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植根于汉语：“汉字表意”是一切知识的基因与基础

诸玄识昆仑钰

西学植根于汉语：“汉字表意”是一切知识的基因与基础

诸玄识

西方不可能原创或原生知性与知识、文字与文明。即使到近现代，由于天时地利的转移，使之拥有地缘优势，双刃剑（负能量）向外，从而能够绽放人的潜能（第二本能）；但如果仅凭己力，不靠东方助缘，那么，西方独自发展，一两千年也达不到宋朝的水平。再者，即便是西方依靠地缘优势，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汇聚古今世界的成果与资讯，并且使全球资源财源向己方滚滚倾注，从而能够能够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但如果它不突破“文字瓶颈”，即设法使其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那么，西方则必是一事无成、百业不兴。

概述

（一）

本文做一个重大揭示：

人类知识的唯一源流就是《易经》及其所造就的“汉字表意机制”。归根结蒂，所有的现代知识——特别是“西学”，都是汉字带来的。在其表音文字于17世纪晚期寄生于“汉字表意”之前，西方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工具。

法国数学家、耶稣会士白晋对莱布尼茨说，伏羲的《易经》使汉语成为“所有知识的真正的钥匙”（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

莱布尼茨鉴于汉字是智能设计，是哲学性质的，和鉴于书面汉语成为“哲学语言的典范”（model of philosophic language）；他在引进“汉字表意”上做了大量工作，旨在使西方文字从发音符号变为知识符号。

但另一方面，就像美国罗德学院教授比奇洛所说，

【“莱布尼茨的这个梦想……威胁这样一个共识，即欧洲文化存在真理的可能性（Leibniz's dream …… threatened the understanding common in European cultures of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truth）”。】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吉特·陶茨也说：一旦介绍中国在现代早期西方的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权威置于危险之中（put the authority of philosophy at risk）。……重新讲述西方的“中国故事”，必将挑战既成的“学术星系”，从而把中国置于德国及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史的核心。

［注释： Gordon Bigelow: Fiction, Famine,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and Ire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 Bettina Brandt, Daniel Leonhard Purdy: China in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p.121］

莱布尼茨研究汉字可分三个时期，而第三个时期意义最大，在信息收集范围和准确度上远远超过前两个时期。

十七世纪末期，他与在华传教士闵明我(Grimaldi)、李明(Le Comte)和白晋(Joachim Bouvet)等的通信密切，其中与白晋通信数量最多（至少十五封），时间最长（十年），而贯穿与白晋通信的主题就是汉字。

（二）

为了发明文字，面对声音的浪海，怎样做到“万殊而一致、万变而一定”呢？“一致、一定”即文字产生的前提，而人的口音则是“万殊、万变”。因此，“表音”是文字的死路，它也说明该社会或民族没有发展文字、乃至知识的能力。

“表音文字”不能自我生成和自我稳定。即使依靠印刷术锁定、规定其表音符号（字母）而产生“文字”，那也是徒然增加普遍误解与争端——这是文字进化的反动。

为什么？因为表音文字的致命缺陷是，它不具有能够达成共通共喻的“表意机制”。固然，每一种“表音”皆包含“意思”，但它都只限于本能性（生理信号）和狭隘性（亲缘感知）。如果“表音意思”涉及宗教性或排他性，那就麻烦了——纷争不休、冲突不止！例如16—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语言危机”。

培根说，汉字是“真正的字”，它超越口音与方言以及狭隘性与排他性，从而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这就是“表意机制”？它是如何形成的呢？中国先民观察和体悟自然及宇宙、万物及众生，发现其整体性、普遍性和关联性及其变化规律，在这个基础上发明和发展文字，并且使之成为蕴藏与传达知识的工具。因此，汉字所表示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认知。

西方表音文字原本只表达发音，即使有其“意涵”，也只是本能性与个别性的，无缘于高深、高雅的思想和提炼、精炼的知识。思想与知识皆属于汉字“表意机制”的内容。正由于秉赋如此“表意机制”，汉字能够积累、蕴藏、传播和表达思想与知识。

若非在17世纪后期，西方诸表音文字（法文、英文和德文等）开始寄生于“汉字表意”（表意机制）；那么，它们则不可能幸存于宗教战争，更不可能变得胜任于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以及其他一切知识。

不仅如此，鉴于西方表音文字原本只是发音符号，不含任何知性与逻辑；所以，“表意机制”或“汉字密码”则是唯一的和真正的西学之源。

我们进而得出判断：

在其于15世纪左右开始分享四大发明之前，西方不存在文字、文献和文明，要有也都是伪造的；

在它的表音文字于17世纪晚期开始寄生于“汉字表意”之前，西方不存在文学、科学与哲学，要有也都是伪造的。

文字与文明互为表里，汉语成为唯一“表意机制”文字，中华文明是现在仅存的原生文明，皆有其深厚内涵。而次生文明在原生文明的影响下衍生自身文明时，往往会直接套用原生文明文字表音的部分，这也就发展成了字母文字。英语、法语、德语成型很晚，且都是表音文字，具有明显的同源特征。

在信息密度和辨识度上，表音文字犹显“拮据”，随着信息的爆炸，字母文字排列组合已达极限，唯有不断地靠创造新词突破瓶颈，由此，西方很多人有阅读障碍症、单词恐惧症。

而汉字和语音多且复杂的汉语强强接合，在信息时代游刃有余，更适合未来人们认识、表达、定义未知世界。

（三）

学者们常说，西方文字及语言学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西方文明与哲学的发展进程。然而，西方语言文字的内涵不是“汉字表意”，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它自己、所谓的“印欧语系”的表音系统吗？难道是来自“古希腊”吗？

