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仁：兼容并蓄的四合院精神 | 遇见什刹海
“合院”空间类型，是王维仁建筑探索的中心之中心。王维仁拥有在南台湾祖母家受日式影响的大四合院中过暑假的童年，调研澎湖渔村小四合院的大学时代，与观察金门的闽南四合院的毕业后服兵役时期。港大任教二十几年间，曾到北京、山西、徽州、云南等地对各种合院进行调研。
可以说，王维仁拥有对四合院的许多“情结”。这种情结，我们或许可以由他的众多建筑作品中品读出。
当这样的王维仁“遇见什刹海”，遇见什刹海的老北京四合院，我们又可以获得怎样的故事？
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
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主持建筑师
“期望什刹海四合院的更新成为中国旧城更新、尤其是北京新四合院的典范”
在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北京四合院与紫禁城的太和殿拥有几乎等同的地位，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建筑。此外，北京四合院也是一种全世界广为人知的传统住宅形式。
经过了近四十年的经济改革发展，中国进行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拆除了大量的历史街区，破坏了传统城市肌理。在这股大拆大建的风潮下，虽然北京四合院社区仍能维持大片的胡同街巷景观与丰富的市井生活形貌，但是我们一直未真正地解决北京四合院保存与更新的问题。一方面，北京四合院是中国居住建筑的范型；另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历经过大杂院变化的胡同内，传统的四合院不但所剩无几并且残破不堪，形成目前呈现于大众眼前较尴尬的状态。
△什刹海区域的一条胡同
北京四合院从元大都的皇戚贵族大宅邸开始，通过明清的发展，演变到民国时期商贾和中产阶级的城市住宅，后经1949年后的社会分配，成为今天的形貌。与周边高档的高层住宅小区相比，如今的北京四合院集中地区似乎成为了北京中心区域的“城中村”。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几十年的拆迁，我们首先必需要充分尊重这些仍然保存着浓厚传统和丰富生活质地的社区。但是我们也需要正视一个事实：今天的北京四合院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四合院建筑。
△变为大杂院的北京四合院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开始谈论历史社区的保育和更新问题。面对当今北京四合院的状况，我们应要保存哪些、更新哪些内容呢？更确切地说，现在的北京四合院既已形成大杂院的生活形式，那么，我们要保育更新的是传统的四合院形式，还是大杂院丰富的社会生活？是高密度都市里低密度的住宅社区，还是都市里另外一种半公共空间形式与功能关系？北京城中心的胡同还应该保有多少比例的住宅和商业？就建筑与城市形式、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公平的考量，什么样的功能、密度和形式，才是胡同和四合院合理的未来？
△典型的三进四合院
历史上，元大都时规划的北京城，具有明确而清晰的城市住宅肌理：在百米长一条条平行的胡同之间，每户南北向几十米进深的长条形宅基地里，组成了三进或四进朝南开门的四合院宅邸，在五六百米的大街廓里，一排排的东西向胡同和一条条南北向的宅邸整齐排布。和唐长安城比较，大街廓的里坊几乎是一样的尺度，但开放系统的胡同和围合系统的里坊肌理是明显不同的。
△唐长安城与元大都城平面对比图
经过了明清近六百年的演变，到了清末时四合院的形貌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几百年的产权分割与转让中，胡同之间四合院的宅基地，由家家都是朝南开门，出现了南北分割后院门面朝北的宅基地、以及夹在中间的四合院以及侧向房屋。为了方便这些夹在中间的小院出入，东西走向的胡同之间也发展出南北走向的小胡同。清末还产生了另一个重大的改变：由于商业的繁荣，大街两侧的四合院进一步分割成为面对大街的店铺街屋。
