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雪：民国时期山东留学生与地方教育发展关系论述
【引用本文】马晓雪：民国时期山东留学生与地方教育发展关系论述[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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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以降，随着列强侵略的日益加剧，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在此背景下，中国教育也开始了由传统迈向现代、由封闭趋向开放的现代化转型进程，留学生作为教育转型的主体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山东的留学教育始于1901年，一批批山东留学生前赴后继，远赴异域他国求取新知，归国后以智力效力于家乡，对山东教育、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山东历经外国侵略的过程中，他们深切地体悟到救亡的根本在于教育，更是积极地寻求爱国救亡与教育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关键词
民国时期；留学生；何思源；杨振声；山东教育
自清末开始，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与交流先进文化知识，至民国期间，留学生的规模和社会作用不断扩大。山东省地处京畿与东部沿海地区，留学生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他们大多数归国后活跃于山东社会各个领域，助力了山东地区的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目前，关于归国留学生对山东区域教育方面的作用，论著不多，笔者现利用所收集的资料及相关论著，探析民国时期归国留学生在山东各级教育领域的历史作用。
一、山东留学生教育概况
山东的留学生教育，以辛亥革命为界，清末至辛亥革命以前以留学日本为主，辛亥革命之后以留学欧美为主。前后两个时期因政治制度、社会思潮的变迁，留学生教育在产生的方式上表现出不同的途径，对后来教育发展的格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1912年之前山东的留学生
清末山东留学生的流向以日本为主。其中，公费留学首先是以军事生派遣的形式进行的。1902年，“山东首次派遣张树元、曲同丰等10人，作为北洋官费生赴日成诚学校学习陆军”，正式拉开了山东公费留日的序幕。1903年，山东又选送学生55 名赴日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师范生分为速成班和长期班2 种，速成班计取40 人，半年至一年毕业，长期班计取15 人，三年毕业，“因当时乡间风气闭塞，家庭能允许拔考，已属不易，如出国三年不归，多视为畏途，故长期生特少”。省级派遣之外，一些县也开始选派留学生，如清平县选送了张惊泉、任瑞轩、初士英、盛际光、房金锜、殷广基、刘祥履7人赴日留学。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为培养师资，再次选派了12人留日学习。
1904年7 月，为满足对实业人才的需求，山东商务局选派了20 名学生赴日学习农学。同年12月，山东农工商局又向日本派遣24 人，其中“学工者九，学商者五，学农者十”，“卒业后复回鲁省分充农工商教习”。1905年，因新政需材孔亟，山东巡抚杨士骧又选派学生40 人赴日学习铁路、矿务、工商、医术等实业学科。
除官费留学外，山东的自费留学也得以逐步发展，据《东方杂志》记载：
1905年6月：鲁省王君志勋自留学日本回省后，招集同志二十余人偕行东渡，计济南五人、曹州六人、东昌七人、莱州二人、青州五人。
1905年9 月：福山姜君宗汉，研究种植有年，曾试栽果木二十亩，每岁能致千金，近复联约同志十二人自备资斧前往日本。
1905年11月：泰邑湛培祺、张克仁、郑玉成、张百泉诸君均自备经费前赴日本游学；栖霞谢鸿齐幼入耶教，既悟其非，立即出教东游。
至1906年，全国出现留日高潮，与全国形势相适应，山东的留日生数量也达到最高值。《学部官报》数据显示，截至该年6月份，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为5418人，其中山东留学生为240人。1907年以后随着国内普通教育的日渐普及，尤其是清政府对留日政策的调整和限制，山东留日的热潮开始消退，留日学生的规模骤减。
据统计，在清末10 余年的时间里，山东见于记载的留日学生有500 余人，若考虑到漏记等因素，总数大约为600 人。留日学生人数虽然较多，但多为速成科，学业质量不高。有鉴于此，1909年，山东巡抚袁树勋上奏清政府，主张多派遣学生赴欧美留学。奏折称：“所派留学日本学生前后不下百余人，岁费巨金，以遣派之初程度过浅，补习需时。又多狃于家贫路近，或浅尝辄止，或见异思迁，故时阅数年，成就者迄鲜。于此，欲图补救，为山东学务前途计，自非妙选高材生径赴欧美，一志习专门不可。”
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百般鼓励，但与留学日本汹涌澎湃之潮相比，留学欧美仍如涓涓细流，规模较小。据不完全统计：自甲午战争之后至1909年庚款留美之前，全国计留美学生共289 人，其中山东籍留美生尚不足10人。庚款留美启动后，情况逐渐好转。同时期的留欧生也相当少。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从各学堂选派10 名学生赴奥留学。1909年，山东巡抚袁树勋再次选派10 名学生，分赴美国（3人）、德国（3人）、法国（4人）留学。而清末十余年间山东留欧学生也只是保持在20人左右的规模。
（二）民国年间山东的留学生
