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远，王永平｜南北朝后期入北河东柳氏“东眷”之文化风尚考察
【引用本文】王宁远，王永平：南北朝后期入北河东柳氏“东眷”之文化风尚考察[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王宁远，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243689942@qq.com。王永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摘 要
河东柳氏“东眷”是东晋南朝时期边境豪族代表。十六国“胡亡氐乱”之际， 河东柳氏分东西二眷南迁，其“东眷”侨居于雍州襄阳。自南北朝中后期至隋灭陈统一，其家族各支代表人物相继北徙入关。作为晚渡豪族，柳氏“东眷”侨寓雍州边镇百余年，特殊的地域与社会环境及长期的边镇生活，铸就其独特的家族文化风尚。其生活习俗、士风操守、学术文化倾向等，皆兼具南北，又与南北朝士族社会的典型风尚各有不同与侧重。柳氏“东眷”代表人物北徙后汇聚于关中，凭仗其卓著才能与业绩，对北周、隋之军政多有贡献，其家族顺利融入关陇集团。其代表名士深受南朝文化风尚浸润，在仪表风度、学术文化等方面有所表现。其时正值南风北渐、北朝取鉴南学与南北文化融通之关键时段，柳氏“东眷”人物在此过程中发挥其融通南北的优势，并致力于推进江左风尚与关中地域社会相结合，表现出文质相合、“辞兼文质”的文化风尚。
关键词
河东柳氏；边境豪族；迁徙；名士；南北融通；文化风尚
南北朝后期，随着南北军政局势的变化，日益呈现出北朝统一南朝的趋势。与此相应，当时人口迁移也出现了自南返北的现象，其中尤以南朝北境豪族之动向最为突出。此类移民大多在“胡亡氐乱”后南迁，屯驻于淮、汉流域的边境州镇，成为南朝抵御北朝的军事屏障。他们作为“晚渡荒伧”，虽然被江左高门士族所歧视，但因其家族代表人物有在江左诸朝长期仕宦的经历，所以与上层社会颇多联系，特别是某些房支代表人物一度实现了“中央化”与“文雅化”，在社会文化风尚等方面受到南朝风尚的影响。此外，其家族主体长处北部边境，受特殊的区位与社会因素影响，使他们仍保留着诸多北方社会的传统。这种融通南北的特殊文化品格，对其返北后的家族发展与南北文化融通有所影响。因此，河东柳氏“东眷”可谓江左边境豪族的典型。本文拟就河东柳氏“东眷”代表人物之北徙与仕宦、行政作风与重视礼法、文化风尚与融通南北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考察和讨论，从侧面展示南北文化融汇之风貌。
一、南迁河东柳氏“东眷”之北徙与仕宦
河东柳氏起源及南迁，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柳）景猷，晋侍中。二子：耆、纯。耆，太守，号‘西眷’……（柳）卓，晋永嘉中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四子：辅、恬、杰、奋，号‘东眷’。”韩树峰先生详考柳氏世袭、任官，认为柳卓南迁不当在西晋末年，而应与柳氏“西眷”支柳恭同时于“秦赵丧乱”之际南迁。进而言之，柳氏代表人物曾仕于前、后赵乃至前秦，至“胡亡氐乱”之际，柳氏“东眷”“西眷”二支乃南渡至淮、汉流域的襄阳与汝颍地区。
晋宋以来，河东柳氏与东晋南朝时期南渡的众多北方豪族被称为“晚渡士族”，江左士族因南渡的北方高门旧族在西晋灭亡后曾滞留北方“仕伪朝”而“常以伧荒遇之”。如东汉以来最负盛名的弘农杨亮氏，“少仕伪朝”，其子杨佺期南渡后，“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京兆杜坦氏，“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坦与宋文帝曰：“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加之南渡的北方豪族与江左士族在门第出身、思想文化等方面也有所差别，所以被歧视而“婚宦失类”。