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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代巨变恐慌——害我过年回不了家

闪电 黄世亮 闪电HSL 2019-05-07

0章 引言

今天就是元宵节了,终于这个年过完了。

 

第1章 啥是佩奇

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的预告片《啥是佩奇》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讲一个在农村生活的爷爷给在城里生活的孙子新年礼物的故事。孙子在电话里要一个叫“佩奇”的新年礼物,爷爷又不懂啥是佩奇。电话可能是打不通,也可能是爷爷不好意思告诉孙子说自己不懂啥是佩奇。爷爷想尽办法、动用了一切手段打听,懵懵懂懂搞明白了佩奇是啥。最后爷爷到孙子家时,给儿子儿媳发完礼物后,拿出一个新手焊接的粉红色钢铁小猪佩奇。

这是一个满是温情和欢乐,让人感动的故事。在网上是好评如潮,感动了无数人。之所以这个短片会引起如此多人的共鸣,是因为故事显示了仅仅隔了两代,爷孙两辈,文化差异已经大到了几乎无法跨越的地步。而年迈的爷爷却动用了一切手段,在一个小小的环节完成了突破。

感动的是爷爷理解孙子的爱好,并亲自动手给孙子做出一个只有孙子才能理解的美玩具,他老人家做了一个他是无法理解的美的玩具。

现在我们遇到的真实的生活是,大量的,仅仅隔了一代,父辈和子辈,在生活、工作、娱乐上的差异已经大到了无法跨越。回家过年就可以看到这种差异的鸿沟。

 

第2章 痛苦的过年

我是在除夕前一天回的老家,初四就匆忙逃回了深圳。回家过年,显然是中国人一种不可推卸的任务,而我却是我要承担巨大压力,完全不是我期盼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伤心的局面,我的亲戚肯定会很伤心,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家乡毫无疑问在所有人心目中占据非常重的位置。但其实最伤心的肯定不是他们,而是我。

要想和人相处的愉快一点,基本上可以采用下面四种办法。

第一种方法最简单,就是说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不快乐,我会去找一个人面对面交流,能极大缓解悲伤。假如其他条件不变,一个人在说话时总会比不说话的时候要开心一点。

我和爸爸妈妈的关系其实远谈不上亲密,我在2011年希望改善一下。经过学习《哈佛大学公开课幸福课》,我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多和爸爸妈妈聊天,并且将聊天的内容录下来。然后做一些加工剪切,写上标题等。等到爸爸妈妈很老的时候,当成是礼物送给他们。想想这种方法应该是很管用的。我在2012年尝试过,在春节和打电话的时候尝试过。但可惜没能坚持。

回家过年,哪怕是什么事都不做,照理可以和很多很多一整年没有说过话的人说话啊,这原本应该是一种件非常愉快的事。但事实上是,在家里压根就容不下一张纯洁的交流用的茶桌。

在家里,亲戚和朋友总是太过于关心,而从不就真实的现状就事论事,以试图找到某种有改善现状的方法。过年在绝大多数场景下,我和亲戚说话,都不是在讨论某个事,而是在相互关心,或者关心局外人。我从不怀疑他们是不是真心关心,他们是真诚地希望大家过的好。但事实上,这种关心,仅仅是一种情感表达,并不会有实际上的任何对现状有改善的功能。

家里人的关心往往是这样的,第一步是询问现状,你吃的好吗?挣的多吗?你结婚了吗?……第二步是表达情感,奇怪的是,大家总是能找到悲伤点,无论你说的是什么,绝大多数亲戚都会用夸张的表情表达对他人的同情。我真的很少发现那种纯洁地为他人高兴的情感表达;第三步就是提出各种改善意见,当然几乎全是胡扯。

每当我看到亲戚,特别是特别年长的,流露出那种关心我的现况而表现出来的担心,我就心生极大的愧疚。他们的担心对他们的健康是不好的。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第二种方法是一起成长,包括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参加某个活动。什么是爱?这个词在《哈佛大学公开课幸福课》有很深刻的解释——一起成长。李笑来老师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定义。

过年,最快乐的人群是小孩子。因为他们总是能和别人一起玩。每一次回家前,我都得思考找一件能和爸爸一起做的事,哪怕是教爸爸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概念。我从2011年开始,每一年都要给我爸爸买一个新东西和教他一个新概念。东西是爸爸基本上是没有概念的,但经历学习却可以深刻改变他的生活的东西。新概念要找那些能够引起他长期思考的。

这种和爸爸相处的方法还是很管用的。我爸爸在我的教育下成为了我们村最有学问的人。我们家是村里第一个视频通话中心,在2012年,那时候就可以让家里人和远在广东深圳打工的爸爸妈妈视频聊天。这一点,在几年前,我们家算是提高了村里留守儿童的幸福指数呢。我爸爸妈妈做为农村人,用上了智能马桶洗碗机这样的家电,都是我和爸爸的功劳。

但这么多年了,我仅限和爸爸能够这样相处,而且时间少的可怜。每一次我都得像训小学生那样教育我爸爸。我妈妈压根就不可能和我在同一个频道上。而其他亲戚呢,门都没有。他们都想着教我做人。我现在过年回家,几乎等同于混吃混喝等死,根本就是找不到和家里人能够一起成长的事。这样的年,怎么会快乐呢?

