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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和平:左右之争剧烈 马克龙啃不下这块“硬骨头

刘和平 直新闻 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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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 

直新闻:我们看到,连日来法国爆发了2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大罢工,导致整个法国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你认为,引发这次大罢工的原因是什么?法国总统马克龙究竟做错了什么?


 ANSWER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众所周知,这次法国大罢工是由抗议马克龙总统推出的退休金制度改革而引起的。而在我个人看来,马克龙推出的改革措施不仅大方向正确,而且体现出了他是一个有责任、有远见、有担当的政治人物。因为当前法国的退休金制度,不仅面临着内部分配不公平、特殊阶层拿得过多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开支过大、入不敷出,有可能会拖垮整个公共财政体系的问题。而且假如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迟迟得不到改革,还将会拖垮整个法国的经济。近十年来,法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因此而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增长率已经降到1.8%,失业率却仍然维持在9%的高位,是德国的两倍。我相信,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任何想要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都不会无动于衷。那么,这样一个大方向正确并且势在必行的改革措施,最终又为什么会引起全国性大罢工呢?


我认为,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马克龙的退休金改革措施,首先触动的是法国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而他们都是法国公共服务企业,包括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巴黎公共运输公司、法国电力公司的员工,以及教育、医疗、司法及执法部门的员工。这些端惯了“铁饭碗”的群体一旦联起手来,就可以轻易把整个法国给瘫痪掉。第二则是因为马克龙的改革措施比较激进,打击面过宽。他不仅动了那些特权阶层的退休福利,而且准备将可领全额退休金的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这就等于是得罪了法国全体职工了。假如马克龙采用循序渐进、分步骤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方式进行改革,所引起的反弹声浪与改革阻力或许就会小很多。第三,则是由于改革的时机存在问题。去年马克龙就因为调高燃油税而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黄背心”运动。然而,这件事情伤疤未好,他又匆忙推出了一项更为激进的改革措施,结果就导致了“黄背心”运动与反退休金改革运动的合流,叠加出了一场滔天巨浪。


而从这种接二连三的犯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龙虽然是一个有远见和担当的政治人物,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活在象牙塔里的政治精英,只知道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没有顾及到现实的民情与民意,尤其是拿不出灵活可行的改革措施和改革手腕。



 QUESTION 

直新闻:其实,退休金制度改革问题,一直是法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那为什么法国的历任总统都能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却总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ANSWER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确实,早在1995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就想啃下这块硬骨头,尝试改革法国的退休制度,并因此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罢工。这场长达三周的全国性大罢工,最终导致法国的交通处于瘫痪状态。最后希拉克不得不向汹涌的民意缴械投降,放弃改革。那么,明知现有的退休金制度维持不下去,为什么退休金制度改革会成为一个碰不得的话题呢?
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左右意识形态之争的问题,即主张公平正义的左的意识形态,跟主张自由的右的意识形态之争。这个问题恐怕是人类社会长期面临但短时间内又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会有穷人和富人,穷人因为竞争力较弱,一定主张社会的公平正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一定会主张福利主义。而富人因为竞争能力强,一定会主张自由。所以,左右之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法国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就有意识形态偏左的传统,更多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两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甚至将这种公平正义极端化为了平均主义。而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政治体制过早地偏向了“大众民主”,让所有的成年男子和妇女都已拥有普选权,又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这种左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前总统希拉克还是现任总统马克龙,只要他们稍微碰触这种偏左的意识形态,想要对难以为继的福利社会进行改革时,立马就会碰触了法国社会的政治正确,引发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危机。



 QUESTION 

直新闻:那你认为,法国的这场大罢工,又会对未来的欧洲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ANSWER 

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这个影响和联动效应的确是不容低估。因为当前法国的退休与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问题,在欧洲其它国家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有些欧洲国家,比如北欧的挪威与瑞典,甚至是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想象与理论中的,事实上,自从法国去年爆发“黄背心”运动以来,英国、瑞典、荷兰、比利时等地的民众也已经在有样学样,走上了街头。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密切关注,法国的这场大罢工运动,还有可能会飘洋过海蔓延和影响到美国。大家知道,在当前美国的民主党内,这种过于强调社会公平正义、主张福利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民主党内的初选候选人沃伦和桑德斯,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当然,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前美国与欧洲内部的这种左右意识形态之争,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互动效应,甚至是存在着某种跷跷板效应。大家知道,这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强力要求欧洲各国增加军费,把军费开支提升到占GDP的2%以上。在特朗普看来,这些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享受这么高的福利,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用负担这么高额的军费开支,这笔钱主要是由美国人支付了。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人享受的高福利,实际上是在变相花美国纳税人的钱。而美国为欧洲承担了高额的军费开支,又是美国人所享受的福利待遇比不上欧洲人的原因。


因此,特朗普逼迫欧洲相关国家大幅提升军费开支,实际上会进一步增加欧洲相关国家的财政支出,使得他们的福利主义社会更加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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