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警惕：元清非中国言论危害国家安全！再论中国国家建构与流变

网上有人说“元帝国和清帝国是中国的‘沦陷时期’”、“不属于中国政权”等，还有人直接说出了“元清非中国”、“满洲入主中原等于日本侵华”言论。

这种观点绝对是某些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希望看到甚至操弄的言论，危害******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 

一、古代中国的国家体系与现代中国的国家体系不是一码事

古代中国，基于其在东亚地缘政治板块中“一超无强”的格局，形成的是一种边界线不明晰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洋葱式的“天下”体系，视居于中央的“天子”距离之远近、王化之高低，分别分为“编户”（皇帝直接统治的核心区）、“内臣”（受“天子”册封，合法性由“天子”背书、定期朝贡等）、“外藩”（遥领“天子”赋予的象征性职务、并有可能时而与“天子”发生冲突）、“朝贡”（只是不定期地向“天子”缴纳贡赋，文化交流不明确）等四种类型。

而在这四种类型中，除了与古代中国文明核心区域交流不明确、影响也不太明确、更没有实质性或象征性统治行为的“朝贡”区，其余的“外藩”与“内臣”（当然“内臣”一向比较老实）与核心区发生的战争，一般都不会被当做“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而是被当做“内部矛盾”加以处理。

如“五胡乱华”，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晋记》、房玄龄的《晋书.后妃列传》等官方史书中，也往往都用“内侮”（家庭内乱）、“叛逆”（以下犯上）等属于内部事务的词语，并不认为这是“蛮族对中国的入侵”。

满人祖先猛哥帖木儿是明永乐大帝敕封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甚至后金建立者努尔哈赤还在万历二十三年，因“保塞有功”而被明帝国加封为正二品龙虎将军武职、建州左卫都督，并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四十四年先后八次进京朝贡。

位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猛哥帖木儿塑像

建州女真、满洲军事贵族从古代中国国家体系来讲，当然属于由中原地区的“天子”曾经册封过的“外藩”，相比海外自成一派、对中央政权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态度、也根本不受“天子”册封、近代又率先完成了民族国家化、堪称古代中国文明与国家体系中“异类”的古代日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存在。

建州女真、满洲军事贵族属于“古代中国”天下体系范畴，而日本很难被算到“天下”体系里去，更不用说近代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了。

二、“‘蛮族’对中国的入侵”论调产生原因

那么为什么到了清末、尤其是清亡后，以上诸多历史事件统统变成了所谓的“‘蛮族’对中国的入侵”呢？

究其因素，主要有三点：

1、晚清在对列强战争中的表现差劲。

随着鸦片战争清帝国战败导致朝贡体系崩溃，和之后的西方列强入侵，清朝主导的传统东亚朝贡体系崩溃后开始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转型。

相比边界不明晰、民族不明晰、注重形而上“王化”的朝贡体系，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体系相当严密，强调“民族、国界、主权”三个国家的主要要素，适宜于现代的大国竞争、国家利益至上的客观国际环境。

2、民族国家体系内部存在的分歧。

帝国主义列强的打击也迫使当时的中国建立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由于在民族的概念上存在争议，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从一开始就被划分为两个概念：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二是“多民族集合成国族形成一个国家”。

前者认为“任何民族都有权建立国家”，而后者则从务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强调“帝国的统绪”，认为应当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由多民族集合成“国族”，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3、近代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传统华夷之辩和现代民族国家学说存在矛盾。

为了救亡图存，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急需建立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并完成“国家自立、民族自强”，而清政府已经到了王朝末期，腐朽昏聩，整个政府能力已经不足以承担现代国家的职责（现代和古代，并不一定谁优谁劣）。同时，清政府因为其“外藩”身份，是“大汉族”中的“异己”民族。

由此，部分学者（尤其以日本学者为始作俑者）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现代民族学说，生搬硬套古代中国国家体系，逐步形成所谓“满洲入侵中原”、“元清非中国”等言论。而由于其民族叙事的简洁有力，把整个国家的衰败完全归罪于满清，有利于凝聚占人口比例99%的汉族群体，一度成为革命党人特别喜欢宣传的口号。

三、“元清非中国”言论的危害

“元清非中国”言论危害相当巨大，被列强特别是日本利用成为瓜分近代中国的有力武器。

1、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刻准备争夺东亚大陆。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发布所谓《讨清檄文》，明确出现“十八省豪杰共击之”、“推翻鞑虏”言论。

日本宣战书中号召的仅仅是“十八省豪杰”，即居住于中原腹心居民，而对蒙、藏、疆等位于边缘地带的居民则不包括在内。

这一将古代中国国家体系内诸民族做割裂化处理、尤其是将“中原农耕民族”与“边疆民族”分割开来的处置方法明显包藏着“瓜分豆剖”的祸心。

随后，日本又针对性地发明了所谓的“文明中心转移论”，将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做混同化处理，认为所谓“蛮族”的入侵导致古代中国文明中心发生了“转移”，“天命”已然转移到日本列岛的大和民族手中。