第三种方法就是一起娱乐,这个大家都擅长,一起打游戏,一起看电影,一起逛公园,一起旅游。

但回到家,我发现真找不到一些娱乐的方法了。以前我在家会和家里人下棋,但我杀得他们北都找不到。我今年过年,想带我爸爸妈妈一起去吃一场电影,去看《流浪地球》,我爸爸那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找不到能和亲戚一起玩的东西,只能自己打游戏。

我能想到的就是,只剩下最后一招了,就是发红包,送礼物。我很怀疑这种方法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快乐,反正我一直拒绝按世俗的方式带礼物回家。每一年过年,我发的红包也很少。要不是每年我妈妈叫我给这个那个发红包,我都会想别的办法替代。我今年给我的外甥们每人发了一个少年得到的红包,这玩意只允许他们在少年得到APP买课,肯定不能拿去买棒棒糖。这些小屁孩一脸朦,还有这种玩法。有亲戚说我,你这样太没礼貌,小朋友会不喜欢你。我说,你懂个屁,他们现在肯定嫌弃,但我有耐心等他们知道我才是最爱他们的亲戚。

反正想来想去,我一点都没有办法让我在家高兴起来。我没有办法和亲戚们一起说话;也找不到可以一起做的事;也找不到一起娱乐的方式;只能用红包礼物来敷衍了事,表示我回事过了个年。

快乐不起来,让回家显然变成了一种痛苦。

这种痛苦的本源来自于子代对父代的巨大变化。

 

第3章 亲代巨变带来的恐慌

我和爸爸妈妈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全方位的了,不知道用“我们”代替“我”,有多大的准确度。

我妈妈把吃外卖想象成悲惨的生活,而我则把这称为吃饭高科技化。吃饭上的分歧只是我和妈妈们之间对待生活的一个点,我妈妈几乎觉得我的生活是极度悲惨的。不仅仅是吃饭,衣食住行,他们都看不惯。

在营养和吃药方面,我和爸爸妈妈们的对立太严重了。我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各种“有营养”的东西统统扔了,看到中药我就气的跳。我的亲戚里竟然还有学中医的,太令人惊讶了。每一顿饭,我都让他们少吃点,他们都叫我多吃点。

我亲戚对我的工作也是极度的不理解,他们希望后代能找到一种铁饭碗,说白了就是可以偷懒的工作,他们不希望后代热爱工作。我妈妈每次打电话给我,听到我还在工作就担心的要死。我每次回家过年都少不了教育他们说,老师、医生、公务员,这是全世界最差的三大职业,并列倒数第一。直接面对市场的工作要远比在国家体制的保护下工作强一万倍。真的,我的绝大多数亲戚不知道脑子是怎么长的,哪怕是孩子在外面挣了大钱,改变了世界,都觉得不如一个月4000块钱的公务员好。

我和爸爸妈妈对花钱的理解也完全对立。我最烦的就是他们,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劝我卖掉比特币,去买房子。他们称我为三无青年。我买啥都是浪费,非得要买六颗核桃牛奶糖什么的才不浪费,服。

我和长一辈在文化和娱乐等的差距那更是差的远了去了。我喜欢的东西他们都不喜欢。他们还巨没有包容心,我都能包容他们看春晚,看新闻联播,他们有什么不能包容我打游戏啊。

有一年,我一个亲戚说现在的小孩喜欢TFboy,吴亦凡,鹿晗什么的,都TMD什么审美观啊,一个比一个娘。我一听就怼回去说,他们现在喜欢看长的清秀的人唱歌跳舞;我小时候喜欢古惑仔,看武侠,看言情小说;你们小时候喜欢闹文革!这不是一代比一代强吗,我们还不觉得你们过分呢,你到觉得现在的小孩子过分了。

有一个小事,我和亲戚的观点相差实在是太远,他们老逼我去认识这个那个长辈,全村人都要我认识一遍。我总是记不住我该怎么叫这个爷爷那个奶奶,每一次都要被数落一遍。哎,中国人把辈份,称呼什么的搞的实在是太复杂了,人工智能什么时候来解决下这个问题吧。

我们看到的都是鸡生鸡,鸭生鸭,老鼠的儿子打地洞。但现在我爸爸妈妈生出一个除硬件外,几乎不继承他们一切软件的儿子,这亲代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但凡是个物种都会害怕吧。

进化论说明了物种的进化是一点点积累渐变的,由量变导致质变,这也是我们接受的变化。但现代社会,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让一代人之间就产生了突然的改天换地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怎么可能让两代人之间愉快幸福地相处呢?想必这是一个大工程。

或许我们都得有《啥是佩奇》中的那个爷爷那样爱孙子的能力,才能在这种亲代巨变之间建立幸福的血缘关系。

 

第4章 结束语

这文章我犹豫了好几天,要不要写出来?要是被爸爸看到了会不会骂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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