民国初年，再次掀起了留日热潮。日本学者松本龟次郎如此记载：“1913年至1914年间，留学生人数颇多，最少也有五六千人，仅次于日俄战争前后的最盛时期。”当时很大一部分留学生是因参与辛亥革命有功，以“稽勋留学生”名誉被派遣，“凡属南方孙文、黄兴诸氏部下著有功绩者之子女，多以论功受赏之意，派至日本。”山东亦是如此。据王近信回忆：辛亥革命后，王鸿一任提学使，“凡实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学生，以官费派了很多人赴日留学，以资深造”。除此之外，官费派遣也是留日的主要途径。据研究者估计，此时期山东留日生约占全国总留日人数的5%左右，每年大约有数十人的规模。详情见表1。表1 1913—1915年山东官派留日学生一览表（单位：人）
除进行留日生派遣外，政府继续保持着庚款生的派遣，具体做法是：教育部负责将名额分配给各省，各省选送留学生，并承担留学费用。留学生的选送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原则，先由各省举行第一次考试，录取人数一般多于留学名额的1/3，录取后的学生再赴教育部进行第二次考试，如有缺额情况，各省可于当年或以后数年内补送。据资料记载，1914 至1915年山东派遣了留美生6 名。1917年，蔡如毅、钟秀山、徐彦之作为山东省派留学生赴美。
五四运动之后，因日本对山东的侵占而使山东成为抗战的最前沿，为寻求救亡之真理，广大山东籍学生“出国求真知”之心日趋强烈，因此掀起了一个留学小高潮，仅北京大学山东籍的学生考取公费留学的就有傅斯年、何思源、赵太侔、杨振声四人。其中傅斯年赴英，入伦敦大学，其余几人均赴美。据何思源回忆：
五四运动后大家都愿出洋求学，尤愿往美国求学，因为美国是实验主义学者的大本营。在五四运动前数月我已经有许多老师朋友的赞助出资帮助我出洋赴美求学……七月间山东考官费留洋，我幸而考中，于是改自费为官费。八月二十八日同王子愚、张德如同船赴美。
当时在美留学生极多，杨振声致胡适信中写道：
声于去冬十二月十日抵牛约城，于今春入哥校学心理学。同来冯友兰君入哥校学哲学，何思源君在比洛易学哲学。全美中国学生甚多，约千五百人以上……
当留美教育勃兴之际，留欧学生也有很大增长，人数甚至超过了留美学生，主要得力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蓬勃发展。这场运动涉及全国19 个省市，大批贫寒子弟纷纷收拾行装，踏上赴法求学之路。从1919年3 月至1920年底前后，中国先后有17 批1600 余人赴法半工半读。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留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山东邱县的唐溍留学法国，“半工半读，昼夜不倦，终能毕业于巴黎里耳大学化学院，其求学之艰苦，毅力之坚决，实令人钦佩”，归国后充山东省立第一职业学校化学科主任。然而留法勤工俭学对山东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在当时的1600余赴法学生中，山东只有14人，人数显得过于单薄。
一战结束后，山东出现了留欧热，流入国主要是一战中战败的德国。德国战败，马克汇价低落，留德生活便宜，所以，战后几年间赴德留学者络绎不绝。据统计，仅1922年赴德官费生即达88人。据何思源回忆：“进入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生的一个重要转向是向德国流动。当时因一战战败，德国马克贬值，物价低廉，对于留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可见，山东留学生去向与全国留学潮趋于一致。
1928年，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北伐胜利后，山东省政府改组，任命何思源为山东教育厅厅长，欧美留学生掌控了山东教育大权，他们同心协力，大力地发展留学教育。1929年，全国派遣留美公费生27 人，其中山东即有9 人，占到全国名额1/3。1931年，山东派遣了8 名公费生留美，此外尚有5名自费生。1932年派遣留美公费生1 人，自费生3 人。1933年，山东又有“公费生李泰华、王世铨、牟乃祚等三名，补助费生房兆楹、李世英、杨其昌等三名”，送部核定之后赴美留学。当时，欧洲各国纷纷退还庚款，用其资助留学教育事业，使得留欧学生人数也渐渐多了起来。与之相反，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人民尤其是山东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导致了山东留日热潮开始衰退。据留日学生监督处统计，1929年留日学生总数为2635 人，其中山东留学生仅46 人，在全国24 省份中排名16，远远低于北洋政府时期第8 名的位次，也低于清末13 名的位次。1931年全年山东无一公费留日生，自费留学生也只有5人；1932年公费留日生山东为零，自费留学生也跌至3人。
总的来说，鉴于近代以来中国饱受侵略、陷入“瓜分豆剖”绝境之现实，山东一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强国之梦负笈海外，努力求学。他们大都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己任，归国后，怀揣学术报国的赤子之心，投身教育，发展教育。二、留学生与山东教育的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后，政体革新，在革命党人眼中“破坏已完，建设伊始”，作为“国家富强根本”的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群体担负起“春风化雨，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致力于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加速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一）专业教育向高等教育演进
民国肇始，在新的教育改革形势下，为满足地方社会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山东在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的努力下，先后建成六大专门学校。
