分发挥上下联动功能，积极主动争取政策支持，运用掌握的社会关系资源，带动村庄经济社会发展；弱社会是因为与东北其他乡村一样，马场村的劳动力流失问题较为突出，乡村空壳化、老龄化问题严重，支撑地方经济发展人才资本不足。
从此种社会动员机制的纵切面上看，呈现出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扶持与村两委主动作为的联合发力，从而带动乡村社会整体发展的演进路径。强地方政府、强社会性的村两委与弱社会的社会动员机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三者构成的社会动员机制内部充满矛盾运动，经历了如下三个矛盾运动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基层社会组织激活国家政策的社会动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在由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构成的社会动员联合发力体中，基层社会组织居于主要地位。这一阶段中的国家与社会特征为：国家政策的被动扶持，即国家出台的相关乡村扶持政策需要经过政策信息对称化与政策信息行动化，才能转化为发挥实际效能的政策；乡村社会的被动参与，即当时村民并不了解何为合作社，以及参与合作社的益处。具体说来，在党的十八大以前，马场村两委在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后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的推动下，基于马场村经济发展的自然禀赋，利用2008 年国家对农村农业机械化的扶持政策，宣传与动员村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购置大型农田作业机械，使得马场村率先实现农业机械化，2010年他发动村民成立了农资经销超市；同时链接社会资源，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经由这一阶段，马场村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得到重组，为后来的社会动员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二个阶段为国家政策推动基层社会组织制度化发展的社会动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大力推动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建设。党的十八大之后，马场村建立起了“1+3+X”治理体系，即1 个基层党支部+屯委会主任、综治协管员、妇女计生委员3 名实职委员+由若干名有威望并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党员、种养大户和合作社负责人组成的X。在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前提下，村两委动员组织村民成立农村电商创业园，帮助村民融入互联网经济，打通农产品互联网销售渠道。
第三个阶段为以进一步激活乡村内生发展主体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动员阶段。在此阶段中，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继续联合发力，通过建设村庄基础设施、公共娱乐设施、村庄公共活动场所，组织村民开展教育、文化、娱乐、宣传活动。通过丰富村庄经济、社会与文化内涵，满足村民多元需求，将越来越多的村民吸纳进来，促进村民形成村庄归属感、乡村生活认同感、满足感与幸福感，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向乡村社会的全面转化。
（三）强国家、强服务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强社会型
在此类乡村社会动员机制中，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性的社会资源丰富且能动性强，基层社会组织的国家性与社会性相对较弱，而服务性相对突出。该社会动员机制类型提炼于以浙江省青田县温溪片区吴坑乡大仁村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动员实践。
此类社会动员机制的横切面结构为，强地方政府、强服务性的村两委、强社会。强地方政府源于浙江省作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积极缩小省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提高以丽水市为代表的浙江省26 个山区县的经济社会共享水平成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点之一。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地域均衡发展，浙江省打破地域行政管理的常规体制，于2023 年4 月成立青田县温溪片区组团发展管理委员会，推进“一镇三乡”片区组团发展。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持续加大介入大仁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基层社会组织的国家性与社会性相对较弱，是因为受到大仁村特定地方性情境的影响。“一镇三乡”的体制加大了基层政府对村级事务的介入力度，同时强大的乡村社会资本也往往挤占村委社会职能。与前文案例中的丁楼村和马场村进行比较，如果说丁楼村与马场村的村两委主要扮演社会动员中具体行动者的角色，那么大仁村的村两委则主要扮演动员社会的服务者角色，如联系村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能人支持村里公共事业发展，同时做好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强社会源于吴坑乡大仁村丰富的侨胞资源和社会资源。浙江青田县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大仁村侨胞资源丰富。此外，从大仁村走出了中国很多富豪。这些人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也保有对家乡深深的眷恋，成为大仁村重要的乡贤资源。目前，大仁村有乡贤11 人，分布在浙江、云南、江苏、四川、广东、河南、甘肃等地，成为支持大仁村建设的重要资源。
从社会动员机制的纵切面上看，大仁村的社会动员机制经历了从社会自发动员到政府与社会共同作用，推动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再到形成三者有效互动的平衡机制的过程。由前文介绍可知，大仁村具有典型的民富村穷、民强村弱的特征。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一样，大仁村的空心化、老龄化问题突出。但是，留居在外的从大仁村走出的部分90后，80后都对大仁村保有不同程度的眷恋，对村庄还有较深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在村里建功德碑激励了一些留居在外的大仁村人投资乡村公共事业。因此，这一阶段中的乡村社会动员虽有发展，但是具有碎片化与不确定性等特征。随着浙江省高质量实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进程的推进，地方政府不断加强村两委建设，伴随“一镇三乡”片区组团发展新格局的建立，大仁村两委组织体系不断健全，职责不断明确。同时，基层政府高度重视激活大仁村的社会资源，提高其参与乡村发展程度，从而强化基层社会组织的服务性功能。伴随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的不断健全，为加强侨胞与留出人才后代对乡村的情感连接，村两委组织建设村史馆、定期举行促进大仁村人归乡的活动。
