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道统到底是什么？这篇文章讲的最透彻:白鹿洞书院讲道统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四学书院 Author 孟晓路
按：都昌興经学堂开学，6月7日我从河北来，琬清亦从北京来。8日晚琬清为学堂师生家长讲什么是中医，大受欢迎。9日学堂师生同游白鹿洞书院，于书院明伦堂我为师生上一堂课，坐于朱子曾坐过之位置，颇觉任重也。孟庆福谨识。
今天坐在这里我有些诚惶诚恐，这是先贤朱子曾经坐过的地方，我现在坐在这里，颇觉得肩头沉重！今天讲的题目是《白鹿洞书院讲道统》，去年冬天咱们兴经学堂成立的时候，我写了一副对联，现在就把这副对联给大家讲一讲。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上联：六经立万世宪章切磋琢磨承道统；下联：四部开九州政教学行思辨继斯文；横批：念兹在兹。”这就是我对我们学堂宗旨的理解。我们办这个学堂为了什么？我们的师生们在这里要做些什么？就是要传承六经和四部的学问，我们要继承先王所传下的华夏文明。
这是白鹿洞书院，是大贤朱子曾经讲学的地方，此处当年的地位非常高，名列全国六大书院之一。先贤陆子也曾受朱子之邀在这里讲学，陆子讲的题目就是论语当中的一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年陆子讲论语这一章时，听众都极其感动，朱子则为之汗下。讲完了以后，朱子就请求象山先生把所讲内容写成讲义，朱子加了按语，就刻在了白鹿洞书院的石碑上。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寻找这块石碑，因为知道有这个事情；终于找着了！很幸运，虽然原碑没有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又重刻了一碑，就在右方院墙边上碑林的最后部分。碑的题目叫做《二贤洞教》，二贤指朱陆两位大贤，洞是白鹿洞，教是教诲，就是朱陆两位大贤在白鹿洞书院对后学的教诲。二位大贤的教诲其实是以义利之辨为中心的；陆子之学首在立志，而立志首在于辨志，曰何辨，曰义利之辨；所以陆子上来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正是义利之辨的根本。
大家都背过论语，所谓喻就是明白的意思，说书唱戏晓喻人，晓就是喻，喻就是晓，就是明白的意思。君子习于为善，习于走义的道路，所以一说起义来，君子就心有灵犀，非常有感觉，很明白，不糊涂。小人呢，就是孟子所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他就天天从事于利益的求取，自私自利，他只对利益有感觉，对义没感觉，你说半天有关义的事儿，心忧天下，不自私，要大公，都是对牛弹琴，他听不进去，他没感觉。这就是陆子所说的“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陆子说这个志向非常重要，你的所习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所立的志向不同。你志于义，就习于求义，就喻于义；你志于利，就习于求利，就喻于利。
志向非常重要，它就是我们人生这部车的汽油和方向盘，它提供走人生道路的动力，同时也决定人生道路的方向。这两个方面都是由志提供的，没有志你的人生方向是不明的，你也没有走人生道路的动力。你走不下去，你原地踏步，你不想走，消沉。有了动力，还要有正确的方向，如果方向不正，那就缘木求鱼，南辕北辙。所以志有两个方面，就是人生的动力和人生的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由义和利来规定的。我们是走求义的道路，还是走求利的道路，就像孟子所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我们面临人生道路选择的时候，选择哪一条，就颇费琢磨，要仔细斟酌，选错了可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到晚年回首一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悔之晚矣。
