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真是种族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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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6日晚，特伦斯·克里彻的SUV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抛锚。一名女子看到他从车中走出，车门敞开。该女子拨打了报警电话，包括贝蒂·谢尔比在内的多名警官随后赶到现场。

克里彻是一位40岁的非裔美国人，在塔尔萨市出生并长大，他是4个孩子的父亲。而谢尔比警官则是42岁的白人女性，育有一女，她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警方将克里彻包围后，命令其将双手从口袋中拿出来。警方称，克里彻初始遵照了指示，将双手举起，但随后又放回口袋之中。

多名警官随即掏出枪支，与此同时，一架直升飞机在现场盘旋，拍下了事态发展。从视频中，外界很难判断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直升机内的一名警官认为，克里彻表现得“不够配合”。

在混乱的警方命令下，谢尔比警官向克里彻连开数枪，将其射杀。

基于种族主义的谋杀？

事后调查显示，克里彻手无寸铁，神志完全清醒，既未饮酒也未服用任何违禁品。有关塔尔萨市警方因种族主义原因而射杀黑人的指责四起，在一场记者会上，有媒体质问：

“死者黑人的身份是否导致其被谢尔比警官视为威胁？”

谢尔比警官的辩护律师驳斥道：“死者高大男子的身份才是导致其被谢尔比警官视为威胁的原因。”

然而克里彻的妹妹对此完全不能接受，“那个高大黑人男子是我的亲弟弟，那个高大黑人男子是一个儿子，那个高大黑人男子是一位父亲，那个高大黑人男子刚刚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就为了让我们一家感到骄傲”。

基于种族主义对黑人进行谋杀，在塔尔萨市的敏感性超出一般意义：1921年，当地白人和警察有预谋地对黑人进行屠杀，超过35个社区被摧毁。当局称在两天的“动乱”中，39人死亡；但医院记录显示，被送院的伤者就超过800人，更有6000人以上被逮捕。

最后在社会的压力下，谢尔比警官被起诉“一级谋杀”，但她坚持否认“讨厌黑人”。她的女儿也表示，母亲也是别人的女儿、妻子和祖母，“从来都为弱势群体挺身而出”，绝不可能是种族主义者。

事实上，警官个人的种族主义倾向性，被广泛认为是美国警方对黑人施暴的主要因素，就像在“克里彻”案中，谢尔比警官是否是种族主义者被外界高度关注。但这真的是正确，或者说是唯一的理解方式吗？

· 左：特伦斯·克里彻；右：贝蒂·谢尔比

隐性社会歧视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马扎林·巴纳吉认为，对一个人种族偏见程度的测量实际上非常困难，“你不可能问某人，‘你是否同意黑人很懒惰’，被访者只会拒绝回答”。

除了政治正确导致美国社会排斥公开讨论偏见问题外，另一个更大的困难在于，偏见往往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根本意识不到他们存有偏见。

“也许有些偏见是不自知的，我们被驱使以某种方式行事，不是因为我们有偏见，而是成长的环境文化在我们脑中留下了某种‘钢印’。”

为了探究这一“钢印”，巴纳吉教授团队开发出一套测试系统，她将其命名为“隐性关联测试”，英文简写为“IAT”。IAT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基于人们在脑中如何对事物进行关联。

“举例而言，当你说锤子的时候，我们的脑子会做出特定领域的联想，而这些联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IAT测试包含两组人物卡片——一组黑人面容和一组白人面容，以及两组关键词卡片——一组是美好的事物，如“友好”、“和平”、“快乐”等，另一组是邪恶的事物，如“恶心”、“恐怖”、“讨厌”等。

四组卡片洗牌混合，测试者首先被要求将黑人面容卡片和邪恶关键词卡片分成一组，然后再将白人面容卡片和善良关键词卡片分成另一组。

研究显示，上述分类对于美国测试者而言，毫无难度。但随后，测试者被要求将黑人面容卡片和善良关键词卡片分成一组，并将白人面容卡片和邪恶关键词卡片分成一组。

巴纳吉教授发现，美国测试者在第二轮的分类速度明显下降。她认为，此轮的联想方式并不符合人们脑中的下意识反应，“测试者不得不运用有意识的控制来进行分类”。

令巴纳吉教授沮丧的是，IAT测试显示她本人也具有相当高程度的“偏见指数”，“我的脑子就是无法像关联白人和美好事物那样，将黑人和美好事物进行关联”。

但她表示，与其认为是IAT测试有问题，“我宁愿认为是我脑子有问题”。

· “隐性关联测试(IAT)”截图

令人担忧的测试结果

与此同时，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教授约书亚·科雷尔也开发出对偏见进行量化测试的方式。科雷尔团队设计了一个电子游戏，背景屏幕上会一张一张快速切换不同白人或黑人的图像，他们手中随机拿着不同的物件，如手机、可乐罐、钱包，以及手枪。

测试者被告知，如果注意到屏幕上的人物持枪，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必须开枪，除此之外则需喊出“不要开枪”，然后他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

