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发云，： 男，生于1949年，一个历史交接时刻。经历了红色中国的全部岁月。少年时爱诗，爱音乐，也爱玩，由于许多机遇，读了许多同龄人当年不太容易读到的东西。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上了大学，后来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九十年代淡出文坛，2006年退出中国作协，湖北作协，武汉作协，并奉还各种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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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我这样的小范围的讲课，带某种神秘性，我的很多课在很多地方是不太好讲的。所以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在北大和大伙做一个这样的交流，在后边的一段时间里面，还希望与在座的各位有一个互动，来共同探讨一些问题。在座的各位都很年轻，我们经历过的一些排山倒海的，轰轰烈烈的岁月，那些中国历史上最波诡云谲的一些动荡，大伙已经觉得非常非常久远，而且如果再现给大家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些东西确实是在我们历史上真真切切发生过，而且延续了那么漫长的岁月，包括你们的父辈，你们的祖辈可能都会见到这样一个全国无人幸免的一个社会运动的大潮当中。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它何以能够得到全国甚至还有世界各地一些人群的关注、赞同和参与，它是如何完成这样的一个及其浩大的社会动员的过程。这是世界史上到目前绝无仅有的一次，一场十几亿人，当初是八亿人，到它结束的时候已经临近十亿了。它的开端是从我们还只有四亿人的1949年开端的，如果再往前回顾一下，它应该从中国本世纪初的红色革命开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1949年的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它积累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能量，它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方式在为最后这一次世界壮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它的群众动员，所以它的到来几乎是水到渠成的，顺理成章的，挡也挡不住的。

那么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代人，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如何在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个意识形态话语的这样一个迷幻当中。应该说中国数千年，中国的音乐基本上是个人的情怀，从《诗经》开始一直到民国时期，有过一两次作为局部或者民族保卫战争的这样一种社会动员，但是在一个和平时期持续不断的做这种社会动员是从没有过的，所以音乐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它把它从个人情怀的抒发变成了一个集体共同的，一种革命理念的抒发，进行了一次巨大的社会改造实验，这个实验应该是从49年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我现在先放一首歌，这首歌是大文豪郭沫若作词，大音乐家马思聪做的曲。这两个人后来的命运各有不同，马思聪后来是在文革当中通过香港全家坐了一个渔船，历经风险逃到香港，然后逃到英国。郭沫若在文革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两个儿子自杀，他自己也夹着尾巴做了很长时间的这种最卑微的幕僚，最后死在一个不尴不尬的时候。他们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应该都是充满了激情，包括像马思聪这样比较纯粹的音乐家，当时他为了中国的青少年写了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极权主义音乐的样板。

第一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它的革命军队和支持它的人民和知识界，终于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它在自由、民主、新中国的口号下团结了一大批渴望进入一个新社会的中国人群，而且建立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组织，从共产党到民主党派到青年团到少先队，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就决定了中国从那一天开始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时代，也就是一个宝塔形的、组织严密的、由一个政党领导的、有一个核心领袖的、具有非常远大的、理想的、铁的纪律这么一个社会结构。

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我上午讲了，在我们国家之前有前苏联、有前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和前苏联结成阵营的东欧全体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但也是后来居上的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到今天依然充满了活力。这个歌词显出了很多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一个是要战斗在民主阵营的最前线，第二个它提出了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像我们原来唱过的两首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是中国的大救星，另外一首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上的极端的冲突，在很长时间不会被人质疑说这里除了什么问题，我想这一首歌五十五岁以上的人，你们回去可以问问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如果他们当初有过少先队的生活，他们今天听来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因为它记录下了他们年轻时候，童年时候那些难忘的时光，而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旋律对于很多少年来说可能是他一生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如果没有幼儿园音乐学习的经历的话，进入小学就是要唱这一首歌的，或者说你没有入队你也会听到其他的人在过队的组织生活的时候在唱这首歌，这首歌已经把中国以后的走向在里边做了很明确的表达，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中国的太阳，我们有了一个神圣的领袖毛泽东。这个理念应该说是从前苏联的斯大林，前德国纳粹的希特勒，前意大利法西斯的墨索里尼一脉相承下来的，一直到今天金正恩，都在走这一条路线，而且把这样的一种个人崇拜从小灌输到每一个孩子的心灵当中，使他们成为这个国家机器当中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歌定下了中国青少年教育的长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几乎决定了很多六十上下、甚至七十左右人的一生，他们是在这样一个极权主义道路走完自己全部人生岁月，到今天几乎不能从里面摆脱出来，因为要摆脱它必须抛弃很多的生命记忆，要否认，要否定自己很多的生命价值，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有时候在和这样一代人做这样一种主题讲座的时候，我都表示了一种非常深的理解和一种非常温暖的同情，我希望他们即便是不能够完全从情绪记忆中走出来，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一生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历史上最宏伟、最壮丽、最黑暗、最血腥、最悲哀的一段历史岁月。

在这样的一个基调定下来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共和国的温暖时期，就是五十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美动听的歌曲，和这个《少年先锋队队歌》这种刚性相比，它增加了许多生活的情趣，个人的感情，还有一些祖国的风光，甚至还有一些和领袖的亲情。让那些世世代代散居在自己的家庭，社区，街道，村落这样的孩子们，突然有了一个宏大的，一个坚强的肌体融在一起，有了一种很安全的归宿感，如果说一个孩子戴上了红领巾觉得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戴上红领巾，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的人，落后的人，甚至是可耻的人，那时候很多孩子都为不能戴上红领巾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的是因为自己顽皮，有的是学习不好，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父母亲有历史问题或经济问题，那个时候红领巾第一次在孩子们中间区分了孩子的阶级的差别，让那一些次等级的孩子处在一种压抑苦难当中，他们渴望进到社会的集体当中，他们希望得到这个集体的认可，甚至愿意付出比普通人更大的代价，这种心理从他的童年就开始了。当时这一批歌曲到了55年有一部片子叫《祖国的花朵》，这部片子网上还能找到，片子很多人不熟悉，但这首歌由于进了教材，我想很多人熟悉甚至还能唱。

在1955年这个电影演出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到了，距今已经六十年一个甲子了。那时候我还没上学，我已经看到了在遥远的北京，在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有一群孩子过着那样的生活，在北海划船，过队日和解放军叔叔做游戏，它成为我们儿童心理当中一个未来生活的或者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那种生活的一个梦幻。

来源：公众号《与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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