现在同学们正处在应当立志的年龄，也正是当年我立志的年龄，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立下了求宇宙人生真理的志向。这个事实都写在《七大缘起论》的跋里了，那里面就说我十二三岁在陕西石头河读初中的时候就立下了一个志向，要找到一个公式，把所有的宇宙人生的真理都囊括在这个公式里边。我所立的是真志！从此为这个志向呕心沥血辛苦备尝，一直无怨无悔地走到了今日。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其实是讲立志，所谓生而知之并不是讲对一切事情的了知，而是一生下来不用学习，不用看圣贤书，就知道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生下来就志于做圣贤，志于走求义的人生道路。其次就要靠读圣贤书来启发志于圣贤的志向，所以学而知之者次也。所谓学就是通过读圣贤书以及听老师讲学来明白圣贤书上的道理，然后启发自己做圣贤的志向。再其次就是困而学之，就是说看圣贤书，听老师讲学，志向还是没启发出来；后来自己人生当中遇到了困厄，非常的痛苦，在这种痛苦的激刺之下，痛苦往往能够启发人最内在的灵性，灵性在痛苦之下激发，等于说扎一针，我们是不是就会机灵一下？这时候我们的觉性就很容易被我们意识到。
所以人生遭逢痛苦，正是觉悟的契机，大痛苦逼出大觉悟。痛苦之激刺令我们内在的灵性有所涌动，此时再去看圣贤的书，觉得圣贤说得真对，就应该走圣贤所开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人生唯一正路！这时候才对圣贤的话有了感觉，才去真正地发自内心地立下求生命觉悟求内圣外王的志向，这就是困而学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就是芸芸众生与草木同腐的境界，一生浑浑噩噩，终其一生也没有发生生命的觉醒，读圣贤书也白费了。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希望大家做学而知之的人，能够通过读圣贤书，使生命发生觉悟，立下做圣贤的志向！
在我们面前的这位阳明先生，少时他就问他的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事？老师说，唯读书登第尔。阳明说，非也，乃作圣贤尔！阳明先生生而知之无待而兴，早早就立下了做圣人的志向！考功名只是他其次的目标，是为了落实治国平天下的圣贤理想，人生的根本定是要做一个圣贤。所以立志非常重要，要是有志向，我们的人生就不需要担心。如果没有志向，再聪明，学习再多的知识，这个人生还是需要父母牵挂。因为他没有目标，也没有人生的动力。这首先是对自己不好，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发生生命的觉悟？因为这是究竟的离苦得乐之路。我们人生的一切痛苦来源于自私，来源于浑浑噩噩中这种本能的自私性。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王龙溪先生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就说迷与苦对，觉与乐对。我们一切的幸福来源于觉悟，幸福的根本是因为我们觉悟，我们不自私，我们心怀天下，我们不是蝇营狗苟只求自己一身的名利，找一个好工作，然后爱情事业双丰收。这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仅仅求这个，则取法乎下，得乎下下，甚至连下下都是得不着的！所以我们要取法乎上，我们要志在横渠先生的四句教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志在做圣贤！
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立的志向，就是为往圣继绝学！我们学堂的宗旨就是要承续先圣的经学道统。学堂名为兴经学堂，就是要承续经学道统，为往圣继绝学。所谓“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超绝之学，是无上圆满之学，非常的高超，超绝于普通人的理解和接受范围之上，所以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断绝，所以绝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容易断绝。（老子说“绝学无忧”，也是有这两个意思，非常圆满的学问也容易断绝。）张子为往圣继绝学的意思，兼有这两个意思，我们要承继圣王传给我们的这种无上圆满超绝之学，因为这种学问非常超绝，也就很容易断绝。所以我们就要通过一代一代学人的努力，把它承续下去，不让它断绝。为往圣继绝学，这是我希望我们学堂的同学所要立下的根本志向。
