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是英国人为了树立自信而系统伪造的“伪大师”！

昆仑钰

编者按：欧洲的“伟人”都是超人，比如达芬奇，（通常的评论是：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画家、天文学家、发明家、建筑工程师。他还擅长雕塑、音乐、发明、建筑，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天文、地质等学科，既多才多艺，又勤奋多产，保存下来的手稿大约有6000页。他全部的科研成果尽数保存在他的手稿中，爱因斯坦认为，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30-50年。——实际上达芬奇是剽窃了中国文明西传的各项成果），比如牛顿。牛顿的三大定律号称奠定了西方科技发展的理论基石。事实上真的如此吗？那只苹果之所以未砸中别人的脑袋，不是因为牛顿脑袋更大更聪明，而是因为牛顿根本没有被苹果砸中，他只是被长篇累牍的伪造谎言堆砌树立成典范而已！具体如何伪造堆砌，且看本文诸玄识先生细细道来。正文一万字，已获诸玄识先生授权发布。

辨明西方科学的中国源——牛顿是被塑造的“半神”

诸玄识

剑桥大学教授帕特里夏·法拉说：“牛顿被提升到‘半神’的地位……，一个服务于功用性象征的永恒天才。……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戏剧家内波米塞那·勒梅西埃（Népomucène Lemercier）写了一部史诗，献给人类的四位伟人——荷马、亚历山大、摩西和牛顿。”[1]

然而，“四伟人”的前三者是真人真事吗？牛顿是真人，可能不是真事。更讽刺的是，勒梅西埃这部“四伟人”史诗的创作灵感，来自被拿破仑所钟爱的“北方的荷马”——奥西恩（莪相，苏格兰史诗）；它则是基于中国文献与文字的虚构，却在19世纪西方掀起了塑造史诗与国魂的高潮。

所有的西方史诗都不是真的〔请读：《〈荷马史诗〉是十八世纪中国风影响下的伪造物》、《西方伪造史诗和童话》〕。而牛顿本人则有一项毋庸置疑的史学成果，那就是证明“古希腊、古埃及”都是夸大或杜撰的〔《西方历史批判资料》〕。

（一）墨子是真的，牛顿是假的？

（甲）西方竖起的丰碑可靠吗？

作为科学巨星的牛顿在西方不断受到批评和谴责。例如哈佛大学博士、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教授塞格斯特罗勒，在其书中附有《已知或可疑的科学欺诈案件》，所列举的包括：A.（古希腊天文学之父）喜帕恰斯的天文观察是伪造的；B.（古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测量亦属于虚构；C.牛顿的巨著含有捏造的成分……。[2]

另据美国《书评摘要》称：“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像牛顿和孟德尔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也可能捏造数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3]

这仅是冰山一角。高耸入云的丰碑开始摇摇欲坠。

皮特·舒特著《假科学是如何欺诈的》称：“当你在听老师或演讲者滔滔不绝地谈论牛顿之际，你就会被洗脑（brainwashed），以致你被一种精神控制带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骗局（the biggest scam）；结果，你也成为最大骗局的一部分，赞扬所谓的‘牛顿物理学’。”[4]

这难道是偏激之妄说吗？然而令人震惊的则是：

今年（2019年）刚出版的书——《艾萨克·牛顿的黑暗面：科学界最大的骗子？》（The Dark Side of Isaac Newton：Science'sGreatest Fraud?）[5]，作者尼古拉斯·科勒斯特罗姆（Nicholas Kollerstrom）是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员、科学史学家，伦敦大学学院科学与技术研究系的荣誉研究员，曾为天文学家百科全书撰写条目。

