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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思维局限:擅于解剖他人,无法看清自己

2018-02-13 唐正洪 正洪观点

以手中的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

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

文 / 唐正洪

申明:本文不讨论道德,只关乎思维问题

鲁迅先生在其回忆散文《藤野先生》中写到:“以手中的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这是先生对其以文字为利器,解剖国人民族劣根性的人生宣言书。那么,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鲁迅先生的解剖对象,是否包括他自己?

从鲁迅先生的一系列经典文字来看,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即他当然地把自己放置在在解剖对象范围之外。因为,先生还说过“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以及“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等语言。

可见,鲁迅先生对我们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其解剖的对象不包括他自己,犯了一个样本不充分、逻辑不周延的思维错误。这是鲁迅思想方法论的最大缺陷,由此决定了鲁迅思想的局限性。

对国人民族劣根性的解剖,这是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但是,他把自己放在分析对象之外,分析样本的结构性欠缺,使其无论如何都无法看清导致我们国民性格的深层次原因。因而,鲁迅的思想也有肤浅性的一面,其深刻性行之不远。

发现礼教吃人,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另一面。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也是礼教的一部分;不知道礼教之所以能吃人,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礼教的一部分,在于礼教是以正义的名义吃人;不知道自己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思维方式及人生态度,是对他人的强制,这也是礼教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他不知道礼教正是以这种正义凛然、不知不觉的方式吃人。

鲁迅先生对国民充满了爱与同情。但是,先生的解剖对象毕竟不包括他自己。因而,他对解剖对象不能做到保持同理心,对他们的苦难并不能感同身受,这也是他不受部分国人喜欢的根本原因。因为,受伤的心灵需要的是理解、慰藉与疗治,而不是否定、指责与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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