△清末北京的四合院和城墙，摄影：山本赞七郎
随着四合院宅基地逐渐的变小，胡同的门户开口越来越多。大部分的四合院由四进的深宅大院，变成一两个院子的两进基本单元。到了清末民初，除了王府贵族之外的其他四合院，大多变为中上层阶级市民的城市住宅。此时的四合院呈现出一种较合理的居住状态：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在一个基本单元的四合院里维持一种中国古典式优雅生活，譬如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的梅兰芳、郭沫若或宋庆龄的故居。
△梅兰芳故居内景图
解放以后，为了解决大量城市人口的居住问题，每个四合院都住进了更多的人，成为一种社会或单位住宅，衍变成今天的大杂院形态：一个院落内为了居住多户人家，大多将四合院里所有能加建的院落空间填满，只留了一条狭窄的过道。厨房、卫生间等服务空间或者作为公用，或者每户见缝插针式地增加，以提供各家基本的私密性。半个世纪下来，这种因为空间不得不紧密促成的亲密邻里关系，也形成了胡同社区丰富的社会网络，成为北京市民日常生活质地的集体记忆。当周遭的北京城区都经历了大拆大建的更新之后，胡同的社区关系与空间尺度反而显得异常珍贵。
△大半截7号因加建仅留的窄小过道
虽然大杂院形态并不符合四合院原本的空间规划精神，在经济相对困难的年代，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居住现实。然而在中国的经济能力走在世界前端的今天，城市中心区的居住标准依旧维持在半个世纪前的水准，即使有丰富的社区生活，无疑是令人难以接受而必须面对的。
今天我们谈四合院的保育更新最吊诡的两难是：大杂院破坏四合院原有的空间关系，却也成为胡同珍贵社区生活的载体，那么，我们要保育的是四合院的空间，还是大杂院的社会网路？推土机式的全部拆除新建并不符合旧城更新理念，那么，除了那些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名单的四合院之外，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些残存的四合院？哪个时期盖的四合院，以及怎么样形制的四合院是我们保存的标准？我们重建新四合院的空间与形式标准又是什么呢？更新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密度标准能住进多少人？它们还能维持多少过去紧密的邻里关系？
都市更新与社会空间的变迁应该是缓慢诱导而渐进式的——就像今天的我们面对四合院和胡同的建筑空间与生活质地。
——王维仁
UED：当今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旧城改造成为城市发展热点。您认为应该如何对待什刹海这样特殊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问题？
王维仁：我想我们应该就不同的状况，分别把四合院不同程度的保存、更新，以及胡同邻里生活的维系，做一个清楚的梳理。
其一，我们当然要保存基本符合最初四合院架构的院落空间关系，除了保存明清和民国时期的院落形态，对一些建国后新建的住宅，若研究论证具有历史价值，也存在保留的可能。
我们对建国后违章加建使四合院变为大杂院的加建建筑，即使持否定的态度，希望清除全部，也应经过严格的讨论与记录。在明确每个四合院的院落单元，清除大部分不合理的加建后，我们应该对四合院里具有历史保存价值的建筑，门厅、倒座、厢房、主屋进行鉴定分类，并研究如何进行保存，而这将是古迹保存与形态学的共同问题。对于四合院原有的artifacts（古物），我们在保存和重建的基本原则论证清楚后，譬如是否保留清代或民国留下来的大木架构或砖瓦，才可以进一步的实施更新或重建。
其二， 对于年代近而质量不佳的木结构与砖瓦，我们可以保留原样更新，或着论证在维持原有院落footprint（印迹）的基础上重新建设；甚至可以考虑在维持院落精神的基础上，改变院落footprint（印迹）和空间关系，以适合新的生活状态。