这部书的简介称：

在18、19世纪，艾萨克·牛顿被赋予了半神（semi-divine）的地位，从而把宗教和科学连接起来；然而，半神形象背后的真人却悄然流失。实际上，牛顿是一个鸠占鹊巢、欺世盗名之徒，而且还污蔑那些他的著作的真正贡献者。这位极聪明的数学家可能是狡欺虚伪和口是心非。……根据我们的仔细研究，在新科学诞生之际，牛顿并没有发现微积分和万有引力定律。莱布尼兹把他描述为“一个既不公平、也不诚实的头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罗伯特·胡克称他为“所有方面最十足的流氓”？为什么天文学家佛兰斯蒂德把他叫做“罪恶”（SIN←Sir Isaac Newton）？

先前，被《维基百科》称为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林登·拉罗奇（Lyndon LaRouche）揭露，牛顿除了热衷于“前科学”（炼金术）之外，在科学上则毫无建树；英国为了打造“科学神明”（一如稍后打造莎士比亚），到处收集资料置于牛顿的名下，包括挪用莱布尼茨和罗伯特·胡克的成果。[6]拉罗奇进一步写道：

现有的（现代早期）文献显示，艾萨克·牛顿对于科学知识没有做过任何有益的原创贡献（not a single original useful contribution）；事实上，他几乎全神贯注于“黑魔法”（black magic，指炼金术）。……牛顿和波义耳（1627–1691）把英语中的相关资料顺手牵羊、据为己有，包括沃利斯（John Wallis, 1616–1703）和巴罗（Isaac Barrow, 1630–1677）的作品；更不知羞耻的是，牛顿反复抄袭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的成果。牛顿物理学的主要来源是胡克综合研究——综合开普勒、伽利略和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 1544–1603）以及莱布尼茨的发现，并将其数学化。在（牛顿）同时代人中间，莱布尼茨和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 1629–1695）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重点剽窃对象。

牛顿曾卷入多场抄袭争讼，除了与莱布尼茨之外，胡克声称：自己的“引力平方反比定律”[7]和《显微术》(Micrographia)，均被牛顿占有。牛顿指控胡克窃取法国科学家法布里（Fabri）的成果。[8]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阿瑟说，牛顿与莱布尼茨关于剽窃微积分的争讼，有着严重的政治社会背景，即牛顿是被其国内沙文主义所支持的，他被视为“英国的先知”——牛顿发现三个自然定律，犹如摩西创造《十诫》，其缩影是亚历山大·蒲柏通过这样的诗句，把牛顿提升到“半神”的地位：[9]

自然与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被照亮。

英国作家和教育家尼古拉斯·哈格在其所著《西方秘密社会历史》一书中，指出牛顿和蒲柏两人都是神秘性的玫瑰十字会的成员。[10]玫瑰十字会、光明会和共济会都在搜集中国古代智慧。[11]牛顿遵循玫瑰十字会的旨意，潜心研究炼金术。而炼金术和它的西文词语（Alchemy）则都是源于中国。[12]

（乙）墨子是牛顿力学的先驱？

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写道：“西方世界在基础上受惠于中国。［许多最伟大的世界发明都在古代中国有它们的原型］[13]。是早期的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而不是古腾堡；同样，发现血液循环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威廉·哈维；也许，最令人惊讶的则是，发现牛顿第一定律的，不是牛顿本人，而是中国人。”[14]

迈克尔·查普曼说：“中国人所抱有的持续波动状态的世界观，使得他们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能了解物理学的惯性原理。”[15]

约翰·柯伦特博士解释：“墨子……生活于战国初的百家争鸣时期的中国哲学家，他的思想被汇编为书《墨子》，其中包含如下句子：‘运动的停止是由于反作用力……，如果没有反作用力……，运动永不停止。’根据李约瑟，这是牛顿第一定律的先导。”[16]这样解释也涵摄了“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当然，作为古代的“科圣”，《墨子》不能不涉及“牛顿第二定律”。任继愈认为，《墨子》囊括了近代力学的各个方面，也包括万有引力定律。他说：