虽然柳氏族中子弟溯源时往往自诩“道传雅素，世继衣冠”，但韩树峰先生指出其家族并没有弘农杨氏、京兆杜氏这样的汉魏高门旧族的门第背景，所以柳氏家族只是在雍、豫等地区算是较有影响力的家族，绝对称不上高门大族。柳氏家族真正发迹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并在南朝时先成为高门望族，后北归入仕北朝政权，并继续保持着其在南朝时期确立的崇高社会地位，最终成为关中望族之一。在当时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下，此类南迁豪族背后有庞大的依附人口作为支撑，故有着巨大的地方影响力。晋宋以降，各朝政权多将其安置于淮、汉流域等沿边地带，以抵御北朝，北部边境之雍、梁、豫、徐诸州也同样寓居众多晚渡豪族。这类豪族从门第身份看是次等士族，但经过北方战乱的磨炼，其门风与文化风尚普遍具有了北方典型的尚武特征。
从地域环境而言，边境豪族主要处于淮、汉及沔水流域等南北政权的缓冲地带。无论南方政权北伐还是北方政权南进，首要目标都是这些地区，使这里成为南北战争的交汇点。此地区人民欲求生存和发展，必有“自全之技”，否则唯有任人宰割，“无异犬羊”。故豫州地区“土气强犷，民不识义，唯战是习”。淮南地区“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藏甲挟剑之家，比屋而发”。上文所述的正是当时边境豪族群体普遍崇尚武力的突出品性。而这些边境豪族，在南北对峙的历史背景下，也会根据南北形势审时度势而作出选择，如京兆韦华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二人从襄阳率领流民万人投靠后秦姚兴。《元和姓纂》载：“东眷穆元孙华，随宋武过江，居襄阳县。”可知京兆韦华等人在南迁襄阳归晋后又与其他豪族叛晋入后秦，在刘裕北伐后，再度回归襄阳。韩树峰先生于此指出：“边境豪族多在南北政权之间依附，并根据时局形势之变化选择自身归属，所以他们南北观念并不突出。”
作为南朝雍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豪族之一，柳氏“东眷”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文化风尚受南朝军政形势演变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柳元景帮助宋孝武帝登基称帝，官拜尚书令、司空，柳氏家族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其社会地位“中央化”的进程。柳庆远因梁武帝担任雍州刺史期间对其拥戴，官至侍中、领军将军、雍州刺史。柳世隆举家族之力助齐武帝与沈攸之抗衡，官拜尚书左仆射，其四子惔、恽、憕、忱亦相继在萧梁时期腾达，开启了其家族文化风尚文雅化的进程。柳世隆本人“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谈琴……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其家族子弟皆善玄谈，多以文艺才学显，且与皇室、名门之士等来往甚密，又与皇室联姻，其房支开启了由地方豪族向显赫高门士族转变的进程。但作为流寓士族，襄阳柳氏支系众多，其家族主体仍在雍州乡里社会，身份还是地方豪族，所以柳氏“东眷”代表人物在家族日渐“中央化”之时仍旧非常重视其在乡里社会的运营及与地方家族的联系，这样才能不断地获得地方乡里社会的补给与支持，从而形成“中央化”与“地方化”并行互补、相互支撑的宗族结构。这种类似汉魏高门旧族及北朝士族而异于南朝高门士族的宗族结构，对日后柳氏家族在南朝风貌的形成及北徙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东柳氏“东眷”的北徙过程十分复杂，其代表人物入北时间与时机都和南北朝时局变迁的重要事件密切相关。如柳仲礼等人在参与平息侯景之乱时曾反叛，后柳仲礼受萧绎节制，奉命抗衡西魏附庸萧詧，而后战败受俘，成为柳氏“东眷”中最先北归入关者。承圣四年（555），萧詧引西魏兵破江陵，俘虏众多士民并将其迁徙入关，其中就有河东柳氏家族的柳裘。西魏破江陵后襄阳北属，寓居乡里的柳氏家族迁徙北归，其中代表人物就有柳霞父子。柳霞，保定年间受征入朝，“授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霍州诸军事、霍州刺史”。其子柳靖随霞入朝，“授大都督，历河南、德广二郡守”。从上引文可知，柳氏“东眷”之主体随着襄阳北属而入仕北朝政权。
