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权威|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战略委员会秘书长吴志坚：浅议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格局。这个重要思想，成为实施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的总目标。就全要素融合而言，技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邓小平同志讲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也是推动军事革命的第一变量。来复枪毁灭了玛雅文化，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一战中马克辛机枪横扫整个欧洲战场，坦克、飞机、潜艇、原子弹二战中纷纷登场，当今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给战争形态带来颠覆性变化。
26年前苏联解体世界震惊。1991年苏共强硬派“8.19”政变失败，叶利钦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解散，3个多月时间里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并将国家权力和核密码箱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苏联的解体，标志冷战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进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美苏两国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军备竞赛。为了打造核武库，美国花费高达5万亿美元，苏联累计3万亿美元。而1989年，苏联军费开支2000亿美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军工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12%、工业总产值的48%。长期的巨额军费开支，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国力难以承受，拖垮了整个国民经济。美国用于军备竞赛的开支也很高，1989年达到了3000亿美元。为什么苏联越搞越穷，最终国家解体，而美国却带动了经济发展，最终称霸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始终坚持了技术的两用原则。
美国在推进两用技术双向转移方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用技术向民用溢出的阶段。国防技术“溢出”到商用市场，带动了计算机、软件、电子、空间技术、核能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发的全球定位系统，在服务于军事领域的同时，及时推向商用领域，每年产生百亿美元的经济效益。第二阶段，是“共研”阶段，开发一项新技术，同时考虑到它的军用和商用，努力合并成单一的业务，同步投资、同步开发、同步收益。比如，1988年到1992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设计局先后投资5亿美元，开发光刻、高清度显示、多芯片模块、高性能计算机软件等军民两用技术，促进了计算机硬件技术与互联网的融合。第三阶段，是“融合”阶段。冷战以后，各国国防开支大幅减少。1998年与1989年相比，全世界军费支出占GDP的平均比例，从4.7%下降到2.5%。各国都在千方百计地降低国防采购成本，而这时也是私人部门的创新中心纷纷兴起，美国在武器装备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从商业企业获得现成技术，把它有效地嵌入防务平台。1999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提出了这样一个战略建议：全面探索和利用国防工业和商业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以在技术上领先于任何潜在对手。美国国防部取消了对主承包商的一些独特的防务要求，鼓励主承包商在重大武器系统研制生产中，大量使用低成本的军民两用零部件。在美国国防部和商务部最近分别公布的关键防务技术与商用技术清单中，两者重叠的部分已经达到80%。
我们党十分重视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初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国防工业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掌握军用和民用两套技术，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民用生产转为军用生产，形成早期的军民结合的战略思想。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决定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进入21世纪，党中央明确指出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机制，实现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党的十七大明确了走军民融合式的发展路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成立了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印发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军民融合正在从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推进，就产业和科技领域来讲，就是要从现在的板块融合走向要素的深度融合。
近年来，作为国防科技工业的政府主管部门，国家国防科工局积极推动军民用技术双向转移，采取措施力度之大、改革步伐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连续两年实施军民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制定颁发“十三五”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协调各方出台26项政策措施等等。比如，着力建立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的科研生产格局，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能力，由国家控制；武器装备生产的重要能力，重点支持；军民通用能力和一般能力，寓军于民。结合军工企业改革，推行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总承包商制度。比如，调整科研生产许可范围，由原来的1800多个专业压缩为700多个，比例达到60%多。比如，推动国防专利向民用领域转移，修订和调整成果转化中的降密和解密规定，实行科技人员的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提高骨干团队、主要发明人成果转化受益比例。比如，打通涉军民营企业条件建设保障的渠道，采取资本金注入、补助、等方式。比如，推动重大试验设施等能力和能力双向开放和共享。
