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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过度应激错了吗?
陈晨
直新闻
202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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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湖北省外,全国其他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已经连续十二天下降。
网友们如过山车般起起落落的心情也在减速趋于平稳。
但回望一个多月来,抢双黄连、屯蔬菜、拒绝医务工作人员回家、丢猫弃狗、歧视湖北人……一出出谜之情节,仍然让人莫名其妙。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嘉就表示,疫情当前,对于冠状病毒的未知会激发人们的应激反应,让人容易恐慌、焦虑、愤怒。
事实上,应激心理状态倒也不算什么坏事,它是人类进化中选择出来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机制,可以帮助人们及时脱离危险。
不过显然,这次许多人过度应激了。
疫情期间的集体非理性,主要有几大原因:
相关部门披露信息不够及时透明,群众科学知识缺乏、谣言识别能力弱,负面情绪的感染力强,社交平台信息冗余等等。
理论上讲,当民众对新闻的需求大于制度性渠道的信息供应时,谣言就会大量繁殖。
疫情信息披露的迟滞与片面,被诟病的“半夜鸡叫”,尤其加上难以避免的与“非典”的比较,引爆了人们对于相关部门“记吃不记打”的愤怒,也催生了一些谣言的流行。
在危机发生时,谣言的确往往能发展出来一种公议,即谁应该为发生的坏事承担责任,甚至是寻找替罪羊,因此谣言也被称为是民意的“失望中的抗议”。
但我们发现,到了春节期间,即便疫情信息披露已进入常态化,许多人的过度应激却仍然存在,谣言仍有市场。
这与环境有关,我们正面临一个全民应用社交媒体的时代,每天接触到的信息,不仅来源于官方媒体,还有大量的群转发消息和朋友圈截图。
荷兰传播学者克罗斯曾提出这一公式:
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
迷惑性的信息的大量摄入加强了事件的模糊性。
那么,如果周遭注定是一团迷雾,我会希望用批判能力让自己迈出正确一步。
但是,准确判断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这几乎是一个专业新闻工作者才具有的技能,很难苛求普通民众做到。
疫情当前,不会判断,头脑一热,就难免做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当然,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甄别和筛选信息主要是通过向相关机构和当事人核实、咨询专家、查询多方历史资料等。
普通人很难如此面面俱到,但也有不少简单的判断窍门。
比如,论最吸引眼球,同学/同事/家庭群里面的各种转发消息首当其冲,一般都是“震惊体”或者“刚刚体”,还有“国外专家说…”“外媒报…”。
甄别这类消息,可以直接复制关键词,在百度/Bing/搜狗/微博上搜索,一下就能出来证实或证伪的官方媒体的报道。
别懒,朋友的金手指有时候真的不如自己多点下搜索键。
最近还特别流行一种信息,就是微信聊天截图,对方的备注是“XX医生”之类,有时是文字,有时还是一条条语音播放的视频,给人一种权威专家披露内幕消息的神秘感。
这个时候,别忘了提醒自己,备注是能改的,语音是可以配的,要是信了他说的麻油涂鼻孔能预防冠状病毒,这顶傻瓜的帽子可就真摘不掉了。
遇到这类信息,先打个问号再说。
上:微信上流传麻油涂鼻孔可预
防冠状病毒
下:该流言被辟谣
这些还只是甄别信息的范畴,最大的挑战在于加工信息。
即便是正规媒体的报道,因立场不同,其新闻稿件中所提供的信息筛选标准也不尽相同;
甚至即便是同一家媒体,不同的评论员给出的观点和论证方法也常常相去甚远。
这些现象经常在外媒中见到。
对于不了解的媒体,随手查一下它的背景;
对于事实表述,多问一嘴证据在哪儿;
对于带有程度描述的话语,谨慎看待;
对于直接得出的结论,再用逻辑捋一遍看看有没有漏洞。
这么做,不仅能让人有一种挑战大家之言的快感,更是对输入自己脑海中每一份信息的负责。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始终无法绕过:
为什么人们本能地更容易被谣言吸引?
这是因为谣言天生是为了让别人相信而产生的,它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被加工来增强这一特性。
但别忘了,谣言也是脆弱的,只要被一个人戳破,就成了泡沫。
舆论场中,不同立场相互博弈,对于谣言有一定自净作用。
而要筑建起对谣言的免疫力,不在于也无法做到把自己封闭在绝对安全的茧房中。
因为当一个人只接收正确的信息,他就失去了判断错误信息的能力。
相反,更多地接收不同角度的信息,就能看穿那些自相矛盾的话术。
李文亮医生的悲剧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公众号曾发文称“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谣言要打击,但信息应该被留有自由度。
面对街头巷尾闭店的萧条、医护人员冲锋陷阵的辛劳、隔壁小区发现了新的确诊病例,如果一切都像谣言说的那样,用一个偏方就能打败病毒,揪一个官员就能拯救武汉,那该是多么可笑又魔幻啊。
我们还可以选择,去了解这场抗疫战争背后各方的所作所为,恶补关于病毒和野生动物的知识,了解国民经济运行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当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抵达真相。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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