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提问官吴婷「提问·王一江」：如何解码商业生命体的文化基因？| 嘉宾峰会
“所有公司都难逃一死,所有城市都近乎不朽。”凯文·凯利在《失控》中写道。为何所有公司都必死无疑？它们都是因何而死？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嘉宾大学创办人吴婷经常提出的问题。
商业是人文的延伸。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王一江表示，公司倒下各有各的原因，但说到底都是源于文化的缺失。10月18日，在深圳举行的“Q Business! 2019嘉宾大学年度峰会”上，面对首席提问官吴婷的提问，王一江教授从上帝视角对商业生命体做了文化寻根，也为企业倒下找到了共同的根因。
20世纪80年代，当西方企业在来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听说了“关系”这个词。从那时起，这个词就成为西方管理学界讨论的对象。为了能够顺利在中国经商，西方企业花了数年来了解“关系”的意义，并学习如何在中国经营“关系”。对他们而言，这个词神秘而又隐晦，像是某种渗透在中国社会中的魔法。
然而，中国的词典并没有确切答案。起初，西方人将“关系”简单地理解为“人际关系”或“社会关联”。但后来却发现，“中国式关系”比在西方国家里的“人际关系”要复杂得多。由于在英文单词里找不到可以表达“关系”真正含义的词汇，西方人只好用拼音称之为“guanxi”。
对“关系”的不同理解，源自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在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王一江看来，商业实际上是人文的延伸，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圣贤文化，而西方文化的源头则是《圣经》文化。
在嘉宾峰会现场，作为首席提问官，吴婷把文化与商业生命体连接在一起，问道当不同的文化折射到公司身上时，会产生哪些不同。
王一江表示，《圣经》文化又分为犹太文化和基督文化，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企业。中国人讲究人际关系，不讲究人与上帝的契约，而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在这样的文化下，公司和企业家往往讲究“人情味儿”，但弊端是有太多中间地带，缺乏认真严谨的态度。
而在犹太文化下，人际关系很死板，基于合同办事，公司里办事情比较生硬。严谨、讲逻辑是犹太文化的特征，这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以色列人喜欢创办科技型公司，但很难把众人团结起来，将事业做大。
“如果把犹太文化看做是一个极端，把中国文化作为另一个极端，那么基督教文化、日本文化、俄罗斯文化等文化，正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位置。”王一江说。他认为，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不同文化下的公司，倒下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说到底，“还是因为对环境失去了敬畏之心，还是自己的文化没有跟上，在文化和自信心上过分膨胀了” 。
首席提问官吴婷提问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王一江
● 【提问·王一江】 ●
吴婷：凯文·凯利在《失控》中说，如果生命只是一个封闭的、对外界有感知的，能做出反应的东西,那蜂巢本身就是个生命。三年前我拍过一个纪录片，用了整整700天的时间，深入完达山脉，拍摄黑蜂蜂群，发现自然界中生命个体与生命群体之间存在着紧密而又微妙的关系。从出生、发育到死亡，一只蚂蚁的寿命只有一年，但是一个蚁群的记忆却可以长达数十年。所以一个蜂群、一个蚁群可以有新的生命体，而一家企业也是。
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发展规模与生命体高度相似。生命体会因规模大小而产生不同的代谢率和寿命，而企业的发展也同样如此。
企业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是新的生命体——商业生命体，也遵循与人类、自然界同样的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企业收入和支出的新陈代谢模型来看，如果一家企业的收支无法经受市场内在的持续波动及自身财务状况的波动，就可能消亡。
在商业生命体中，除了要求企业家遵循其本质及自身逻辑之外，更对企业家的商业智慧有更高要求。
接下来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商业智慧集成者。作为经济学教授，他所输出的是以人为本的诸多商业智慧。比如，界定企业家个人界限，明晰哪些需要顺应，哪些需要改变，并积极应对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遵循共生共赢的原则。他就是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王一江。
吴婷：您是如何理解“商业生命体”的？
王一江：我理解商业是人的行为。人是唯一会讲故事的生物。把故事的概念转变一下，即人是文化。商业实际上是人文的延伸，是人的文化的延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商业生命体就是人的文化的延伸。