墨子学派对于力学很有研究……。《经上》说：“力，形之所以奋也”，就是说力是物体运动变化的原因，这个内容就是牛顿第二定律，只是没有明确提出加速度问题。墨子学派对于加速度是知道的，只是没在这一条中写出来。实际上，所谓“奋”即变速运动。又如《经下》在讲到輲〔船〕车时，有些说法如“上者愈得，下者愈亡”，“上者愈丧，下者愈得”。这些“愈”字，都含有加速度的意思。《经说上》：“力，重之谓下，举重奋也”。这里讲物体下落，即引力作用的必然现象。墨子是引力学说的最早发现者。西方讲引力的发现，首推17世纪的牛顿，而墨子早在2000年前就提出了引力问题，而且“引无力也”，可看作墨家的引力定义。[17]

杨向奎先生称墨子的引力说“堪与万有引力定律媲美”。[18]其实，墨子“引无力也”更具有普遍性与规律性。牛顿的术语“Gravitation”原意为“重力”、“力量”，而中文译成“万有引力”则似乎更“科学”（较接近墨子），没有把它们从“引”的性质中扬弃掉。这就是说，牛顿力学僵化于机械论与利用自然现象，而不能贯通于像中国文化那样：万物一体，相吸互斥，亦合亦分，彼此转化，从而“赞化”动态平衡与纷繁和谐的宇宙。

一定有人会问：既然古代中国有那么多发明与发现，怎么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科学～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李约瑟难题）？我的回答是：

第一，鉴于科技是双刃剑，是要耗丧生态的，人们能够利用多大的生态范围，就会有多大规模的科技；所以，古今科技不能同日而语。

第二，历史上的中国科技在其国土环境中已达到颠覆和极限了，因为无法突破“亚太地理瓶颈”（远离彼岸大陆，“外向发展”尚不具备条件），进一步发展则是正能量被负能量所压倒。

第三，上述文明的矛盾或张力推动着“战争与和平”（蒙古征服、郑和远航、技术传播等），从而使“陆海丝路”演变为“世界联通”；虽然在新形势下，人类首次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大发展的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但伴随着“天时地利”的转移，中国反而沦为“地缘政治”的受害者。直到进入21世纪，世界性的地缘政治优势开始变得有利于中国，因而可以绽放“正能量”。

（二）汉语衍生的西方科学语言

（甲）语言文字甄审真伪名人

我们还可以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审视，看看牛顿到底是不是现代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 1564—1616年）时代的英文远不胜任于写作，那时出现的、据说是第一部英语词典（单词表）才两千多个土语单词（1604年）。莎剧数以万计的词汇从何而来？

实际上，在莎士比亚死后的百年里，从培根到牛顿，英语经历了险些夭折的危机和“汉语模式”的改革。不难发现，代表英语文学瑰宝的莎剧是在正规的《约翰逊英语词典》问世（1755年）之后不久，在“莎士比亚”名下的旧文本基础上伪造出来的，而塞缪尔·约翰逊恰恰则是“莎士比亚编辑”之首。

难道牛顿著作也是这样来的？不会吧，因为牛顿时代的西文（西方诸语言文字）已是“今非昔比”了。

姑且不论上文所说的“抄袭、挪用”的问题，通行于今的牛顿著作确实是被改写的——牛顿主要用拉丁文写作，它在被翻译成现代英文的过程中“更新”了。根据主流西方的出版物：

从1729年至今，整个的牛顿著述差不多都有英文版了；它们最初被安得烈·莫特翻译的，后来又被“现代化”（modernized）〔注：安德烈·莫特（Andrew Motte, 1696–1734）一位是数学家，他是出版商本杰明·莫特的弟弟〕。……1729年的莫特译本到1803年被重印，是由W.戴维斯仔细修订和修改的（carefully revised andcorrected）。……莫特的牛顿译本也是第一个美国版本的基础，由奇滕登（N. W. Chittenden）仔细修订和修改，于1848年在纽约出版。[19]