后者则被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 A. G. Spengler, 1880—1936年）所批驳。大卫·德格雷斯写道：

斯宾格勒拒绝被歌德和温克尔曼开启、并且被尼采发扬光大的希腊崇拜。……为了说明我们（西方）的源头不在希腊，斯宾格勒指出，公元10世纪以前的西方完全没有文字……。对于西方人来说，没有文字是无法想象的；书信、书籍、诗歌、传记、报告和政府文件……乃至《圣经》，皆离不开文字。……斯宾格勒反问：强烈依赖文字与文献的现代西方怎么会是一个“非文字文化体”的学生或传人呢？

……作为其总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分，斯宾格勒抨击“现代西方源自古希腊”的说教；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是由多文化所构建的。由此，斯宾格勒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三段论”，即：古代→中世纪→现代；这只是片面地美化西方，但对于其余世界（像中国等）则是荒谬的。……希腊崇拜者们有效地发明了“古希腊”及其与今西方的相似性，而掩盖了它们的本质差别。

图：汉语“表意机制”是现代西学的根基

一、若非汉语（汉字）则无西方文字、乃至没有整个“西学”

（甲）汉字是人类知识的基础

第一、汉字的智慧特性和知识功能

较之表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仅是表达听觉或视觉，汉字是“感觉中枢”的指令。如果说“音、形、义”是文字的“三角形之稳定性”的框架，那么，汉字则是它的有机整体。汉字兼具“音、形、义”，其重心在“义”（表意），后者是文字的灵魂。而单纯的“象形”和“表音”则都是文字之残缺或雏形。汉字最初也是“象形”，但通过《易经》而升华至“表意”。

按照哈佛大学教授奥尔布赖特的“表意文字”的定义是，由各种具体物质及其关联所产生的抽象和复杂思想的的图式。如此整全而超越地反映真实自然，所以它应该是思想、知识和真理的唯一源泉。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兰热兰说：汉字……是超语言——通向具体世界的直接路径。……回溯到17世纪初培根的著述：“……在中国，使用“真正文字”书写，它所表达的，不是字母或单词，而非事物或概念”……也就是说，培根认为汉字是“真正的字”，它直接代表具体世界的意义。”

首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年）说：

【“汉字展示了最令人满意的通用语言特征之一，……是它建立在事物哲理之上。”】

唯一的表意性的汉字是古今世界唯一积累与传播知识的工具。至于西方表音文字，即使有（始于15世纪），也是发音符号，其所含的信息不外乎是个别性、本能性、狭小性和排他性的，而与人类的“共同认知”（知识）毫无关系。

西方表音文字在17世纪晚期以来寄生于“汉字表意”，遂可以充当积累与传播知识的工具。于是，西方便宣称（我们都信以为真）：它的字母表音文字很优越，不缺少“合理表意”；而且是“古已有之”，所以谱写了“希腊智慧”（文学、科学和哲学等）。

第二、汉字构成其他文字的表意内涵

和“汉字表意”比加起来，陷溺于生物性而仅仅依靠“形”（象形）或“音”（表音），或者站在自然之外臆想“神造万物”（宗教语言），怎么能了解和把握客观规律呢？

西方的“表音文字”不能自我成立、自我稳定。文字的前提是“一致性”（共通性），而“表音”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表音”在文字进化或进步上是南辕北辙、南蛮鴂舌。概言之，“表音”有三乱：

1.书写之变乱（经众人之手，则奇形怪状）；

2.口音之混乱（在时空中，口音是千差万别的）；

3.语义之祸乱（各执歧义，普遍误解和争端）。

严格来讲，象形文字既是文字的雏形，又是它的障碍。象形文字只能表达孤立的、零星的事物或现象，而不能表达较复杂和有条理的思想；所以它不能匹配于文明社会，充其量只是部落或宗教的图符（所谓的“埃及文明”及其象形文字应该被质疑，我们另外专论）。

“表意”（汉字）之为物，从“形而上”看则是：道→雅→表意（写意）；从“形而下”看则是：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识与知性、思想与思辨、逻辑与逻各斯（“道”）……。

美国语言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年）认为：

【“汉语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逻辑和抽象系统的合乎自然的选择。”】

这就是说，在西方，汉语（汉字）之外不存在逻辑。

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识与知性……，在今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任何语言文字都可以做到；但这是汉语（汉字）影响其他语言文字的结果。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指出：

【“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西方人发现汉语结构是所有其他世界语言的关键。”】

然而在古代，“表意”是何其难也，它的原创乃依靠《易经》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两者像契合；以致我们可以说，表意文字是一切知识、学问、艺术和发明之母——没有它则一事无成！那就是为什么法国数学家白晋对莱布尼茨说，汉字是人类知识的总的钥匙；而使汉字从“象形”升华至“表意”的《易经》，则是一切知识——包括科学、数字和哲学——的源头。

第三、汉字是人类知识的基因库

只有整体思维才能够准确无误地概括出万事万物的属性与特征，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乎百世而不惑，这就是“原生表意”（古汉语）。汉字不仅是记录共通性语言（雅言）的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一切知识的全息标志，它是凝固的信息模块。

“每个汉字就是一个集成电路”。中国古圣贤知道语言或声音乃“恒变”，所以创造出一套独立于语言之外、超越时空而保持稳定的文字系统，用它来蕴藏、传导信息；即使相隔数千年也能“记忆犹新、历久弥新”，从而积累和发扬智慧成果。

相比之下，如果不是寄生于“汉字表意”，西方字母文字仅是表音符号，而不具有合理合法、共通共喻的意思，不具有含义定义、思想思辨的知性。所以说，怎么可能存在“古希腊”及其文学、科学和哲学呢？！