对联的第一句“六经立万世宪章切磋琢磨承道统”，我先讲这一句。六经大家都很清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经乃圣王对人类生活的立法，这就是经的特质，经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把经跟史对着说，经是圣王为人类生活的立法，主要是面向未来，是未来人类生活的蓝图。就像一个建筑，我们在盖它之前，要有一个设计的蓝图，我们在实际修建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蓝图去原封不动地把它变为现实，把它建出来。经就是圣王为未来人类生活所规划的蓝图，这种蓝图是有时间性和地域性的。比如说春秋和王制就是为近期的未来所规划的治中国的蓝图，也就是在孔子之后一直到今天的这段时间，就用春秋来为中国提供制度。那么在更久远的未来，过了小康世、据乱世，达到了升平世，比如说在未来几十年一百年以后，人类走出了据乱世，进入了升平世，这个时候就要用周礼来设计未来的制度。周礼的制度也不仅仅是治中国的，而是治全天下的！ 这就是经的主旨。
那么史呢，史是面向过去的，是对过去的痕迹即过去的生活实践以及学术的记录。它起什么作用呢，它为后世子孙和未来生活提供借鉴，只提供借鉴作用，并不是按照史的那一套原封照搬地落实到未来生活当中去。所以史是提供借鉴的，它并不是未来生活的蓝图，它只是在落实蓝图的时候，在实行经所规划的生活之过程中提供一个借鉴作用。以前的经验会对未来的生活发生一种借鉴的作用，它本身不是生活的蓝图，所以经和史是要区分的。
进一步来说，我们四学的每一个科目也都是需要严格区分的，只有严格地区划它们的界限，才能够构成一个严密的系统配合的整体。如果区分不清，配合也会相互冲突，就不会有一个严密的整体。所以分和合的辩证关系是非常精妙的，合正是因为分得很清楚。经和史，大家可能都背了一些了，也学了一些了，但是要搞清楚经和史的宗旨和作用，它们的宗旨是有所不同的，正是因为不同，它们才能够相互配合来完成对未来生活的指导。以经为主，以史为辅，以经来直接地去落实蓝图，以史来提供借鉴，这样未来的生活就可以走得很顺利，很稳妥。
圣王为经之作者，圣王就是作经之人。所有的经都是由王所作的，圣王是说经之人。我们来看道统，作经之人为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余为有位之王，孔子为素王，即无位之王也）。伏羲是易经的作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都是尚书的作者；尧舜为虞书的作者；禹为夏书的作者；汤为商书的作者；周书好多篇都是文王武王周公所作；周公除了作尚书之外，他还作了周礼。文王、周公还有孔子，他们也是易经的作者，所以易世历三古人历三圣，这四位圣人（还包括伏羲）共同完成了易经的创作。
孔子是经的更主要的作者，因为在孔子之前的这些易书诗礼乐都还不能称为经，只是一些史料，孔子把这些全部作了重新改写。这些孔子以前的由圣王所作的文献，孔子都进行了重新改写，这样就成为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圣王作这些文献的时候，只是对当时生活的规划，基本上还没有考虑对未来的规划。孔子把以前的文献加以重新改写，把自己对未来生活的创制寓在改写后的文字当中，所以孔子重新改写的这些文献才能够称为经。孔子又作了春秋，也是对史料的一个改写，把孔子对未来制度的规划落实到了春秋书法当中。所以孔子是经的最主要的作者，孔子作经这是一定要树立的观念。
孔子为王也是我们要树立的观念。因为王最主要的职能就是创立一套利益天下后世群生的制度。孔子做出了这件事，所以孔子为王。孔子是素王，他虽然无位，但是他是创制之王，他是人类生活的立法之王。孔子之前的圣王，他们主要是利益他们当世的众生，与我们关系最大的那位圣王还是孔子，所以无孔子先王之道无以传，无孔子后世就没有制度可依；由孔子继承了上古这些圣王的立法，然后由他创制为六经，传给我们后人。所以孔子是一个道统中承上启下的最核心的枢纽式人物。
儒教的这些作经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们都是儒教的教主，所以儒教的教主并不是一位，而是多位，这里边是以孔子为殿后的圣王系列，由圣王的系列构成了儒教的创教者。所以儒教跟佛教、耶教都是不一样的，佛教创教的人是一个即释迦牟尼佛，他对前面的印度文化传承是不讲的甚至是反对的，佛对他之前的婆罗门教（就是印度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以破斥为主，随时都在破斥外道，外道主要就是印度的传统文化婆罗门教，比如用非人格本体来破斥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用众生平等理论来破斥婆罗门教的四种姓制度等等。与佛教稍有不同，耶教对于犹太的传统文化有所承继，但是旧约当中的那些人只是先知，并不是上帝之子不是神，只有耶稣是唯一降临人间的真神，旧约中那些人的地位远远不及耶稣。所以基本上跟佛教一样，是由耶稣自己创立了耶教。