（莫特的牛顿译本在20世纪又被修改）消除了其古旧和陌生的表达方式（to remove archaic orunfamiliar modes of expression）……已不像17世纪的（牛顿）作品了。莫特译本不断被“现代化”[20]〔主要是语言的现代化（modernizing the language）[21]〕。

如此修订、修改并非像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把“古文”转换为“今文”那么简单。牛顿时代的西文能不能书写科学？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16、17世纪的欧洲，拉丁文比新兴的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和德文等）略胜一筹；但较之稍后经过改革、从而摄取“汉字表意”的各国的语言文字，“希腊语和拉丁语皆成为死亡的语言（the Greek and Latin beingdead languages）”[22]——两者都是宗教性的，因而几乎不能表达“人”的概念（人事、人为和人智等）。〔注：今天被使用的拉丁文与希腊文都已在18—19世纪升级了〕。

因此，牛顿主要用拉丁文写作至少说明三点：1.其内容与现代科学有鸿沟、有距离；2.英文等世俗文字尚未成熟（牛顿晚年改用英文）；3.牛顿传世的著作是被改造过的。

（乙）牛顿时代西方文字的缺陷

伊利诺伊大学英语系教授罗伯特·马克利著《堕落的语言：1660—1740年英国牛顿主义的表达危机》（Fallen Languages: Crises ofRepresentation in Newtonian England, 1660-1740）[23]。该书简介：

（作者）聚焦于1660—1740年间英国自然哲学之“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的表达危机……。作者在各种科学及其理论目标和性质上，对当时西方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深刻质疑；该书为关心这些领域的学者和学生提供了挑战性的阅读，即：从复辟时期（1660年代）到18世纪的英国文学、文学理论、知识历史以及科学哲学与历史。[24]

【笔者评注：马克利教授这本书的大意是，18世纪以前的西方诸语言文字（例如拉丁文和英文）皆不胜任于书写现代知识和科学；即使牛顿的理论、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学者的理论，也都夹杂着神学与劣质语言，因而还算不上真正的现代科学。另外，笔者认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1990年代初），马克利尚不知道“汉语（汉字）对于现代西方语言文字形成的决定作用”——十年后他开始认同这个命题。】

图：罗伯特·马克利著《堕落的语言：1660—1740年英国牛顿主义的表达危机》

接下来是书中内容的摘录：

在17世纪下半期，语言、文体和实用的表达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确认一个关于现代性兴起的先决设定，即构建科学进步的语言叙述。[25]

牛顿等人的“物理神学”文本受到关注，它们在许多方面陷于表述危机；这是基***督****教固有的困境——“用不完美的语言赞美完美的上帝”（to praise a perfect God in an imperfect language）。

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上帝的不可言喻的话语和堕落的人类语言之间的破裂。与此同时，像波义耳（Boyle, 1627-1691）等自然哲学家们，则面临叙述和理论化之难题；因为绝对神论与物质世界的决裂，后者却仍带有上帝的印记……。[26]

波义耳和牛顿认识到，为了使虔诚的自然哲学的形式本身合法化，就必须创造一种适合这项任务的语言。[27]

哲学，是写一部在永远敞开在我们的眼前的、巨大的书，我指的是宇宙；但只有当我们学会和熟悉了相关文字之后，我们方能阅读它。（对于科学哲学和科技知识来说）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它的字符是三角形、圆形和其他几何图形；如果没有这些，人类则不可能理解一个词。