有了这种学术理论支撑，日本不仅具有了“惩膺暴支”的合法性，更是有了“民族自决”的合理性：

既然满清是“蛮族”对“中国”的“入侵”，那么日本协助中原居民（主要是汉族）反抗满清入侵获得“独立”自然是合理的！

日本这种论断真是狼子野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发布《讨清檄文》的宗方小太郎与明治天皇

基于这一歪理，日本帝国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力图制造近代中国分裂，如辛亥革命进行时，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就曾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之后，日本又在日后不断策动所谓“满洲独立”、“蒙古独立”，并在侵华战争开始后，以日本陆军为后盾，先后扶持了“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汪记伪政权”等等诸多地方性的汉奸伪政权，可谓日本半个世纪以来打造的“满清非中国”、“满蒙非中国”等歪理的直接成果。

文史哲领域的学术成果一旦指导实践，竟然有如此巨大作用，我们能不警惕吗？

事实上，不仅日本曾经抓住“满洲非中国”这一论述大做文章，连部分早期的革命党人、维新派人士，都看不清楚这一点。

如康有为、谭嗣同（康有为学生）等人，在“百日维新”期间就曾经异想天开地提出，想通过割让新疆的土地给西方列强，换取维新所急需的资金与支持。

康有为（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原来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公知带路党，出卖了谭嗣同）。

而早期的革命党人如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人，一度也非常热衷于“满清非中国”。甚至连孙中山早起都曾经说过：“且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

近些年，这些早期言论也往往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加以引用，试图证明“满清非中国”的合法性。

其实，孙中山等人早期仅仅处于“革命家”和“鼓动家”的阶段，其革命思想尚不成熟，也没有完备的、成体系的民族与国家思想，甚至基本的地缘政治与国际斗争策略都不清楚，其关于民族与国家建构的言论则多受到民族主义理论中“一个民族建成一个国家”思潮的影响，显得较为幼稚。

而伴随着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又在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真正现代化的、符合近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呈现出“国族化”特征的中华民族建构开始成型。

随后革命党人基于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则普遍接受了这一新型民族建构。

1912年的元旦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发表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明确向世界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无疑证明，近代中国在国家建构、民族建构方面，不仅已经完全脱离了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接受了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而在民族国家学说中，也已经脱离了“单一民族国家论”，强调“多民族国家”论。

这既是对古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发展，也是对所谓“满清非中国”言论的有力回击：都已经是一个国家、一个国族的共同组成部分了，你现在跟我说某个民族不算中国，这岂不是在逗我玩儿？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泰斗谭其骧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写中国史，当然应该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中国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

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

继续坚持“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构；

坚定不移地认定清帝国、元帝国属于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

坚定不移地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蒙古族、满族在历史上属于古代中国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

毕竟，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强国来讲，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底是谁”，才能弄清楚，我们未来将往哪里去。

上文摘编自“军武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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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主导的戊戌变法实际上是汉奸变法，可以参考诸玄识、董并生老师在2014年所成考证文章。引用诸玄识老师文如下：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以其偏激和低智来勾画“世界大同”（后来成书——《大同书》）；然后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试图把中国消融于“大同”之中（亦即让积弱华夏被吞噬于“全球战国”）。原先，西方凭借中国的“原动科技”而联通世界，遂在这偌大猎场中驰骋和角逐——先瓜分，再火拼；这竟被康有为看成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之序幕，硬要中国自取灭亡于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竞技场”之中（犹如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洞见症结地指出：今之世界，在科技与经济方面已实现了“大同”，但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却背道而驰；这是最危险的，除非中国及其文化能够复兴而主导世界，人类则必毁无疑。《易经》云“道器之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近现代世界，在“器”的文明上乃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在“道”的文明上则每况愈下、一落千丈。康有为只见西方之“器”之精进，赞曰“大同”；无视儒圣之“道”之沉沦，实为“乱世”。

于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的前夕，经过维新派、共济会（李提摩太）和东京朝野三方的共谋，由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来华；这位不久前的甲午战争的策划者和《马关条约》的勒索者，在津京两地备受欢迎。维新派上书赞美伊藤博文的功德，要求朝廷委以重任，让其掌管军国大权；并且安排伊藤博文秘密会见光绪皇帝，要他就任“中国首相”，置大清国于天皇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下，光绪为“儿皇帝”。这就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康、梁被列强保护，偷渡日本；而伊藤博文则无功而返，虽败犹荣，复任日本首相。

    [我的朋友朝千里提供的实证材料如下：]

康有為《自編年譜》：八月初三「及夜，楊漪川、宋芝棟、李孟符、王小航來慰。…（吾）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摺。」

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晉見光緒皇帝。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漪川）上書光緒皇帝：