但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方面还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中既有过去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也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这里就几个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第一个是关于军民融合产业园的发展问题。各地在落实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中，比较普遍的做法，就是建立军民融合产业园。有国家有关部委批准的，有央企与地方共建的、军队与地方共建的。规模小则一两千亩地，大则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建立开发区和产业园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对345个国家级开发区的统计，GDP占了全国的23.9%，税收占了22%，出口创汇占了40%。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开发园区发展面临着瓶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同质化竞争的现象十分突出；二是有前景的项目和有实力的企业越来越稀缺；三是政府的政策手段已经到了极限，政府的优惠空间有限。靠土地资源、拼政策优惠，来招商引资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已经落伍，而且不可持续。军民融合产业园建的时间都不长，应该充分学习借鉴先前的各种园区的经验包括教训，选择好最优的发展路径。一个是园区的定位，要错位发展，差异化竞争，这当中涉及到区位问题、产业优势问题、与国家战略性产业布局的衔接问题。一个是确定主导性产业，不能搞装到篮子里都是菜，要有核心企业、核心产品，围绕核心建立纵向的供应链和横向的服务链。一个是要在软环境上下功夫，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建设智慧园区。
第二个问题，民营企业“参军”要在技术增量上做文章。全国取得武器装备生产许可证的单位中，民营企业占到40%以上，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军品生产中的骨干企业，当前“民参军”的热情高涨。但目前民营企业所承担的任务，大都还是部组件的供货，系统级的不多，总体的更少，大部分还是产品供应商，不是技术提供商。美国在发展武器装备中有一个思想，要将成熟的商用技术嵌入到防务平台中来。拿我们的话来说，凡是民企技术成熟的，国防领域拿来主义，不再重复研发。民参军，关键要靠自己的科技优势、先进成熟的技术，不满足于做产品供应商，更要做技术供应商，这也是借给侧改革的要求。所以说，“参军”的视角一定要瞄准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技术增量上，而不能仅仅盯在技术存量上，存量上的竞争就是同质化竞争，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能搞重复研发、科研生产能力的重复投入。
第三，要加强服务平台的专业化建设。推动军民两用技术的双向转移，要有专业化的服务平台。随着军民融合的深入发展，全国活跃着一批服务力量，成立了不少的中心、协会、促进会、研究院等组织。但大多数还停留在举办会展、组织培训这样的层面上，问题主要是层次不高、水平较低、专业性较差、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两用技术双向转移的中介服务专业性很强，涉及到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科学技术、市场金融、公共和企业管理等，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需要有一批理论、经济、军事、法律、技术、金融、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专业化是中介和服务组织竞争力的核心。专业化的建设、专业化的队伍、专业化的服务，应该是服务和中介机构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平台要有完整的功能，最起码要具有技术转移的功能、信息共享功能、人才互动功能、资本融合功能、市场开拓功能。
第四，要健全法律制度保障两用技术双向转移。西方军事工业强国，充分肯定中小企业在国防工业中的重要作用，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为打破大型企业的垄断，美国明确规定,军品总承包商只能控制研制费用的50-60%,中小企业的产品要占国防部合同总额的25-30%。法国1999年颁布了“企业创新法”，出台了“国防科研税收减免制”政策，规定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投入，可以部分减免企业税或所得税，2013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提出，在当前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应维持中小企业有充足的研发投入。法国国防部还发布《中小企业国防协定》计划，提高针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协助其完成国防技术转化，增加对前端研究的投资，并专门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为其提供信贷服务与担保业务。英国《国防工业战略》、《国防技术战略》、2012年国防工业政策白皮书、2015年《战略防务与安全审查》，都有明确的规定，支持中小企业参与国防装备项目，其有关国防政策部分列出了“竞争政策”，明确主承包商承担的政府合同必须提出中小企业参与的方案，主合同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投标者必须明确转包给中小企业的任务。德国国防部制订的《联邦德国订货任务分配原则》，明确规定了武器装备的总承包商在承包国防任务后，必须让中小企业参与竞争，必须用竞争手段向中小企业分包。而我们国家在推进军民技术的双向转移上，还停留在要求号召上，停留在政策指导上，而且还比较零碎，缺乏法律的规范。
图为吴志坚（右二）被北方防务智库聘请为首席专家。
作者简介：吴志坚，历任国家国防科工委办公厅副主任，国家国防科工局综合司司长、一司司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兼中心主任、局机关委书记。现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战略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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