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后浪”要有国家观念，不能纵容“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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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不少香港青年眼中，未来缺乏亮色。高房价、贫富差距、青年难以向上流动。这些社会问题早已暴露，在2019年修例风波中更加凸显。长期积怨一经煽动，一些香港年轻人观念极端化、激进化，行为日趋暴戾，甚至以身试法，不免令人痛惜。 香港“后浪”该往何处去？特区政府如何加强青年的爱国教育？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该如何解决？五四青年节当天，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就此专访了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自2002 年7月1日实施主要官员问责制后，政务司司长与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及各政策局局长，同属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政务司司长是行政会议的成员，亦是可以临时代理行政长官职务的三名司长中最高级的一位。政务司司长协助行政长官，督导行政长官所指定的决策局的工作，并在确保政策制订和实施的协调上担任重要角色。在涉及多个决策局的事务中，这个角色尤其重要。
张建宗197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1979 年投考政务主任 ，并在同年9月1日展开政务官的生涯。在随后近几十年的政务官生涯中，张建宗曾担任10多个不同范畴的职位。张建宗1983年调任港督尤德的助理私人秘书时正值中英谈判，他见证了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
此后张建宗又与劳工、人力资源及教育范畴结下不解之缘。他在 1999年接任劳工处处长时失业率高企，15至19岁青年人的失业率更高达30％，他于是推出“展翅计划”，为青少年提供职前培训。国际劳工组织也确认“展翅”及其后推出的“青少年计划”是成功的典范，可让其他地区借鉴。2000年至2002年张建宗出任教育署署长，致力推动教育改革，强化家长教育，提升教学素质。他当时每周主动但低调地亲善探访一两所学校，以便能了解教育界最前线的问题，及掌握老师和学生的脉搏 。2010年，担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的张建宗力促香港通过首个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基层员工权益。
张建宗希望从房价高企、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次矛盾开始处理，为青年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亦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发展可以为香港提供更多的空间，帮助香港青年跳出香港，走进国家。
以下是采访的部分文字实录：
秦玥：今日是五四青年节，您在社交媒体上写，“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政府会培养青年人有积极的人生观”。如果落实到具体的政策，都有哪些？
张建宗：最重要是要投资在年轻人的教育方面，一定要打好教育基础。教育是政府经常性开支中最庞大的，居于榜首。政府10块钱的开支里，有2元就花在教育上，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我们觉得教育不是开支，教育是投资。香港没有任何天然资源，除了一个维多利亚港，鱼都不多一条。香港海产不多，农产也不多，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人才。如果在人的方面再不投放资源的话，香港是没有出路的。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引擎。
香港为什么这么重视青年人呢，首先香港人口结构老化得很快，每年差不多有6万人以上进入到65岁长者族群。但我们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导致香港年轻人数字比重越来越少。
我们香港经济要发展，要人才，年轻人作为发展的引擎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要加强青年的教育工作，希望年轻人有担当、守法，有国家观念、有香港情怀、有国际视野。我们在青年的就业，学业、事业方面（三业）都要帮他们一把，尽量创造最好的条件。
大湾区战略性发展，时机来得正好，可以为香港提供更多的空间，多一些就业的机会，帮助香港青年跳出香港的领域，走进国家。另外还有“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地区、亚太地区都加强了市场方面的合作，特别是香港打入了东盟，希望未来在东盟那方面能够发展，而不是局限于欧美传统市场。
这都是国家重要的大平台，提供空间给香港青年创业。你讲创新创业，香港始终只是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地方，市场有限。但深圳前海，比如前海青年梦工厂，鼓励青年创业、创意、创新（三创）。曾经有个年轻朋友和我说，“我在香港做设计的，做得再好，市场也只有七百万人，但我去了前海发展，国家就是我的市场，整个内地就是市场，海阔天空。”这就是国家带来的机会。
深圳市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广东省以及大湾区都有很多机遇。因为疫情关系，陆路交通往来受到严重的阻碍，当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要赶上去，向前走。
秦玥：原来政府方面在教育上投入这么多，占了20%的开支，那为何近几年来教育的问题这么明显？而且上街示威和黑暴很多都是年轻人，您有没有分析过背后的原因？
张建宗：我们也分析过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教育制度身上，整个情况和香港深层次矛盾可以说能扯得上关系。近年来国家带动香港发展，受益不浅，但我们本身有些问题，例如土地的不足，导致房屋价格相当高，置业难上加难。
以前我做劳福局局长，到今天我都很关注劳工的情况。在工资方面，过往20年来大学生的起薪没什么大的改变，考虑消费等，实际收入变少了。还有经济转型，导致很多低技术的工种都没有了。有些人被逼着转型，转型过程中，劳工有错配的情况出现。还有社会贫富悬殊，也是严峻问题。香港社会是服务型的，金融业收入相对丰厚，基层劳动者工资水平上不去。如果不推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话，基本保障都没有。
种种因素下，社会深层次矛盾积累。青年人思想没成熟，更加容易被人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真的要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功夫。德育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国际视野，三样东西都重要。国家观念非常重要，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然后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需要有国际视野。但是最重要的是，年轻人要有担当，做守法的公民。
归根结底，我们希望从深层次矛盾开始处理，社会向上流动好重要，这个也牵涉到拉近贫富差距。同样重要的是还有土地楼房供应问题，供求失衡导致价格非常高，不是一般打工仔可以承受的。
这些积聚的怨气在去年的社会事件中一起爆发。这不是单一性事件，是结构性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也希望经济多元化，年轻人多一些出路，而不是单一做金融、做旅游。
现在香港年轻人一般都选择工商、金融，赚钱多，就业容易，我们希望多鼓励年轻人朝着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向发展，也多培育一些相关领域的老师。
香港要配合国家优势，走出这一步，深圳得天得厚，和香港有很多合作空间。前景无可限量。
秦玥：我们知道政务司统领九局，上年您牵头成立跨部门合作小组，除了止暴制乱外，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最近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张建宗：有的，我们希望疫情过去后，香港能够重新出发、重新启动、重新起飞。这是重大的任务，极其重要。
我总是形容，几十年来香港总是遭遇不同的挑战，有的是小问题，有的是大劫，但香港都像火凤凰一样浴火重生。例如回归前，很多人对香港前景没信心，觉得不明朗，60多万香港人移民离开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又赶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香港也挺过来了，然后是SARS，当时也是很大的打击，美国911也是，国际形势很动荡，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到今天的疫情，我有信心可以跨过。
香港是福地，特别是回归以后，我们有国家作为后盾，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更加要珍惜。香港本身也有潜质，香港有制度的优势，成功的要素包括司法独立。法治很重要，不能让“黑暴”有机会在香港发展，不能够纵容暴力。香港在去年发生社会事件之前，是全世界最安全地方之一。我们的犯罪率在去年年中时，是42年来最低的。平均每天一宗劫案都没有，凶杀案一年28宗。纽约呢？一年400宗。我们警务处长去开会时候报告香港一年28宗，纽约警察局局长问28宗是不是一个月？我们的警务处长回答他，不是呀，是一年。所以香港是个很难得的地方，得来不易。
除了法治以外还有自由、开放、人权受到保护等等，所以吸引了不少人来香港做生意、读书。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但是多元而且多姿多彩的国际都会。我希望将来能够维持优势，配合大湾区的发展，打造一个国际级的城市群。作为一个香港人，真的很幸运，不用担心很多事情，有国家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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