昨又聞英國牧師李提摩太，新從上海來京，為吾華遍籌勝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聯合英、美、日本，別無圖存之策。…況值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在都，其人曾為東瀛名相，必深願聯結吾華，共求自保者也。未為借才之舉，先為借箸之籌。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5頁）

八月初六，變法派官員宋伯魯（芝棟）上書說道：

又聞俄君在其彼得羅堡，邀集德、法、英各國，議分中國，繪圖騰報。…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並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70頁）

八月初三，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即上書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依籐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然近來傳聞之言，其應如響。依籐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

（收於《戊戌變法檔案史料》，頁461）

伊藤博文來華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廿六（9.11），伊藤博文抵達天津，廿九日抵北京。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向康有為建議，聘請伊藤博文為變法的顧問。

七月廿六日，戶部候補主事聶興圻奏請「設客卿以奔走外臣」，要求光緒皇帝「知會歐美各國，其有賢能願客仕我中國者，即以客卿之位尊顯之。如此，則彼為我盡其才能，斯新政更易成矣。」（收於《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73頁）

七月廿九日，宗人府主事陳懋鼎奏言：「皇上於其進見時，宣中國和睦之誼，詢彼國變革之序，於內政外交，兩有裨益。」（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34）

八月初三日，江蘇松江府知府濮子潼亦奏言：「聞伊籐博文現因遊歷來都，擬請皇上優以禮貌，飭總理王大臣密問彼國維新諸政。」（收於《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3頁）

貴州舉人傅夔，主張用伊藤為中國宰相。傅夔上書奏言：「日人素尚義氣，喜功名，既無異種之嫌，復有同洲之患，今伊藤之來，苟樂為相助，於我誠便，…且臣所以請皇上留相伊藤者，近世歐洲多有此例，以為美談，不以本國乏才為恥。」（收於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三卷，第267-272頁）

慈禧太后力挽狂澜，挫败兼并大清国的阴谋之后：

康有为转到英国船“琶理瑞”号上。八月初十，英国领事班德瑞来见康有为，带来了康在烟台来船上的行李---六篓烟台水果和两篮子细碎物件。在英国船上等了两天，等巡洋舰“巴那文契”号从威海调来，护送康八月十二日凌晨离开吴淞口，前往香港。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全程陪同。

八月十四晚11点康有为到达香港，为了安全，住在中环路警署，受到英国人严密保护，在此之前，康有为在广东的家眷早已到了香港。一周后，康有为偕家眷赴日。

梁启超八月初六下午到日本公使馆寻求保护，住了一晚上，剪掉了辫子，换上欧式服装，转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护送梁启超从紫竹林乘一艘中国船前往大沽口。晚上九点，船出发不久，北洋大臣的小蒸汽船“快马”号就跟踪上了，大约凌晨两点在新河附近追上了郑永昌和梁启超的船，士兵用绳子将梁的船拴在“快马”号上，强行拖回天津。

大约拖了三百多米，郑永昌抗议，双方辩论，“快马”号上的士兵上郑永昌的船，凌晨七点快要到塘沽了，郑永昌看到了日本军舰“大岛”号，立刻拿帽子狂挥，清廷士兵一看不妙，立刻决定逃走。梁启超转到日本军舰“大岛”号上，才告安全。为保险起见，天津领事馆方面发电给日本国内，要求“大岛”号载梁启超返回国内，得到日本政府批准，梁启超于是乘坐日本军舰逃到了日本。

在戊戌政變之後，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五年（ 1899）流亡日本時仍說：「日本與我，唇齒兄弟之國，必互滅畛域，協同提攜，然後可以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他日支那、日本兩國，殆將成『合邦』之局，而言語之互通，實為聯合第一義焉。」（張品興主编梁启超全集，1999年版，324）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台湾版）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

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

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

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慈禧太后於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事成之后，不仅请伊藤博文做首相，还打算请日本天皇到北京登基------

朝千里（董并生）老师补充：

戊戌政变的发生还有一个重要插曲：伊藤博文访华，很多大臣上书请求聘为顾问，予以重用。慈禧得知消息，紧急回宫，责问光绪帝。但在慈禧回宫之前，康有为等人密令唐才常入京，准备围攻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知道这个消息（谭嗣同密见袁世凯），但他没有提前告密，慈禧太后也没有提前知道。

正是因为伊藤博文一事提前回宫，慈禧才躲过一劫。慈禧太后一回宫，政变成为不可能的事，维新派人士纷纷逃亡。等到大势已去，袁世凯“告密”，杨荫桓回京，慈禧太后得知消息，就毅然决然地发动政变，圈禁光绪皇帝，通缉康梁等人，结束了戊戌变法。

维新派的政变不成，导致慈禧的政变，这也是王照责难康梁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慈禧恨死康梁的主要原因。另外提一句，谭嗣同的绝命诗被康梁改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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