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意象”與文學表達
“意象”一詞首見于張懷瓘《文字論》，其評張芝書能“創意物象，近于自然”，自評書則謂“探彼意象，入此規模”，前後互文换言，義理一貫，用以概括書法美的玄妙特徵，闡釋或評説書法美。其《書議》以“何爲取象其勢，仿佛其形”名之，謂用言語“意象”狀其書勢、筆勢，傳神、近似地接近書法的美感與風格。張氏在《六體書論》中對書法鑒賞和美感原理做出如下説明：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盡于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知，啓其玄關，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
這是近乎純粹意義上的藝術見解，既有很好的理論價值，也富于可實踐性。“書者法象”，導源于漢代崔瑗《草勢》，視書法之作乃法效天地萬物、人事物理而成，與其有着同構之生命的意義與邏輯形式，而以其隱秘難知、玄妙難名，知音幾稀，俗論則以一技視之並量説。所以，張氏《書斷》的評議原則是：
其觸類生變，萬物爲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誡，竊乎《春秋》之義也；其不虚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
藉助天地萬物、人事物理來喻説書法的美感風格，始于東漢書論伊始，至張氏纔明確其出于《周易》的類比象徵之法，完成其哲學的歸宿。“一字褒貶”，謂語簡；“微言勸誡”，謂依“《春秋》筆法”“微言大意”之法爲評。“不虚美”“不隱惡”謂遵循司馬遷著《史記》的做法，不挾私爲評。張氏論書欲立身立言，故須事事處處，説得明明白白。這裏，最有意義的是，一則張氏本于《周易》所言的“意象”，謂書家的字（即“象”）表達書意、筆意、人意，批評者則以言（書面表達）來釋“象”，因“象”而尋“意”；二則評語務求簡明，而用來明藝的言語並非一般言辭中的概念，而是代表了“意象”，是批評者的描述、評議所用言辭旨在接近或神似于作品的美感風格，既是表達個人見解，也爲了啓發讀者後學。這兩點，不僅體現在張氏的各篇書論中，而其也是傳統書法批評的普遍現象，後世的某些書論甚至把語簡發揮到極致。
過去，一些學者都把傳統書法批評中的詞語視爲概念範疇，之後界説其理論或美學的意義。實際上，這種做法貌似正確，卻與傳統書法批評的語言特徵、功能和效果不符，與古人本意相違。如果把古代書論中涉及書法美感風格的詞語都理解爲“意象”，再從“意象”的角度去探究古人習慣採用的書面表達方式、批評方法、修辭特點，結果就會有所不同。根據我們的考察，傳統書法批評中“意象”的普遍存在，原因有四。其一，書法美的抽象和玄妙，無法用語言做出準確、完整的描述，而衹能採取迂回的表達方式，以象徵、喻説爲津梁，以所知喻其所不知。即使是經驗性很強的美感風格，如“險勁”“雄強”，亦非書法所固有，而是因其與生活經驗中可以作爲審美參照系的某種“意象”具有類似或相近的邏輯關係，始被移植用來評説書法。所謂邏輯關係，是可以用來説明審美與批評原理的同一性狀，或具有明確的可比性。其二，古人有相同的知識結構、相同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相同的文學能力與經驗，書論之作都有明顯的文體影響和文學色彩。可以説，文學是書論的啓蒙，文學修辭及其聯想誇張的手法、達性抒情的功能等，都是書法審美與批評取法藉鑒的源泉。文學、書法爲同一文化群體所尚所能，由此及彼，自然而然。其三，傳統之跳躍、意會型思維、審美聯想的能力和經驗，很容易把文學與書法統貫于藝術通感之下，並有認知心理和接受心理上的保障，中國古代肇端于《詩經》的大文藝觀則是其文化基礎。古人論書津津樂道的“書卷氣”“讀書萬卷始通神”“與文章相表裏”“文章、字畫同出一道，特源同而派異”“腹有詩書氣自華”“雅俗”等，均由此生出。其四，基于知識的穩定傳承，使得傳統批評的“意象”表達方式能夠以生動、傳神、簡約、便于把握的優勢超越時空，被普遍地接受和運用。當然，文學作爲傳統書法審美參照系遠不止于“意象”，而若僅言美感風格，則盡在于是。
書法審美與批評中的“意象”來源頗爲複雜，或徑取自文學“意象”，或出于生活感悟體驗，或爲作者的想象和心理形象等，不一而足。例如，曹植《洛神賦》美洛神云：“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世説新語·容止》記敘：“時人目王右軍，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晉書·王羲之傳》記敘論者評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這是典型的從文學描寫到品評人物、再到評書的“意象”沿用與功能轉化，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評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語即由此化出。又，張懷瓘《書斷·神品》評王羲之書云：“亦猶鐘鼓云乎，《雅》《頌》所得”，乃取《論語·陽貨》孔子之語，謂音樂之美不僅僅是樂器、聲音，還在于它能上和天地，下和于人；《詩經》中《大雅》《小雅》和《周頌》《魯頌》《商頌》則爲天子及卿大夫雅言、廟堂之音。斯言是從思想性出發，以全景式的音樂、文學的整體價值觀來喻説王書。又，黄庭堅《跋法帖》評二王書法云：“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左氏謂《左傳》，其文雄深雅健；莊周即《莊子》，其文瀟灑縱横，非深知于文者，難以如斯整體“意象”取譬二王草書。
