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身边的“N之恶”，香港一些人为何选择性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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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不同级别的Telegram群组；入组前需要通过验证，“出卖”身边人清晰样貌的照片甚至性爱录像；有一群人在幕后操纵整个群组的“规则”和运作；整个群组充斥着对女性的物化和仇视……
以上的种种特点，并不只存在于韩国的“N号房”丑闻中。不久前，在香港也曝出了这样的Telegram群组。
该Telegram群组2018年成立，当前共有3499名订阅者，以“出卖”身边人的性爱影像为题，用户加入频道后，可预览由群主发布的影像，多是经过马赛克或模糊处理，而无马赛克的版本则要在“细Group”（即小群组）查看。如果会员要“升级”加入“细Group”，必须联系群主通过验证，进入群内贴出另一半的性爱影像，以此作为“同路人”验证。
漏洞
香港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指出，影像性暴力是指未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1）拍摄私密影像；
（2）散布、分享、传阅私密影像，包括经当事人同意下拍摄、但不同意散布的影像；
（3）要挟、恐吓、勒索对方散布其私密影像，影像包括经当事人同意或不同意而拍摄的；
（4）将其样子移花接木至色情影像。
4月4日，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珮帆去信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要求保安局正视及立案调查事件，拘捕相关违法人士。葛珮帆强调事态严重，如有人未经同意随意转载或上载影片，对当事人身心造成极大影响，同时要求当局检讨性罪行条文，填补法例目前的漏洞，并立法打击性罪行发生。
事实上，当前的香港并没有针对偷拍罪行的条例，相关罪行主要是以3条条例控告，包括“游荡罪”、“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及“破坏公众体统”。但是以上条例只适用于公众地方发生的事件，很难与这些性暴力一一对应上。比如使用《私隐条例》第64条，“披露未经数据用户同意而取得的个人资料属罪行”，但条例需针对特定人士身份，罪行使受害者精神受损，更多用于起底案件中。
而当前仍有偷拍网站在运营。“香港连拍”贴出有大量在公众场所拍摄的女性照片，包括港铁、街道等，当中涉及偷拍裙底、腿部的影像，更不乏“读者投稿”的帖子。网站声称由2017年营业至今，会员人数超过4万，管理员称“作品成千上万”。
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对51名遭受“影像性暴力”（包括偷拍、散布或被要挟传阅等）作深入访谈，近七成人表示因证据不足或无相关法例等原因，即便报警也无法立案。
共犯
香港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性暴力事件。一年前，也是在Telegram群组里，有逾万成员的Telegram偷拍群组举报曝光。但事件最终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甚至连检举者也被相关群组的会员反咬一口，在社交媒体上被“举报”到禁言。
这名检举者曾对媒体表示，偷拍其实和强盗无异，而围观者往往以为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偷拍便能撇清关系，“畀钱买相、畀关注、畀个投入度，点会唔系共犯？（用钱买照片、关注、有投入度，为什么不是共犯？）”
她说，留言吹捧和鼓励都是推波助澜，围观者只不过企图将个人与事件责任拉远距离罢了。
不过心理辅导侵犯者超过11年的医师江宝祥则说，多年来共接获超过900宗求助，最年轻者仅11岁。他指出，不少偷拍者在犯罪前，均在网上看过与偷拍相关的内容，眼见别人在网上留言鼓励行为，为得到认同而着手偷拍。部分人更以为偷拍但是没有上传便不成问题，也就是他们认为没有曝光便不等同犯罪。
比如上面提到的“香港连拍”网站，就公然在宣传标语里用上了冠冕堂皇的“分享至上”“需要你参加”这样的字眼，煽动他人加入偷拍行列。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长期混迹其中的人，一方面习以为常，另一方面又因为法律上的漏洞，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戒，“久闻不知其臭”的效应就逐渐产生，而这些所谓的群组、网站，也就成为了“N之恶”的温床。
隐私
颇为讽刺的是，Telegram上这个以损害身边人的隐私为主题的群组，其成员倒是十分在意自己的隐私，群主声称，因为组内有相貌清晰的性爱影片，因此会时不时删除看得清相貌的影片，“保证会员的安全”。
事实上，无论韩国，还是香港，“N之恶”之所以能够存在，其中很大的原因正是用技术手段保证了所谓的“独立”，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应该称之为“作恶的隐私”。
翻阅“香港连拍”的数据可以发现，网站域名由“Apexscore International Limited”公司拥有，数据显示，公司于2008年成立，2017年2月已解散，其董事名属伊拉克藉，登记居住住址为于马来西亚，而公司的地址则为于旺角一间秘书公司办公室。该网站在提供广告字段刊登服务时，堂而皇之注明不受“本地条例监管”，广告内容只需经管理员审核后即可刊出。
Telegram通讯软件的运营者开发了专用的网络传输协议MTProto，这一技术原本是号称将使得Telegram“在任何网络上都兼具安全性、可靠性和速度”。但在现在，“安全可靠”可能更意味着“没有被曝光的风险”，只要对方是“同路人”，都可以进行交流。能否进行交流的判断标准是兴趣是否相同，甚至可以选择性地忽视道德或者法律。
在性暴力这类事件暴露之前，Telegram在曾经是恐怖主义的温床。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就是通过该即时通讯软件进行联系。而在“修例风波”中，暴徒的各种反社会行为，也大多通过Telegram进行组织和串联。
科技似乎为一部分人提供了绝对安全的群组空间，由于外界的规则无法介入到这个空间中，这个空间形成了自己的规则，群组的管理者成为规则的绝对制定者，兴趣成为是否可以存在于该群组的唯一判断标准。一旦出现有悖社会的规则，放任不管，群组只会朝着反社会的方向越走越远。
——身处其中，只能感受到悖德的“快感”或者不受社会规则束缚的“自由”，但却必须无条件服从群组要求和群主的管理，算哪门子自由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版的“N号房”时间曝光之后，很多在“修例风波”中大喊所谓“公平”，动辄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政棍和媒体，却在这个事件上集体失声了……
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并不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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