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鲁斯科拉写道：

【随着耶稣会士把更多的有关汉语的信息传回欧洲，它引起社会混乱与传统分裂；终于激发了伟大的17世纪的文化探索，寻找那丢失已久的人类共享的“通用语言”，后者的关键系于汉语……。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普遍信念，即在中国尚可看到原生知识的缩影，那就是逻辑、神学和语言结构之共有性和普遍性。】

语言学家詹姆斯·安热认为，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可媲美于科学的宇宙创造说。”】

费诺罗萨说：

【“以汉语为模式，把它当作真正知识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够弥补我们（西方）可怜的语言抽象的能力。……这是联结命名与认知之间的理想主义的设定。”】

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说：“中国书写文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它“成为现代早期欧洲的完美写作模式”。

早期汉学家雷慕莎说：

【“中国书面文字……代表着人类的基本思想，它可以普遍传达，这是任何其他语言都做不到的。”】

雷慕莎还说：

【“汉语……是最理性、最系统的语言，因此它是最有可能成为人类通用语言的模型。”】

图：17世纪晚期之前的西方文字很糟糕，不胜任于正规写作。

（乙）溯源汉字发现西学的“元一”

第一、汉字与现代西学的源头

表意文字（汉字）即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维与思辨、抽象与形象、形而上与形而下……，它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发明，其他所有的发明都是基于其上的。换句话说，倘若没有表意文字，那么，不可能有知识，更不可能产生文学、科学和哲学，除非是原始性的，或是被伪造的。

如果承认人类知识的诞生是“元一”（一个源头）的话，那它就不会在欧洲，因为西方是“二”（主客对立）；只不过在现代阶段，由于幸遇“天时地利”，西方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亢奋而已。如此“元一”即是那赋予汉字“表意功能”的《易经》，它也是全人类的“群经之首”。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7世纪后期，即在“西学”的孕育期，莱布尼茨和白晋（耶稣会士、法国数学家）达成共识：使汉字从“象形”向“表意”飞跃的《易经》，是全人类的科学、数学和哲学以及宗教的源头。

白晋认为，这些易像和爻卦皆显示伏羲所发现的，不仅是中国语言的钥匙，而且还是“所有知识的真正钥匙”（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白晋写道，伏羲爻卦代表了所有科学的简易而自然的方法。

莱布尼茨赞同这种推论，即所有的智慧都溯源于《易经》图像。

白晋还说，在其历史之初，中国人就已经从这个源头获得了昭示真理的完整知识，摩西、犹太人和神性的柏拉图也分享它。……白晋还确认，伏羲这个中国远古传奇圣君之首，与那些古代神学的创始者是同一个人（使用不同名字而已），诸如赫尔墨斯、琐罗亚斯德和以诺等〔他们都是近代西方人“依样画葫芦”而来的——引者〕。《易经》……这部最古老的书，包含了完整的神启知识的密码形式。

据此，大卫·波特总结，汉字（表意）是“神圣启示的密码”，它体现了“完美的哲学系统或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西方不能原创知识和学术

1918年美国导师协会刊物写道：在古代中国，

【“书写文字的进化成为主旋律：象形文字被表意文字（ideographs：传递思想的文字）取而代之；人们凭借它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接下来才会出现所有其他的最伟大的发明。汉字的发明使中国人有了这种书面文字，从而能够写历史、诗词和哲学。”】

在（17、18世纪）耶稣会士的心目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知识的终极源泉”。在17世纪的欧洲，“中国成为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

这就是说，西方不可能原创文学、艺术、知识和学术，乃至不可能原创文明及其一切方面。为什么？因为西方不能原创“表意”或真正文字。“表意”是指：人与自然及万事万物之普遍性与感通性，它是《易经》之“形而下”（器）与“形而上”（道）相和合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机制”在西方是不可能产生的。即使在现代，西方已经撷取了汉语的“表意、雅言”，学会了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识与知性、思想与思辨……，也从中国引进了整个西学（西学中源）；即便如此，西方也是上述“智慧机制”的门外汉。唐诗云：

【“偶与游人论法要，真元浩浩理无穷。”】

我们说西方不能原创“表意”（知性和概念等），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的表音文字只是声音符号，而无合理语义；更因为西方没有“道的智慧”（整体和谐、动态平衡、圆融有机、有无相生）。

第三、“汉字表意”衍生西方哲学

借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明，西方不能原创“表意”这一知识与学问之母。德里达说：

【“知觉恰恰是一个概念,一个直观的概念……；它源自于事物本身,其意义自我呈现,它独立于语言、独立于指涉系统。而我相信知觉与源头、中心的概念是相互依赖的……。”】

这段引文说的是，知觉和概念来自事物的本身，人通过直觉体悟它们的互相依赖和渊源本末。这难道西方做不到吗？西方宗教是“神创万物”，它不承认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本身的价值和规律；实际上，它只是牺牲万物众生，除此之外，它与自然毫不相关。西方的非宗教的“世俗部分”是唯“俗”无“雅”，都是地方性和排他性；这在17世纪的欧洲方言文字群起林立之际，是“流行病”。

在德里达看来，

【“汉语是哲学写作的完美原本。……因此，汉语写作概念发挥一种‘欧洲幻觉’的功能。”“……德里达确认，在莱布尼茨的项目中，汉语（写作）模式起着‘西方哲学基石’的作用。”】

“汉字表意”仅构成西方哲学的语义、概念和范畴以及逻辑推理的方式。总的来说，西方哲学及科学哲学皆来自从中国经书中所撷取的专门针对自然的那部分，被称为“自然哲学”；它割裂“万物一体”、形成“主客两分”，从而退化为“本能层级”——人作为“智能生物”所秉赋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只不过用《易经》的“形而上”（道的碎片）包装之而已。