吴婷：您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们要认识宇宙和世界上的种种道理，在上帝的眼里看来，就相当于我们看到一只苍蝇和一只蚊子想认识我们看到的世界一样，最聪明的苍蝇和最笨的苍蝇，它们认识的差别，在我们眼里都是微不足道的。”当视野越开阔，就会越对认知充满敬畏，就会越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您看到周围的人，最大的局限和自我困扰，都常常产生在哪里？
王一江：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提醒大家要谦虚和谨慎，要发自内心深处地对生活环境有所敬畏感。
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有很多的企业只能辉煌一阵子，说到底，还是因为对环境失去了敬畏之心，还是因为自己的文化没有跟上，在文化和自信心上过分膨胀了。
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过分膨胀的时候是最危险的。上帝想要谁灭亡，首先就让他疯狂。所以有敬畏之心，有自我怀疑和谨慎的态度，可能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必要条件。
吴婷：教授已然是用上帝视角看一切的事情。不仅是人心，对于商业生命体而言，一个领导者、一个商业组织可能也会处于或疯狂或即将灭亡的状态。所以，您觉得这样一个状态的根源是什么？如果公司是一个商业生命体，它有哪些生命体的特征？
王一江：根源还是企业领导人的文化底蕴不够。
如果把生命体看成一个文化的延伸，我们可以把它进行分类。世界上的主流文化，首先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有文化，第二类是没有文化。有文化的社会里面，能产生大的企业，没有文化的社会里面产生不了大的企业。印第安社会、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都没有产生过大的企业。大的企业一般产生在欧洲、中华文化圈、南亚。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为什么有文化的社会和没文化的社会能产生不同规模的企业呢？在于“文化”。
所谓的有文化，指的是这个社会里有没有一个圣人、哲人写过一本著作，像中国从《易经》《尚书》起就进入了有文化阶段。西方的文化源头来自于《圣经》，一切社会关系、社会活动或企业发展都是基于此。《圣经》文化又可以分成两块，一是犹太教文化，一是基督教文化。
第二个视角是有文化，即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犹太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我们的孔孟之道能够分别产生不同的企业。
吴婷：您长期研究中国文化、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在这三个典型的文化中，文化的不同折射在公司中，分别显示出哪些不同的生命体特征？
王一江：犹太文化是基于《圣经》的旧约。犹太民族和上帝签了一个合同，把自己许身给上帝。犹太文化的特点是对世俗的东西不太在意，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上帝，犹太人特别在意上帝让他们做什么。这种文化折射在公司上面，有两个特点。
第一，他们在人际关系上很较真，一是一，二是二，人际关系非常的死板。公司里面办事情就比较生硬，他们都是基于合同的公司。合同里面用的是什么概念，用的什么法律定义，都非常的讲究。
第二，他们要去体会上帝的意思，非常注重科学。犹太人讲话都非常严谨、讲逻辑。他们喜欢创办科技型的公司。这些公司通常也办不大，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把众多的人团结起来，把科技变成千军万马的事业。他们在人文方面没有足够的重视，不知道怎样用一个大家共同的愿望、共同的理念和共同的行动来完成一项重大的事业。犹太教本身太严谨了，使得这种宗教文化折射下的公司本身也做不大。
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中国人讲究人际关系，不讲究人与上帝的契约，而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好处是大家互相理解，追求天下大同。
在这种文化下，做企业的时候，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不完全是严格的合同关系，哪个老板讲清讲义、和睦共处，大家才会发自内心去喜欢他。老板要有胸怀，心里要装着员工和社会，这是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判断标准。但弊端是有太多中间地带，缺乏认真严谨的态度。要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成千上万人之间的关系，就得善用模糊的概念。
如果把犹太文化看做是一个极端，把中国文化作为另一个极端，那么基督教文化、日本文化、俄罗斯文化等，正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位置。
吴婷：在您看来，如果一个中国公司倒下了，大概会是因为什么？以色列公司和美国公司又是因为什么呢？
王一江：中国公司倒下了，一是公司领导人违反了自己的文化原则，得罪了社会，得罪了自己的员工，搞得天怒人怨。二是因为没有严谨的科学精神，科技上被淘汰。三是做事模糊，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可能会方便，但是碰到门槛的时候，一旦内乱，公司就会垮掉。
以色列公司没有太大的前途，不能施展开来，所以把公司卖给别人。以色列的公司不存在倒下不倒下的问题，要么是启动中，要么是启动之后在合适的时间卖出去。
美国公司的文化处于这两端中间，两头的问题都有，但两头的好处也占到了。所以，美国的公司有可能是做到最大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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