萧詧建立后梁，与雍州地方社会仍保持良好联系，故柳氏家族一些名士出仕后梁。如柳洋，“位至吏部尚书，出为上黄郡守”。柳䛒，“释褐著作佐郎。后萧詧据荆州，以为侍中，领国子祭酒，吏部尚书”。柳庄，“俄而詧辟为参军，转法曹……还署中书舍人，历给事黄门侍郎、吏部郎中、鸿胪卿”。柳庄在短暂出仕后梁的时间里还与后周、隋等政权保持联系，在后梁废后与其他柳氏代表人物受诏入关。而河东柳氏“东眷”遗留陈朝者，也在陈亡国后北归入隋。
综上，河东柳氏“东眷”在“胡亡氐乱”后南迁，在寓居雍州襄阳地区两百余年的时间里得以发展壮大。其凭借强大的宗族势力参与刘宋、萧齐、萧梁政权中的军事与政治重要事件，开启家族社会地位“中央化”进程，不仅家族名士官至宰辅，族中子弟也借此契机得居清要显达之官位，而后受到江左高门士族的侵染纷纷弃武从文，开始了由“尚武士族”向“文化士族”的蜕变。至南北朝后期，其家族代表人物皆善玄谈，以文艺才学显，深得南朝高门士族社会之赏识，成为南朝士族文化风尚的杰出代表，实现其家族文化风尚文雅化的进程。南北军政形势在南北朝中后期发生变化至隋灭陈一统南北期间，河东柳氏“东眷”与诸多边境豪族一样相继入北，而后不断强化与周、隋等北方王朝的结合，凭借其旧族郡望与人才优势，跻身关陇集团，开启隋唐时代其家族“中央化”与“官僚化”的进程，逐渐发展成为关中郡姓首望之一。
二、柳氏“东眷”代表人物之行政作风与重视礼法
南北朝中后期以后，南朝的边境豪族之北徙，深远影响着北方政权。北方政权因汉化改革的全面开展非常需要汉族文化的输入，故入北的南朝边境豪族因传输南朝社会文化风尚的突出作用而倍受重用。如韩树峰先生所说：“边境豪族自身所具备的修养与重文轻武的南朝社会环境不相合，使其仕宦在南朝社会受到很大影响，而文武兼重的北方社会环境才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沃壤。”南朝边境的豪族主要是晚渡士族，不仅具有当时一般士族的文化风尚，又因南迁北徙的经历具备了融通南北与文质兼备的独特社会文化特征，这使得其在南北社会文化交流整合与融通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柳氏“东眷”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其家族于东晋中期南迁至南朝边境的雍州地区并侨寓逾百年，南北朝后期其又接连北归汇聚于关中地区，其因族中成员庞众，社会地位显赫，故而对西魏、北周及隋等诸多政权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士族因各种原因导致在宗族与礼法观念方面有着诸多不同，在宗族观念方面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北方士族比较重视宗族凝聚力，而南方士族的宗族意识则比较薄弱。盖因东晋南朝时期社会大家族不断分解并逐渐趋向小家庭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江南的社会风俗。
入北的边境豪族，因侨寓东晋南朝境内逾百年且多数家族出仕过南朝，所以在社会风尚方面一定程度上被南朝高门士族社会所影响。不过，其作为晚渡士族本身就具备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而因在南北边境过渡地带长期寓居，受特殊的地域社会与生存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只有少数家族因缘际会得以融入江左高门士族社会实现“中央化”与“高门化”，其余大多数边境豪族与江左高门士族社会在宗族与礼法观念、生活风尚等方面不同，而与北方士族社会相似。韩树峰先生指出：“对大多数边境豪族来说，其具备的生活社会习俗与北方地区更为相似……究其原因，这是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与生存现状所导致的，边境豪族想要在战乱频发的边境之地存活安身，并在南北对峙时期的南方政权中有所作为，除了凭借其强大的宗族势力以外别无他法。”