二、若非汉语（汉字）则无西方哲学与科学以及社会科学

（甲）“汉字表意”与西方科学

第一、汉语概念与有效思维

费诺罗萨指出：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即汉语思维方式之有效性（中文写作是有效思维的典范），区别于欧洲语言与思维的大量无效性或误导性。”】

17、18世纪的欧洲精英从“汉字表意”中获得普遍性、抽象性和通用性的概念系统，被称之为“哲学语言”，再由它来构建西方文学、哲学、科学和其他“西学”（包括伪希腊）；这就是说，“汉字表意”是西方知识体系的基本元素。西方科学是怎样形成的？它是来中国的“三位一体”：

A.众多的中国发明或技术的西传；

B.把源于《易经》的儒家与道家的自然观（被称为“自然哲学”）变成专门针对自然的理论——科学；

C.把“汉字表意”变为科学语言与思维：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想与思辨、普遍与抽象、逻辑与逻各斯（即《易经》之“形而上者谓之道”）。

后者正如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罗伯特·克恩所言：

【“汉字……反映世界的逻辑秩序，乃至使发现真理成为可能。”】

第二、“汉字表意”与科学革命

让我们来告诉大家所谓的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真相，那就是：基于中国技术或发明开辟这样一种“知性方向”，即把源于《易经》的儒家与道家的自然观（被称为“自然哲学”）分解出专门针对自然的理论——科学；但在此过程中遇到了语言瓶颈（当时欧洲陷于“语言危机”，新兴的诸文字面临夭折或难产），故而欧洲精英从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和牛顿等——主要是英国皇家学会——都在按照汉语模式创造通用语言、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

因此，科学革命的关键和突出的主体则是撷取“汉字表意”，把它植入其母语之中；这不仅拯救了西方表音文字，使之成为其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通用语言文字，而且也把它从单纯的“表音符号”变为思想、知识、逻辑和数学符号。

这里解释一下，科学～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是：在客观上幸遇“天时地利”，成为连接东、西半球的要冲，而对应于“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这两点都是由郑和远航所造成：海洋联通，西欧通衢。如不具备如此必要前提而贸然行事，则导致国土废墟、民族自杀；但若具备之而逞性妄为，则通向地球劫坏、人类自毁（康德说“万物的终结”，牛顿预测是在2060年，霍金改为两百年内）。

只是在第二种情况的前半段，“肇事者”享有极大的正能量；人们便从“正面意义”上相信这是西方之“神功”，而不知道这是中国文化暂时失控所致〔我们将另外专论〕。

介绍西方学者论语言文字、“汉字表意”与科学革命如下：

【〔内华达大学教授丹妮丝·蒂勒里：〕所谓的“科学革命”，……从皇家学会作者所写的文本，包括斯普拉特（Sprat）、格兰维尔（Glanville）和威尔金斯（Wilkins）的，显而易见地看到，语言是17世纪的自然哲学家所关注的核心；它体现在早期皇家学会的会员们都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创造通用语言的方案上。这些人工语言的方案旨在解决17世纪的语言危机（linguistic crisis），从而依靠可通用的、标准化的语言符号来促进知识交流……。

〔《科技信息百科全书》：〕当现代科学出现于17世纪的时候，它的目标恰恰是发展一种哲学语言；亦即，一种适合于哲学分析和科学论述的语言。这个项目最著名者之一是皇家学会首任主席约翰·威尔金斯（1614—1672年）的“真正的字”（the Real Character）……。受汉字的启迪，威尔金斯得出结论：词语的形式应该反映它们的逻辑分析；由此，他基于综合概念分类法，设计了词语和符号的书写系统。……同样受到中国文字和哲学的影响，莱布尼茨研究了知识表述和机械推理，……他明白宇宙间的所有变化归属为阴阳两级。】

第三、“汉字表意”与现代科学

数学哲学家莫里斯·克莱因指出：

【“……他（莱布尼茨）决定用类似于“汉字表意”的符号来构建科学语言。……莱布尼茨是我们今天称之为逻辑符号科学的奠基人，亦即，被我们这个世纪（20世纪）的智者像罗素和怀海德所追求的（数理逻辑）科学。”】

关于由“汉字表意”构建西方科学语言与思维，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莱昂内尔·詹森总结道：

【牛顿的微积分、贝克（Cave Beck）的“通用的字”、莱布尼茨的“通用字系统”和威尔金斯的“真正的字”，凡此都是作为对“自然神”工作的虔诚的推演，而发明的旨在维护实用科学的修辞策略。由此，当汉语文本被理解为代表自然的符号形式的时候，耶稣会士所翻译和注释的中国资料，就开始在上述自然神工作的虔诚推演上，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耶稣会士所引进的中国的“真正的字”，也为早期欧洲科学界争论提供了合理证据；那就是，真正的字、微积分和通用语言（科学语言），都可以从自然万物本身推演出来。〔引者按：“自然神”即自然哲学，为了与基督教达成某种妥协，冠以“神”字。但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孔子被当成自然神的化身〕。】

如何把“汉字表意”和中国自然哲学转变为西方科学，美国哲学家史蒂夫·福勒写道：

【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隐喻性地把自然还原成一本书，它是用数学语言写的，由牛顿等人来解码。〔莱布尼茨构想了一种科学通用语言和推理演算（符号）。他希望把复杂的思想分解成简单的、独特的和不重叠的元素，而由表意文字（ideogram）来表述之，并且以逻辑演算的规则来操作〕。……莱布尼茨援引中国表意文字，作为其设计通用文字项目的灵感来源；此种“符号逻辑”，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标志之一。