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创办最早，其前身是清末的山东官立法政学堂和山东官立法律学堂。学校首任校长孙松龄，1906年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其后相继继任者庄陔兰、丁惟汾、陈藻也均为留日生，在他们的领导下，学校一扫清末的腐朽之气，学风浓郁，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法政人才。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建于1912年，其前身为山东高等农业学堂，首任校长为张岩南。张岩南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鉴于日本农校课程设置精良，努力借鉴，使得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许多课程内容在当时国内尚属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因办学成绩优良，1914年2月荣获总统颁发的七等嘉禾奖章。该校成立10余年间广育英才，至1926年并入省立山东大学之前，共计培养学生1500余人。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建成于1913年，其前身为济南中等工业学校及青州府高密中等工业学校。首任校长为许衍灼，山东日照人，1905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资格，先入东京预备学校，1908年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专业学习。在留日生许衍灼的领导下，此校对学生教育极为严格，教师态度认真，业务水平很高，1917年教育部视察报告书中对该校的教育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报告说：“校长为人诚笃，处理校务尚属认真。教员多系国内外工业专门以上学校毕业之士，资格尚无不合。历观朱教员讲授组织，王教员讲授制图，钮教员讲授解析几何、立体几何，黄教员讲图案，均极详明，学生亦能悉心听受，秩序井然。其讲义除数学外，均系各教员自行编辑，各项实习由场长督率指导，尚见精神。”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是民国成立后新建的商业院校，由留日生叶春墀创办。该校办学力求满足社会商事需求，先后设立过专门科、研究科、甲种商业讲习科、商业专修科和商人补习班五种学科。教育部在对该校的视察报告中对于叶春墀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报告指出：“校址校舍，以及一切设备均不完全。然办事精神，曾不稍减，学生成绩，亦尚可观，未始非该校长实心任事有以致之。”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前身是1915年成立的山东省立医学传习所，1916年改名为山东省立医学校，1920年才正式命名为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孙柳溪、舒桂堂、马冀良先后出任校长，学校师资雄厚，“教员及重要职员的出身，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少数是北京医学专门毕业”，设备完善，学生学习亦刻苦，在存续的12年间为山东培养了数百名社会急需的医护人员。1920年成立的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由1918年设立的山东矿业传习所改建而成，其学校宗旨为“养成矿业专门人才”。在科类设置方面，本科、预科、预科补习班及讲习科等先后设立。上述六大专门学校课程均为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教师多为日本留学生，学制一般为三年，医学四年，十余年共毕业学生4000 余人。在山东大学的发展史上，这六所专门学校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1926年，主政山东的张宗昌将六大专门学校合并为省立山东大学，山东教育饱受摧残。1928年，国民党政府第二次北伐，推翻了以张宗昌为代表的北洋政府在山东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山东省政府，任命何思源①为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上任不久，即为重建山东大学而努力，聘请蔡元培为筹建委员会主任，聘请傅斯年、杨振声等为筹备委员，利用接收的山东大学校产，筹建了新的国立青岛大学，留美生杨振声出任首任校长，对国立青岛大学进行了改革和建设。鉴于图书对学生的重要性，国立青岛大学甫经成立，杨振声即投入5万余元购买书籍，“新购西文书籍，价值四万余元，中文书籍一万余元，中外杂志报章，多至百余种”。据杜光埙回忆说：“图书方面，关于莎士比亚书籍收藏之完整，西洋定期刊物如英国之Contemporary Review，Fortnighty，Nineteenth Century，美国之Current History，Foreign Africa 之补购整套杂志，在其他大学也是不多得的。”同时购置了教学所需的各种仪器，经过数年的积累，“化学系关于药物化学之设备，生物系关于海洋水产之设备，均为国内大学所少有”。在师资方面，杨振声效法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聘名师，如赵太侔、杜光埙、邓初、黄际遇、梁实秋等一批具有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被延聘于国立青岛大学，据相关资料记载，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初期，学校教师具有留学身份者37 人，占教师总人数的53.6%。国立青岛大学环境优美、名师云集，吸引了众多的莘莘学子，学生们刻苦勤奋，学风朴实、严谨，少浮华之气，为山东乃至中国培养出一大批栋梁之才。
