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南：“永恒反对党”逻辑不变 香港反对派会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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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如何看待黎智英被捕一事上香港舆论所呈现的分裂？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我认为，因黎智英被捕，香港社会舆论所呈现的分裂表明：国安法落地之后，虽然“修例风波”彻底平息有望，但香港社会对抗的氛围、撕裂的民意尚未消除，距离拨乱反正仍有不小的距离，还需要长时间地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

据有关统计，黎智英被捕当天，在社交网络Facebook上检索“黎智英”可得数百条贴文，其中不在少数对黎智英被捕表达了“非支持”的取态。熟悉香港政情的人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从一开始，黎智英打出的旗号就是所谓“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在欧美民粹主义影响之下，这一旗号在香港社会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一些人不在乎或者故意回避黎智英在此旗号之下勾结国外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所作所为。在爱国爱港人士看来，黎智英的问题，不是什么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无论港府、警方，还是中央政府如何澄清和就有关司法内容与程序进行解释，在捂住耳朵和眼睛的那部分港人面前，也都毫无意义。在反对派和部分港媒常年刻意的渲染下，所谓“抗中”、“拒中”情绪遍地开花，最终导致部分港人，尤其是年轻人，仿佛生活在一个平行时空之中。

我们说，要有霹雳手段，也要有菩萨心肠。国安法立威，逮捕黎智英，彰显法治，这是不得已而用之；对于更广大的中间派港人，还是要以耐心和理解，让他们意识到国安法只是针对极少数乱港者、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对于港人而言，持续近一年的“修例风波”好比一场台风，所过之处，满目疮痍。在更加根本的社会问题被解决之前，很多人不过是从一种不满变成了另一种不满，香港整体对抗的社会氛围的根本性变化，还有待于港府通过更精准、更有效的施政来真正“纾困解难”，有待于时间。

直新闻：如何看待激进泛民鼓吹全体立法会议员“总辞”？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我认为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总辞”将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有二。

其一，“总辞”本质上是反对派内部“激进派”对所谓“传统派”的裹挟，但在人大常委会有关延任的决议出台之后，反对派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传统派”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这里我们首先要注意到，在8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有关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包括此前被DQ的4名反对派议员在内——全体延任的决定之后，反对派中有关“总辞”的呼声主要集中于所谓的“抗争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激进泛民”。而这些人大部分是“区议员”，并无立法会议席。在这些人的逻辑里，无论香港立法会如何过渡，传统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只要参与，就要被打上“投降派”的标签，就是所谓的缺乏“抗争意志”。

其二，所谓的“总辞”对于反对派的立法会议员而言，嘴上说说也许容易，但实际行动恐怕很难。如果真的“总辞”，那就意味着摆明态度与港府全面对抗，孤注一掷，结果必然是“总辞”偷鸡不成蚀把米，重演一遍“落车”1997年临时立法会，反而导致反对派再次被边缘化。事实上，“总辞”方案在传统反对派阵营中从来就不是受欢迎的选择，2017年7月，罗冠聪、梁国雄等4人因辱华宣誓案被褫夺议席后，偏激进的反对派议员曾提议全体“总辞”，就被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狠批“提倡‘总辞’者都是鬼”。

值得一提的是，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在香港社会普遍被打趣为“笋工”，也就是工作轻松、待遇又好的优差。据港媒报道，立法会议员基本月薪10万港币，实报实销津贴又有20多万，月入超过30万港币。而反对派议员经常以“抗争”为名，动不动就离席缺会，工资却还照发。为了保住这样的超级“笋工”，反对派先前宁肯放弃所谓“抗争”，被讥讽为“跪着也要入闸”；如今已经到手至少又一年的席位，又怎么会肯主动“总辞”拱手让人？

直新闻：香港反对派应该如何走出当前的政治困局?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我个人认为，香港反对派最大的困局就是将自己定义为“永恒反对党”，这本身就是荒谬之极的，最终是死路一条。

首先，反对党相对于执政党，两者之间的对抗，可谓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标配”；不同党派的分野，通常是以议题为区分，在施政纲领上划为“保守”或是“自由”。举例而言，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加税还是减税，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以及是否允许堕胎等。这本身也是在间接民主走向复杂化和专业化后，让选民能够快速辨别以及做出决定的必然发展方向。

在香港的政治架构中，不同党派大致划分为“建制阵营”与“泛民主派别”，然而两者之间并不是以议题进行区分，而是以对中央政府的态度进行区隔。事实上，长期以来，香港反对派就是以中央政府的“挑战者”为形象，出现于香港社会，甚至在诸多问题上幻想改变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永恒反对党”的逻辑，本质上浓缩了部分港人对于“一国两制”有意无意的误解。香港从来不是什么联邦之下的自治领，更不是什么独立的政治实体，香港特区的一切政治权力来自于中央授权，因此相关权力如果被应用于拒绝承认中央政权，甚至是要求推翻现行体制，注定会是死路一条。

某种意义上，香港的反对派也是记吃不记打，当前的临时立法会也好，“总辞”也好，其实历史上都出现过，但他们似乎忘记了教训。1995年，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新九组”方案，改变香港立法局现状，引起中方强烈不满，最终令立法局议员1997年回归“直通车”安排失败。中方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而反对派因不满临时立法会的有关安排，大部宣布进行抵制。此举导致反对派在香港回归后的政治蓝图中，迅速被边缘化，以至于此后长期在立法会内沦为少数派。

我认为，疫情之后，香港经济百废待兴；而国安法落地，也让香港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未来一年临时立法会的价值和重要性，不可小觑。而香港反对派能否借此机会寻找到自己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位置所在，关键的抉择在于，香港反对派，究竟是要成为“治理型的反对党”，还是“造反型的反对党”。按照阎小骏博士的解释，治理型的反对党就是要承认中央政府的主权与治权，在既定的政治秩序内，改善本地治理，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而造反型的反对党则是以挑战和反对现有政治秩序为目的，以推翻政权为己任，阻挠甚至破坏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权威。这样的反对党在香港不仅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碰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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