（四）强国家、强国家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弱社会型
在此类乡村社会动员机制中，国家高度重视乡村的整体性发展，基层社会组织的国家性显著，乡村发展的地方性社会资源相对较弱。该社会动员机制类型提炼于以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荣合村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动员实践。
从该社会动员机制的横切面上看，强国家在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威宁县隶属于毕节市，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前曾是国家级贫困县，是典型的山区贫困县。这里生态环境好，但是高山林立给道路交通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提出严峻挑战。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起，贵州省毕节市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毕节试验区建立，着力解决毕节地区的贫困与生态建设问题。由此，威宁县及其下的荣和村得到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支持，国家力量成为推进威宁县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公路、大桥、隧道、电网、火车运输、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全面、快速建立，改变了制约威宁县发展的公共环境，改写了威宁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环境基因；强国家性的基层社会组织具体体现为优中选优的大学生村官驻村，以及基层干部下沉到乡村担任第一书记。这里的强国家性并非是与社会性相对立，而是基层社会组织主体性的能量来源于国家。国家性强的基层社会组织同样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外来干部，即便是本地出生的人再回到这里任职，都需要经历地方性嵌入的过程，即熟悉当地人思维与习惯，用当地人接纳的方式拉近关系，获得信任，成为他们的“自己人”。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很多贵州省其他地方出生的人在这里任职都被当地人视为“外人”，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他们开展工作的必要环节；弱社会是指由于威宁县为多个民族聚居区，荣合村有汉族、苗族、彝族、回族等。受历史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的影响，部分民族对现代化的生活与发展方式的理解与接纳程度不同。
从该社会动员机制的纵切面上看，自毕节试验区建立起，荣合村就已经形成强国家、强国家性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动员机制。其内部动员力的作用轨迹为由国家向下作用于基层社会组织与社会。伴随国家贫困治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等宏大发展战略的演进，基层政府作用力度加大与社会发育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蕴含的动员力开始形成，即社会不断发育，社会现代化建设成效不断显现，乡村社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对总体社会动员机制产生积极影响。纵观这一社会动员机制的演进历程，国家动员力量持续加大，国家财政支持与公共资源投放力度不断提高，彻底改变了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现代化的生活环境逐渐地使这里的人内生出现代化意识，以及追求现代化意义框架中的美好生活的动力。同时，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市场与社会资源的投放，逐渐培育出内生发展主体。五、小结
本文聚焦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社会动员机制，参照既有研究的分析框架，尝试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推进。其一，构建国家、基层社会组织（村两委）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并以基层社会组织为观察的中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战略与政策在作用于社会的过程中，基层社会组织发挥转译与制宜化的作用。其二，划分基层社会组织的三重维度，在既有的国家性与社会性维度之外补充服务性维度，并在强国家的前提下，依据基层社会组织凸显维度的不同，以及社会资本的强弱，对乡村社会动员机制做出静态分析，将其划分为强国家、强社会性基层社会组织、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性基层社会组织、弱社会；强国家、强服务性基层社会组织、强社会；强国家、强国家性基层社会组织、弱社会四种类型。在此说明的是，之所以未分析弱国家性、社会性与服务性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因为经过长期的基层社会组织建设与能力提升，基层社会组织的国家性、社会性与服务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此外，之所以没有分析强服务性基层社会组织与弱社会，以及强国家性基层社会组织与强社会的类型，是因为这两种类型是对称性话语表达的产物，不符合社会动员实践逻辑。在强国家的作用下，要实现对弱社会的有效动员，一定离不开强国家性或强社会性的基层社会组织；而在强社会的情境下，较强的社会力量必然使得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性与服务性突出，从而使得国家性相对弱化。因此，这两种类型在实践中难以存在。其三，对乡村社会动员机制进行动态分析，阐述其形成的历史路径，尝试揭示趋于稳定的社会动员结构内部可能蕴含的张力及其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内生主体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ASH008）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排版：靳品侠
复核：王文娟
终审：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