（二）师范教育的规模化发展
1912年7月，教育部召开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划分高等师范学区案”，将全国划分为6个高等师范区，山东属于北京师范区，按照规定，原有的山东高等师范存续4年之后遂告结束。遵照会议精神，山东开始着力发展中等师范教育。师范学校在清代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原来的14所师范学校最终合并为6所，详情见表2。表2 民国初年山东师范学校调整情况一览表1917年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合并，称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又改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这样，山东具有五所师范学校，“一在济南，一在曲阜，一在聊城，一在益都，各处相距，形成三角，均不过二三百里，故省之极东极北，及东南并西南各地求学士子，以路远费巨，无力就学师范，因而向隅者，所在皆是”。因此，1928年，何思源出任教育厅厅长之后，又在菏泽建省立第五师范，生员方面男女兼收，至此，“山东境内拥有了六所师范学校，位于济南的省立第一师范、位于曲阜的省立第二师范、位于聊城的省立第三师范、位于益都的省立第四师范、位于菏泽的省立第五师范，加上位于济南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六所师范学校里学生共有2550人。”
在何思源的领导和规划下，截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山东省又先后建成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所，省立简易师范学校9所，县立乡村师范学校19所，数县联立的乡村师范学校4所，县立师范讲习所40余所以及8个乡村师范学校，山东师范教育初具规模，尤其是山东乡村师范的发展，不仅承担着培养乡村教师的使命，同时也担负着扩充补习教育，使失学的成年人读书识字的使命，进而达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村落后状况的目的。
（三）中等教育的推进
民国初年，山东教育行政相继由王鸿一、雷光宇等留日生主持。这一时期，山东中学不断合并重组，截至1925年，全省共设立省立中学12 所，道立中学1 所、县立中学23 所和私立中学30 所。其中以留日生王鸿一、丛禾生领导并任教的省立六中最为著名，始终是山东省中学中的翘楚，师资雄厚，学生质量高。何思源在《山东省立六中一览》序中写道：“长江以北能与之（指省立六中）相颉颃的学校，只有保定的育德中学、北京的师大附中。以学校为单位，每年每次升学人数与考取人数之比率，在长江以北各中学中，我们的学校占第一位。”这段史料既是对北京政府时期山东中等教育发展的诠释，也为留学生在教育领域的贡献做了最好的注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山东中等教育布局和结构再次调整，至1931年，山东共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高、初级并设之完全中学4所，初级中学10所，县立中学21所，中学生共7457人。虽然此时期山东中等学校中留学生已经是凤毛麟角，但因依托于以何思源为首的“留学班子”教育厅的规划和指导，中等教育发展更有长足进步，学校的布局也趋合理。三、民国山东教育发展的特点
季羡林如此评价留学生：“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可以说，近代以来，一批批留学生前赴后继，远赴异域他国求学新知，以智力效力于祖国，在寻求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留学生可谓是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先。这一时期留学生对于山东教育的功绩和教育所彰显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留学生主政山东教育
留学教育造就了一大批教育人才，他们或执教育行政之牛耳，或亲执教鞭，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对高等教育发展贡献尤其巨大。著名教育家舒新城曾说：“高等教育界之人员亦十分之九以上为留学生……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一非留学生。”据统计，1931年，全国公私立大学79 所中，留学出身的校长人数计有65 人之多，专科学校29 所中留学出身的校长也占到19人。全国如此，山东更是典型，留学生归国后，多数成为教育领域的专家，他们推动山东教育的转型和迅速发展。具体时段可划分为：五四之前为留日生主导时期，山东教育行政相继由王鸿一、雷光宇等留日生主持。六大专门学校的校长几乎全为留日生，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更是为留日生叶春墀创办。留日生除任职教育行政长官和校长外，任教教师也多为留日生。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 位教师中，留日生占到5 人；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16 位教师中，留日生占到6 人；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教员及重要职员的出身，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少数是北京医学专门毕业”。可以说，六大专门学校是留日生麕集的地方。除高校外，许多师范、中小学校长也多由留日生担任，留日生丛禾生长期担任省立六中校长一职，留日生于明信长期担任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其他如私立的山左公学、正谊中学等也均为留日生创办。