在那时，科学优势取代神学权威集中体现在物理学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一些渊博的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包括波尔、李约瑟、荣格和卡普拉，都论证了中国思想的“理”、“气”和“道”是怎样提供整体的形而上学的背景的；它们对于全面理解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宇宙意义的革命，是必不可少的。……进而，随着学科重心从物理学转到生物学，东方形而上学的灵感源泉——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则愈益重要。】

（乙）“汉字表意”与其他学科

第一、汉字表意与哲学及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两个中国因素的“合成”，即：

1.语言：汉字表意→哲学语言→经济概念；

2.思想：儒家和道家的自然观→法国重农学派→亚当·斯密经济理论。

马尔科姆·华纳说：

【“适合的术语似乎是一个问题。新科学的输入要求创造一种经济学的表意文字。”】

美国罗德学院教授比奇洛由西方经济学追溯至哲学语言和“汉字表意”，他写道：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概念表述上是从哲学语言发展出来的。……我从亚当·斯密的著作追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直到20世纪的经济学，它们都与哲学语言密切相关……。的确，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受制于某种形式，康德称之为“表述能力”，德里达称“原写作”（arche-writing）。……17、18世纪的欧洲争论表述和写作问题以及它们的障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汉字所激发的……。那时，汉语被认为是理想的通用语言的典范，它是基于“真正的字”的书写系统；每个汉字不是表示声音，而是传达一些基本的哲学原则。研究“真正的字”的人抓住汉语，把它当做探寻完美写作形式的线索。……莱布尼茨总结，汉字在本质上是哲学的，它基于智能考虑，而非表示声音。……莱布尼茨想象有一种与思想形式直接相关的写作，而无须借助于语音的中介。】

第二、汉字表意与电脑语言

普雷斯曼博士说：

【作为通用媒介的中国表意文字（the Chinese ideogram as a universal medium）。

德里达写道，汉语写作概念是作为一种“欧洲幻觉”在发挥作用。……诗人和哲学家、以及我们就会看到的还有电脑科学家，都使用表意文字来服务于他们的理想；亦即，他们使用表意文字为的是把上述“幻觉”变成普遍真理。莱布尼茨和（诗人）庞德分享了这个来自汉语的幻觉，而莱布尼茨的这个版本（“汉字表意”和易经式的二进位）则延续到我们的电脑时代。数字对应的“共识幻觉”称为“网络空间”。……我们已经看到电脑和诗学并行发展的历史，我透过庞德和莱布尼茨追踪到“汉字表意作为通用媒介”这一“幻觉”。西方的中国幻觉即把汉语（表意）转为（西方）通用语言来支持思想或意识形态。……电脑代表自然语言这一思想，也就是电脑代码等于中国表意文字，正如莱布尼茨、费诺罗萨和庞德所描述的（“汉字表意”是思想或信息的媒介）……。】

图：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远未成熟（只有两千多个单词）

“莎士比亚经典”是在他死后一个多世纪被伪造的

中国古代诗歌蔚为壮观，还细分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

【意象理论】起源很早，汉字本身就是象形与表意的有机组合，汉字构形的六书中，“象形”、“表意”排在最前面；《周易·系辞》中的“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就包含了意象。

“意象”一词始现于中国东汉王充的《论衡・乱龙篇》“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而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更是首次把“意象”用于文化艺术领域。

从先秦的《周易・系辞》，到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再到魏晋时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唐代王昌龄《诗格》、司空图《诗品》，明代王廷相《与郭介夫学士论诗书》，清代叶燮《原诗》等，意象的来源和意象理论形成的发展路径清晰而简明。

20世纪初崛起的美国新诗运动中影响最大、最引人注目的首推意象派，其代表人物埃兹拉·庞德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了“意象”的理论支撑点和诗歌创作与翻译的灵感，掀起了一场翻译和阐释的热潮。正如【英】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在《美国文学史》中指出：“正当这些诗人山穷水尽时，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

所谓现代西方概念下的“意象”，不过是对中国古代“意象”的重构，类似将“解刨”改为“解剖”、把“饕餮纹”说成“兽面纹”。其做派正是“颠覆”，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的分析，后驱模仿者总是企图通过抹杀其先驱者的存在，千方百计地想把其先驱者永久地打入黑暗中，以独享某种“首创”的专利。

三月桃花妖，还是来欣赏一下中国古人如诗如画的“意象”吧。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三、若非汉语（汉字）则无西方的文学艺术

（甲）汉字密码与欧洲的中国化

最近十多年，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尤其是它的中国观，备受冲击而摇摇欲坠。让我们来介绍与此相关的大卫·波特教授所写的两部书。

第一部书是《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字密码》，其大致内容为：

从1583年第一次成功赴华的耶稣会士到1816年英国贸易使华团的失败，在这两百余年间，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实践魔幻般地吸引了各行业、各领域的精英以及社会批评家。

其直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极深刻的：从欧洲宫殿花园的中国茶馆到大众舞台改编的中国戏剧，从呼吁按照中国的科举文治模式创立西方政府体制、到尝试儒家式的儿童道德教育。然而，比显而易见的模仿和引进更重要的则是“解读策略”，那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输入的过程中，欧洲人通过翻译和编译，把那闻所未闻、玄之又玄的中国的典籍典宪，想方设法变成了他们熟悉的语义形式；由此，让它们汇成新兴的欧洲现代话语。……该书还追溯了欧洲通过“想象中国”，进行自我构建的文化创举，主要是在四个凸出领域——语言、神学、美学和经济。