结果显示，受测者在面对无枪人物时，对白人更快喊出“不要开枪”；而他们面对持枪人物时，对黑人更快扣动扳机，也更容易造成错误开火。

但有意思的是，上述受测者并不是3K党成员，他们只是普通美国人，且无一人在生活中表现出对黑人的明显敌意。

科雷尔表示，这一结果令他感到担忧，“这些人不是伪君子，他们在各方面对黑人都没有意见，但是测试数据非常清楚地显示，普通美国人更容易将黑人视作威胁，并直接开枪射击”。

· 测试者明显需要更多时间判断黑人无威胁，也更容易对黑人错误射击

社会的堕落

麦吉尔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埃里克•赫曼更进一步，将IAT与美国警方对致命武力的使用进行了联系。

借助公开数据库，赫曼建立了所谓警方“正当杀人”的全国性分布图，并标出了所有非裔死亡不符合当地人口比例的区域。

随后赫曼进行了大范围的IAT测试，测试者虽然是匿名进行，但被要求告知族裔和居住区域，以及是否为警察。经过对数百万人的数据整合，他建立了一个“美国社会隐性歧视分布图”。

而对比上述两个分布图，赫曼发现，凡是存在较高隐性歧视的社区，当地非裔被警察击杀的数量会高于其人口占比。换言之，当一个区域的隐性歧视高于社会平均值，当地警方对非裔居民施加致命武力的可能性也高于平均值。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受测者中仅有极少数为警察，但测试结果却很好地预测了警察的行为。

一种解释是，美国警察的个体意识受到社区集体意识的影响——毕竟警员也是某个区域社群的一部分；而在电光火石、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社会文化隐性歧视的“钢印”会无意识地形成警察对于致命武力的最终抉择。

悲剧或许直接由个体产生，但真正要负责的是美国社会整体。

发明IAT的巴纳吉教授强调，人们不应忘记，个体的思维受限于社会文化的“钢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例证是，IAT测试发现，美国社会的隐性歧视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就连非裔美国人自身都表现出对其他非裔美国人的隐性歧视；而在对非裔的误杀案例中，黑人警察相较于白人警察，也未表现出有实质不同的克制。

因此，美国当前的种族主义问题与其说是某些极端个体的“仇恨罪”，不如说这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具有种族主义偏见的社会，其堕落的文化孕育了堕落的警察个体，而不是警察个体的变异带来了社会的堕落。

自诩为人类文明之光的美国不可能承认这一点，而政治正确运动扩大化也让其无法承认这一点：白人可以支持黑人打倒其他白人，但断不可能自己跪倒在黑人面前接受暴力的批判，更何况连黑人自己都还在歧视黑人，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内战吗？

因此，无论是2016年的“克里彻”案，还是2020年的“弗洛伊德”案，美国社会只会关注涉事的具体人员，媒体普遍认为“警察的堕落”就是问题的渊源所在，只会高喊“清退坏警察”，最多也就是“解散警队”。

正如巴纳吉教授所言，除非彻底破除根深蒂固的美国社会文化隐性歧视的“钢印”，否则一切都是徒劳，“弗洛伊德”案不会是最后的悲剧，塔尔萨大屠杀的再现也并非不可想象。

· 学生手上拿着的牌子写着：没有黑脸的位置了

集体，而非个体

更讽刺的还在后面，科雷尔的电子游戏测试发现，面对无武装的人物高喊“不要开枪”时，美国警察所呈现出的偏见程度和其他测试者在同一水平；

而在需要做出开枪决定时，警察并没有表现出外界所预期的偏见程度。

“警察实际上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更容易对黑人开枪”，科雷尔表示，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任何一国的警察对于使用致命武力都经过了缜密的培训，因此能有意识地通过特定步骤克服无意识的偏见。

但在真实世界中，警察的确会“犯错”，也许那是因为有意识的控制并非无限，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睡眠。科雷尔发现，被剥夺睡眠的警员更容易在射击时表现出种族主义偏见。

此外，科雷尔的电子游戏测试是在完全放松的环境下进行的，而美国警员所面临的真实环境往往更为凶险且令人高度紧张。也许对于谢尔比警官而言，她在与克里彻对峙时的压力抵消了她克服隐性社会歧视所做出的努力，而这种压力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文化隐性歧视的“钢印”。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与其长篇累牍地对警察进行“反种族主义教育”，不如给他们更充分的休息，然后设计更为缜密的开枪前步骤，让他们在扣动扳机前能有多半秒时间仔细思考，为有意识地对抗隐性社会歧视创造窗口。

不过，个体有意识地克服“钢印”终归是有限度的，关键还需要集体的共同努力。然而在不断的种族分化和保守主义趋势下，留给美国社会的时间不多了。

写在最后

外交学院国关教授施展曾言，其他国家或许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反思，不是把精力放在抨击它们身上，而是反思自己能否做得更好。

作为汉民族占绝对多数的“单一民族国家”，在中国，种族主义问题鲜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人在文化上不具备某种意义上的“隐性社会偏见钢印”，而这种“钢印”更多地体现在阶层、地域以及性别歧视上。

投资不过山海关？穷山恶水出刁民？广东人什么都吃？

更可怕的是，其中某些“钢印”被堂而皇之地以制度或惯例确立下来：不合理的加分政策、招聘时要求女性签署不育协议，更不要说蔚然成风的社畜“福报”。

讽刺、挖苦，不是不可以，但不应该是全部；看完美国的事件之后，或许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反思，而不是继续像美国一样，追着出格个体不放，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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