但是我们这个唯一大教就跟佛耶回不同，这是由远古圣王传下来的无始无终的教法，它是由很多圣王共同创立的，由一代一代的圣王不断地接续下去。所以它的教主不是唯一的一个，这是我们六经之教跟放到子部里边的那些子教不同的一个方面。当然从更根本的方面来说，它们的不同则在于我们这是由天下唯一的王所创立的教法，那些都是圣而非王所创立的。教主的身份是王和非王的不同，这是更加主要的区别。
天下之王所创立的教法，是对人类整体生活而非个人出离生活的规划。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最多只是一个内圣之人，他内心可能有所觉悟，但是他没有位，所以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只是个人性的，他的教法也只是对个人性生活的指导。佛陀也是一样，佛陀也是无位的，他虽然是王子，但是他放弃了，他没有去做转轮圣王，他取了出家从事个人修行的道路，所以给他的弟子们提供的也只是个人修行生活的指导。故教主身份的不同，就导致了教法的很大不同。
我们这是由天下唯一的王所创制的教法，所以是对天下人群生活的整体规划，把整个大同天下的生活规划为一个觉悟的道场，规划为一个大的学校，让所有的人在这种生活模式里边，去提升自己的觉悟水平。所以这名为大教，是天下唯一之王所创设的唯一大教，把天下规划为一个觉悟的学校和道场。而那些子教的教主是无位的圣，是圣而非王，所以他们创设的都是一些小教，就是要离开世间的生活，自己一个人去山里边住个茅棚去修炼，他们的道场是个人性的，他们不认为整体的生活是道场，他们认为整体的生活是觉悟的障碍是牢笼，是需要出离的。他们这个认识就很不同了，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处在蛮夷的环境里，蛮夷已经从大教这种整体道场里边脱离出去了，所以蛮夷的生活就不能成为觉悟的学校。这些小圣只好创立一个自己去觉悟的小道场，在寺庙在修道院里边，这些出家的人去求个人的觉悟，不再管别人了，只管自己上求天道，整体人群的觉悟就放在一边了；所以这是小教在小道场里求个人性的觉悟。华夏的生活跟蛮夷生活是有很大差别的，华夏的整体生活就是一个学校，由礼乐作为学校运行的主要轨道，在这里面有最幸福最如理如法的生活。蛮夷的这些子教就是由非王的人所创制的个人性的求个人觉悟的小教，世间生活他们就不管了，就割成两片。
我们道统的道是内圣外王之道，我们唯一大教对整体生活的安排是让所有的人都在这里边去求觉悟。所以我们这个道是非常可贵的，是天下唯一可贵的，如果这个道再失落了，那么人类唯一的一个合理的生活也就失落了，再难以找到了。所以我们说要建立华夏的自信，这不能只是一句空话，我们要认识到这一步：华夏的生活是唯一可贵的，不是民族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各个民族各有优点，天下的族群就像是百花园，万紫千红，你是红的，我是绿的，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点，咱们大家都差不多，可不是这样的。华夏是一，蛮夷是多，华夏在所有的根本特征方面都是唯一的，蛮夷则有很多共性。所以这种从天道从明心见性而出的有王和王制的大公的能把天下人群团聚为一个整体的生活，只有在华夏才有！蛮夷迷失天道，王力所不及，多中心实即无中心，各行私道，自私导致割裂分崩离析，导致世界战国争斗不息，这即是蛮夷生活之共性。我们的文化自信要建在夷夏观上，要恢复对华夏的根本认识！
圣王就是经的作者，是说经之人，也就是教主。我们说一个教的教主，就是这个教的说经之人，比如佛说佛经，耶稣说耶经；我们儒教的教主也说了儒经。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儒教的教主，是儒教的说经之人。我们经史子器四学里边的经学，是由经文和传构成的，其中的经文就是由这些儒教的教主，也就是这些圣王所说的。经部除了经文之外还有传，作传之人也就是传经之人。传经靠什么传呢？靠书写对经的解释也就是传，靠作传来传经。传经之人（作传之人）有：曾子、子思、孟子、荀子、河间献王、董子（仲舒）、郑康成（玄）、文中子（王通）、孔颖达、 周子（敦颐）、大程子（颢）、小程子（颐）、 张子（横渠）、邵子（雍）、朱子（熹）、陆子（象山）、 阳明先生、廖平先生。