【笔者评注：这句话说明什么呢？首先是语言文字对哲学、科学和知识乃至关重要。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呢？那应该只有一种，即中国表意文字——汉字。鉴于18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字只是发音符号，而缺乏合理语义，尤其是缺乏像汉字那样的普遍性、通用性、抽象性和关联性的意涵；西方便通过摄取“汉字表意”，使它的“表音符号”变为“表意符号”，从而胜任于书写知识百科。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与牛顿同时代的莱布尼茨开始的。正如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达塞克（Val Dusek）所：“莱布尼茨……是命题符号、逻辑和数学逻辑的发明者。……莱布尼茨的初衷是：万物皆可由相应的符号来表示，并且能向读者直接揭示万物之本质，这就是中国表音文字（汉字）；……中国表音文字原本就与万物的本质密切相关和精准一致，它代表着华夏先哲对万事万物的直接洞察……。”[28]】

马克利教授最近（2015年左右）写道：在18世纪英国的启蒙、美学和文明思想的转型中，中国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莱布尼兹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等欧洲作者来说，中国表意文字对于无缘于“纯粹（表意）符号形式”的欧洲，是一种幻想的灵感支架（apparitionalscaffolding），它反过来寓意着原初、超越和有序。……从威廉·坦普尔到伊曼纽尔·康德等欧洲精英，都把中国美学原则融入他们自己的思想中。[29]

（马克利评论）大卫·波特著《表意文字：欧洲现代早期的汉字密码》一书，是迄今为止对17—18世纪欧洲迷恋中国的最全面的研究；……该书主张，即16—17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中国表意文字这件事，对于欧洲人自己的表述、历史和政治，甚至对于其宗教的合法性，都具有“万能的象征性”（all-purposeemblem）〔大卫·波特说，现代早期的欧洲是“汉字密码”的展开〕。[30]

（丙）牛顿尚在突破“语言瓶颈”

在17世纪的欧洲，由于西方诸语言文字，都只语音符号和狭隘语义，而与超越性、普遍性和抽象性的表意内涵乃格格不入，所以它们均妨碍社会进步。牛顿本人也致力于解决这个语言文字的瓶颈，他转向了“表意”，希望基于它来开发科学语言和数学符号。泰莎·莫里森博士写道：

牛顿对通用语言的兴趣可追溯到1661年。那时，拉丁文不再适合于新兴的自然哲学的研究；因而需要一种由表意文字组成的新语言，其抽象性足以表达数学；它可以充分发展，从而弥补拉丁文所不胜任的方面。……直到1680年左右，牛顿开始解码先知语言，他使用与之类似的办法，即（以普遍性、抽象性的概念）来固定词义和词组。……“真正的字”所代表的不是字母，而是事物和概念，就像中国及远东的表意语言（ideogrammatic languages）。[31]

〔表音文字＝表音符号〕→ 摄取“汉字表意”（定义、概念）→〔表音文字＝知识符号〕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莱昂内尔·詹森阐述：

牛顿的微积分、贝克（CaveBeck）的“通用的字”、莱布尼茨的“通用字系统”和威尔金斯的“真正的字”，凡此都是作为对自然神工作的虔诚的推演，而发明的旨在维护实用科学的修辞策略。由此，当汉语文本被理解为代表自然的符号形式的时候，耶####稣会士所翻译和注释的中国资料，就开始在上述自然神工作的虔诚推演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耶####稣会士所引进的中国的“真正的字”，也为早期欧洲科学界争论提供了合理证据；那就是，真正的字、微积分和通用语言（科学语言），都可以从自然万物本身推演出来。[32]

（三）牛顿时代的西方科技来自中国

（甲）用“字如其人”来定性

意大利哲学家翁贝托·艾柯说：“在17世纪的英国，汉语写作被认为是完美的，它的表意文字精确契合其所表达的客观对象……。”[33]

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书面语言成为完美写作的典范。”[34]

在17世纪晚期以前的西方，其依靠印刷术而兴起的诸文字都是“发音符号”；除此之外，它们所包含的意思均为歧义，而且是排他性的两端：1.宗教文字（希腊文和拉丁文），隔绝人情、人事和人智；2.世俗文字（法文和英文等），隔绝高深、高雅和高尚。因此，17世纪晚期以前西方的诸文字都不适合于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西方不存在“古典、经典”（著作），要有，都是后来伪造或改造的（旧文本都被重写）。