大卫·波特的另一部书是《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它的大致内容为：

18世纪的英国日益被卷入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之中，并且复制后者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英国的消费者迷恋异域情调的东西，也就是中国风格的商品、艺术和装饰物。然而，他们也经常被这些商品中所体现的外来审美，给搅乱了。……大卫·波特分析了这一过程，即中国美学思想是如何被英国所同化的。

虽然对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个案研究，看上去很反常——两人分享“中国风”，却又仇视之；但是，大卫·波特做了充分的诠释，那就是在18世纪，“中国风”的奢侈、消费、品味和美学观念都逐渐转向（英国）民族主义。他例举了许多中国和中国灵感的物品与艺术，它们构成了18世纪英国文化史的主要方面。

柯林斯博士说：

【“18世纪的英国复制中国商品和消费文化皆有助于形成不列颠自身的现代性。”】

大卫·波特还进一步论证：现代早期欧洲的进步就是“中国化”（Sinicizing），而欧洲在知识和文艺方面的成就则都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明朝和清朝早期的瓷器(并且最终，英国人从中造出了仿制品)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大受欢迎。在1690年代玛丽女王引领这场热潮在她汉普敦王宫里摆满了蓝白色的花瓶和盘子,精英和中产阶级妇女纷纷效仿。在18世纪中期，没有壁炉架上不是摆着一个中国坛子，一个笑佛的。

大卫·波特提醒说，一件明朝瓷器，可以同时满足对古玩的渴望和对新奇物件的渴望。的确，在英国人眼里，蓝白色的瓷器是新奇的，但它又是“带有四千年血统之久的新奇物件”。因此这种“中国古玩热”开始影响到英国人的口味和英国家庭空间。

——《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乙）“汉字表意”的西方写作

哲学家德里达这三句话耐人寻味：“文本以外无一物”、“对宏大叙事存疑”和“权力就是知识”。这个“权力”，我们理解为征服世界的“海权”；归根结底，它产生于西方幸遇的“天时地利”——由陆海丝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和科技西传等因素，把亚欧大陆西端的“海隅”的地缘政治提升了起来。

下面借喻德里达的话来甄审西方文学：

西方在其有了权力之后便伪造其知识传统与文化历史，包括《荷马史诗》这样的“宏大叙事”。《荷马史诗》有真实文本吗？常言，虽然荷马本人是眼盲加文盲，但它的口传故事则被后人记载下来，保存至今。可能吗？

——所以说“对宏大叙事存疑”。

再说，我们知道，表意文字（汉字）相对稳定，因而可以传播和传承；而“表音文字”则相反：在印刷术之前，“表音”是不可能的——随时随地都会变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会真实文本呢！既然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文字和文学，那就是一无所有。

——所以说“文本以外无一物”。

西方在15世纪左右依靠印刷和纸张才算有了文字，却是“各表其音、各执歧见”；没有合理合法的“表意”作为标准，争讼和冲突在所难免（宗教战争与此有关）。即使写下文本，那也是“辞不达义、词不逮意”，尤其是缺乏文学性和哲理性（例如所谓的“文艺复兴手稿”和旧版荷马、莎士比亚等）。

直到1700年左右，由于其表音文字有幸寄生于汉语内涵（表意、雅言），它才开始胜任于书写“古典、经典”；因此，那具有审美或文学价值的《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等，都是在18世纪这个“中国风、中国启蒙”（启蒙运动）及其所牵引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环境下，粉装玉琢、粉墨登场。

德里达还说：“汉语写作概念作为一种‘欧洲幻觉’而发挥作用。”这就是说，“西学”——尤其是“古典西学”——是由汉语概念所形成的“欧洲幻觉”。

17世纪的欧洲精英们探索具有合理表意的通用语言，也称为“哲学语言”——“培根、霍布斯和威尔金斯皆相信，越是完美的语言越是包括着达到完美哲学的模式和方法。”换句话说，通过“完美语言”来建立学术（包括文学、科学和哲学），而“完美语言”（通用语言或哲学语言）则是基于合理表意的。毋庸置疑，这就是汉语特质。所以德里达提醒我们：莱布尼茨把汉字当做建立西方哲学的基石。

比奇洛教授解释道：

【他（莱布尼茨）提出，中国书面语言是哲学语言的典范。换言之，莱布尼茨想象有这么一种书写文字，它与思想形式本身直接挂钩，而非通过口语和具体物质来表达。……然而，莱布尼茨这个梦威胁着这一成说，即欧洲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真理。……的确，莱布尼茨的通用语言是把数学与逻辑推理结合起来的语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被白晋说服，而把汉语当作完美模式，因为汉字起源于远古的易经象数。】

这里顺便说一下，在莱布尼茨时代，即在17、18世纪之交，所谓的“文艺复兴”及其所发现的“古希腊”都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两者都是在19世纪被“经典化”的（“文艺复兴”是1840年被命名和定性的，而“古希腊”则是更迟才成型的）。

反过来想：如果在17、18世纪，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也具有如今的“历史意义”，那就不会发生这两种情况：

第一，培根、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欧洲精英都把汉字当做“真正的字”，把汉语当做通用语言及哲学语言的典范；

第二，直接受中国影响而发生了塑造现代西方的三件事：中国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

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意象派文学运动等欧美世俗化进程的重大事件中，中国元素都是主要的催化剂，尤其是汉字的启迪，欧洲在智识生活上一直遭受的煎熬、困扰和瓦解才得以解脱。

（丙）汉字表意的西方文艺

汉语作为一种哲学或哲理的语言，深刻影响了西方诗学。罗伯特·克恩教授指出：

【根据（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17世纪，汉语书面语言“作为一种欧洲幻觉”在起作用；……莱布尼茨的相关思想，是希望借助于汉语来发明一种适合的哲学语言，使之成为哲学的工具……。莱布尼茨和诗人庞德所看到的是，汉语是人们所寻找理想的言语表达形式的楷模。