曾子，作什么呀？你们不是背过三字经吗？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孟子作《孟子》；荀子作《荀子》。河间献王作了礼记当中的乐记还有河间周制（对周礼的解释）。董子作《春秋繁露》，是对春秋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传承，是站在公羊家的角度去解释春秋（解释春秋有三个路向，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郑康成也就是郑玄，他遍注群经，最重要的是三礼（礼记、仪礼和周礼）的注，其他的注有些失传了，但是三礼的注完整保存下来了。文中子作了《中说》，是一种通论。
我们说传有两种体裁，一种是通论，一种是注疏。通论就像大学、中庸、孟子还有文中子所作的《中说》这样的，离开经去总论六经的要旨，它是离开经文独立著述，不是一句一句地去解释经文。一句一句地去解释经文的是注，然后解释注的叫疏。所以作传之人就分成两大类，一种是作通论的大贤，一种是作注疏的大贤。曾子、子思、孟子、荀子、河间献王、董子、文中子、周子、大程子、小程子、张子、邵子、陆子、阳明先生，这些人主要是作通论来进入道统的。郑康成、孔颖达、廖平先生，这些人主要是作注疏来进入道统的。
朱子兼有两个身份，他作了不少通论，也作了好多注疏，所以朱子在儒学当中的地位独高，因为通论和注疏他都有很大的贡献。朱子在宋以后就成为了第二孔子，宋以后的儒学主要就是朱子传下来的儒学。朱子在儒教中 地位非常崇高，所以我们今天在白鹿洞的这次经历非常重要，它将是我们一生当中的深刻记忆。我们在这里边讲道统，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因缘。我们要把朱子的白鹿洞讲学传承下去，把道统继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因缘所在。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道统。伏羲为什么能进入道统？他是易经最主要的作者，易经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符号，那些卦辞爻辞彖辞乃至十翼，都要比这些符号次要，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符号是最为重要的，是由伏羲画出来的。所以由伏羲就开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一个时代，就是道治的时代，以道德治天下。那个时候礼治还不需要，直接由圣王的心性发为妙用，制度是很简略的，可能有少数的官职了，比如可能封了史官和三公这些，但是员数很少。那个时候天下的人就像昨天你们琬清老师讲的那样，灵性非常高，是天医的时代，他们大部分人都处于神仙的状态，那时的人都是神仙，神仙之间即便群龙无首也是可以的。所以那个时候不需要那么僵硬的制度，用道治就可以了。
所谓道治就是圣王从他的心性直接去发用。我们大学所说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就是从心到外面的直接发用，在伏羲那个时代是适用的。但是到了后来就不适用了，所以大学要从修身转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不能这么直通过去，必须得在中间加一个礼的转折，得靠礼才能把心性的妙用去开为齐治平的实践。不靠礼是不行的，到了后世由心的直接发用就不行了，一定要靠礼作为轨道。从伏羲、神农之后，到了尧舜的时代就正式进入了礼治的时代。所以道统的第二个圣王是尧，尚书就是从尧开始的。后世的人灵性下降了，就需要比较僵硬比较固化的制度来规定，否则的话这个生活就要乱。所以需要一些越来越固化的制度来稳定生活，因此分封建国设官分职，制度就越来越严密了。
中国文化的这两个时代都是由神秘的天降图书来成就的，天降河图成就了第一个道治时代，河图就是八卦，也许还有六十四卦，这是由天降赐的，由伏羲所传承所理解，把它发为天下的治理。第二个时代由洛书开出，洛出书，由大禹得到了，洛书上记载的不是《周易本义》上所画的圈圈和线条，洛书上写的是字，是九畴；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极。九畴的这些文字，由大禹得到了，大禹据此设立成型的史王内外官的天下制度。尧舜禹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从洛出书天赐了九畴就开启了礼治时代。