直到西方使其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摄取定义、概念、抽象和逻辑等），它们方能被用来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这个过程发生在1660—1750年代。详见诸玄识：《西方逻辑：源自古汉语，赠予古希腊》

鉴于牛顿的写作生涯属于“文字变革”（1660—1750年代）的前期，而且主要使用旧文字（拉丁文），尽管他本人也与时偕行、投入变革；所以，牛顿的著述与现代科学之间仍存在鸿沟与距离，至少是带着神学倾向的。

这样看来，牛顿与上文所指控的“抄袭、挪用”脱不了干系。但我们则认为，应该主要是在他死后发生的英国“造神运动”之所为。

（乙）西方科技的中国基础

还需要解释的是，牛顿的两个主要的“挪用对象”——莱布尼茨和罗伯特·胡克，虽然略早于牛顿，但他们的“现代性”都要高于后者；这是因为莱布尼茨和胡克皆“接近中国”——不管是表意文字，还是科学技术，当时的中国均为“现代性”之源泉：

唐纳德·拉赫的多卷本研究成果——《亚洲塑造欧洲……》，以大量文献资料揭示，亚洲的商品、艺术和思想向西倾注，促使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西方”的形成，这个过程主要开始于17世纪后期……。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把纪伯伦的“现代性”追溯至中国。〔——劳拉·多伊尔/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教授〕[35]

中国是一个“理想境界”（site of idealism），代表着欧洲正在获得的从未有过的东西，那就是现世人生与物质文化，还有汉字密码中的生活品味、艺术审美、女性资质和天下情怀；换句话说，中国代表着英国及西方所具有的现代性。〔——大卫·波特/密歇根大学教授〕[36]

“中国风”（Chinoiserie）给英国人提供了这样一种意象，即这既是外国的、又是很文明的东西，因而赋予西方现代性世界主义（modern cosmopolitanism）。〔——斯洛博达/麻萨诸塞—波士顿大学教授〕[37]

莱布尼茨强烈依赖“北京通信”（耶####稣会士），自不待言。胡克努力学习汉语，[38]他曾向英国皇家学会呼吁：“更好的了解中国文明，这将会为我们打开一个“知识王国”（Empire oflearning）。[39]

奥布莱恩教授说：“在17世纪，福修斯（Isaac Vossius, 1618—1689年）的话，典型地表达了欧洲对中国科学的震惊：‘如果任何人要收集所有的发明和生产（方法），现在和过去，质量和数量，都要拜见中国；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加起来，都不如她。’”[40]

按照塞缪尔·约翰逊，在他那个时代（18世纪中叶），中国“精通所有的科学”。[41]

整个17世纪的“西方科学”都是指望和基于中国技术和文献的。直到牛顿去世后许多年，即在175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荣誉会员，表彰他所提供的中国科学资料。[42]宋君荣尤其是把大量的、系统的中国天文数据带回西方。[43]

发明家詹姆斯·鲍曼·林赛说，西方获得中国天文学资料这件事，非常感激耶####稣会士；而提供资料的，除了宋君荣之外，还有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 1626—1696年）、柏应理（PhilippeCouplet, 1623—1693年）、杜赫德（DuHalde, 1674—1743年）和钱德明（JosephMaria Amiot, 1718—1793年），其中前两者还总汇了中国科学（Scientia Sinensis）。[44]

（丙）科学～工业革命的中国源

西方科学分为两个方面：实用技术和科学理论（纯科学、科学哲学、科学主义）。按照现在常识，西方科学来自古希腊；但在17世纪，“古希腊”与基***督****教则都是进步的绊脚石，若不加以清除，就不可能有科学与哲学。

“古希腊”是被一群号称“人文主义”的神职学者伪造的，反映神学的正面与反面，而与实际科技以及“人”的思想，皆无关系；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古希腊”主要是在19世纪的德国被重写的。