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在论证后，对部分建筑进行比较严格的保护，全部采用传统的四合院做法，恢复清末之前的建筑状态，如胡同的住宅入口全部采用垂花门。我们也可能在论证后进行分级：在某个时间节点，如清末以前，建造的四合院要进行严格的恢复；而民国以后建造、需要翻修的四合院，可以进行符合当代状态的修缮与改造，表达新的四合院精神；而近代才建造的质量较差的院落，可以在保留同样院落密度的条件下，重新安排新的院落关系，以适应新的非居住功能或多单元的居住形式。
△清式垂花门
更新的社会精神
四合院代表的北京胡同的市井生活，反映在不同的文学和电影作品里，胡同里遛鸟的老人、踢毽子的小孩、串巷叫卖的小贩，充满的生活痕迹是城市极其重要的空间记忆。
△胡同中玩耍的孩童
在旧城更新概念衍变的过程中，全部推倒新建与搬迁原居民，再进来一批新的居民。这种快速改变以及士绅化的旧城更新（有一个英文词汇，bulldozing，推土车式的更新），经过了七零到九零年代人本主义都市学者，如林区（Kevin Lynch）或哈维（David Harvey）等人的批判与反省，已经被全球进步的都市规划者和建筑师们彻底的质疑和否定。 都市更新与社会空间的变迁应该是缓慢诱导而渐进式的——就像今天的我们面对四合院和胡同的建筑空间与生活质地。无论是什刹海或白塔寺，我们除了避免大片地推倒胡同社区盖上高层的华厦，也不应该只是清除大杂院卖给有钱人建豪宅的四合院。透过针灸式的四合院改造，我们应该同时改善胡同的设施条件和周边的自然环境，提供新的居住、生活和工作状态，使新四合院不只是有钱人的豪宅，也不只是精品民宿酒店，而是将原居民与新居民的生活真正结合的思考起点。
我们有必要对北京二环内的胡同四合院，维持低密度的状态做一个研究性的讨论。四合院的低密度状态，严格地说，若将后期大杂院的加建部分去除，使四合院恢复解放前原有的居住密度状态，那么四合院的可居住人口骤减，必定会远低于现有的人口密度。
如果我们进行一些论证，可以将社区中某些非胡同四合院的部分改变为四层以下的低层或多层住宅，或使某些四合院部分变为一层半或两层，采取混合的社区建筑形态策略以提高居住密度。这样，在保存四合院古典风貌或现代理想状态的同时，也能将密度适当提高，使得这些社区既能有合院精神，又能容纳足够的社群与丰富的生活痕迹，这将是我个人十分感兴趣的尝试与创新设计。
其实，在北京这几年来除了什刹海，大栅栏、白塔寺都做过一些类似的四合院微改造的试验。我认为这些试验，事实上是在旧城更新的过程里，提供我们对区域的建筑形态、功能与密度，以及胡同未来可能性的思考定位。也就是说我们做的并不只是艺术创作的亮点，更应该是城市更新的针灸与建筑类型的示范。
时隔多年，借着与“遇见什刹海”约会的机会，如果可以在什刹海留下自己参与设计的院落更新方案，不但是对那个美好时光和印象的致敬，更是一种思想的补充和延续，是当时以类型学对城市空间与建筑的思考延续。
——王维仁
UED：您如何解读“遇见什刹海”的主题：约会设计与艺术？
王维仁：毫无疑问，我认为“遇见什刹海”的策划不但具有前瞻性与议题性，也拥有良好的规划组织，在建筑师设计院落更新概念方案的同时，将它的展示设计由点串成线，再带入艺术装置和品牌——我的个人参与就是一种约会；约会的不只是建筑师与艺术家，还有与理想国阅读空间。我在寻找联合品牌的时候，想到四合院应该是一种针灸式的都市触媒，一种社区的半公共空间，一种文化空间的理想国，因而联系了理想国。而刚好负责这次理想国策展的梁文道也是老朋友，于是我们研究室与理想国在苇坑14号开始进行了几次的“约会”。虽然什刹海的旧城更新是一个严肃的建筑研究，但这些与艺术文化和媒体的“约会”，是“遇见什刹海”带给我的意外之喜。
△王维仁与理想国策展人梁文道
UED：您认为此次“遇见什刹海”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王维仁：北京四合院当然是我向往与研究的一个建筑类型，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了乾隆时期的《京城全图》，当时就对长卷古地图里胡同空间精确的线条，与阅读出来的建筑肌理感到激动不已。
△清乾隆《京城全图》