虽然洪范九畴编在周书里边，但是它的真正时代是在尚书最开头的年代，就是尧舜禹时代。因为洪范九畴是周初时由箕子传给武王的，所以把它放在了周书里边。但是它真正出现的时代、它最初落实为天下治理的时代，确实是在尚书开头的这个时代，就是尧舜禹时代。所以我们要对洪范的重要性加以特别的认识，就是说洪范虽然编在周书里边，但是洪范却是尚书当中最重要的一篇，因为它是整个礼治时代的大纲大法，其它那些篇都不如这篇系统全面。
洪范是整个尚书的纲领，是整个天下封建制度的纲领，我这两年研究得比较透了，九畴把整个的封建制度都说得非常全面了，给大家稍微讲一讲。第一畴是五行，这是天道；从第二畴到第七畴，这是人道；第八第九两畴是人天的感应。第二畴到第七畴又分成内圣和外王两部分，第二畴五事就是关于内圣的修养。（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对所有人共同的修身要求，五事即修身的大纲；所以属于内圣方面。从第三畴到第七畴，这是外王的制度规划。
第三畴是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司空（管理建筑）、司徒（管理教育）、司寇（管理司法），这些官职是治民之官。第四畴是协用五纪（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就是制定历法，制定历法不是由业余天文学家制定的，是由专业的史官制定的，史官的首领是太史，太史的第一职能就是制定历法，颁布历法。中国历法粗略来说是阴阳合历，详细来说就是七曜历，因为我们的历法不仅反映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还反映五星的运行。所以它略说就是阴阳合历，阴就是月亮，阳就是太阳；详说就是七曜历，日月五星的运行都有很精确的反映在里边。五纪就是以史官的第一职能来表史官制度。第五畴是建用皇极，在九畴里边，皇极一畴处在中心位置，正表示由王来做天下的中心，来设官分职建立制度。天下所有的人都围绕着王来行动，只有王是无为的不动的；所以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这就是为政以德，这就是无为的德治。 第六畴是乂用三德，即君为治的三种模式正直刚克柔克。这一畴正表分封天下为万国，各立君以治之，即周易之建侯也。第七畴是明用稽疑（就是通过龟卜和筮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王自身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此一畴用史官之另一职能（即卜筮职能）来表史官制度也。
第八畴是念用庶徵，就是通过雨、晴、暖、寒、风等的气候变化以判断为治的得失。如果王官为治合道的话，就会在我们的依报即自然界里边得到风调雨顺的反映。第九畴是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劝导人向善；通过横死夭折短命、多病、多烦忧、贫穷、相貌丑陋、懦弱等六极来警戒和阻止人们从恶。如果我们行事合道，那么就会导致我们在正报方面得到好的结果，得到世间人所追求的五种最主要的幸福。如果相反，就会得到六极，即世人所厌恶的六种主要祸患。
我们说中国文化有两个时代，孔子承继了礼治时代的传统，开出了一套适合后世的礼乐制度；所以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年当中，他是最被尊崇的圣人，因为我们后世的生活是由孔子所范成的，是按照孔子的制度来规划和安排落实的。孔子的身份在汉唐间多封公，唐至于元多封王，西夏时封文宣帝，乃孔子所得最高封号；明清时，改封先师。其实孔子不仅仅是先师（述而不作为师，制作为王），他更是王，因为两千年中国生活的立法是由孔子给出来的。
我们说传经的过程经历了这些阶段先秦、汉唐、宋明、清。在先秦阶段，有曾子、子思、孟子、荀子。曾子、子思、孟子传的是内圣之道，荀子传的是外王之道。由这四位大儒把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传下来了。荀子传经学，曾子、子思、孟子在传经方面不如荀子。荀子传六经传礼学，荀子的重要性较之曾子、子思、孟子犹有过之。如果按照宋儒的看法，以儒学为四书学与内圣之学，那么就是曾思孟重要；如果儒学主要是经学和外王之学，那么荀子就更加重要。荀子是传经的中心。六经当中好几本经包括毛诗鲁诗左传谷梁传的传承都汇集于荀子，然后从荀子开出来，一直传到汉代和后世。