柳氏“东眷”作为南朝时期雍州地区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武力豪族，其凭借家族军政地位不断“中央化”来实现其在南朝社会地位的“高门化”与文化风尚的“文雅化”。其家族代表人物对襄阳地方宗族势力苦心经营，对后继代表人物认真栽培，通过各种手段造势，树立家族地位的权威性及确立家族权力传承的合法性。柳氏历代掌门人物对家族后继代表人物的挑选及引导十分重视，并且挑选范围并不局限于嫡嗣子孙，而是在全宗族之中唯才是举。例如萧詧出任雍州刺史时在襄阳秉承皇帝旨意，委柳霞以重职。但当萧詧践帝位于江陵，以襄阳归于北朝时，柳霞却辞官于萧詧。柳霞表面上以遵循先辈训诫、效仿其父为由辞别萧詧，实际是为其家族日后入西魏、北周政权的发展创造条件。《周书》中“史臣曰”称：“柳霞立身之道，进退有节。观其眷恋坟陇，其孝可移于朝廷；尽礼旧主，其忠可事于新君。”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士族名士固然以儒家忠孝观念自律，但在中古时代，士族社会之伦理实践则普遍先孝后忠，体现出鲜明的家族本位意识。就柳霞之“立身之道，进退有节”而言，其进退之选择，本质是以其家族利益的得失为依据。柳霞之子柳靖同样十分重视对宗族子弟的训导，以巩固家族在襄阳乡里的势力，其“子弟等奉之，若严君焉。其有过者，靖必下帷自责，于是长幼相率拜谢于庭，靖然后见之，勗以礼法。乡里亦慕而化之”。柳氏“东眷”正是凭借其根深蒂固的乡里宗族势力，使其家族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柳氏代表人物重视礼法，以此修身、齐家、指导行政，整饬世风。如柳霞，施政尚德化，其“导民务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贬异，示之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复为过”。柳彧则更加典型，开皇年间，柳彧历任尚书虞部、屯田二侍郎。按当时制度，三品以上的官员，门外皆竖有戟槊。左仆射高颎之子高弘德封爵应国公，申行牒文请求竖戟槊于门外。柳彧对此判决：“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阁又施！”此事最终没有实行。其后升治书侍御史，立于朝堂，神色端正，令百官十分敬重畏惧。又，应州刺史唐君明，在为母守丧期间，娶了雍州长史库狄士文叔父的妹妹。柳彧上奏弹劾：“（君明）忽劬劳之痛，成嬿尔之亲，冒此苴缞，命彼褕翟。不义不昵……（士文）弃二姓之重匹，违六礼之轨仪。请禁锢终身，以惩风俗。”两家因此获罪。隋初承继前朝丧乱，风气败坏，柳彧常进行箴补，故得文帝欣赏。再，柳彧见通都大邑之中的百姓每逢正月十五，喜作角抵之戏，互相争竞夸耀，以至于浪费很多财力，上书请求禁绝角抵戏：“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柳彧在隋初承继前朝丧乱、风气败坏的社会环境下整饬世风与士风，对违法乱纪、渎礼不经的现象进行矫正，正是柳氏家族及其自身重视礼法的表现，反映出其以儒家的礼法道德观念来治世的思想。
东晋南朝时期江左士族社会名士盛行浮华散诞之风尚，普遍重文轻武，鄙薄世务。如东晋玄化任诞名士代表刘惔，其“尤好《老》《庄》，任自然趣”。孙绰为之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但边境豪族群体与江左士族社会风尚截然不同，因长期处于边境地带，特殊的区位因素导致其不仅尚武，还注重实务，故其代表人物大多军事与行政才能卓越，与北方士族颇为相似。而作为边境豪族代表的河东柳氏“东眷”，更是此方面的典型代表，大多行政作风务实，才能卓越。
