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后，危机后，还是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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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岁初，直新闻推出2019盘点系列。
今天这一篇关于“世界2019”。
文章部分摘要如下。
1、 如今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了与大萧条前的人类不平等峰值相当的地步。
2、 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达成的“不打贸易战”的共识，在2019年变成了泡影。
3、 美国的退出，导致了一个“紧缩的国际体系”。
4、 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浪潮掩盖了地缘政治的结构，而潮水退去之后，地缘政治斑驳的地表暴露出来了。
5、 在2019年，数字货币不再是金融领域中的小众话题。人类是不是将要进入一个“后央行时代”了呢？
6、 全球主要的财富集中于50个世界级的城市中。
7、 对于”家乡“的认同在互联网时代被激活了， 因为距离被消灭了，城市变成了一个超级的多元主义文化的容器。
8、 现在世界是一个社交媒体的“部落时代”，每个人的朋友圈是封闭的，人类有效的社交圈子最多只有150人。
2019年，在历史上会是怎样的一年呢？有人说，这是十年来最糟糕的一年，也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对于这样的推测，我们无从得知，甚至十年之后也无法对2019年有个客观的评判。回顾过去十年，我们也许会发现，2019年我们依然没有进入后危机时代，还处于危机后的时代，两三年前的“黑天鹅”事件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的世界观似乎逐渐跟上了世界的变化，蓦然回望，我们似乎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周期的起点上。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年之间，世界是不是真正消化和消解了危机的后果呢？我们知道，那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让世界团结起来了，因为有1929年大萧条的“水晶球”，人们从历史的惨痛悲剧中吸取了教训，不能重蹈覆辙。
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各国领导人承诺不会以邻为壑，不会打关税战和贸易战，在宏观经济上进行协调。到了2013年的时候，美联储开始退出量化宽松，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后危机的时代。通过全球的合作，躲过了金融危机的狂风巨浪，然而，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在于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任何行动都是有成本的，全球性的救市行动的确是避免了类似1929年大危机的暴烈，让危机变得更加平滑，但是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政治经济失衡的结构依然如故。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不平等，2008年之前的全球不平等程度与1929年大危机前是不相上下的。心理学家基思·佩恩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历史上，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了最高点，随之而来的是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大萧条，直到现在，它都是人类收入不平等的最高点。
如今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了与大萧条前的人类不平等峰值相当的地步。”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资本收益超过劳动的收益，这固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化和资本化，带来的越来越明显的“马太效应”。在危机爆发之后，各国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美国也是如此，扭曲的金融政策，让金融市场进一步异化，证券持有者从中获益良多，不但没有消弭不平等，反而加剧了这种趋势。
不平等，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最终必然会带来政治效应。
2016年，被认为是“黑天鹅”的一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而在2019年，这两只黑天鹅依然吸引了世界的关注，甚至左右世界的逻辑。
特朗普当选其实是不平等的政治效应，《简斯威尔》这本书反映了在美国锈带地区小城市的遭遇，这个城市依赖的通用汽车装配厂在危机之后关门了，经过漫长的等待，这些人最终还是没有等到装配厂的重开，昔日的中产阶级滑落下来。而以中国汽车玻璃生产商福耀玻璃赴美投资设厂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则将中美两国产业工人的观念、文化的差异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
从深层次来说，这是美国国家治理的危机，怎么缓解产业衰落之后的不平等危机？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战略是“再工业化”，让资本、产业重新回到美国，怎么实现这个目标？贸易战。
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达成的“不打贸易战”的共识，在2019年变成了泡影，贸易战无疑是2019年全球经济非常重要的标签。中美贸易战在2019年是不断升级的过程，几乎涵盖了全部贸易产品，当然，在12月中旬，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画上了休止符。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之后表示，总统非常关注美欧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欧洲对美国有1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战的战火还会继续延伸。
2019年，世界贸易的形态发生急剧转变，特朗普政府的双边谈判战略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美日之间的自贸协议已经结束，美墨加贸易协议在年底获得众议院的通过，再就是中美之间的第一阶段协议，多边主义在退潮，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在美国的阻扰下陷入瘫痪。可以说，全球贸易秩序的根基受到巨大的冲击，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和角色是有限度的，但是它是自由贸易理念的底线和基石。
美国的“退出主义”，从根本来说是大危机在外交战略上的后遗症，“美国优先”，代表着美国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退出，有人总结说，这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就是霸权国退出之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原有的秩序难以维持。