对于费诺罗萨来说，汉语是美德和特权；毕竟，把它放在爱默生的术语里，汉语则是意象和修辞的语言，由此不断提醒我们那是诗的起源……。艾兹拉·庞德习惯地把汉字表意融入他的字母文字写作之中。】

“汉字表意”奠基了从诗歌到电影的西方或现代文艺，它构成了西方传统的一部分。斯坦福大学教授罗兰·格林写道：

【在1977年，阿洛多·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 1929-2003）汇编了一部著作，题为《表意文字：逻辑、诗歌和语言》（Ideogram: Logic, Poetry, Language），其特点是翻译被热议的费诺洛萨的论文《作为诗的媒介的汉字》；它是在费诺洛萨去世后，由庞德编辑出版的。该书还包括另一篇论，即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于1929年写的《电影原理与表意文字》……。

正如阿洛多·坎波斯所昭示的，费诺洛萨是这一学统的哲学家和诗人之中的一员，即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到爱默生和庞德；他们寻求功能性的诗学框架，它是基于像表意文字的通用符号。】

欧内斯特·F·费诺罗萨（ErnestFranciscoFenollosa，1853-1908），明治18年在日本三井寺法明院受戒皈依佛教，受戒名是“玄智院明彻缔信居士”。

美国语言心理学家费诺罗萨通过对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对比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理想、最富于诗性的语言。

费诺罗萨在《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一文中盛赞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作用以及字与字的烘托。汉语重在“意”，学习汉语重在进行体验感悟，所以汉语具有突出的诗性。

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具有贴近“自然”的特殊“及物性”，从来没有失去表现事物复杂功能及事物之间关联的能力，它由象形的图案组合而成，不用符号。因此用这种文字写成的诗，能够达到事物本身。而且这种字体构造方式后先相续，基本精神从未中断，所以至今仍然“葆有原始的活气”，这也决定了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理想的诗性语言。

费氏还认为欧洲中世纪的“逻辑”是一种暴政，它使英语不再具有表现物象的能力，而变成任意专断的符号。西方语言讲究“词性”、“语法”，语言经过层层抽象概括，就使词语失去了字词直接表达“自然”的清新品质。词语被装进“词性”和“语法”的匣子，是违反自然的主观任意行为，语言和“自然”的自然联系由此大大削弱。

（丁）“中国风”的西方文学

18、19世纪见证了西方文学——包括其“古典文学”（古希腊等）——的繁荣昌盛，好比诗云：

【春暖花开看物苏，蓓蕾嫩芽满枝株。

待到微风吹杨柳，万紫千红普天舒。】

实际上，如此西方文学盛况是“汉字表意”所发生的“爆炸性效应”，亦为中国文学之“南橘北枳”所造成的满园春色、满天星斗。而“中国风”则贯穿始终、贯朽粟陈：它先后是18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和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的主流，而在两者之间（19世纪）则为潜流，说明如下：

第一，18世纪“中国风”之浪漫主义伪造了奠基西方文学的“五朵金花”，即经典版《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以及麦克弗森的《莪相》、托马斯·珀西的《英诗辑古》和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多城堡》（哥特小说），后三者比较直接取材于中国。

第二，在18世纪后期，中国风从“显学”变为“隐学”，而其衍生物（哥特等）“喧宾夺主、宣化承流”。在19世纪，潜在的“中国风”汇聚支流和驱动时潮；它们主要是汉学及东方学，但最大而显著的支流则是从中国获取“神秘智慧”的斯威登堡主义。后者与隐身的“中国风”里应外合，而重振浪漫主义和激发超验主义（主要在美国），并且助长了伪哥特、伪但丁、伪史诗和伪希腊（希腊神话）。

第三，20世纪初的“中国风”之现代主义：埃兹拉·庞德和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等人号召欧美文学家亲切体悟汉字，把这个独特的表意文字当做灵感与知识的宝藏，因为汉字是“完美的诗的媒介”（perfect medium for poetry）。他们的这一创举“在西方诗歌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启迪了众多的欧洲、北美和拉美的诗人。

帕特里夏·劳伦斯写道：

【在埃兹拉·庞德和其他美国诗人构建这种中式新诗之前很久，美国诗歌中的意象主义已与中国诗词传统接上亲缘……。英国现代主义受到中国文学的这种品质的影响。……费诺罗萨、翟理斯（Herbert Giles）和阿瑟·韦利（ArthurWaley）“翻译”中国诗词，主要是唐代的；它使现代主义的想象具体化，亦为现代主义的磨坊准备了精神谷物。……庞德越来越成为一个“东方主义者”，他把自己的诗歌研究融入汉字和中国历史之中；从而最重要的发展了文学中的“表意方法”（ideogram method），它奠定了新诗的基础。】

拉斯洛·戈芬（Laszlo K. Géfin）认同：

【庞德编辑和出版的费诺罗萨遗稿《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使这种表意文字为“现代主义的核心方法和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借喻唐诗：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大家只看到西方文学的“万条垂柳、百花盛开”，而不知道它的种子和根脉则都是中国的，只不过在西方的土地上长成“碧玉高树、奇妙园林”而已。那裁剪景致的“二月春风”不就是“中国风”吗！西方文学的繁荣只是中西之“因缘、因果”之短暂机遇，故曰：

【“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1913年的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

《新时代》杂志的撰稿人艾伦·厄普沃德（A1len Upward）在《神圣的奥秘》一书中写道“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本身构成了最伟大与最古老的人类社会。远从特洛伊尚未建立之前的悠久年代开始，人类的近三分之一人口就已经在它的庇护下生活在相对的文明与幸福之中”。

