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合同解除制度的概念与逻辑梳理
一、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的相关规定
第一，《合同法》的规定。我国《合同法》第93至98条，规定了合同解除制度。其中，主要规定了合同解除的情形、方式及效果等。
1、合同解除的情形。有三种：一是协商解除。即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二是约定解除。即第93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3、法定解除。即第94条的规定：有特定5种情形（从略）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2、合同解除的方式。有二种：1、协商解除（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协商解除的名称，本身就对合同解除方式的表述，对此无需多言。2、通知解除（第96条第1款的规定）。即对行使约定解除权及法定解除权的，均需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并且，对方有异议的，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3、合同解除的效果。包括二个方面：一是终止履行、处理善后（第97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是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第98条的规定）。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第二，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法院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当事人行使约定或法定合同解除权，对方有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期内提出并起诉；超过异议期起诉的，不予支持。同时规定：异期期有二种：一是当事人约定了异议期的，从其约定；二是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异议期为三个月。
二、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及争议
第一，对合同解除不符合约定或法定的条件，而对方在异议期未提出异议和起诉的，应如何处理。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似乎可以提出这样结论：超过异议期才起诉的，应不予支持。然而，这种理解，从实质正义上看，很难说是正确的。理由有二：1、对合同另一方的要求过于严厉，在实际生活中行不通。如果按前述理解，构建这样的制度安排，则合同一方如果不想履行合同，就可以行使解除权的名义，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迫使对方必须在约定或法定的异议期内起诉，否则对方就要承担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这种制度安排，对于愿意继续履合同的对方当事人来说过于严苛，与《合同法》确立的合同履行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相悖。2、与《合同法》关于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的规定相冲突。根据《合同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当事人行使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的前提，是约定条件或法定条件的成就。因而，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与《合同法》关于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的规定相冲突。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解除合同不符合约定与法定条件，对方未在异议期内起诉的，多数判例未采用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二，对合同当事之间发生合同解除争议，法院对解除合同予以支持的，合同解除时间如何确定。司法实际中，有两作作法：一是以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理由是：当事人因合同解除问题发生争议，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自然应以法院判决生效的时间为解除合同的时间。二是以当事人解除通知到达对方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理由是：法院处理合同解除问题，在法律规定上只有一种情形，即第96条第1款关于“对一方当事人解除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换言之，合同解除制度的实质，是对当事人解除合同行为的确认，因而应当根据第96条第1款关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确定合同解除的时间，不能以其他方式确定合同解除的时间。其中，如果当事人未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而是直接起诉解除合同的，可将起诉状送达对方的时间，视为解除合同通知到达的时间。小编认为：第一种意见未考虑《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妥；而第二种意见，过于拘泥《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的特定规定，未考虑在司法实际中大量存在，需要法院另行确定合同解除时间的情形。具体有两种情形：一是典型情形。当事人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意思，直接判决是否准予解除。对此，应以判决生效的时间为合同解除时间。二是特殊情形。例如：合同双方发生履约或违约争议，一方以行使约定或法定解除权的名义，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对方也同意解除合同，但并不认可解除合同一方所持的合同解除理由，为此双方形成诉争。对以上两种情形，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关于约定解除（第93条第2款）与法定解除（第94条）的规定，判断约定解除条件或法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从而判决是否准予解除合同；而不必适用《合同法》第96条第1款的规定。因而，从法院适用法律角度来看，法院解除合同制度，可分为有两种：一是确认解除制度：适用《合同法》第96条第1款的规定。二是决定解除制度：适用《合同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
第三，合同解除后，是否仍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在含义，既然合同已经解除，此时就不能再依据合同的约定，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根据《合同法》第97条、98条的的规定，合同解除的效果是：1、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2、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3、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可见，法律并未规定合同解除的，仍需承担违约责任。因而，判决解除合同时支持违约金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然而，对合同解除成立的，当事人虽然不能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但可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三、对合同解除的概念与逻辑梳理
第一，概念与逻辑零乱的原因。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制度的规定，体现了兼顾行为规范与裁判范的双重性要求，因而在逻辑归类上显得有此零乱。对合同解除的情形，是从行为规范方面进行规定的，将有当事人意思参与的协商解除及约定解除，集中规定在一条，即第93条的规定，分别为第1、第2款；然而，对合同解除的方式，则是从裁判规范方面进行规定的，将约定解除（第93条第２款）与法定解除（第94条），集中规定在一起，第96条第1款的规定，要求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需通知对方，且对方可提出异议并起诉。这种在法律规范表述上的兼顾原则，初衷虽好，但是反而导致，人们对合同解除制度的理解混乱，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在当事人与裁判者之间，进行交流时产生话语误解；二是在裁判者之间，对合同解除时间的确定方法不一致。
第二，对概念及逻辑的重新梳理。
1、对合同解除情形另行分类。为了有便于理解上的统一和操作上的方便，在司法实务中，可将合同解除情形分为三类四种：第一类：协商解除。即合同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对此，司法评判的关键点为：当事人是否协商一致。第二类：限定解除。即限定解除条件的解除，包括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两种。对此，司法评判的关键点为：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第三类：同意解除。即一方提出合同解除，另一方同意解除，但是并不同意对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对此，司法评判的关键点为：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探测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2、对合同类型进行特定划分。为了适应合同解除制度不同法律效果的适用，根据各种合同的履行特点，对合同类型作以下分类：首先，将合同分为两类：一次性履行合同与连续性履行合同。同时，又将连续性履行合同，分为两种：一是结构性连续合同。即履行期限较长的合同，如房地产开发合同。二是非结构性连续合同。即可以展期的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在合同解除中，对一次性合同、结构性连续合同的解除，是对整个合同的解除；对非结构连续合同的解除，可以只对后续合同的解除，实为对合同不再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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