柳氏“东眷”代表人物行政作风刚正务实，敢于直言进谏。如柳庄，因尚书省上奏犯罪之人按照法律本该流放，隋文帝却判处死刑，便就执法尺度进谏隋文帝云：“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其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心。方今海内无事，正是示信之时，伏愿陛下思释之之言，则天下幸甚。”相较于柳庄，柳彧则更加典型。隋初，因多由武将担任刺史之位，而常有不称职的现象出现，柳彧因见诏书任命年近八十的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而进谏：“共治百姓，须任其才……（干子）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若令刺举，所损殊大。”和干子终于被免职。又，其见隋文帝勤于听政，百官多以烦杂琐碎之事奏请，上疏劝谏：“伏愿思臣至言，少减烦务……若其经国大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再，隋文帝性猜忌，令亲信觇视臣僚，对官员小过失加以重罪，并好于殿庭之中决罚，朝堂之上杀人，群臣虽多有谏诤，但隋文帝并不采纳。于是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尽诣朝堂请罪：“犯者不息，致陛下决罚过严。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请自退屏，以避贤路。”最终使隋文帝改变判罚。除了直言进谏，柳彧也常打压骄纵狂傲的权臣。右仆射杨素当权，显赫尊贵，百官畏惧，无敢不顺从。杨素因小罪敕命送往御史台时，仍恃宠贵坐于柳彧座上，柳彧从外归来见后，在阶下持笏板整容曰：“奉敕治公之罪。”杨素立即离座，柳彧据案而坐，让杨素站于庭院中，询问其犯罪事实。上文所载，正是柳彧刚正务实、敢于直言进谏的行政作风之体现。诚如《隋书》中史臣对其赞曰：“柳彧之处台宪，奸邪自肃。然不畏强御……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
与关陇集团其他仕宦群体普遍推崇苛酷政风对比鲜明的是，柳氏“东眷”代表人物主政地方期间，其行政作风“清简”且“雅达政事”，严正与宽惠相济。如柳靖，其“雅达政事，所居皆有治术，吏民畏而爱之”。柳庄因文武兼备，被北人以南人中能“习世务”为特例，称其干能，深得文帝器重。纳言苏威，看重柳庄的器识，常上奏文帝：“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于柳庄。”而柳氏“东眷”能够“习世务”与“雅达政事”兼得，是因其自身文化风尚的礼律兼修，且长期受到南朝儒玄兼综士风的浸染，所以其南北政风交融的特征十分突出。
三、入北柳氏“东眷”代表人物之文化风尚与融通南北
如上文所述，河东柳氏“东眷”代表人物作为入北边境豪族，行政作风刚正务实，严正与宽惠相济，敢于忠直进谏，多具经国济世之干能。其文化风尚则礼律兼修。因其与北朝主流社会的士风、学风相似，所以颇受北朝掌权者的器重，进而融入关陇集团。
就东晋南朝时期的士风而言，南朝高门士族多轻鄙俗重清雅，标榜以风流雅望，进出率性而为，人生态度超然隐逸，抵抗世俗社会观念羁绊，与北朝相比大相径庭；且南朝名士多看重仪表风姿、言辞谈论、艺术技能、仕隐合一等表现形式。柳氏“东眷”，因为侨寓南朝边境逾百余年，其家族人物长期受南朝社会士风与学风浸染，实现了家族社会地位的“中央化”与文化风尚的“文雅化”，其代表人物如柳世隆等已经深度融入江左高门士族社会，所以家族后世子孙多为名士，成为江左士族文化风尚的典型；而家族中寓居于襄阳地区代表人物的文化风尚也有所转变。如柳靖，其“性爱闲素，其于名利澹如也……优游不仕，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又如柳䛒，作为柳氏“东眷”家族“中央化”与“文雅化”显支中的典型代表，因颇具名士气质与才能，深受隋炀帝喜爱。