1913年10月，在厄普沃德的影响下，埃兹拉·庞德开始阅读法文版的孔孟著作，对儒家思想统领下的中国的历史、哲学与诗歌的推崇备至使他做出了这样的感叹：

【“中国在许多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取代了希腊。”】

1912年底，庞德结识了女诗人玛丽·麦克尼尔·费诺罗萨——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遗孀，最终获得了其夫的中日文学研究遗稿。庞德如获至宝，惊异于汉字作为诗歌语言的伟大创举,他让中文开始作为诗性语言进入了西方美学视域。“东方似乎正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庞德在写给妻子多萝西的信中写道。

庞德就曾根据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译作创作了一些有中国古诗之风的短诗。希尔达·杜利特尔（H.D.，意象派诗人）曾透露说：

【“庞德正在翻译中国古诗，其中有些相当优美。”】

费诺罗萨的论文《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对庞德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氏“表意文字法”建立在汉字在字源上几乎都是象形文字这种认定基础上，它们所呈现的世界比任何画家描绘的都更逼真，比任何作家书写的更生动。他认为这种象形表意文字当是“世界的理想语言”。

“‘表意文字法’是现代主义的真正原则，”庞德写道，“因为它弃逻辑思辨而青睐精神的内在关联。”这一原则成为庞德在他的中年时期——1940年代至50年代，潜心研究的重点。

在庞德看来，中国古诗对自然景色与个人观察的直观呈现是不折不扣的意象主义，远比费氏笔记中的日本部分更有吸引力“中国是根本性的，日本不是，”他在给纽约的律师兼艺术品收藏家约翰·奎因的信中这样写道。

1914年，庞德从费诺罗萨遗稿中一百五十多首汉诗整理翻译出十九首，包括《诗经》、陶潜、卢照邻、王维诗各一首、古乐府两首、李白诗十二首，结为《华夏集》于1915年4月由出版商艾尔肯・马修斯在伦敦出版，大获成功。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盛赞庞德为“中国诗歌的发明者”。

但事实上，除了李白《长干行》以外，《华夏集》与其说是翻译，毋宁说是改写。即，庞德改变了传统的直译方式，而采用改写式译法。

四、若非汉语（汉字）则西方无法突破“文字瓶颈”

较之自然物种，人秉赋两个本能：

第一本能（所有生物皆有）——饮食男女，生息繁衍，趋利避害，生存竞争；

第二本能（智能生物独有）——剖析大千，索取万物，反克自然，解放本能（指第一本能）。

第二本能还可概括为：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

所有的技术与知识（包括数学、几何等以及相关的学问）都来自“第二本能”。但它是双刃剑，兼具正能量（建设性）与负能量（破坏性）；如果处理不好则是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

在世界联通、海洋时代之前，“双刃剑”对内（本土环境、乡土生态），几乎不能开发“第二本能”（获得技术与知识），否则乃自毁家园、自取灭亡；之后是“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唯有“地缘优势”的国家可以绽放“第二本能”，而其余世界及地球生态则都深受其害。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地理与生态皆是有限的，而且地缘优势也会转移）。

古人如何开发“第二本能”，从而原创技术与知识？

那时，占绝对优势的大自然把人类分散、分隔，而使各个族群皆囿于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稍微“妄动”就会否定其生存，所以古人几乎不能开发第二本能、原创技术与知识。唯有一种情形乃例外，即在适合的地理环境之中（自然对人是“适度挑战”），在这里，人首先发明“道的智慧”（动态平衡、整体和谐、有序运动、可持续性），运用它来监护与调节之，这才可以开发第二本能、原创技术与知识。

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国能够开发第二本能、原创技术与知识。与此相反，其余人类——尤其是西方——还必须依靠“神的权威”禁锢人的潜能（第二本能），以免自我毁灭。

再问：古人是如何蕴藏、积累、传播和表达知识的吗？

这就需要文字，而且必须是“表意文字”，不能是别的。象形文字只是文字的雏形，而对于知识来说，它则是缺陷；因为象形文字所能表达的，只是零星具象，而非系统思维。用象形文字匹配“文明”（古埃及）只能说明两者都是假的。

至于表音文字（字母文字），即使有（实际上开始于15世纪左右），也只是发音符号；其所含的信息仅仅是个别性、本能性、狭隘性和排他性的，而与人类的“共同认知”（知识）则毫无关系。

对照一下：就其服务于感知主体而言，表音文字是“第一本能”（情欲、物欲），表意文字是“第二本能”（知性、知识）；后者并且涵容两种本能而超越之，可以传导形而上的心灵意识。

第一本能（感官、耳识、杂识）→表音文字（近代初）→狭小时空

第二本能（潜能、意识、知识）→表意文字（古汉语）→超越时空

自从17世纪末以来，西方诸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从而胜任于记载和传达知识。于是，西方便宣称（我们也都信以为真）：它的表音文字如何优越（原本具有“合理表意”），而且是“古已有之”，所以谱写出“希腊智慧”（文学、科学和哲学等）。

西方不可能原创或原生知性与知识、文字与文明。即使到近现代，由于天时地利的转移，使之拥有地缘优势，双刃剑（负能量）向外，从而能够绽放人的潜能（第二本能）；但如果仅凭己力，不靠东方助缘，那么，西方独自发展，一两千年也达不到宋朝的水平。

再者，即便是西方依靠地缘优势，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汇聚古今世界的成果与资讯，并且使全球资源财源向己方滚滚倾注，从而能够能够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但如果它不突破“文字瓶颈”，即设法使其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那么，西方则必是一事无成、百业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