美国的退出，导致了一个“紧缩的国际体系”，多边自由贸易秩序朝着碎片化的双边贸易协议转变，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全球战略均衡体系被破坏，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被打破了，军备竞赛重新抬头。由各方共同努力推动的美朝关系缓和在2019年年末到了一个分水岭，可能美朝关系不会再回到2017年那样的极端对抗之中，但是要建立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安全的均衡结构，依然道阻且长。
欧洲是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关键所在，大西洋共同体的裂痕在2019年持续加大，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意识到欧洲的安全不能依靠美国，但是要建立独立的欧洲防务机制面临重重挑战。欧盟也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进一步走向整合，还是沿着欧洲原有的裂痕让欧盟持续松散化，英国脱欧已经确定下来，中、东欧国家其实也在进行变相的脱欧，欧盟是包含着欧元区、申根区等比较复杂的体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欧洲要确保自己的主权，在战略上要视自己为地缘政治的力量。
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曾经说，二战后欧洲经历了地缘政治的坍塌。欧洲的殖民帝国从全球撤退，不再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是关注法治，这与美国的黩武主义是大不相同的，现在地缘政治似乎回来了，当然，马克龙提出的北约“脑死亡论”并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支持，多数欧洲国家还是依靠北约来提供保护。
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化浪潮掩盖了地缘政治的结构，而潮水退去之后，地缘政治斑驳的地表暴露出来了。2019年，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十年，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危机带来的后续冲击。
“黑天鹅”事件背后是一群“灰犀牛”，社会经济机构经历着历史性的变迁，一些“慢变量”正形成了巨大的势能，冲击着既有的认知。从金融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到货币危机，进而延伸到社会领域，最终带来了强烈的政治效应，并且冲击着全球秩序，“危机后”的连锁反应可能会有延迟，但是不会被规避。
我们依然在“危机后”的世界中，但是世界并没有停止，而是加速发展，加速度带来的不仅是速度感，还有更加“多速”的世界。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创新或者加速就是不平衡的发展，这似乎是世界发展的一条规律。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货币政策变成了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指挥棒，2019年，曾经拯救美国经济于滞涨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去世了，经历过经济风浪的沃尔克对美联储受到的政府干预非常震骇。欧洲央行行长换人了，卸任的德拉吉在2013年欧元危机重重的时候说，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德拉吉的这句话也稳定了欧元，这折射出现代货币体系的本质其实就是信用的生产。在2019年，数字货币不再是金融领域中的小众话题，发行数字货币将成为趋势，至于以何种方式出现，尚未有定论。
从货币历史而言，数字货币或许是最逼近货币本质的，那就是一种虚拟的、跨越时空的信用体系。作为一种信用体系，首要的是安全，也就是任何支付的承诺都是可兑现的，源于欧洲的货币体系基本可以说是将市场的权利（Right）和政府代表的权力（Power）融合到一起了，也就是通过税收、国债这种方式将企业和政府勾连到一起，建立了相对均衡的货币体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依然难以避免金融和货币危机。数字货币借助于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塑造了新的权力和财富空间，未来的货币形态可能不同于当下，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信用体系。人类是不是将要进入一个“后央行时代”了呢？
在不知不觉中，人类进入了城市化的时代，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前，城市人口历史性的超越了农村人口，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数据，而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居住空间的剧变。人类从聚居到农业时代，再到工业时代，最终进入了一个高密度的城市空间。基于农业时代的理论和观念正在遭遇城市化的挑战。城市，本身代表着一种空间的不均衡发展，都市圈、城市群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全球主要的财富集中于50个世界级的城市中。城市，不仅是人口和财富的容器，也是人类共同体网络中的节点，顺应人类居住空间的历史性变局，构建城市治理秩序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城市时代，无疑是人口、财富、权力等要素的高度集中，然而，城市世界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人类有上万年的农业历史，在文化基因中残存着农业时代的记忆。在城市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返祖”的现象，在城市中的人难以摆脱悠悠的“乡愁”，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智能手机网络的发展，让身处异国他乡的人能够与自己的家人、朋友近乎零成本的交流。对于”家乡“的认同在互联网时代被激活了， 因为距离被消灭了，城市变成了一个超级的多元主义文化的容器。
身份多元化带来了身份政治的凸显，社交媒体的兴起毫无疑问消除了身份所有具有的地域性，“同化”变成了几乎难以完成的事情。社交媒体将整个世界带到了每个接入到社交网络的人眼前，可以说，社交媒体是让世界更加聚合了，还是分离了？
不可否认的是，你没有办法说服一个装睡的人，社交媒体具有强烈的“回音舱”效应，我们可以说，现在世界是一个社交媒体的“部落时代”，每个人的朋友圈是封闭的，就像罗巴·邓宾提出的，人类有效的社交圈子最多只有150人，这叫“邓巴数”。“邓巴数”并没有随着社交媒体网络的扩展而增加，这是人性中“最慢的变量”。
2019年进一步凸显了世界的变局，在这种变局之下核心的命题是国家治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治理的难题。技术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地球村”的梦想，但并没有消弭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不是在地区之间，而是在大城市中不同的街区。
全球性的市场网络变得越来越绵密，但是财富的不平衡却不断加剧，“断层”不仅发生在中东、北非地区，还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由此带来政治的极化，美国两党的投票几乎是泾渭分明，英国大选之后，苏格兰民族党几乎将保守党和工党赶出了苏格兰。
地缘政治在复归，人不仅是时间的生物，也是空间生物，大国政治、战略平衡、失败国家等等概念，证明了冷战结束之初的“历史终结论”被终结了。
线性的进步主义观念遇到了复杂性现实的挑战，2019年，没有人在高呼“黑天鹅”，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越来越现实了，从浅薄的乐观主义走向深沉的现实主义，这是无奈的选择，又是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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