接下来是汉唐经学，我们说在先秦的时候，内圣外王之道传得都很好，比较全面。到汉唐经学的时候，从河间献王、董子到郑康成、文中子、孔颖达，这些都是汉唐阶段的道统大贤；这个时候就以传经学和外王之道为主。因为经里边记载的就是外王之道的框架，内圣是隐含在外王的框架里边的，所以在汉唐的时候传的是外王之道为主的经学。这才是儒学的大路，虽然没有先秦那么全面了，但是儒学的主要部分还在很好地传承，所以我们对汉唐的评价要比朱子的评价高得多。朱子等理学家认为汉唐时道统断了，这是我们不能遵从朱子、要对朱子进行一些批评的地方。朱子认为在汉唐的时候道统断了，所以大程子兴起千二百年之后直接孟子，道统乃有以传。他这种看法是很偏颇的，汉唐的时候，儒学的道统不但没有断，反而比宋明的时候要好。因为汉唐的经学是儒学的嫡传，是儒学的大路；到了宋明以后，就进入以内圣为主忽略外王的小径了。儒学的大路是外王学，内圣不是儒学的本质，这样理学就进入了大路旁边的小径了。我们说王是儒教区分于他教的本质，儒教是王所创立的外王之道，是对天下整体生活的规划。那些子教的创教者都是圣而非王，他们开出的是个人性的内圣修为。所以儒学不共的唯一性和最精髓的部分在王，儒学是由王所创制的外王之道。这个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子教这些小教区分开来。
宋明的这些人我列了好多，我们还是遵重朱子的道统，只是把他所遗漏的补充进来。周子（敦颐）、大程子（颢）、小程子（颐）、张子（横渠）、邵子（雍），这是北宋五大儒。
周子作太极图说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宋明理学的主要概念、主要的学术路向都是由周子来提供的。周敦颐先生跟我们这个地方有甚深的渊源，他之所以被称为濂溪先生，是因为他长期隐居于庐山，住濂溪书堂，所以被称为濂溪先生。我们这个地方地灵人杰，同学们要努力，要不负这个好地方，要立志让自己加入到道统当中去。
张子（横渠）就是提出四句教的那位大儒，陕西人。我在陕西上学生活三年的地方是眉县的斜峪关，张子的家乡横渠镇距此不远，同属眉县。现在横渠镇的横渠祠已经修缮一新了，张子的大石像也立在了眉县的中心广场上。但是在当年上学的时候，这些我们一概不知道，不知道横渠镇，不知道张横渠，也不知道四句教。那个时候我是志在科学，那时候的眉县人也不提张子，也不觉得张子是他们的骄傲。总之，这些变化就标志着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在复兴。
邵子（雍）就是《皇极经世》的作者，他以易学著名，他能推算，而且推算得非常准。
宋明儒学的主流叫程朱理学，两位程子提出了天理两字做他们学问的核心。大程子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所以天理二字是他非常珍视的，他把天和理这两个字合成一个词，做他学问的宗旨、最核心的概念。朱子传承了两位程子的天理二字，把它发挥成一个特别大的体系。朱子的著述等身，他的书太多了，有好几千万字之多，一部《朱子语类》就得这么厚，可能比这个还厚。他遍注群经，如四书注周易注诗经注等等，他还写了很多诗文，朱子把天理这两个字发挥到他的经学里边，发挥到他的讲学里边，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
陆子和阳明先生是宋明学术另外一个主流，也就是心学；宋明的儒学就由理学和心学这两部分所构成。理学就是程朱理学，心学就是陆王心学，所以陆子和阳明先生就是心学的两个最主要的人物。总之宋明的儒学，不管是陆王心学还是程朱理学，他们都是偏重于内圣去明心见性的，这已经走入儒学的小道了，这并不是儒学的重点。他们不再研究制度，不再试图用制度去转变天下的不合理状况，只是希望通过正心诚意来转变帝王的心性，让帝王通过由正心诚意转化的心性来直接发用去平天下。他们把制度中介给忽略掉了，这种由心性直接发用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我们说那是伏羲神农的时代所适用的，从尧舜以后早已经不适用了，从尧舜以后得从心性经过制度的框架做媒介，才能够发为治天下的大用，直接发用已经不可能了。总之宋明理学走入了小道。