实际上，西方科学来自中国古籍，撷取其中专门针对自然的内容，称之为“自然哲学”。莱布尼茨曾呼吁“中国也应该派传***教***士到欧洲，教授自然哲学”。[45]

首先是创造者由神变为“人”——不是“神***造万物”，而是“人代天工”（《尚书·尧典》），即人可以代替“天”、而像它一样的创造。其次是人能够认识宇宙万物，掌握其规律。即《大学格物致知章》所讲：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西方的实用技术有三个中国来源：1.中国发明的传入欧洲，远不止四大发明，而是100多项。2.中国文献里科技知识，它是现代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兰西学院皆赖以存在的基础。3.“中国风”的工艺，也就是仿制中国产品，掌握生产流程和工艺美术。“中国风”包括文艺、园艺、茶艺和工艺等。

18世纪下半期发生的工业革命，在技术上正是上述的三个中国来源。

（丁）深度分析科技与发展机制

西方不可能原创科技。只是幸遇“天时地利”的缘故，西方暂时处于世界科技“量变到质变”的中心，后者却很快就会转回到它的历史主轴——中国。论证如下：

人作为“智能生物”具有独特禀赋——“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由它衍生出技术、知识、数学、逻辑等以及现代科学（它们都不是“智慧”）。然而，人的潜能及科技百科皆为“双刃剑”——兼具正能量与负能量，后者会造成人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

在近代以前，即在世界联通、从而人们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大发展的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之前，“双刃剑”是对内的；在此情况下，除非有“道的智慧”（动态平衡、整体和谐），否则的话，人们不仅不能开发潜能及科技百科，反而必须依靠“神力”禁锢之——窒息人为与人智，以免自我否定、自我毁灭。古时，占绝对优势的自然把人类分散、分隔在无数个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古人几乎不能针对自然、而有所作为，动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整体的生物圈则“无伤大雅、无关宏旨”，其细部的人为损害，多少也能自动修复。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是“人的社会”，因而可以“事在人为、人代天工”；但仅在“道”的调控之下，存在着人为与人文、创造与创新、发明与发展；但也不得不反复承受极大的负面（负能量：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以致中华文明在忧患中起伏向前。〔请读诸玄识：《“中国历史周期律”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主线》〕。

随着陆海丝路、蒙古征服、郑和远航和技术传播等，终于打通天造地设、进入“全球天下”；却是“妄动”不休、“原罪”爆炸，“旧文明”与“新世界”皆受其害。单说发展的一面：

在新形势下，即“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传统中国所启动、推动的“技术～物质文明”从量变到质变，则在更适合、更通达的地理环境中发生“井喷”（爆炸性发展）。中国自身遭遇本土生态饱和与亚太地理瓶颈，“天时地利”却转移到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欧洲从远离文明中心的边缘变为“世界通途”（通往西半球的捷径），而且开始长期具有“地缘政治”（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这是西方崛起的客观条件。

即使满足必要条件，西方可以绽放潜能；但若没有外来“助缘”，它花一两千年也达不到宋朝的水平。依靠地缘优势的西方，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汇聚古今世界的成果，并使全球资源财源朝己方滚滚倾注；这样，它就能够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与此同时，中国因素使西方完成由“神的社会”向“人的社会”转型，并且让它引进和模仿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

但无论如何，西方毕竟是作为“文明的天敌”而横空出世的，弑杀自然母亲与文明母亲；若不加以扭转的话，西方的趋势是人类自毁、乃至“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所幸进入21世纪，世界性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与发展优势开始从西方（单纯海洋），转移到了中国（陆海有机）。

现在看来，由中国原创的技术～物质文明至少有三次“层累井喷”，其中心位置随着“天时地利”而转移：欧洲→美国→中国。〔请读诸玄识《智慧逻辑解构古今中西及其关联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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