五四之后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教育行政基本上转变为留美生的“一言堂”。从1928年起，何思源担任教育厅厅长长达14年，在包括何思源在内的9名教育厅主要官员中，留学生占了8人，其中又以留美生居多，有6人，留英、留日各1人，因此当时人们称教育厅为“留学班子”。他们通过制定教育政策、教育法规等，对各级学校施加影响。虽然在师范学校、中小学校中留学生已经屈指可数，但留学生的影响始终存在着。当时学校的调整、改组、教育方针的制定基本上都是遵照《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教育行政纲要》执行的，而这个《纲要》则是何思源和他的“留学班子”成员亲自拟定的。作为全省的最高学府国立青岛大学不仅在行政上接受以何思源为首的教育厅的领导，先后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赵太侔也均为留美生，此外，学校行政领导、教师主体也均是学贯中西的留学生。据相关资料显示，国立青岛大学“所聘之教授，均为国内学术界造诣甚深之学者”，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由留美生闻一多担任，外文系主任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梁实秋，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为黄际遇，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为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的黄敬思，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曾省担任生物系主任，化学系主任由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汤腾汉担任，此外还有杜光埙、张煦、傅鹰等一大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师资之强令各大学瞩目。以1933年为例，国立青岛大学69名教师中，37人是留欧美生，他们为山东教育的转型、创新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创新教育举措，促使教育迅速发展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始终是教育界同仁最为关注的。1925年之前，在留日生的主导下，山东先后建立了六所专门学校。其中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承担了为全省培养法政人才的使命，办学15年间，政治经济和法律本科各毕业13 班，毕业生400 余人，其他学科毕业9 班，毕业生人数逾900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服务于地方各县，出任县知事、法院推事、检察官、监狱官或行政机关职员者十居其九，构成了民国初年山东地方政府基层干部的主体。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以“养成农业专门人才”为教育宗旨，师资雄厚，设备齐全。金陵大学参观团曾对该校如此描述：“学生有二百多人，分为农、林、蚕三科，共有八班，农科、蚕科各三班，林科二班。蚕科学生实验的地方，有桑园、饲蚕室、烘茧室、缫丝室等；农科有梨树园、苹果园、蔬菜、花卉、稻、麦等实验室，其中梨树……大半都是来自日本；林科学生实验的地方，有苗圃、林木标本园两处。”1928年之后，国立青岛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更上一层楼，学校管理严格，注重对学生的培养，学生也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很多学生在求学期间就取得瞩目的成绩。如化学系学生郭质良撰写的《山东酒曲之研究》一文，荣获1936年“中华全国教育基金会”特等科学奖；生物系的学生在研究中发现新的海洋物种——命名为“杨振声蟹”和“曾省氏鱼”，轰动海内外。
“教育下手之第一著，莫急于先起师范学校”。山东的师范教育也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山东高等师范学校与当时北京、南京、武汉三地高师并称为全国四大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鞠思敏是民初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终生献身教育事业，他虽然没有留过学，但思想开明，治校民主，在任期间大力延聘留学生任教，“骨干教师多是留日、留欧、留美的高材生”，因学校风气开放，师资优越，在全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长、留日生孔祥桐的努力下发展迅速，“先后养成之师范人才以千计”，且生源质量高，深受社会欢迎，“各县小学之选聘教员者，一言第二师校毕业生诹庆得人”。
中学以省立六中最为出名。留日归国的丛禾生在担任六中校长期间，治校严谨，学生的升学率很高，据对省立六中1919年毕业生统计，“第六班毕业生26 人，升入大学者13 人，进入北京大学者8 人。第七班学生30 人，考入大学者20 人，升入北大者10 人。”后来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王近信、杜光埙，水利专家张含英、历史学家何兹全、画家何方华等均为毕业于六中的知名校友。
（三）教育与爱国、救亡密切结合