我个人与什刹海也有过一段特别的经历。十几年前我带着港大的学生到北京做一个有关胡同四合院的课题研究。在当时，要找到北京相关的地图资料并不容易。我联络了清华王丽芳老师，希望能有任何北京二环内四合院片区的图纸都可以，而王丽芳给我安排得到的研究图纸就是什刹海和鼓楼大街地区的。我们在北京做了粗略的调查和测绘，基于《京城全图》的纪录，以及日本学者阵内秀信对清末北京城市肌理变迁的研究，我终于比较真确地了解了四合院原始与现存的状态。那时SARS刚结束，什刹海沿水岸新开了多家酒吧，许多院子开始由住家转变为商铺。我每天在胡同里走来走去，对照着记录新老地图里的四合院肌理的改变。还记得那时秋高气爽，荷花市场刚刚开放，胡同里也有新开的铺子卖着旧书古董和样式美丽的风筝。我和学生们每天坐在沿街新开的小咖啡馆看书讨论，对北京城的生活质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什刹海景观
时隔多年，借着与“遇见什刹海”约会的机会，如果可以在什刹海留下自己参与设计的院落更新方案，不但是对那个美好时光和印象的致敬，更是一种思想的补充和延续，是当时以类型学对城市空间与建筑的思考延续。这便是我个人对什刹海的情结与因缘。
都市合院主义
从都市肌理的角度出发，结合了三维的合院空间关系，形成了王维任教授发展的“都市合院主义”。转变后的四合院的空间，可不可以变成依序联系城市公共空间的通道和节点？利用四合院空间的“空”，成为城市组织的方式，在城市里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肌理。
平田村四合院重建
平田新四合院的重建打开住宅隔墙，彰显梁柱间架体系的结构空间，空间超越公共私密的使用功能，成为完全开敞的流动关系。在中性而连续的柱列之间，透天院子光影与温度的细微改变，成为空间与时间经验的主要参考点。围合院子的门扇成为重要的建筑表现，强化建筑界定出的自然天地，也是实体虚体之间的边界协商，身体经验的自然延伸。设计透过开窗取景加入立面语汇的现代修辞，夯土厚墙提供了窗户外推与内缩以及大小方向的变化，成为回应环境景观与调节光线的空间策略。
九院宅
九院宅由九个大小不同的序列院落组成，透过重新编组大宅院落序列的“进”与围合的“院”，进一步诠释了中国当代文人生活，来回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内与外，方与圆，园与院”的空间张力。设计配合原有地形与山体，利用上下两层交叠错开的院落序列，生活的主体空间由六个院子组成：一层的两个连续院落是宴会待客的厅与堂，联系了对外的花园与水池；二层的四个院落是书斋起居的房与室，联系了对内的庭院与草坡。院落前三个外围的院子以入口的大院为主体，左右分别配置了家务的杂院与花房的小院，提供了院落序列对外的礼仪；院落后顺应山坡开展的庭园则俯视远山与湖景，提供了院落序列之外的自然想像。
香港岭南大学社区学院
岭南大学社区学院是设计者一系列因应现代高密度的多层建筑中，体验中国传统合院空间关系的作品之一。 设计以两层长条形单边走廊的块体为基本模矩，以交错叠加的方式形塑三度空间的多层与多进的序列合院经验，并同时保持传统合院一至二层的空间尺度。设计以14米的中庭合院为基本模数，形成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的二组的序列中庭，交汇于校园的精神核心——大学教堂。
由北京天恒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天恒正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CBC(China Building Centre)共同主办，《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承办的“遇见什刹海”将于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盛大绽放，围绕什刹海的历史街区和院落展开，包括“九个院子”、“天院”艺术展、“城市复兴展”和“回归•院生活”等主题展览。
编辑：Alexandra
以上内容根据UED对王维仁专访及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资料整理，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若涉及版权，请与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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