柳氏“东眷”入北人物因受到江左士族社会风尚的影响，所以在仕宦观点、处世作风、行为方式等方面具备南朝名士化的特点，体现出边境豪族所特有的融通南北的文化风貌。但是，从家族整体来说，在诸如忠、孝等社会、家庭伦理观念方面，其与北朝之社会风尚更为相似，所以即便是家族名士化之代表人物，也无法改变其家族的根本门风，必须遵循基本之礼法伦常。当然，在南北文化融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柳氏“东眷”代表人物对南风北渐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如柳䛒，善言辞，是典型南朝名士化人物。杨广喜好江南文化，注重招揽江左名士，尤其是柳䛒，“（䛒）尤俊辩，有所顾问，应答如响……便命入阁，言宴讽读……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说明柳䛒不仅影响了杨广的个人文化兴趣，并且在传输江左文风及其推动南学北输、南北融通等方面都影响颇著。
河东柳氏作为边境豪族，文化底蕴深厚。其家族名士侨寓东晋南朝境内逾百年并出仕过南朝，与江左高门士族社会往来密切，深受江左学风之熏染，学术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尤其是“东眷”柳世隆房支于南齐、南梁时期在政治地位上实现了其家族的“中央化”，在文化学术方面实现了高度的玄学化，所以入北后其家族名士的学术风尚也带着浓厚的南朝印记。如柳䛒，除精通经史儒玄，佛学也有兼及，其“好读书，所览将万卷，重史学，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以其好内典，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上述可知入北柳氏“东眷”代表人物表现出的崇尚博通、经史兼综、重视史学的学术风尚明显受到了南朝士大夫学风的熏染，与北方的风尚不同，其入北后参与种种相关学术文化活动，对南朝学风之北传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文学艺术方面，从南北朝中后期直至隋唐之际，北朝上层社会的文学都汲取自江南，在此过程中，河东柳氏“东眷”代表人物在传播南朝文化风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影响最著者是柳䛒。隋炀帝因爱好文学与倾慕江南文化，招揽了大批江左文学名士。柳䛒是当时由南入北文士群体之典型，因其玄化名士气质与表现，成为深受隋炀帝宠信的文学之士，“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命䛒为序，词甚典丽”。以至“及见䛒已后，文体遂变”。而杨广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变化，不断倡导与推动南朝的学风与文风的传输，有力地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四、结论
综上，河东柳氏“东眷”在南北朝时期具有“出南入北”的特殊经历。作为东晋南朝的晚渡士族，柳氏“东眷”长期侨寓雍州襄阳地区，随着南北军政形势的演变，其家族代表人物相继北归入关，凭仗其卓著才能与业绩，对北周、隋之军政多有贡献，顺利融入关陇集团，实现其家族的“中央化”，成为关中著姓之一。柳氏“东眷”作为边境豪族先南迁而后北归，其家族名士具有融通南北与文质兼备的特殊文化风尚，且在宗族、礼法观念及生活风尚等诸多方面，更加接近北方士族社会，所以在其北归后可以快速适应并融入北朝士族社会当中。其家族名士普遍具有突出的军政才干，施政有方，德能相济。当然，长期的南朝寓居生活与仕宦经历，其家族不可避免地受到江左士族社会文化风尚的影响，故柳氏“东眷”入北人物在风姿仪表、谈论言辞、艺术技能等方面皆体现出南朝名士化的特点，在学术上则表现出推崇博通，经、史、儒、玄、佛等兼综融汇，体现出南朝学风与文风之特点。南北朝中后期，南朝学风、文风北传蔚成风气，到隋唐之际日渐高涨，形成了南北文化融合的新局面。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入北柳氏“东眷”人物参与其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排版：靳品侠
复核：马晓雪
终审：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