自清末开始，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扰和掠夺日益严重，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压迫的反动面目更加彰显，山东地区是帝国主义列强侵扰和掠夺的重点地区，又是清政府严密控制的京畿重镇。自留学运动兴起，山东籍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具有新思想和救亡图存志向的青年人，他们在留学过程中初步学习了各国先进的文化知识和治国救世的思想，成长为以医国救世为主要倾向的知识分子，有的走向革命救国的道路，追随孙中山等革命领袖，成为山东地区革命党领袖人物，以王鸿一、丁维芬、徐镜心等为代表。辛亥革命前，他们一面领导革命，一面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倡导教育救国之路。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归国留学生或从事教育，或从事实业，绝大多数成为救亡图存的骨干分子，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培养了更多的新式人才，留学别国，求取新知，以何思源、傅斯年、杨振声等，他们成为民国时期爱国救亡的主要代表人物。
民国以来，中国教育界的爱国运动主要体现为抗日救亡。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山东教育界爱国反日的第一次高峰。济南当时中学以上学校全部参加，地方各校紧随其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反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山东知识界（包括学生和教师），尤其是留学生教师群体始终站在最前列，他们坚持时间最长、斗争信念最坚决。他们那种“失青岛，毋宁死”“宁为强鬼，不为弱民”的气概，以及那种团结一致、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为后人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1928年5月3日，随着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以留学生为主导的广大知识分子，带领师生、各界群众用自身的方式表达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民族魂。山东教育厅、国立青岛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乃至外国教会控制的齐鲁大学无不进行着反日救国的教育、动员和斗争。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始终把反日爱国教育当作自己的使命，广泛宣传，尽力灌输，始终坚持，从不松懈，在山东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五三”惨案一周年之际，何思源撰写了《“五三”惨案给我们的教训》一文，将这一惨案视为“唤醒我们的警钟”“刺股之锥”“苦口之胆”，对于“五三”惨案，中国人“不能忘却这种奇耻大辱”。为了鼓励学生“反日爱国情绪”，何思源又特意编写了《学生问答手册》，其内容旨在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通令各级学校通过问答的形式强化爱国思想。在何思源的号召下，当时的反日爱国教育遍布全省，不仅高校、中学广泛开展，即使穷乡僻壤的乡村小学也洋溢着爱国的热情。利津县夹河村小学通过讲授岳飞抗金、史可法死守扬州等故事，培养学生们的爱国反日之情，同时向学生们讲授济南惨案时日军在济南烧杀奸淫的暴行，并编成歌谣让学生们传唱：“五三我国大惨案，日本倭奴寇，占据我济南，或奸淫，或掳杀，枪炮任意发。”
“九·一八”事变后，以杨振声为校长的国立青岛大学对于日寇卑劣的侵略行径给予了强烈的谴责，为使学生更清楚地认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杨振声在《国立青岛大学周刊》上专门开辟了《反日特刊》板块，积极进行反日宣传。留美教授杜光埙向全体学生做了《日本出兵满洲后的国际形势》的演讲，演讲中杜光埙深刻剖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对那些幻想依靠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解决东北问题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他指出，国际联盟、非战公约、九国条约“都是空的，不可靠的”，他们“不是我们的救星”，不可能解决中国当前的危机，解决的根本手段还是在于“要自己振作，靠自己的力量，来救自己的国家。”留日生杨筠如作了《满蒙问题之中日两面观》的演讲，指出日本侵占东北为蓄谋已久的侵略事件，号召国人觉悟起来，“誓死力争”。著名教育家、留日生范明枢领导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是反日爱国教育的阵地。“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支持鲁南七校赴南京请愿。省立第四中学校门口的影壁上刻着“蠢尔倭奴，侵我华族，大家同心，誓将尔除”，时刻提醒师生日寇的暴行和野心。
“七七”事变之前夕，何思源更是抓住一切时机向学生们灌输抗日思想，鼓舞其抗日必胜的决心，数月时间里演讲达45次之多，他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向学生们灌输了革命必胜的信念，他特别强调：“中日较量，看谁吃得苦，熬得久，谁就胜利。抗日要坚决，要团结，胜利最终属于中国。”
总的来说，留学生对山东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师资力量，也是山东现代教育变革的实践者、推动者。民国时期山东历任教育司（厅）长，大学、专科以上学校的校长，甚至一些中学、师范学校的校长，大都由归国留学生所担任。留学生在教育界处于主导地位，成为变革教育、发展新教育的有利条件，民国山东教育也正是在他们的主导下得以快速完成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
排版：靳品侠
复核：马晓雪
终审：傅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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