文學表達離不開聯想誇張，次第展開以鋪陳“意象”，再由一個個美妙而如詩似幻的“意象”引領讀者進入到紛錯陸離、變化莫測的境界之中，至于讀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復原或接近書法的實際狀態，則因人而異。例如，孫過庭《書譜》論云：
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虚動，下必有由。
這是對書法美感所做的簡約概括，已然美不勝收，但所有的描述都是誇張的文學“意象”，看上去與書法若即若離，很難與具體的點畫字形相對應，卻代表了古人論書的上乘見解。同樣，評説某一位書家，也可以有很大的想象和發揮空間。例如，張懷瓘《書斷·神品》評王獻之云：
至于行草，興合如孤峰四絶，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而其雄武神縱，靈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或大鵬摶風，長鯨噴浪，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其止，蓋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
論聯想之富、“意象”之奇、美文之能、見解之深，張懷瓘與孫過庭論書堪稱雙璧。有時，過度的文學修辭不能排除作者的刻意爲之，作者沉浸在自己營造出來的美感氛圍當中，既欲論書，也爲美文。《四庫全書提要》評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所言“其文亦能兼備衆體，新穎百變，層出不窮，可謂以賞鑒而兼文章者”之語，即是此意。又，張懷瓘《文字論》記其《書賦》成而呈衆友，包融評曰：“無今而乏古，論書道，則妍華有餘；考賦體，則風雅不足。”表明文學傾向太過則必然掩翳文章的論書功效，短長清晰可見。
又，古人文章喜歡引經據典，佳評妙喻時爲後世承襲，以此成就别樣風雅。例如，袁昂《古今書評》“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之語，宋高宗《翰墨志》續云：
《評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臺者耶？”
婢之婢爲重臺，謂學書差底下之。董其昌《容臺集·墨禪軒説（寄吴周生）》亦云：“學書者既從真迹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仿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臺之誚，方契斫輪之意。”董氏反對學習“鎸石鋟版”的刻碑刻帖，視其爲有如禪家的“參死句”，而筆、墨之法惟晉唐人真迹見之，這是在廣“重臺”之用。其他如鮑照《飛白書勢銘》“輕如遊霧，重似崩雲”，《書譜》作“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傳衛夫人《筆陣圖》謂點法“如高峰墜石”，《書譜》有“奔雷墜石之奇”，《書斷》評王獻之書有“懸崖墜石”；《書譜》有“鸞舞蛇驚之態”，懷素易之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等等。凡此之類，皆取前評爲審美參照系，承襲之迹彰顯無遺。
對某些文體和表達方式都很經典的書論篇什，也會被後世視爲審美參照系，持續地傳承仿作。例如，盛行于漢魏六朝的“書勢”“書狀”，盛行于晉唐的“駢賦”，盛行于南朝至晚清的“書品”“書斷”和“書評”，以及晉唐宋間多見的“銘”“贊”之類，等等。其中不乏真知的評，也不乏太過注重個性聯想與文學表達的事例。袁昂《古今書評》有若干難解的評述：
徐淮南書如南崗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能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庾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絶。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絶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虚欲仙。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筆者昔日曾對此文詳考，廣爲徵引求證，惜諸如此類“意象”，仍難于在書法中得到確切的印證。儘管如此，袁氏斯評還是被後人作爲審美參照系，爲歷朝續仿之最，就連挑剔如米芾、維新倡碑的康有爲也未能例外，足見影響深遠。
叢文俊：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本文为《書法研究》2016年第3期《傳統書法批評詞語之審美參照系初探》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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