最后的廖平先生是我最近列到道统里面去的，廖平先生不但走出了宋明儒学，也走出了汉唐经学，能够直接孔子的精髓。所以廖平先生是一个两千年不出的大儒。他不但能够超越清朝的小学化经学，超越宋明以内圣掩外王的理学化经学，他也能超越汉唐郑玄孔颖达混合了今古的经学。廖平先生不但能够超越郑玄，能够分清今古，他比两汉的今古文经学还要高超的地方在于他能够统一了今古，真正的回到了孔子最广大的门庭。在分今古的时候，今文学是今文学，古文学是古文学，都是孔门的弟子，所传都是孔子的学问，但是这两家却水火不容分河饮水，他们各是各的，统一不起来。只有到了廖平先生，在两千年以后经学将绝的时候，廖先生通过大统小统说，把今古统一起来了。今文学是小统，以春秋和王制为主，是治中国的学问；古文学是大统，以周礼和尚书为主，是治全球天下的学问。这两个学问合起来，治中国有制度，治全球天下也有制度，这正是孔子规划未来的经学全体。
孔子之后的这两千年，中国没有能力治理全球天下，所以就退而求其次，用春秋中的制度来治中国。故在这两千年当中，春秋作为经学的主流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合孔子的本意。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要过去了，那么春秋就要退出了，以后要用周礼来治全球的天下。孔子为我们规划得很远很远，未来一千年的制度也已经规划好了。所以儒学是普世价值，不但能治中国，还能治天下，不但适用于古代，更能够适用于遥远的未来，这都是由廖平先生给我们开示出来的。所以廖平先生一定要列入道统，他是传承孔子心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经学将绝的时候，廖平先生让经学发出了照彻古今的耀目亮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穿透黑暗时代，照亮今天，照亮我们的未来。所以廖平先生，我们是要下大功夫去研究的，我们四学书院兴经学堂的经学就要接着廖平先生的路子研究下去。廖平先生在我们这里非常地重要，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我刚才说的用大统小统说统一今古的经学，这就是我们以后从事经学的路向。
我们再来看对联，切磋琢磨承道统，学行思辨继斯文。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内自修外道学乃所以承此道统，继此绝学也。学行思辨，来自中庸里边的一段话：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就是我们接通道统、学习经学乃至四学的方法。博学审问，这是最初的一步，是闻和信的方面；然后慎思明辨是第二步，这是解的方面；第三步笃行之是行的方面；最后第四步我们证得了先圣的内圣外王之道。信解行证这是佛教的名词，用儒学的话就是学问思辨行，这是我们接续道统、钻研经史子器之学特别是经学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重要。
我们按照这种正确的方法不断地念兹在兹地努力，就能够把经学学到自己的身上来，把道融入自己的身心，我们就能成为内圣外王之道的承载者；从而我们就是一个行道之人，道就在我们的一点一滴的言行中，我们所到之处就是道之所在。我希望各位同学不断地去参究这副对联和我今天的所讲，念兹在兹地去学问思辨笃行，把四学和经学很好地传承下去。希望各位同学切实立志做一个圣贤，将为往圣继绝学作为人生的根本趣向；把圣王之道学到自己的身上来，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它弘扬开去！
好，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孟晓路，字庆弗，号童庵，当代中学大家。1970年生，河北献县人。200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迄今一直在河北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有儒教、佛教、中西文化比较等。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寒山诗提纲注解》、《七大缘起论》（2008年出版）、《佛学与西学》（2009）、《形上学方法》、《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2013年）、《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2014年）、《西学之中学渊源》（2013-2014年）、《佛教真面目讲记》（2012-2014）、《论周官》、《天下制度形上原理》（201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